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在批评道路中继续美的追求 |
| 范文 | 单西伯 摘? ?要： 沈从文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作的作家作品评论集《沫沫集》，坚持以艺术为本位，弘扬文学的本体性;运用直观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体现独特的批评风格;采用人格化的批评方法评论作家作品，体现独特的批评个性;始终贯穿审美追求和对美与善的渴望。 关键词： 沈从文? ?《沫沫集》? ?批评风格? ?审美追求 沈从文是京派代表作家，作为二十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京派作家关注人生，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与现实和政治斗争保持一定的距离。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倾向明显，风格独异，然而，与他的小说创作相比，他的文学批评虽不及小说创作的地位，但自有特色。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正值左翼文学兴盛之时，上海文坛的商业化方兴未艾。面对这样特殊的社会环境，沈从文在创作之余，写了不少文学评论。作为一个创作家，他始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反对文学为政治和商业所服务;作为一个批评家，他维护文学的独立性和个人性，冷静地审视文坛上不断涌现的作家作品。远离现代文学以阶级意识形态为主流的批评话语。在沈从文的批评世界里，《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是他最重要的批评文字，《沫沫集》是他最重要又最有影响的评论。 《沫沫集》于1934年出版，后收入《沈从文文集》第Ⅱ卷，有评论文章18篇，专论15篇。沈从文在武汉大学任教期间，讲授新文学研究课程。因此，沈从文的评论对象大都是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成名的作家，包括冯文炳、郭沫若、落华生、鲁迅、施蛰存与罗黑芷、刘半农、闻一多、徐志摩、穆时英等人。作为作家，沈从文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和创作理想，他在构筑自己的“希腊小庙”时，以另一种言说方式表达文学立场，通过批评这些作家的作品，纠正当时一些不良的创作风气。 一、以艺术为本位，弘扬文学本体性的批评立场。 同追求生命独立，摆脱人身依附一样，沈从文也要求文学的独立性。在《沫沫集》中，坚持以艺术为本位、弘扬文学本体性的批评立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提出旗帜鲜明的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宣称“一切的文学，都有它的阶级背景”[1]（32），“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一味强调文学为政治和阶级所服务，忽视文学的艺术性。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指出：“革命是需要忠实的同伴而不需要主人上司的。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讲的。”他认为郭沫若用笔“奔放到不能节制”，是一种缺少理智的创作。一方面，因为他不讲究艺术技巧，徒有“英雄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商业化趋势日益严重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学为了迎合大众口味在审美趣味上转入低级趣味，他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一文中，毫不留情地批评张资平的小说媚俗，放纵情感，虽数量多，但“千篇一律”，“写的是恋爱，三角或四角”迎合大众的口味，却“仍然是一个模型出来的”，只能“给人趣味”或“挑逗”。“造了一个卑下的低下的趣味标准”。他认为这种不健康的文学兴味与“礼拜六派”一样，“是大众的趣味所在的制造者”。一味追求商业利益，虽然有市场，但在艺术上却无可挽回地堕落了，忽略了文学的艺术性特征。 但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和商业化，并不代表沈从文脱离了时代，相反，他更愿意品味和描绘时代作的深度，用艺术融化人生，在审美的境界中体验生命的真实。从这些批评文字中，我们明显地感受到沈从文的创作倾向和审美追求。他始终以艺术为本位，注重文学的独立艺术价值。既反对将文学作为政治的宣传工具又反对文学的商品化性质。他主张文学应回到自身，文学应注重自身的规律。 二、运用直观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体现独特的批评风格。 沈从文的《沫沫集》在批评风格上很有特点。他总能很好地把握批评作家的总体特征，常常开门见山地做风格评定，以此作为他批评的立足点。这是一种独特的批评思维方式，即直观感悟式的批评。在《沫沫集》中，沈从文常常通过阅读作品后的真实感受对作家作品做直观的、感悟式的批评。显然，这种直观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在他把捉一个作家的总体风格时能以主观的感受，引导读者获取切身的感受和总体印象。在《论落华生》一文中，他说许地山“用的是中国的乐器，使我们最相熟的乐器，奏出了异同的调子，就是那调子，那音乐，那永远是东方的、静的、微带厌世倾向的、柔软忧郁的调子，使我们读到它时，不知不觉发生悲哀了”[2]（162）。即以音乐的通感喻指其风格。这种评论是以感悟印象为前提的，容易引发读者的直觉思维，使他们在知觉感悟中体悟和把握审美内容。在此基础上，沈从文结合一些必要的分析，探讨风格的成因及得失，确定其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如对许地山那“柔软忧郁的风格”的形成，就是结合作家的传记材料，说明生活环境和阅历、教育背景及宗教思想对其风格形成的影响因素。沈从文用非常简洁的语句，把对批评对象整体审美的把握，用直观感悟的印象浓缩呈现，传达给读者，这种方式与纯粹理智的分析相比更接近艺术本真。 三、以人格化的批评方法评论作家作品，体现独特的批评个性。 在《沫沫集》中，沈从文常常运用人格化的批评方法评论作家作品，体现独特的批评个性。他通过作家与大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分析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心理，揭示作家的个性特征。以作家的人品个性意向阐释作品的意义和风格，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在钟荣的《诗品》中已经有了这种批评。法国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格”。沈从文认为“作品中人格与作者人格，且必须有相通之处”[3]（173），“一切作品都必须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4]（2），因为作家只有“在作品中铸造一种博大坚实富于生气的人格，方能启发教育读者的心灵”[3]（175）。在《沫沫集》中，他的“作家论”都是从作家人格与作品风格上寻找相通之处的。他十分欣赏叶绍钧，说他的作品“缺少一种炫目的惊人的光芒，却在每一篇作品上，赋予一种温暖的爱，以及一个完全无疵的故事，故给读者的影响将不是趣味，也不是感动，是认识”[5]（202）。冰心“所写的爱，乃离去情欲的爱，一种母性的怜悯，一种儿童的纯洁，在作者作品中，是一个道德的基本，一个和平的欲求”[5]（203）。他评价落华生：“把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近代文明与古旧情愫糅合在一起，毫不牵强的融成一片，作者的风格是由此显示特异而存在的。”指出宗教对许地山的影响，尤其是对他人格形成和创作的影响。在《论施蛰存与黑罗芷》中，沈从文指出，施蛰存早期的小说《上元灯》，作品文体“略近于纤细”“清白而优美”、线条柔和、气氛安详且技巧圆熟。这种文体的风格，比较适于作者才情的施展，最能体现施蛰存那“自然诗人”的禀赋，能够对“过去一时代虹光与星光做低徊的回忆”。《论郁达夫》中，沈从文指出，感伤忧郁是小说《沉沦》的主要风格特征，郁达夫在作品中以一种“坦白的自暴方法”将生活的卑微及在这种卑微生活中的点滴感受，以一种病态的方式展现给读者，这种坦白的、诚恳的自暴，虽然毫无矜持可言，但郁达夫的文字处置却是恰到好处的，小说作品里“那種神经质的人格，混合美恶，糅杂爱憎，不完全处，缺憾处，反而给人十分同情处”。 由此可见，沈从文在分析批评对象的个性时，注重将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家庭环境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与作家的独特个性相联系，这些因素形成了作家的人格，人格又直接影响其作品风格的形成。 四、贯穿始终的审美追求和对美与善的渴望。 以上三方面构成了沈从文批评的特点和风格，体现了沈从文的审美追求和创作风格，如果他的小说创作是在构筑他的“希腊小庙”，那么他的文学批评就是为他的“希腊小庙”找到更合理的落脚点和支撑点，是他小说创作的补充。沈从文小说创作的中心是“人”“人性”，人性的善与艺术形式的美相结合，是沈从文文学和人生的终极追求。无论是在小说创作还是批评文论中，沈从文始终想引导人性向善、健康的一面发展，文学为了表现人性，就应表现人性的美好和健康。就作品艺术形式而言，沈从文认为小说是“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全篇分配要恰当，描写分析要恰当，甚至于一句话一个字，也要它在可能情形下用得不多不少、妥帖恰当”。作品艺术形式的美在于语言文字的节制、恰当，与静穆、和谐的意境相结合。就作品内容而言，他认为“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6]（123）。因此，如果一个作品运用准确、恰当的文字，呈现和谐、静穆的意境之美，表现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4]（5），那么，这个作品就是一个完美、自然、恰当的作品。沈从文的这一审美准则贯穿于《沫沫集》中。在《论朱湘的诗》中，说朱湘做诗追求“外形的完整与音调的柔和”，“保留的是中国旧词的韵律节奏的魂灵”[7]（134-135）。他的诗“缺少那種灵魂与官能的烦恼”，是“飘飘心头留在纸上的人生淡淡的哀戚”，“生活使作者性情怪僻，却并不使诗人在作品上显示纷乱”。《论落华生》中，说许地山的作品“使散文发展到一个和谐的境界”[2]（161）。《论冯文炳》中，他激赏冯文炳的前期作品“充满了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体现出“平凡的人性的美”。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品的恰当与否，必须以‘人性作为准则，同时，作品还应在整体上呈现出和谐、静穆的美，不仅给人以美的感觉，还要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6]（125）。 总体来看，《沫沫集》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成就不容忽视，它以艺术为本位的文学立场，人格化的批评方式，以及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使批评呈现出独特的风格特征。尽管它的批评表现出许多经验主义的色彩，也存在缺陷与不足。由于过于追求语言的唯美和形式上的自由，使它的行文没有固定的格式和严整的规划，结构过于自由。例如在《论中国创作小说》里，沈从文一气呵成，对46个作家进行了评论，然而他的批评文字无严密的规划，也不讲究章法，结构过于枝蔓。他的《由冰心到废名》也是如此，但瑕不掩瑜。作为一个有着独特批评个性和独到见地的批评家，他对文学观念和审美理想的理论表述还是准确而独到的，看重对作品内在艺术品位和创作规律的阐释，批评原则是宽容的、审美的，用许道明的话说：“它不是为了玉成自己批评家的声名而从事批评的，而是始终为着创作，为着创作的健全发展，并且始终带着对于创作的深刻体验议论创作的，树立了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一则优良传统。”[8]（189）因此，沈从文的文学批评有独到之处，对后来人的写作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1]李初梨.怎样的建设革命文学[A].文学运动史料选（第二册）[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 [2]沈从文.论落华生[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六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3]沈从文.新的文学运动与新的文学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5]沈从文.论中国创作小说[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六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125. [7]沈从文.论朱湘的诗[A].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十六卷）[C].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许道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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