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弗洛罗夫斯基在俄罗斯思想史中的学术地位评价 |
| 范文 | 摘要：作为20世纪俄罗斯著名的侨民东正教思想家、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弗洛罗夫斯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他经历了曲折的人生，最终在宗教里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归宿，通过潜心研究古代教父思想提出了新教父综合理论，并致力于宣扬东正教的普世使命，对俄罗斯东正教思想在海外的发展和传播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弗洛罗夫斯基;俄罗斯宗教思想史;学术地位 中图分类号：B51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8-0138-03 一、弗洛罗夫斯基的生平和主要学术创作 1893年，格·瓦·弗洛罗夫斯基出生在乌克兰赫尔松省的伊丽莎白格勒，他的父亲是一名东正教神职人员，因此家里的宗教氛围很浓厚。从童年开始，弗洛罗夫斯基就对宗教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曾立志接受专业的神学教育，但由于身体原因最终放弃了这个理想，考入一所普通大学的历史语文系学习。然而，对宗教的强烈渴望使他对最初的大学生活感到失望。但到了大学高年级阶段，课业上取得的优异成绩冲淡了弗洛罗夫斯基对宗教的兴趣，他开始大量阅读赫尔岑、尼采、黑格尔和斯宾格勒等思想家的观点，而原本钟爱的那些东正教哲学家的作品则被他束之高阁。大学毕业之后，弗洛罗夫斯基留校任教，开始从事哲学研究，并讲授自己的第一门课程——自然科学逻辑。弗洛罗夫斯基的人生道路似乎完全偏向了科学和哲学，离他曾经向往的宗教越来越远。然而，正当弗洛罗夫斯基开始准备在科研领域大展宏图时，十月革命不期而至，打乱了他的职业和人生规划，使他被迫开始了漫长的侨居生活。 1920年，弗洛罗夫斯基全家来到了保加利亚。流亡生活的艰难使原本处于人生上升期的年轻思想家产生了巨大的失落感，宗教再次成为他的精神寄托，他开始在宗教哲学的层面来思考自己所处的世界，以及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在这期间，他结识了特鲁别茨科伊、萨维茨基和苏符钦斯基，与弗洛罗夫斯基一样，他们也是受革命影响被迫流亡海外，却仍然心系祖国，希望为俄罗斯的未来找到出路。于是，这些年轻的思想家们一起成为了俄罗斯侨民社会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欧亚主义的创始人。但是后来欧亚主义思潮中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学术研究水平不断下降，而一些成员对待宗教的实用主义态度也使始终把东正教文化传统当作欧亚主义思想核心的弗洛罗夫斯基大为不满。因此，在参与了欧亚主义最初几部文集的创作之后他逐渐淡出了在该思潮中的活动。 1921年12月弗洛罗夫斯基移居到了布拉格，认识了布尔加科夫并把他当作自己的精神导师。1926年秋天，通过布尔加科夫的大力推荐，弗洛罗夫斯基前往巴黎，成为圣谢尔吉东正教神学院的教授，在教父著作研究教研室任教。虽然他没有接受过专业的神学教育，但是他专心致力于教父研究，很快就获得了学界的肯定。1939年夏，弗洛罗夫斯基去瑞士参加会议，却因二战爆发被滞留在南斯拉夫，后来又辗转至贝尔格莱德和布拉格，直到1945年底才在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的帮助下得以重返巴黎。1948年，弗洛罗夫斯基又移居美国纽约，成为圣弗拉基米尔东正教神学院的教授，之后又担任该学院的系主任。任职期间他进行了大胆的教学改革，决定在全神学院范围内开始用英语讲课。因为在他看来，语言和宗教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一一对应关系，语言只是传播宗教的一种工具。为了尽快在斯拉夫人中间传播基督福音，古时的希腊传教士创造了教会斯拉夫语，那么如今为了能在俄语不普及的美国有效地传播东正教，教会的思维也可以打破局限，大胆使用英语。弗洛罗夫斯基认为，只有这样，东正教思想才能真正被美国人所了解，同时从这个文化里吸收新的营养来对它进行反哺。但是，弗洛罗夫斯基的改革引起了教会保守人士的不满和反对，最终他被迫辞职。在此之后，弗洛罗夫斯基又先后在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并积极投身于教会的社会活动，直到生命的尽头。 弗洛罗夫斯基才能卓著，兴趣广泛，为后人留下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思想遗产。他的创作开始于索洛维约夫，1912年他发表了两篇书评：《有关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的新书》和《源于俄罗斯思想的往事》。弗洛罗夫斯基在少年时期非常崇拜索洛维约夫提出的完整知识体系思想，他还敢于大胆创新，在索氏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了一个由科学、哲学和宗教三要素组成的人生使命想法。但遗憾的是，从大学开始一直到流亡海外之前，弗洛罗夫斯基再也没有进行过与宗教相关的创作。大学期间，弗洛罗夫斯基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外，主要展现出了对生理学、数学、逻辑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兴趣，获得了一些成果：《生物学中的生机论和机械论》《论反射性唾液分泌机理》和《当代推理学说》。在实验性科学领域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使弗洛罗夫斯基大为鼓舞，加上这一时期接触到的有关西方思想家最新观点的新书，对俄国教会生活的失望，在实验室中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大学中任职的机会，都使他此前对宗教的兴趣逐渐减弱了。毕业留校之后，弗洛罗夫斯基同时开始硕士阶段的学习，将论文题目定为《赫尔岑的历史哲学》。1921年，弗洛罗夫斯基发表《论非历史民族》一文，这是弗洛罗夫斯基离开祖国后的第一部作品。在文中，他谈到了俄罗斯的主要文化传统，明确指出它隐藏在俄罗斯的最高文化成就——东正教精神中。可以说，这是弗洛罗夫斯基在中断将近十年之后首次再度涉及宗教哲学问题。 对于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大部分俄国思想家，甚至对整个侨民社会来说，理解俄国革命的意义和历史作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哲学主题，弗洛罗夫斯基自然也不例外。他在1921-1922年创作的《论虔诚和罪恶的爱国主义》一文中表明了自己对待革命的态度。在弗洛罗夫斯基看来，俄国发生的这场革命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是整个俄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不能简单地看待俄国所发生的一切。他认为，俄国社会长久以来所蓄积的矛盾植根于彼得大帝所实行的改革。因為这场改革所提出的欧化只停留在表面，它希望通过强制手段大力宣扬欧洲文明，改变当时的俄国现状，但却忽略了所谓的欧洲文明与俄国社会的精神文化基础是完全脱节的，因此改革所倡导的文明成果无法被真正接受和内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俄罗斯人民精神支柱的东正教文化却人为地遭到破坏、限制和曲解，而这对俄国当时，乃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国家发展都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在厘清了俄国革命的内因之后，弗洛罗夫斯基紧接着指出：“在我们面前摆着一个创造性的任务，那就是要把宗教文化建立在东正教教会性的坚实基础上，并坚定不移地遵循圣父遗训。”可以看出，从那时起弗洛罗夫斯基就把俄国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古老的东正教文化传统之中。 从1926年起，弗洛罗夫斯基开始在巴黎神学院担任教父学教授，这为他进行宗教创作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在巴黎神学院任教的最初几年是弗洛罗夫斯基一生中最富创作成果的时期，《十字架上之死》（1930）、《完成创造与创造》（1930）、《进化与后成》（1930）、《四世纪的东方教父》（1931）、《五至八世纪的拜占庭教父》（1931）、《基督教联盟的问题》（1933）和《俄罗斯神学之路》（1937）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1948年移居美国后，弗洛罗夫斯基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教学和参与普世教会运动上，不再有大部头的作品问世，但只要有文章发表必是以宗教为主题。《基督教与文明》（1952）、《信仰与文化》（1956）和《帝国与荒漠。基督教历史的二律背反》（1957）是弗洛罗夫斯基晚年时期的作品，在这三篇文章中作者多次提出有关基督教文化必要性的问题。弗洛罗夫斯基认为，信仰具有丰富的内涵，它不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还包括文化层面。然而令他感到沮丧的是，他认为20世纪普遍存在一种历史和文化悲观主义，很多人对整个文化或者至少是对哲学或艺术等某些领域持敌视的态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弗洛罗夫斯基提出了一个积极的基督教文化神学纲领，大力呼吁恢复东正教文化传统，认为古老的东方教父思想中蕴藏着俄国未来真正的希望。 二、弗洛罗夫斯基的学术地位评价 纵观弗洛罗夫斯基的一生，他的思想丰富而充满变化。从深刻的宗教情怀到对科学研究的热衷，再从欧亚主义到新教父综合理论，弗洛罗夫斯基共经历了三次思想转变。与此对应，弗洛罗夫斯基的学术创作重心也经历了由宗教到自然科学，再到历史哲学，最后又回到宗教这样一个发展轨迹。第一次转变是因为对大学自然科学课程的兴趣以及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第二次转变是受生活现实所迫和对职业理想的追求，最后的回归则源于内心宗教情怀的感召和工作上的契机。也正是由于自己复杂多变的生活和学术经历，使弗洛罗夫斯基在俄国的神学界，乃至整个宗教思想界都占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个东正教神学家，弗洛罗夫斯基最大的学术贡献莫过于提出了新教父综合理论。弗洛罗夫斯基认为要完整而准确地表述东方基督教话语，并遵循这一原则为俄国宗教思想制定新的战略和发展道路。他认为，要想利用东方基督教话语来进行哲学创造，前提条件是要能准确地理解它，并进行完整而真实地表达。但是东方基督教话语显然不是从一开始就能用哲学方法来认识和表达的，它最初只能通过神学来理解。所以在弗洛罗夫斯基看来，俄国宗教思想继白银时代之后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应该是从哲学返回到神学。为顺利实现这一转变，首要任务就是寻找一种对待东方基督教话语的全新态度。这种态度既不能是完全保守的，也就是说不能一成不变、一字一句地将古代教父的思想遗产还原出来，并进行盲目地崇拜和服从，另一方面也不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并歪曲古代教会遗产。而由弗洛罗夫斯基提出的新教父综合理论正是这样一种对待古代教父遗产的合理方式。这个理论包含两个层面，分别对“教父综合”和“新”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在弗洛罗夫斯基看来，所谓的教父综合就是古代教会，尤其是希腊教会时代那些著名教父的精神遗产。在任何时代，这些思想都应该成为基督教思想的基础，应该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得到准确的表达。然而，弗洛罗夫斯基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他不提倡对过去的盲目遵从，而是一直在思考如何利用前人的智慧来成就现在甚至未来的辉煌。而这也正是弗洛罗夫斯基为教父思想冠以“新”的原因。他认为，回归和寻找传统，认真研读和学习古代教会的教父思想，并不意味着要逐字逐句地重复教父们所提出的某些具体观点和理论，而是要向那些古代圣贤们学习思考和对待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在弗洛罗夫斯基的认识里，教父学说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基督教思想标准，它应该是赐予后人的一种不断更新的精神财富，而不是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死板回答。因此，弗洛罗夫斯基提出的新教父综合理论要求人们必须以自己所处的时代为出发点，以回应当代社会所提出的挑战为目的，创造性地遵循传统。 而作为宗教思想家，弗洛罗夫斯基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创作当属于1937年出版的《俄罗斯神学之路》一书。弗洛罗夫斯基崇尚历史主义，在该书中他便是用这种方法对20世纪之前的俄国宗教思想史进行了系统梳理。该书内容十分丰富，基本涵盖了俄国历史进程中与宗教相关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如约瑟夫派与禁欲派的争论、16世纪的教会合并、尼康的宗教改革、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争，以及诸多俄国作家文学作品中对宗教问题的思考等等，被认为是弗洛罗夫斯基渊博学识及其教会史观的最好表达。虽然作者并没有在书中对自己的新教父综合理论进行系统论述，但全书都以这一理论为指导，结合众多的历史材料，对俄国宗教思想史上的具体事件和重要人物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弗洛罗夫斯基得出结论，认为俄罗斯宗教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恢复拜占庭时期东方教父们的思想，并以此为基础创建属于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尽管弗洛罗夫斯基对俄罗斯思想史各个发展阶段以及众多思想家的评论被指太过主观和严苛，他对拜占庭教父传统的崇拜也被认为太过狭隘，但其著作的完整性和作者的批判态度本身无可非议，而这也正是该作品最大的学术价值所在。此外，弗洛罗夫斯基尝试对俄国宗教思想史进行整体解读，并试图为其找到未来发展方向的努力尤其值得肯定，为他在俄罗斯宗教思想史研究领域赢得了一席之地。 三、结语 作为20世纪俄罗斯杰出的宗教思想家，弗洛罗夫斯基与众多的俄国知识分子一样，有着深刻的宗教情怀。通过对弗洛罗夫斯基生平和主要學术贡献的考察，可以看出，虽然有一段时间的短暂偏离，但宗教在他的人生中无疑占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无论是阐述自己的神学思想，还是分析俄国的宗教思想史，弗洛罗夫斯基的最终目的都是希望人们能够重视东正教古老的精神文化传统。作为一个神学家和宗教思想家，他对东正教的深刻感情可见一斑。难怪俄罗斯著名哲学家尼·洛斯基在评价弗洛罗夫斯基时，认为他是所有俄国宗教思想家中对东正教学说最为忠诚的一位。 作者简介：劳灵珊（1986-），女，汉族，浙江杭州人，文学博士，浙江外国语学院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俄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俄罗斯社会文化。 （责任编辑：御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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