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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对其生计后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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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焱冯璐陈良正李勃张振华

摘要：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中生计策略和生计后果之间的关系，利用云南边境山区566个样本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比较分析法、计量统计法和贫困测度方法，深入剖析云南边境山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生计后果，通过二者之间的关系，辨析山区农户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可供决策者参考的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从云南省边境总体情况来看，非农业人口占比增加、复种指数增大、经济作物种植比例上升等生计策略选择的转变，导致农户收入增加、经济作物收入占比增大、土地压力加剧、缺粮问题严重等生计后果。从不同区域来看，非农人口多，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且呈规模化、产业集群效应明显的区域经济状况更好，但缺粮严重;而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经济作物种植即便较多，但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的区域经济水平仍较低，但缺粮问题更轻。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促进云南边境山区贫困农户生计策略良性转换，提升其福利水平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可持续生计;生计策略;生计后果;贫困测度;山区农户经济发展;云南边境山区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2-1302（2019）16-0322-05

收稿日期：2018-05-0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编号：71403234）;云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编号：2016FA027）;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编号：YB2017024）。

作者简介：张焱（1979—），女，重庆人，博士，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山区农业经济研究。

通信作者：张振华，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农业环境治理研究。

云南是极少的边区民穷“五位一体”的农业大省，其山区土地面积和山区农业人口分别占比高达94%和80%以上[1]，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云南边境山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大量区域与老挝、越南或缅甸接壤，其居民同宗同源，跨境而居。又因这些区域山高地远、基础设施差、信息不发达、教育落后、人们思想观念陈旧等因素导致该区域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目前，云南省73个国家或省重点扶持贫困县中，有50个贫困县处于边境。因此，提高边境山区农户收入，增强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对促进边境稳定、民族团结和社会长治久安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英国国际发展研究署（简称DFID）开发的、主要用于研究贫困地区问题的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简称SLA），农户的生计资本、社会组织结构和制度、外部环境等决定了他们的生计策略选择，并产生一系列的生计后果，这些生计后果又反过来影响农户的生计资本及其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2-3]，可见，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显著影响他们的生计后果。国内相关学者通过对欠发达区域农户的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后果进行分析得到，生计策略多样的农户在生计资本上优于策略单一的农户，且其收入多样性指数也较高[4]。还有学者应用K-均指聚类法和多项Logit模型讨论了欠发达区域农户的最优生计策略，得到农户的生计策略受其有限生计资本影响，不同生计策略选择导致农户具有不同的生计后果[5]。国外学者应用农户的收入比重构成探讨了农户特征、收入和进入高回报活动障碍之间的关系[6]。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不仅与体制政策、传统习惯、市场环境等外部因素有关[7-9]，也与农户家庭的人力资本、收入水平、承包土地使用权等内部因素有关[10-12]，这些因素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并最终影响农户的生计后果。总的来说，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户生计问题的研究日益丰富并深入，但纵观现有文献，尚缺乏对山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与生计后果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

本研究利用实地调研所获取的数据，深入剖析了云南边境山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过程，以及由此产生的一系列生计后果。通过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得到山区农户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据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以期贡献于山区贫困缓解和农民福利水平提升。

1 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对云南边境山区农户的实地调研。云南山区山高坡陡，海拔高差变化大，其气候、水文、地质、地形、土壤、生物群落非常复杂，在很小的距离和空间就有可能千变万化，在全国实属罕见。且云南地区边境线长，辐射土地面积近20万km2，涉及跨境人口1 000多万人;边境山区以少数民族和农业人口为主，分别占总人口的60%和80%以上[13]。边境山区环境的复杂性，致使不同区域内部差异明显，致贫因素众多，贫困呈现非单一化模式。

本研究综合考虑区域内经济[主要参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业可支配收入（GDP）比例]、环境、人口特征（农业人口比例）等的区别，采取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云南省4个州5个边境县20个山区村寨的598户农户作为调研样本。通过结构化问卷对农户进行一对一的访谈，获取一手调查数据。剔除漏答错答关键信息的无效问卷，得到有效问卷566份，有效率为94.6%（表1、表2）。

1.2 研究方法

主要包括比較法、计量统计法、贫困测度等方法的应用。这里主要介绍贫困测度指标的选择。目前用的最多的贫困测度指数主要来自Fosdter，Greer和Thorbecke在1984年构建的FGT贫困度量指数。FGT指数表示为

Pm=∫z0z-xzmf（x）dx，m≥0。

式中：x是农户的收入或消费支出;z代表贫困线;f（x）表示收入的分布密度;m是一个非负参数。这个参数对贫困深度或贫困者收入分配的敏感程度进行测度，m越大，说明对深度贫困人口赋予了更大的权重，即人们主观上更加厌恶贫困收入的不平等[14]。当m=0，1，2时，这个指数分别表示贫困发生率指数（简称PI）、贫困距或贫困深度指数（简称PG）以及平方贫困距或贫困严重性指数（简称SPG）。本研究中根据实际调研所获数据，把这3个指数公式简化为

PI=∑Ti=1fi;

PG=∑Ti=1z-xizfi;

SPG=∑Ti=1z-xiz2fi。

式中：i表示第i个农户;fi表示农户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T表示在贫困线z以下的农户数;xi表示农户i的收入。3个指数中，贫困发生率指数是使用最为普遍的贫困度量指数，它主要对贫困的广度进行度量;贫困深度指数弥补了贫困发生率指数对贫困者收入分布不敏感的缺陷，但不能体现贫困者内部收入差异变化对贫困状态的影响;贫困严重性指数能更好地体现贫困者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15]。本研究利用这3个贫困指数对云南边境山区20个村寨2007、2012、2014年的贫困状况进行了测度[为了数据的可比性，贫困线统一为 2 300元（2010年不变价），即：z=2 300]。

2 结果与分析

2.1 样本的描述性说明

在本次调研的566个有效样本农户中，共包括2 424个个体。其中，户主以男性为主，占85.97%;在民族特征方面，少数民族人口占90.19%;劳动力方面，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的63.53%;受教育程度方面，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4.92年/人，文盲率达到28.91%，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员占比仅为9.03%;婚姻状况方面，已婚人口占62.42%，未婚人口占 30.54%，其他（离异、丧偶等）人口占7.11%。

2.2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及变化

2.2.1 农户生计策略总体变化情况

本研究调查了农户的以下生计活动：劳动力配置、播种、种植业生产等。其中，劳动力配置主要划分为纯农业、农兼非、非兼农、非农。对于云南边境山区农户来讲，农兼非人员是指大多数时间在家进行农业生产，少数时间（主要是农闲时间）在附近打零工（农业或非农业工作），非兼农则相反;非农人员包括长期在外务工人员、自营各类小商店、小生意、运输业等人员;老人、小孩、残疾或病弱者不在农村劳动力范畴中。播种状况包括可播种土地面积、实际播种面积和复种指数。种植业生产主要从粮食作物生产和经济作物生产2个方面进行研究。

2014、2012、2007年3年样本农户生计策略的调查统计数据见表3。从劳动力配置来看，从事纯农业的人员减少，从事农兼非、非兼农和非农的人员增加。2007年至2014年，从事纯农业的人员由91.33%减少到77.63%，减幅非常明显;从事农兼非、非兼农和非农的人员明显增加，分别由2.72%、271%和3.24%增加到7.70%、5.15%和 9.52%，各增长了4.98、

2.44和6.28百分点。尽管增长幅度不大，但增长趋势明显。

从播种状况来看，农户可播种面积减少，复种指数增加，实际播种面积变化不大。在2007年至2014年期间，农户的可播种面积由2.68 hm2减少到2.37 hm2，减少了0.31 hm2，减少趋势明显，这些减少的土地主要用于农村路网建设、农户住房扩张、工业用地征用等;农户的实际播种面积由 2.29 hm2 增加到2.31 hm2，仅增加0.02 hm2，变化趋势不明显;由于农户可播种土地面积减少了，因此农户对土地的利用率大大增加，复种指数由85.60%增加到97.64%，增加了 12.04百分点，增幅明显。

从种植业生产来看，农户种植业结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度上涨。2007—2014年，农户的户均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由1.19 hm2降低到0.61 hm2，年均减少率达9.18%，减幅明显;农户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由 1.10 hm2 增加到1.70 hm2，年均增长率为6.44%，增长趋势明显;因此农户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比也快速增加，由 47.98% 增加到73.70%，共增加25.72百分点。

2.2.2 不同区域农户的生计策略

2.2.2.1 不同区域劳动力结构

从图1可以看出，从各个调研区域来看，2014年有3个县从事纯农业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比重超过80%，若再加上从事农兼非（非兼农）的人口，则所有调研县从事农业的人口占劳动力比重都在80%以上，孟连县甚至达到98.38%;从事非农业人口占劳动力总人口比重最大的是河口县，其次是麻栗坡县，最少的是孟连县。总的来说，云南省边境山区县仍以从事农业为主，通常经济条件较好的县从事非农业的人口更多。

2.2.2.2 不同区域种植结构

从表4可以看出，从各个区域的种植结构来看，河口县和勐腊县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兼带粮食作物的种植。河口县农户以香蕉种植为主，还有部分农户种植橡胶和玉米。勐腊县农户经济作物以橡胶、茶叶和蔬菜种植为主，粮食作物以玉米和水稻为主。麻栗坡县、孟连县、西盟縣农户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兼带经济作物的种植。3个县粮食作物均以玉米和水稻的种植为主，玉米、水稻种植户占超过80%、50%，麻栗坡县经济作物种植少，以香蕉、甘蔗为主，仅分别占24.15%、16.35%;孟连县经济作物种植以甘蔗、咖啡为主，分别占64.8%、46.35%;西盟县经济作物以茶叶、橡胶为主，分别占76.90%、47.25%。

2.2.2.3 不同区域粮经作物种植面积比例及变化

从表5可以看出，各个县的总体趋势均是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减少，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加。其中，河口县和勐腊县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长更快，到2012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超过80%;西盟县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增长也较快，至2012年，经济作物播种面积超过50%，其余2个县仍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从纵向来看，2007年，有4个县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但到2014年，仅有麻栗坡县、孟连县2个县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

总的来看，2007年至2014年，云南边境山区从事纯农业的农户明显减少，农户可播种面积减少，复种指数增加，土地承受的压力加剧，户均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快速增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比则呈显著下降趋势。从各个区域来看，以经济作物种植（主要是香蕉、橡胶和蔬菜）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如河口县和勐腊县。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迟缓，如麻栗坡县、孟连县和西盟县。尽管孟连县、西盟县也有较多农户种植经济作物，但基于以下2个主要原因，其经济水平依然较低。（1）2个县所选择的经济作物产业效益不高。孟连县经济作物以甘蔗和咖啡为主，西盟县以茶叶和橡胶为主，其中，茶叶和咖啡均属于产业链较长，越是产业链末端其价值越高，越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其价值越低。因此对于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农户来讲，其收益非常有限。甘蔗因投入成本高，且近年来糖厂效益差，直接影响了农户的收益。西盟县属于橡胶的二类产区，因海拔较高，并不适宜橡胶的生产，种植近10年的橡胶树都还未开始割胶，橡胶生产未给农户带来任何效益。（2）2个县经济作物产业规模化和产业集群效应尚未形成，产业的经济拉动力弱。

2.3 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对其生计后果的影响

在一定的生计背景以及人为制定的政策、制度、法律、结构等影响决策的主观环境下，农户根据自己的生计资本进行生计策略的选择，并由此决定其所获得的一系列生计后果。农户的生计后果主要表现为收入的变化、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贫困缓解、粮食和食品安全、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权利的获得、生计脆弱性减小等方面。结合云南边境山区的实际状况、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论文研究的着重点，本研究选取农户的收入、贫困和口粮变化考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对其生计后果的影响。

2.3.1 农户生计后果总体变化

从表6可以看出，云南边境山区农户生计策略的改变，导致其收入、贫困和缺粮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农户的农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构成来看，2007年至2014年，农户农业和种植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养殖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则表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在种植业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济作物收入占比先快速上涨，2012年后又缓慢回落，粮食作物收入占比呈现相反态势。

从农户的贫困情况来看，2007—2014年，尽管贫困发生率有所下降，但下降幅度不大，7年时间，仅年均下降2.89百分点，至2014年，仍高达36.50%;各年的贫困深度略低于贫困发生率，表明总调查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贫困线的差距未被拉大;但贫困严重性却远高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说明不同贫困人口之间的收入也有较大差距，体现出贫困者之间收入的较大不平等现状。

当农户的稻谷产量不能满足其生存需求时视为缺粮，即农户粮食不能自给。从农户缺粮情况来看，云南边境山区农户的户均缺粮量、缺粮月数和缺粮户占比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尤其是2012年较之2007年的升速最快，其户均缺粮量、缺粮月数和缺粮户占比年均分别上升173.6%、208.1%、167.0%。在2012—2014年期间，升速逐渐放缓，户均缺粮量、缺粮月数、缺粮户占比年均分别上升3.1%、3.9%、2.9%。

产生上述变化主要是因为农户以下生计策略影响其生计后果：（1）从事纯农业的人口减少，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增加;（2）农户粮经作物生产结构的转型;（3）种养殖业产业化、规模化和经营化的日益兴起和发展。

2.3.2 不同区域农户生计后果的变化

2.3.2.1 不同区域农户收入结构及其变化

从调研的各个区域来看，勐腊县、河口县的农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最大，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5.25%、8.09%，其中勐腊县2012年后有所下降，主要是由于橡胶价格的下降，影响了农户的收益。此外，各个区域农户的农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均主要来自种植业，至2014年，除麻栗坡县外，其他4个县的种植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占比都在95%以上。再考察农户经济作物收入情况，至2014年，5个县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均以经济作物收入为主，其中，河口县和勐腊县最高，均在85%以上。

2.3.2.2 不同区域农户的贫困状况

考察各个区域的贫困状况，由表8可知，横向比较，云南边境山区农户的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除河口县、西盟县外，其他3个县的贫困深度均小于贫困发生率，表明调查样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贫困线的差距在缩小。此外，河口县、孟连县、西盟县的贫困严重性明显高于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说明这3个县贫困者之间的收入存在较大的差距。纵向比较，2007年至2014年期间，河口县、勐腊县、孟连县的贫困发生率最低，其他2个县较高，麻栗坡县高达60%以上。

2.3.2.3 不同区域农户的缺粮状况

考察不同区域粮食产量和缺粮状况，由表9可知，横向比较，从2007年至2014年，各县稻谷人均产量的总体均呈下降趋势，而户均缺粮量、户均缺粮月数和缺粮户占比则全部呈现出上升趋势。其中河口县到2014年已无稻谷种植户，缺粮户占比达到100%。纵向比较，稻谷人均产量最大的是孟连县、西盟县，其次是勐腊县;户均缺粮量和缺粮户占比最大的是河口县、勐腊县，其次是麻栗坡县;户均缺粮月数最大的是河口县、麻栗坡县，其次是勐腊县。

3 结论和建议

3.1 结论

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理论中生计策略和生计后果之间的关系，利用云南边境山区566个样本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深入刻画山区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对其生计后果的影响。通过分析得到以下结论。

从云南边境山区总体情况来看，农户的生计策略发生了明显变化，尽管仍以农业生产为主，但非农业人口占比明显增加;农户可播种土地面积缩减，致使复种指数增大;由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的“生存型”转为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发展型”。农户上述生计策略的转型直接改变了他们的生计后果，即农业人均可支配收入、种植业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经济作物收入占比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农户养殖业收入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贫困人口明显减少，但目前的贫穷发生率依然较高，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贫困线之间的差距减小，但各贫困者之间的收入却有较大的不平等;农户缺粮现象日益加重。

从不同区域来看，非农业人口占比大，经济作物播种面积大，且种植的经济作物规模化、经营化和产业集群效应较为明显的河口县、勐腊县的经济状况更好，即农户的收入更高，贫困人口更少，但缺粮问题更为严重。而以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即使经济作物种植较多，但未形成规模化、产业化和经营化的麻栗坡县、孟连县、西盟县的经济水平则较低，即农户的收入更低，贫困人口更多，但缺粮问题更轻（麻栗坡县缺粮也较严重的原因在于调研样本户土地总面积远小于其他区域）。

3.2 建议

为了促进云南边境山区农户作出正确的生计策略选择，不断提升山区贫困农户的福利水平，根据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1）加强对农户的非农就业技能培训，并注重针对性、应用性和有效性。非农业就业技能培训可以在短期内提升贫困山区农户的职业技能，扩大其非农就业的机会，从而增加农户的非农业收入。但政府在选择培训课程、制定培训方案时必须考虑到边境贫困山区农户知识文化水平、接受能力、愿意并能接受的工种、民族习惯等等。因此，政府有必要在制定方案之前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农户的需求。（2）加大对偏远山区农村教育的投入，提升山区教育硬软件设施水平，从根本上解决山区教育落后导致的贫穷问题。在硬件上，与城市一样，配备现代化的教育教学工具。在软件上，提高偏远山区教师的待遇，增加边疆补贴，鼓励优秀中青年教师走进大山，服务边疆。（3）在稳定山区基本农田，保护粮食安全[16]的基础上，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政府在大力推进山区农户增收的同时，必须紧紧把握住基本农田保护这条红线，严禁在基本农田中发展林果业、挖塘养鱼等。在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方面，应有效利用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农业经纪人等的带头作用，引导山区农户正确、合理地选择适当的经济作物种类、品种和技术，以此促进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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