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论金庸武侠小说的英雄情结 |
| 范文 | 摘要：金庸武侠小说作为通俗小说的创作初衷和别的通俗文艺一样是为了吸引受众，同样是利用白日梦原理和受众的英雄情结，但金庸的作品远超侪辈，得益于他对传统文化的浸润和人性光辉的颂扬。 关键词：通俗小说;白日梦;英雄情结;人性光辉 作者简介：袁武，男，侗族，贵州人，1968年12月生于浙江上虞，文学博士，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俗文学。 人们总是渴望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传说中的英雄，甚至自己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身怀绝技（或者有特异功能，或者叫超能力，或者直接就是超人，说法不同，意思接近）、惩奸除恶、主持正义的英雄。人们普遍感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的日益发展，现实生活中产生传说中的英雄的可能性日益减小，在人格普遍变得日益卑微、怯懦的可能性大大增强的同时，人们对英雄的呼唤也就日益强烈。这是一个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商机，而金庸正是顺应了这种要求，也就是说抓住了這个商机。 当然，看准这个商机的很多，和他同时代的武侠小说作家、武侠影视制作者，西方的英雄小说作家、英雄影视制作者都是。到今天，这个产业可能就更大了。玄幻小说、英雄小说、英雄影视作品的产量很大，但质量和金庸当时一样，低水平的占绝大多数，水平高的是少数。《指环王》、《哈利·波特》、《黑客帝国》、《阿凡达》，以及小说《冰与火之歌》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权力的游戏》，就是这极少数的精品。几十年过去了，名称发生了改变，从身怀绝技到特异功能，到超能力，但其中的套路大同小异。主人公不管出身平凡还是高贵，大多从小淒苦，历经坎坷，最终成就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与此同时，必有一个或几个美貌女子死心塌地地爱上他（因为到今天这还是一个男性社会）。下三滥的武侠小说套路大多是一个出身孤苦，背负血海深仇的书生，掉进一个洞，或是滚下山崖，看见一颗千年人参（灵芝、人形何首乌），或是一颗旷世灵丹，抑或一枚“天鹏彩卵”，服食后陡增百年功力。然后旁边一定有一本武功秘籍（之所以是书生，一则作者自以为是书生，二则这里必须识字。万一不识字，那这本秘籍必定是本图册），看一遍，不用练，武功就像鬼上身一样上了主人公的身。当然，旁边还得有一把奇门兵刃，或是一把削金断玉的宝剑，然后驰骋江湖，快意恩仇。其间必定有多个美女像苍蝇扑臭肉一样扑将上来。有的时候还会写得像黄色小说一样，想靠色情描写来吸引读者，可想而知，这不会有多大用。到日后的表现英雄的动漫、动漫改编的电影，里面的主人公也都一样，不用下苦功，或者是被一只神奇的蜘蛛叮了一下，或者是穿上一套神奇的铠甲，甚至是只要佩戴一枚神奇的徽章，便拥有了神奇的超能力;当然，还有一种主人公是超人或是变种人，不管叫什么，生来便有超能力。像金庸写郭靖苦练武功的极少，而即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里面像郭靖这样苦练的也极少，大多也是像前面的那些轻易就能得来。像金庸这样的高手只是掩饰得很好，其实他们根本的套路是一样的。这个根本就是他们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了吸引读者。 他们创作的这一类作品，看准的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受众的英雄情结，然后有意或是无意地利用白日梦的原理，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所以他们必须顺应受众。很多人想要身怀绝技，但不愿意刻苦锻炼。正如很多人想发家致富，却不愿意辛勤劳动。我们国家刚发行彩票的时候，买彩票的地方经常排着长龙。我们有一句老话：“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人们梦想一夜暴富，所以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的赌片曾大行其道。今天的人大多知道，在某一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在人后他一定吃过常人难以想像的苦头。作为武术爱好者我们知道，想要身怀绝技，必须通过漫长、艰苦的锻炼才能获得，前提还得是有明师指导不走弯路，加上自己有这方面的天赋。功夫，就是要花大量的“功夫”下去才有可能获得，当然，花了大量的“功夫”还完全可能得不到功夫，而这是一般人难以接受的。所以一般人就只能在“梦中”去锤炼功夫，在“梦中”去获得功夫，然后在“梦中”去除恶扬善、匡扶正义，顺便收获爱情。所以这一类作品作者必须顺应大众的需求，让主人公轻易就能获得功夫，然后就能做英雄，做英雄该干的事，比如救美，比如拯救人类，比如拯救地球。好在创作者在满足受众白日梦的同时也能满足自己的白日梦，拿今天的话说是一个双赢的事。但这个双赢的事，具体做得怎么样，区别就大了。 金庸武侠小说也脱不开这个套路，但同时代的武侠小说都不能和他比肩。同样塑造的是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绝大多数都是他笔下的英雄。为什么呢？因为“功夫”区别大了。 一喜之后，跟着又想：“郭伯伯既不肯教，我又何必偷学他的？哼，这时他就是来求我去学，我也不学的了。最多给人打死了，好希罕么？”想到此处，又是骄傲，又感淒苦，倚岩静坐，竟在浪涛声中迷迷糊糊的睡着了。[1] 杨过这个“英雄”打动过无数的男男女女，究其原因，主要是金庸灌注在他身上的情。杨过就是一个情种，为情困，为情迷，为情苦，为情抗争，为情成就。金庸塑造的这个人物像一团火，走到哪里就烧到哪里，发光发亮，牵着读者的鼻子走，跟着他哭，跟着他笑，跟着他难过，跟着他欢喜。金庸主要就是用了他身上的“情”，这个我们每个人都有的，让我们成其为人的东西，成功地塑造了这个矫矫不群的，却又真实可信的英雄。如上面这段引文，金庸安排的这个细节，正是无数个这样的细节，在我们心中建立起了杨过自尊、骄傲、宁死不屈的形象。我们每个读者都有不同的性格，但是我们都有情，我们都会被感情支配，被感情折磨，被感情抚慰，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作品，体验这样的“白日梦”，我们的真实感会非常强，代入感会非常强，也就是说非常过瘾，那么，作者也就非常成功了。当然，金庸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代入感应该也非常强，他也应该非常过瘾。这就是真正的双赢了。 杨过已走下楼梯数级，猛见争端骤起，黄蓉眼下就要受辱，不由得激动了侠义心肠，还顾得甚么生死安危，飞身过去拾起武敦儒掉下的长剑，一招“青龙出海”，急向金轮法王后心刺去，喝道：“黄帮主带病在身，你乘危相逼，羞也不羞？”[2] 金庸让自己笔下众多英雄形象树立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义。我们的传统文化里有非常糟糕的东西，也有非常好的部分，比如：义。孔子说：“义者，宜也。”[3]应该做的事情坚决去做，无论如何艰难困苦;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无论怎样威逼利诱，这就是义，正义。上面引文说的“侠义”就包括在这“正义”之中。金庸塑造的杨过不论自己多么痛苦失意，从来不忘正义之所在，只要有需要，必定挺身而出，决不迟疑，更不要说退缩。这样的形象便有了光辉，这就是人性的光辉，这就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 韦小宝笑嘻嘻的向吴立身道：“吴老爷子，刚才在皇宫之中，晚辈跟你说的是假名字，你老可别见怪。”吴立身道：“身处险地，自当如此。我先前便曾跟敖彪说，这位小英雄办事干净利落，有担当，有气概，实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鞑子宫中，怎会有如此人才？我们都感奇怪。原来是天地会的香主，那……嘿嘿，怪不得，怪不得！”说着翅起了大拇指，不住摇头，满脸赞叹钦佩之色。[4] 哪怕是对于韦小宝这样的小流氓，我们读到这里也不禁替他激动，替他骄傲。让我们替他激动、骄傲的就是“义”。前面金庸塑造的杨过，正是他的有情有义，让我们被他感动，对他认同。韦小宝这个小流氓的“英雄”形象能够成立，也正是在于他的有情有义，虽然他的情混杂的成份比较多，他的义有大小之分（真正的义没有大小之分）。 令狐冲心想：“此时我已无路可走，倘若托庇于少林派门下，不但能学到神妙内功，救得性命，而且以少林派的威名，江湖上确是无人敢向方证大师的弟子生事。” 但便在此时，胸中一股倔强之气，勃然而兴，心道：“大丈夫不能自立于天地之间，腼颜向别派托庇求生，算甚么英雄好汉？江湖上千千万万人要杀我，就让他们来杀好了。师父不要我，将我逐出了华山派，我便独来独往，却又怎地？”言念及此，不由得热血上涌，口中干渴，只想喝他几十碗烈酒，甚么生死门派，尽数置之脑后，霎时之间，连心中一直念念不忘的岳灵珊，也变得如同陌路人一般。[5] 令狐冲这个人物同样非常让人喜爱，说他有情有义那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这个角色最让人喜爱的正是上文中所表现的自尊、自爱，究其实质，则是天性的自由。我们从小读到斐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很多人可能觉得这首诗并不怎么样，甚至认为它不像诗。但是金庸一定觉得它好。崇尚自由就是人性光辉中的一部分，而且应该是最璀灿的部分之一。如果人生来就甘心被奴役，人绝不会被称为万物之灵。正是人性中对自由的渴望，让人类中一代代杰出之士，为了追求自由，捍卫自由，不惜牺牲一切，前赴后继，才能让我们到今天还能腆颜自称为万物之灵。而令狐冲这个形象最让人喜爱的就是他自由的天性。 金庸用真挚热烈的感情、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和对自由的无比珍视来塑造他笔下的英雄，让他们顶天立地地站立起来，给读者精神上极大的享受。这种享受不仅是他顺应了读者的白日梦需求，而且是因为他顺应了读者天性中对美好事物的需求、渴望。 对于先天遗传里有做艺术家倾向的人，白日梦的地位与所消耗的精神和时间是特别的来得多，而艺术家中尤以小说家为甚，这是很容易了解的一点：连环故事不往往就是一篇不成文的小说么？在一个平常的人，假如白日梦做得太多，甚至到了成人的年龄，还不能摆脱，那当然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因为对于他，梦境不免代替了实境，从此教他对于实际生活，渐渐失去适应能力。不过，在艺术家，这危险是比较少的，因为在艺术品的创作里，他多少找到了一条路，又从梦境转回实境来。因为看到这种情形，所以福洛依特曾经提到过，艺术家的天赋里，自然有一种本领，教他升华，教他抑制，抑制的结果，至少暂时可以使白日梦成为一股强烈的产生快感的力量，其愉快的程度可以驱遣与抵销抑制的痛苦而有余。[6] 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很多不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很多缺憾，金庸在当初开始创作武侠小说时，肯定没有想到，他可以在小说创作中来弥补自己人生的缺憾，还能抚慰千千万万读者的心灵，在虚拟世界中满足他们的愿望，给他们以极大的精神享受。 金庸说过：“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很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份，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7]这段话似乎可以作为这里的佐证，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写了《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三部文化色彩非常浓厚的小说后就再也不写小说的原因了。 参考文献 金庸.《神雕侠侣》（一），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83页。 金庸.《神雕侠侣》（二），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17页。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庸第三十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629页。 金庸.《鹿鼎记》（二），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508页。 金庸.《笑傲江湖》（二），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705页。 [英]蔼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注，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29页。 林以亮，王敬羲.《金庸访问记》，转引自费勇、钟晓毅：《金庸传奇》，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1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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