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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对外阐述“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若干思考

范文

齐冰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中国的发展经验和贡献也成为国内外争相热议的话题。官方话语中的“中国道路”指代的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道路”在中国文化中，是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自然形态。“中国道路”既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对外阐述好“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尤为重要。

一、对外阐述“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逻辑前提

第一，首先要承认“中国道路”是成功的，如果认为“中国道路”失败的话则无需谈论世界意义了。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上承认“中国道路”成功的人数也在逐步增加。2018年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中美博弈之年”，中美之间是否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经常被讨论。这些争论本身既是对中国崛起之后的担心，同时也变相承认了“中国道路”成功。

第二，“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阐释，成功的因素是否可以复制。比如德国学者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复制，“因为其他的国家没有一个具有中国特殊历史和特征的共产党……当人们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之时，中国的经验是一个永恒的问号”。①

第三，看好中国的未来，认为“中国道路”的未来是前景光明的。如果认为“中国道路”虽然目前成功，但是前景堪忧，那么探讨其世界意义恐怕也意义不大。十九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外媒体出现了舆论评价的逆转，“唱衰中国”的声音又有所回升。

第四，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其中必然包裹着价值内核，从而也影响着“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研究的走向。从对外宣传来看，要构建“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并不能依靠单一的概念范畴，世界意义的阐述是其中重要一环。当前，国外学界对于“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研究兴趣浓厚，研究成果也颇丰。然而，“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不同，导致国外“中国道路”世界意义的研究观点同国内大相径庭。

所有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一旦谈及“意义”都会涉及基本问题——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范畴，是否具体某一“道路”均具有“中国特色”？世上的道路没有重复的，因此道路天然具有独特性。但探讨“意义”却是具有普遍性价值的。两者之间的张力显而易见，这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须解决好历史道路的特殊性与世界意义的普遍性之间的张力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②“四个讲清楚”无疑是习总书记胸怀大局的宣传工作战略部署，讲清楚“中国道路”的自身特点也是应有之义。然而，落实到宣传工作的实践当中，在国内宣传和对外阐释上是各种侧重的。讲好中国故事，讲清楚“中国道路”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要讲给世界听，就绝非易事。在对外宣传上，“中国道路”的阐释重点更多是放在当下，尤其是描绘“中国道路”的轮廓和布局上。

一般而言，阐述“中国道路”是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着手的，即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生态文明。这五个要素体现的就是“中国特色”。而“中国特色”并非只限于总体布局。在涉及其他具体发展道路时，“中国特色”也屡屡被提及。党的十七大后，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主創新道路、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也陆续提出了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现代化、中国特色网络强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特色扶贫开放等。这些“中国特色”无疑都是“中国道路”的具体组成。但是，除了上述提及的“中国特色”的具体发展道路是否仍有其他呢？如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命题之下，所有的具体命题是否都需带有“中国特色”的字眼来概括其特殊性特征呢？实际上，太多的“中国特色”表述容易导致概念的泛化，从而导致“中国特色”变成一个筐。这一点可以从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研究中找出印证。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角度来看，过多强调“中国特色”并不利于对外传播。

从当前国外研究来看，这些成果的共性之处在于“中国道路”的本质理解上，“社会主义”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两种制度之间的竞争，时至今日也远未结束。承认“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恐怕是西方国家学者极力否认的。因为有些学者认为承认中国社会主义的成功，等于变相承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失败。热衷讨论“中国道路”的意义多始于对中国经济发展奇迹的追问，从经济发展角度的研究成果，多将“中国道路”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裙带资本主义”，甚至是“新自由主义”。从历史文化传统来看，“中国道路”的成功也经常被置于“东亚奇迹”的普遍场景之中，所以将“中国道路”扣上“威权主义”的帽子也从未间断，甚至“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威权政治体制，而是一种独特的模式。如果说它是威权体制，那是因为政府的权威不是来自多数规则。但是，中国政治嵌入在悠久的文化中，具有一个强大的伦理基础：天人合一的基本观点”。③而这种社会形态既非资本主义，又非社会主义。这一观点也曾在历史中出现过，华人学者黄仁宇、钱穆等人始终认为中国有自成一体的发展脉络，并非马克思主义基本社会形态说所能详尽。

（上述“五种观点”如下图所示：黄色框体部分为国内学界对于中国道路的理解；蓝色部分左列为国外学界对中国道路的概括性观点，右列则是这个观点对应的“普遍性”场景）

究其原因，其一，在于当前国际社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不尽相同，所以话语上也必然有偏差。将“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维定式，在如今也依然存在，这就使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其二，西方看待中国也存在某种心理投射，仿佛“佛心自现”的效应。在看待“中国道路”的问题上，仍然存在自认为“普世”的惯性思维，但实质上源于对中国崛起的担心，“理解中国战略意图的一个重要变量是政体类型或者说政治体系。”④ 而西方学者经常将焦点放在中国的政体类型上，而并非基本的制度安排上。也正因如此，一些学者才断定“中国道路”的未来也会发生“民主化转型”，因东亚其他国家皆如此。其三，国内学界对“中国道路”的阐释力仍有不足，从而使得在传播上产生了更大的误解和偏差。从目前中国外宣的反馈来看，这种情况是存在的，而且有时成了“越描越黑”，甚至陷入“白马非马”的悖论。我们越是强调“中国道路”的特殊性，国际上就越担心中国搞特殊。比如，中国媒体所提的“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在西方看来，即是中国要打破现有的国际秩序和规则，所以逻辑上是将“特殊”“独特”简单化，等同于“例外”。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从“中国独特论”谈及了“中国例外论”。他认为，“在中国，例外论体现为中国不对外输出观念，而是欢迎他人前来学习”。但“不输出观念”并不意味着就能赢得信任，恰恰相反，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不输出制度”，其实意味着更多不确定性。面对中国的崛起，他们依然忧心忡忡。

三、须着力回应“中国背离论”

毋庸多言，从区域性、文化立场而言，所有国家的发展道路都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道路”的“独特性”体现在三个层面。习近平总书记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讲话时提到，“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⑤东亚地区学者对于这些“独特性”特征理解与中国官方更接近。比如日本学者天儿慧、韩国学者吴日焕将其概括为中国“地域的独特性”，包括结构性特征（即那些难以改变的要素）、以及基层结构四种大规模性（包括领土、人口、思想、权力等）、以及结构上的断层。⑥因为同属儒家文明圈，东亚学者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文化基因有着更多的关注。而西方学者往往将“中国道路”的“独特论”看作是一种“异质性”或“变异性”。

笔者将此类观点归纳为“中国背离论”。其具体观点为：第一，中国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意识形态背离马克思主义；第二，中国在社会制度上脱离社会主义；第三，在对外关系中背离现有的世界秩序。当前，“中国背离论”未引起理论界足够的关注，自然也鲜有理论上的回应。如今随着“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中国背离论”的声音在第三世界国家也并未完全消失。所以，某些场合，我国仍可能陷入被动、孤立无援的局面。而要应对“中国背离论”，必须强调“中国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样的表述也可看作是面对种种“背离论”质疑的回答。

放眼世界，似乎多数国家都曾在国运上升之初着重阐述过自身的独特性。英国的“光荣孤立”传统就来自对自身“独特性”的认定。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提出“美国例外论”，他认为，“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个例外”。日本学者冈仓天心的核心观点就是“日本特殊论”，因为日本文明是亚洲文明复杂性的统一。长久以来，俄罗斯也有认为自己独特的思想传统。换而言之，处在国力日趋强盛阶段的国家，均需要强调“独特性”的自我确证从而继续发展，待在强大之后，着力强调自身发展的“普遍性”从而获得更多认同，进而掌握话语权。从以往的大国崛起经验来看，多线叙事的阐述发展意义的“普遍性”“共同點”，是优于单线叙事的阐述历史进程的“独特性”“特殊性”的。

新时代的中国正处在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之中，也处在从强调“中国特色”转向探索“世界意义”的历史方位之中。阐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关键一环”，而世界意义的阐述则是一项久久为功的事业。这一过程中，任何的妄自尊大、用力过猛，都会加重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崛起”的反作用力。实事求是来讲，我们仍“在路上”，“中国道路”在未来有多少吸引力，在何种层面探讨“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都取决于当下中国的发展。对外阐述好世界意义，则需要在话题设置上下足功夫。“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提出的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中国方案”的价值内核就是习总书记屡屡提及的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也早已提供了“价值客体”。当人类面对自然界、面对自身后代之时，既存在共同利益，也有着具体的共同话题。话题设置应围绕于此展开，方能阐述好“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意义。总而言之，“中国道路”的讨论是始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成就，而对外阐述其世界意义时，则需要忠于“共同价值”，而融入“共同话题”。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课题，2018年北京体育大学科研平台课题，编号为2018PT013）

「注释」

①塞巴斯蒂安·海尔曼：《其他国家无法重复中国模式，因为没有中共》，http：// www.guancha.cn/hanbotian/2017_02_24_395781.shtml，观察者网站 2017年2月24日。

②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页。

③[法]白果，米歇尔.阿格列塔：《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04-305页。

④[澳]潘成鑫：《国际政治中的知识、欲望与权力：中国崛起的西方叙事》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⑤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4月2日第2版。

⑥[日]天儿慧、[韩]吴日焕：《地域研究与现代中国研究》，《国外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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