| 标题 | 萧军《八月的乡村》在美国的传播 |
| 范文 | 郑朝然 《八月的乡村》是较早被译为英文且在美国取得一定传播效果的中国近现代长篇小说。这部作品以“二战”为背景，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太平洋战场上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故事。1934年，萧军完成了小说《八月的乡村》的创作，署名田军。小说一经发表就在文坛引起轰動，很快被翻译为英、俄、德、挪威、瑞典等语言并在多国出版发行。其中，英文全译本《八月的乡村》由译者伊万·金（Evan King）翻译，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作序推荐，于1942年在美国出版发行，并获得很高的评价。 一、《八月的乡村》在美国的馆藏情况 图书馆的馆藏是衡量一本图书思想文化价值的重要标尺，因此，《八月的乡村》的中文原本和英文译本在美国图书馆的收藏数据可以从一定角度上说明这部作品在美国的传播情况。OCLC（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即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可提供文献信息检索服务，通过检索本部小说相关数据，可分析《八月的乡村》在美国的影响力。 （一）英文全译本的馆藏状况 英文全译本《八月的乡村》在美国传播状况良好。据OCLC数据统计，《八月的乡村》在美国出版四次，其中三次集中于“二战”期间，且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呈依次递增的趋势。《八月的乡村》在美国首次出版于1942年，出版社为纽约史密斯·达雷尔出版社（Smith & Durrell），作者名为田军（Tien Chün）。该版本图书在美国的传播范围较广，美国的50个州中有47个州共计215家图书馆馆藏了这部作品。从图书馆类型看，大学图书馆和社区大学图书馆所占比例达到90%，而其余10%则为公共图书馆。在47个州/市中，馆藏图书馆数量最多的是加利福尼亚州，有27家，紧随其后，纽约市和俄亥俄州均有18家，宾夕法尼亚州16家，伊利诺州10家，马萨诸塞州8家，康涅狄格州8家。这些州几乎涵盖了美国西部、中部和东部发展较为繁荣的地区。因此，这些数据说明《八月的乡村》在美传播有一定广度。 1943年，《八月的乡村》英译本再次由美国克利夫兰市的世界出版公司（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OCLC数据表明，美国只有三家图书馆拥有馆藏且提供在线阅读服务，馆藏范围虽不如前一年，但是第二年的再版也说明这部作品在美国市场的受欢迎程度。 1944年，美国克利夫兰市的世界出版公司再版《八月的乡村》，在初版图书已经打开美国市场的情况下，该版本图书进一步深入传播。美国31个州共计59家图书馆收藏了本书，其中47家图书馆系首次收藏本书，占总数的80%，重复收藏率达到20%，这些数据表明，这部作品的图书馆馆藏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 1974年，美国康涅狄格州的格林伍德出版社（Greenwood Press）再版《八月的乡村》，时隔三十年，这部作品在美国仍有一定影响力，从传播状况来看，无论是广度和深度都有新的延伸。数据显示，美国30个州共计67家图书馆馆藏有本版图书，其中56家图书馆系首次收藏本书，占比84%，重复收藏率为16%，在新增的图书馆中，大学图书馆占82%，公共图书馆的比例则从1944年的12%提升到18%，这项数据从侧面表明，这部小说在传播过程中突破了专业研究范畴，向大众读者深入传播。 （二）中文版在美国的馆藏状况 中文版《八月的乡村》在美国也取得一定传播效果。1936年，《八月的乡村》在经历了1935年受政治环境影响的“非法出版”后，由上海奴隶社正式出版。全世界共有四家图书馆拥有馆藏并提供在线阅读服务，其中美国占一家。 初版后的数十年间，中文本《八月的乡村》陆续经历了数十次再版，以下几种版本在美国达到一定收藏量，较之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明显优势。1949年，上海的作家书屋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世界上共有11家（不含中国，下同）图书馆馆藏有该版书籍，其中美国有八家。1954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但做了大量的修改，全世界共有16家图书馆馆藏有此书，其中美国有14家。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了《八月的乡村》，全世界有五家图书馆馆藏本书，其中美国有四家大学图书馆收藏了本书。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月的乡村》，本书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系列丛书”之一，美国有11家图书馆收藏了此书并提供在线阅读服务。 由于《八月的乡村》所带有的“抗战”“红色”等积极意义，本部作品在国内频繁再版，且被选编入不同的书系。除了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的作家书屋，东北、山西、广州的出版社也积极再版萧军的作品。这些中文本《八月的乡村》被陆续收藏于美国的图书馆中，这说明本书在美国的影响力不仅仅存续于抗战期间，其关注度随着时间推移虽有所回落，但并未消失。 二、《八月的乡村》在美国的评价 JSTOR（Journal Storage）是美国一个对西文过刊进行数字化处理的数据库，检索结果显示，数据库中有七篇与小说《八月的乡村》相关的文章，其中两篇是专业书评，五篇是图书推荐。从内容上看，两篇书评都肯定和赞扬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肯定了人民的觉醒和反抗。在1943年2月《远东季刊》中，书评家海伦·金里奇·库尔格伦（Helen Gingrich Kullgren）在书评中写到：“这本书呈现出一种崭新的中国精神，中国人民重燃心中的火焰，找回抗日的力量和勇气，即使付出的代价是全民性的流离失所和死亡。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大地上满目疮痍，但普通民众的精神力量却迅速传播，直到现在，《八月的乡村》仍在为解放全中国奔走呼号。书中的主角是普通人民大众，几百年来，他们为主流所忽视，却最终成长为这个国家的坚固堡垒。” ① 在1942年9月《太平洋事务》中，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的学者布利斯敦（Preston Schoyer）认为，“这本书明确了两个事实，这两个事实经常湮没于当时的抗争浪潮中。其一，中国的反抗是人民的反抗，这是人民的愿望也是形势所迫，人民的反抗促使当局正面抗战，加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其二，这场战争不仅反抗日本侵略者，也反抗一群卖国贼，是他们将中国出卖给了日本。正是这些吃苦耐劳的农民，在东北沦陷区中成长为革命战士，他们是整个故事的中心。这些农民虽然无知且怀有偏见，鲁莽且缺乏训练，但是他们都是英雄人物，他们是整个中国的觉醒者。”② 在中国知网中，以“八月的乡村”为主题的论文共计33篇，其中80%以上的文章均提及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同上述两篇书评所表达的观点一致，国内相关研究也认为《八月的乡村》的主题是“人民的反抗”。这些文章指出，农民阶级、工人阶级、小知识分子和国际主义战士都是革命军的一员，他们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下逐渐觉醒，最终蜕变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其中，农民阶级的思想斗争尤为曲折，面对生存困境，他们努力克服自身的狭隘思想，积极投身于抗战的洪流中。 其二，中国人民的反抗具有国际影响力。布利斯敦认为，在中国，这部作品拥有大批读者，特别是军人、学生，且取得了重大历史、社会影响力。“这些淳朴善良、热爱自由的农民，就像列克星敦市的农民一样，他们唱着：不经历痛苦就不会成功，不流血就不会摆脱做奴隶的命运……他们不只为自己的祖国歌唱，也为全体人类而歌唱。”海伦·金里奇·库尔格伦也认为：“《八月的乡村》是一个暖心的故事，富有地方色彩，细致刻画了觉醒的中国人对人类自身的超越，他们在反抗中得到了回声。”与之相比，国内对于《八月的乡村》的研究则突出了政治因素和红色思想，这是因为《八月的乡村》被公认为是左翼文学的代表。在知网的33篇论文中，有五篇集中梳理了作品中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反抗侵略、最终取得胜利的线索。这些研究认为，小说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作者将“红旗”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象征，指明“人民的反抗”始终有正确的思想引导。 其三，立体化的人物描写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布利斯敦认为：“这些反抗者可以分为两类：革命者和反革命者。这反映了当时人民大众的心理，一部分人已经觉醒，但另一部分人仍昏昏沉沉。”海伦·金里奇·库尔格伦认为：“田军笔下的人物形象保持了人的自然天性，人物描写更加立体化，这种写法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不同于两篇书评的简略勾勒，国内相关论文认为，小说的人物塑造注重英雄叙事和成长叙事，在从普通民众到革命战士的蜕变过程中，小说中的人物经历了严酷的生存困境和复杂的思想斗争，这个过程体现了革命战士难能可贵的革命质量。 在图书推荐部分，五篇书目推荐类文章对《八月的乡村》评价都很高，这部作品不仅作为了解中国的窗口而成为中学生的阅读书目，还被推荐给大众读者，这从侧面说明本书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著有《远东国际关系史》的学者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在《政治评论》杂志中发表了文章《远东的小说和现实》，其中提到了《八月的乡村》英译本经历了从斯诺的节译到伊万·金的全译的过程，简明介绍了斯诺对本书的推荐以及序言中对小说的赞誉。宓亨利认为，“《八月的乡村》是一部优秀的作品”，“学习比较文学的学生，或者喜欢看战争小说的读者都不可错过这部作品”。③纽约公立图书馆馆长艾立森（Alison B. Alessios）在极具影响力的主流杂志《美国图书馆协会通报》中发表了《以书籍了解中国》一文，文中将《八月的乡村》列为“中国文学故事”部分的必读书目，认为“这本小说在中国很有影响力”。④美国国会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哈利（Harry A. Dominch）在著名的英文学习类杂志《英语杂志》中发表《英语课堂的中国文学书籍推荐》，⑤他将《八月的乡村》列为中学生需要阅读的书目。此外，《八月的乡村》还在1942年的6月和10月连续登上《英语杂志》⑥和《政治评论》⑦两本杂志，成为杂志当期的新书推荐对象。 三、《八月的乡村》在美传播的原因分析 综上所述，《八月的乡村》在美国获得了一定的传播效果，其成功背后，体现了诸多现实性因素，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传递的“共同价值观”。“共同价值观”要求文学作品表现普遍人性，也要呈现出作品独特的文学价值观。⑧小说的思想深度一旦内化于文学，文学就有了魅力，也有了力量。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八月的乡村》所描写的中国抗战故事与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浪潮相合，因此，登陆美国的英译本《八月的乡村》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同时，《八月的乡村》描写了中国普通民众的觉醒与反抗，他们所面临的外族侵略、政治压迫、土地剥削等问题正是人类普遍生存处境的一个缩影，这种普遍人性的主题更易得到外籍读者的共鸣。 其二，强有力的推荐人。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途径有两条，一是“送”，二是“拿”，而其中“拿来主义”更符合文学输出的本质，这说明外方对中国文学已有一定内在需求。作为《八月的乡村》在美传播的代言人，“埃德加·斯诺”的标签显然已经成功打印在这本书上。埃德加·斯诺是美国著名记者，是西方关于红色中国以及中国革命话语权威之一，他在《八月的乡村》序言中写到，这部小说是一部足以与《汤姆叔叔的小屋》《悲惨世界》《堂吉诃德》相提并论的作品，是理解中国抗战的一把钥匙。正是因为有权威人士的大力推荐，小说《八月的乡村》才得以在美国顺利传播。此外，葛浩文是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他读的第一本中国小说就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他深入研究了萧军及其作品，并在美国推介，这些都成为萧军的作品经久不衰的原因。 其三，外籍译者的优势。国外翻译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更易为国外读者所接受，因为外国翻译家对译入国家读者的用语习惯、文字偏好、审美品味等方面的把握更具优势。⑨译者伊万·金是一位美国外交官，熟知中国文化，他于1945年“二战”结束之际翻译了老舍的《骆驼祥子》（Rickshaw Boy），而在此之前，伊万·金就已翻译并出版了《八月的乡村》。与《骆驼祥子》采用的翻译策略一致，伊万·金将小说《八月的乡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刪减、改写，同时采用“去政治化”的翻译方法，淡化意识形态色彩，以适应美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趣味，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 小说《八月的乡村》在美国的传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从美国图书馆的馆藏量和书评角度看，这部小说在美国的传播已超出了专业圈子的范围，进入了美国主流文化和图书市场。因此，《八月的乡村》在美国传播过程中所体现的积极意义仍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①Helen Gingrich Kullgren， “Book Reviews”，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2， No. 2 （Feb.， 1943）， pp. 219-221. ②Preston Schoyer， “Book Reviews”， Pacific Affairs， Vol. 15， No. 3 （Sep.， 1942）， pp. 374-375. ③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Fiction and Fact concerning the Far Eas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5， No. 2 （Apr.， 1943）， pp. 250-259. ④Alison B. Alessios， “Understanding China through Books”， ALA Bulletin， Vol. 38， No. 1 （Jan.， 1944）， pp. 6-10. ⑤Harry A. Dominch， “Chinese Literature for the English Classroom”， The English Journal， Vol. 32， No. 1 （Jan.， 1943）， pp. 19-26. ⑥The English Journal， Vol. 31， No. 6 （Jun.， 1942）， pp. 516-522. ⑦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 No. 4 （Oct.， 1942）， pp. 524-525. ⑧姚建彬：《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 ⑨姚建彬：《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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