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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规模经营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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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四川、重庆2省市样本村数据，采用SUPER-SBM-DEA模型测算了社会化服务水平对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产生的影响效率值，通过对非有效样本村实证结果数据分析得出合作经济组织数目较多，但农民参与度普遍不高，且社会化服务对当地产业发展的带动性不强等问题。鉴于此，本文认为提升政府监督职能、加大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和提高“软环境”条件、构建普惠性金融信贷服务体系能够完善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业的规模经营。

关键词：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业规模经营;SUPER-SBM-DEA模型

中图分类号：S-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54/j.nyyjs.20190715071

引言

改革开放40a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建设成绩斐然。通过市场改革和对外开放为现代化农业体系建立了坚实的基础，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益，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增加了农民收入[1]。但同时应清晰意识到囿于历史、制度等多方面原因，在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过程中，农业生产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譬如政府在大规模推行农地规模经营时候，忽略了小规模农户经营与市场不衔接造成我国粮食生产中几乎不存在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2]，这种“不衔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农业社会化发展滞后于农地规模经营。因此，完善土地经营基本保障、建立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对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存在一定影响。

我国早期学者就通过对发达国家先进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进行研究，提出推行农业社会化服务是解决我国粗放、分散式农业的有效办法[3]。21世纪以来，学术界更是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视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加快培育各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化组织可以促進规模经营的发展[4]。由此，国内学术界出现了大量对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研究，其中被学者津津乐道的议题之一即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的效率问题，对此，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进行过测度。韩苗苗（2013）等通过全国面板数据测评得出1999—2009年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总体水平是呈现上升趋势，且得到了飞速发展[5]。姜松等（2016）从不同社会化服务类型出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灌溉服务、机耕服务、防病虫害服务和种植规划服务都已经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6]。李静等（2018）利用样本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估计了土地托管的推进显著抑制了非效率投资，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7]。杨彩艳等（2018）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得到长江中游四省农户的生产效率存在显著差异，且效率水平普遍低下[8]。

综上，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户由于受自身能力的限制，需要通过外界提供的农业服务来维持生产经营，但我国“小农经济”仍占农业主导地位，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是否有效推进了适度规模经营，切实对农村社会、产业、经济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此已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支撑，但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现有文献大多偏向从农户视角出发，对细分出来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各项目的需求和效率进行评价，极少将社会化服务水平看成主体来考察其对乡村综合发展的影响;多数分析农业社会化服务效率的实证研究使用生产函数的投入产出，研究的结果侧重于考察粮食生产的规模报酬情况，缺少将社会化服务对社会、经济、产业等各方面多层次的影响进行研究;目前国内研究大多数以平原地区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为研究对象，针对地少人多、土地零碎的西南地区的调查分析偏少。因此，本文根据课题调研，采用了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样本数据，分析了在社会化服务发展水平上具有偏差的农业生产村落，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实施发展是否对乡村的农业产出、经济收入、生活条件产生了适度规模效应，并运用SBM-DEA实证测度社会化服务各投入要素与产出要素效率值，继而得出相应的结论。

1 农业社会化服务对适度规模经营影响理论分析

经过40a制度的不断改革与演进，我国已然形成自有的一套赋有组织逻辑的农业生产规模系统。但是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不断推进，出现了“季节性农作”[KG-*9]（如兼业化、候鸟式迁徙）与“非经济作业”（如土地撂荒、粗耕粗种）现象，在此背景下家庭联产承包制逐渐淡化了追求农业生产最大经济利润的目的。因此，农业资源的再组织化是现如今社会背景下不可避免的，这也就为大量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出现赋予了科学逻辑与现实意义。

农业规模经营是指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设备、经营管理、信息等）的最优组合和有效运行，具体表现为一种效应，即一定的投入是否能带来相应的产出。本文分别以社会效益、产业效益、经济效益是否得以优化与有效运行来考量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对规模经营的影响效应。

1.1 社会效益

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组织，可通过土地被集中整理、统一耕作销售等方式实现了土地的规模化与标准化生产。这样农户从农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收入较之以前有增无减;农民存在完全脱离劳动生产环节的可能性，这对于多方利益相关者来说无疑是一次改进，改进的结果于整个社会而言从下面2个方面产生有利的影响：能有效规避“兼业化”难题。当兼业农民的非农收入一旦占据主要地位时，他们大多易采取粗放手段进行生产，有学者把兼业化下对农业生产经营产生的2种影响表述为“兼业效应”与“收入效应”，并通过将我国农业生产中“兼业效应”与“收入效应”的进行统计检验，得出我国农户兼业化对农业投资的“兼业效应”弊端高于“收入效应”带来的利益，且农业经营不规模、不标准是在规避“兼业效应”中最棘手的问题[9]。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能有效解决兼业农民对农业投入地“心有余而力不足”，消除兼业化下的“兼业效应”与“收入效应”，缓解身兼数职的分工矛盾;能更好实现社会分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农户通过将土地转租给当地乡镇的合作经济组织，或购买部分由专业合作社提供的专业化种植环节，其经营权仍在自己手中，既可保障其安心外出打工获取务工收入，也能享有农业生产带来的收益，能有效释放农村富余劳动力，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非务农者市民化，加快了新型城镇化进程。

1.2 产业效益

当诸如专业合作社、农资企业等新型合作组织在某一地区兴旺发展时，农民可选择通过购买相关服务或通过将土地流转、托管出去等方式，促进当地农机服务、农资销售、农业生产向社会化服务机构集中。一旦农业技术与资本等要素高度集中、产生剩余，自然会分化衍生出二、三产业，推动第一产业实现“接二连三”。因此农业社会化服务种类的聚集最终发展结果就是通过联结生产上、下游，实现产业融合，达到农村各产业聚集发展的规模效应，从而使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富裕农民。

1.3 经济效益

提高农业生产经济效益，不外乎增加产量、降低成本和提高价格3种方式，农业社会化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就是通过前两者得以实现。其具体有以下3种实现路径：社会化服务机构通过机械操作来代替人工劳动，实际上就是以低成本要素代替高成本要素，从而降低粮食生产成本，提高粮食收益;在农资投入方面，社会化服务机构通过批量购买和精量播种使得农资的价格、用量得以很好控制，有效降低了资本成本;连片规模化经营后，不仅降低了农机具损耗与油料消耗，小型水电设施的投入也摆脱了过去单个农户分散供给的局面，故降低了农机具使用成本及水电设施投入成本。综上，社会服务机构可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农资成本、降低机械使用成本等方式，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进而可以按照高于一般产量的标准向农民支付实物或现金收益。

1.4 小结

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对资本、技术、服务、土地等要素进行集中整合，裂变经营主体，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机械化水平，来实现分工合理、产业兴旺、经济发达的新农村发展目标。其作用机制如图 1 所示。

2 实证比较分析

2.1 实证设计与评价方法

上述分析中已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对规模经营的影响进行了理论解释。那么在实践层面上，具有不同农业社会化水平的目标单位是否在农业规模经营方面有明显差异呢，是否达到规模效率，应怎样进行改进。为此，笔者经过多次课题调研、假期走访等方式，详细搜集了数个依托农业发展村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水平以及其整体经济、社会、产业等方面的发展情况，从而由此入手进行实证比较。

之所以选择以村为目标单位进行实证设计评价，村是中国最小的行政单位，集体经济来源范围较窄，可纯粹分出一、二、三产业及其产值，刨除过多复杂因素对其社会、经济、产业发展的影响;行政村数据是比较微观的，宏观统计欠缺的数据可通过走访入户取得，因此以村为单位进行调查实证能最大限度做到准确性和可操作性。在考虑构建指标体系进行影响效果评价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本文决定采用基于松弛测度的非径向DEA测算方法（即DEA-SBM）得出有效与非有效单元，然后将有效单元再次进行超效率排序。采用此种测算方法的原因如下：DEA是研究多个同质决策单位的相对效率较高的方法，应用DEA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评价可比性;农业生产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投入和产出并不会严格按照比例进行缩减和扩大，所以在考虑非有效目标决策单位改进问题时不必遵循射线方向同比例增减，只要最大化提高改善程度即可，故选择DEA中非径向SBM模型。

在选取评价指标时，要考虑能够充分体现选取目标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投入与该村的农业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是否达到规模效应，同时筛选可操作性的指标。所以基于以上的考虑，在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投入时要包括目标村现有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水平等有形因素，也要考虑到其服务机构对农民生活、生产各方面产生的无形影响;产出指标主要是体现对经济、产业、社会进步的贡献。就目前本文选取的具体指标及其含义解释有如表1。

2.2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研究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6个村的数据，分别是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万春镇A、B2村;重庆市江津区西湖镇C村、梁平区金带镇D村;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草池乡E、F村。大部分数据是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得到，部分细化指标数据是由抽样调查得来，同时还参考了各地方的农村经济网站和统计局信息网。

应用DEA-SOLVER PRO.5软件求解得出6个村（决策单位）SBM的效率值，效率值为1表示该村在投入和产出方面达到了有效的配置。在得到初步判断的基础上，继续应用超效率非径向DEA模型进一步对有效单位计算排序得到表2，并且根据模型求解的

结果整理出6个村的修正数值表（如表3、4）。结合对表3、表4各村投入与产出量改进数据进行分析，即可得到真实反映各村农业社会化水平与规模经营的关系数值。

对于3个非有效单元村农业社会化水平所带来的差异性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输入方面3个村都存在投入冗长现象，具体表现为合作经济组织数目过多，均存在改善的空间;农民入社率普遍偏低，参与度较弱;在输出方面，每个村都表现出一定的产出不足：C村和D村主要是农业产值贡献率和二、三产值占總产值之比这2项数据较低，均出现了翻倍的改进空间，这与当地较薄弱的工业基础有关。E村由于完全不存在二、三产业（模型中以0.01替代0），且在土地流转托管、农业产值数值较低，故该村可认为仍然处于传统农业村，当地的社会化服务对农业生活生产未能起到效果。这3个非有效单元村效率值与A、B两有效村的效率值差折射出了整体水平的差异。

3 结论及建议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得出，具有较高农业社会化水平的地区在规模效率值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因此可以认为其在社会生产、产业发展、经济条件方面都表现出了更好的态势。当然，这与目标村所处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基础存在一定关系。尽管如此，通过探究非有效样本村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中暴露出的问题与不足，可得到以下普适性改进建议。

社会化服务水平并非体现在“量”上，更应该注重“质”的发展。在新型合作组织成立之初就应从全村统筹角度做好发展规划，杜绝通过建立“空壳”组织来获取上级政府资金帮扶的现象，政府在此过程中也需做好相应监督，从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根基进行扶稳;要扩大农户参与度，这需要政府部门加大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和提高“软实力”环境，譬如通过增加补贴来扩充农机数量和服务内容。因地制宜进行农机类型、服务形式的创新研发。有针对性地组织农民参与农技培训，并开放相应服务岗位。及时准确普及农业政策，分享农地、农资交易信息等;要求构建普惠性金融信贷服务体系，制定农业优惠信贷政策。通过信贷服务，可以促进低收入农户参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助于合作经济组织探索农业生产的上、下游产业，依托生产环节，逐步涉及加工、销售、服务领域，实现产业的衍生与升级，致力于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长远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黄季焜.四十年中国农业发展改革和未来政策选择[J].农业技术经济，2018（03）：4-15.

[2] 许庆，尹荣梁，章辉.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基于我国粮食生产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1，46（03）：59-71，94.

[3] 郭翔宇，范亚东.发达国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共同特征及其启示[J].农业经济问题，1999（07）：60-63.

[4] 韩俊.“十二五”时期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政策框架与基本思路[J].改革，2010（05）：5-20.

[5] 韩苗苗，乐永海，孙剑.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服务水平测评与制约因素解构[J].统计与决策，2013（03）：142-146.

[6] 姜松，曹峥林，刘晗.农业社会化服务对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影响及比较研究——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J].农业技术经济，2016（11）：4-13.

[7] 李静，孟天琦，韩春虹.土地托管影响农业产出机制：投资效率及其解释[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09）：142-149.

[8] 杨彩艳，齐振宏，黄炜虹，左志平.农业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吗？——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8，23（11）：232-244.

[9] 王图展，周应恒，胡浩.农户兼业化过程中的“兼业效应”、“收入效应”[J].江海学刊，2005（03）：70-75.

作者简介：

谢晓姝（1993-），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区域发展战略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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