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古代僧医的救治及慈善活动 |
| 范文 | 摘要：僧医是古代医疗人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学法习禅，另一方面兼顾医学事业，他们有着僧人和医生的双重身份。僧医的救治活动包括：来华僧医的救治活动;本地僧医的救治活动;出国僧医的救治活动。中国古代佛教的医疗救济慈善事业也非常兴盛，佛教慈善机构有佛教僧人设置，也有朝廷设立的慈善机构，并甄选德才兼备且名望甚高的僧尼管理。僧医救治的特点：结合佛教教义;提供优良环境;创新救治方式;重视下层民众。 关键词：佛教;僧医;救治;慈善活动 中图分类号：K23;R-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6-0125-03 一、僧医的介绍 世界上的宗教虽多，但若要吸引信徒，治病救人总是一个极好的办法，也正因于此，不同宗教都对医学十分重视。宗教与医学相互成就，成了宗教史上的奇观。《南史》载：“臣见疾者诣道士则劝奏章，僧尼则令斋讲，俗师则鬼祸须解，医诊则汤熨散丸，皆先自为也。臣谓为国之本，与疗病相类，疗病当去巫鬼，寻华、扁，为国当黜佞邪，用管、晏。”[1]这段话以治病来类比治国，目的虽然是为了劝谏帝王要多用贤才而远离邪佞，同时也说明了当时道、佛、巫、医各自医疗方法不同，有各自的特色。且佛教医学已在各种医疗资源中占有一席之地，僧人治病在南朝时应该已算是普遍现象了。在历史长河中，僧人弘法兼作行医的不在少数。 佛教传入中国后，僧人为了方便传播教义，就开始帮人看病，僧医便开始出现。之后来华僧医逐渐增多，他们将古印度“医方明”、佛教理论和中国传统医药学相融合，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佛教医学体系。他们“借医弘道”，在治病救人的同时宣传佛教思想，扩大影响。明代莲池高僧指出：“僧又有作地理师者，作卜筮师者，作风鉴师者，作医药师者，作女科医药师者，作符水炉火烧炼师者。”[2]说明从医已是僧人的一种选择。 二、僧医的救治活动 （一）来华僧医的救治活动 《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开蒙诱进，先导十二章。七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一曰声明，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二工巧明，伎术机关，阴阳历数;三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艾;四谓因明，考定正邪，破覆真伪;五日内明，究畅五乘，因果妙理。”[3]“五明”是婆罗门教的基础教育内容，佛教对此加以学习。后汉至隋朝这段时期来华的僧人中许多人都学习过“五明”，医方明是五明之一，也就是医药知识。因此，西域来华僧人懂得医学知识，并把医学知识带入中原，通过为人治病传播佛教思想，扩大佛教势力。 安世高被认为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位医僧，于汉桓帝初期来华，《高僧传》中记载“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正后之太子也。”从小“以孝行见称”，并且聪敏好学，对于外国典籍，甚至鸟兽的声音，都非常熟悉[4]4。他皈依佛门，精通“医方异术”。西域人佛图澄的医术也非常高明，“以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来适洛阳”，史料中记载有他治病救人的事实。“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疗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石虎有子名斌，忽然暴病而亡，时人认为只有扁鹊能救活，而澄被认为是“国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4]346晋代来华的印度僧人耆域也是一名神医，《高僧传》中记载了耆域对衡阳太守滕永文的治疗，衡阳太守滕永文得病数年，双脚卷曲以至于不能正常行走，耆域“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耆域“因以两手搦永文两膝令起”，永文随即可以像以前一样行走了。除此之外，“方暑中有一人病症将死”，域“以应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加以念咒，随即有“臭气薰徹一屋”。随后，耆域“令人举布，应器中有若垽淤泥者数升”，臭味愈发加重，不可接近，这时病人活过来了[4]364。史料中关于耆域治病的方法中都出现了“咒”，通过咒术救活了将死之人。以咒语治病，增添了的神秘色彩。 早期僧医来到中国后，发挥了自己的医学长处，不论是贫民百姓还是达官显贵，都得到了僧医的救治。僧医在治病救人的过程中，传播了佛教思想，扩大了佛教的影响力。僧医为佛教早期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本地僧医的救治活动 佛教在中国立足后，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大量中国人出家成了僧侣。同时，在中医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僧人也懂得一些医学知识，他们既是僧人，又是医生。他们在传播佛教思想的同时，还治病救人。 史料中记载，北齐时的僧人道丰“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5]303可以得知有的僧人也炼丹，在这一点上和道人相似。有些僧人还用咒水为人治病。僧人法济，“如有疹疾，咒水饮之，无不必愈。”[5]309通过咒语为人治病。这里夸大了咒语可以治愈疾病的力量，但我们可以相信，在医学知识欠缺和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咒语能给病人活下去的精神力量。 《宋高僧传》中记载了大量僧人治病的事迹。《法藏传》记载，法藏在出家前阅读大量史籍，“而与《医方明》得其工巧，同支法存之妙用焉”。有僧人生病，无处可以为其救治时，法藏“切脉处方，信宿平复。”[6]520法藏学习《医方明》为僧人治病，获得奇效。卷二十四《法朗传》记载，“释法朗，姑苏人也。”秉性质朴，脾性温和。“龙朔二年（663年），城阳公主有疾沈笃，尚药供治，无所不至。”后来请到法朗，“设壇持诵，信宿而安。”[6]613城阳公主是“高宗大帝同母妹”，如此友爱殊厚，请僧人法朗治病，也是对法朗医术的极大肯定。卷二十五《神智传》记载，晚唐时期越州的僧人神智，“咒水杯以救百疾，引之多差。”时人“号大悲和尚焉。”“相国女郎鬼神所被，智持咒，七日平复。”[6]639卷二十七《智广传》记载的唐雅州开元寺僧智广也是一位神医，“凡百病者造之，则以片竹为杖，指其痛端，或一扑之， 无不立愈。至有挛者则起，跛者则奔，其它小疾，何足言哉。……其后益加神验，或遇病者，一掴一叱皆起，或令烧纸缗，掇散饮食。或遇甚痛恼者，捩纸醮水，贴之亦差。”[6]687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僧人治愈了很多病人，幫助他们战胜了疾病，他们对病人一视同仁，得到了各个阶层的尊重。 （三）出国僧医的救治活动 佛教发展到唐朝，僧人还将中国的医药知识带到了国外，比如日本和朝鲜。这方面贡献最突出的当属鉴真和尚，他自幼喜欢钻研，对于采集草药、治疗疾病等都有很大的兴趣，他东渡日本并在日本传播中国的医药学。鉴真初到日本，治疗光明皇太后的病，颇见功效，后来又继续把他掌握的医疗经验无保留地介绍给来学的人以及日本人民。中国与日本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仅对外传播了佛教医学，同时在交流借鉴的过程中推动了中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日本医药界，崇之为初祖。后来，日本一直流传着《鉴上人秘方》，是鉴真留在日本医学上的宝贵遗产。遗憾的是，《鉴上人秘方》在日本已经失传，仅于文献中，有其书名的记载。全书佚而不存，故吾辈难以窥其全貌[7]。 古代精通医药的僧人，他们在中国医药学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将佛教教义与中医理论相结合，通过借医弘道，普度众生，在治病救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宣传佛教思想，扩大影响。 三、僧医的慈善活动 中国古代佛教的医疗救济慈善事业非常兴盛，佛教慈善机构有佛教僧人设置，也有朝廷设立的慈善机构，并甄选德才兼备且名望甚高的僧尼管理。佛陀被视为大医王，依其教说，可疗众生诸病，因此自古以来，佛寺不仅是出家人潜心修行的净地，亦是身心机能发生障碍时用于疗养的重要处所。正所谓：“庵院之成，则游人、行旅酒徒诗客、舆疾待死枵腹求食者，无不必应，若驿传焉。”[8] 唐代，佛教僧人开始在佛教寺院中设置“疠人坊”，故名思议，“疠人坊”专门收容治疗“疠人”。“还归建业依山结草，后到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脓洗濯，无所不为。”[5]302“疠人”是麻风病人，这是一种传染性很强、传播速度很快的疾病，为不治之绝症。在医疗条件相对落后的古代，没有救治的方法和药物，而僧医为病人“吮脓洗濯，无所不为”，体现了僧人群体慈悲怜悯的奉献精神。“（洪）昉于陕城中，于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常养病者数百人。”[9]寺庙在“空旷地造龙光寺，又建病坊”，从侧面体现佛教在当时的极大发展，拥有田产建造病坊，救助病人。唐代，在长安和洛阳开始设立悲田坊，用来社会救治，“国家矜孤恤穷，敬老养病，至于安庇，各有司存。”[10]悲田坊是唐代佛教慈善机构的名称，来源于佛教慈善思想“悲田”，宋代叶庭珪认为“悲田。供父母曰恩田;供佛僧曰敬田;供贫病曰悲田;总名曰福田。”[11]社会救济、救治病人是悲田坊的一大目的。至此，佛教医学通过设立慈善机构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论是下层民众，还是统治阶级，都得到了僧医良好的救治。 两宋时期，对外战争延续不断，社会动荡不安，人口流动较为频繁等因素，致使宋代疫病时常发生。在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12]一书中指出北宋皇帝十分重视防疫工作，对大疫之流行都有安置救护和收容治疗。黄敏枝于《宋代佛教各寺院与地方公益事业》[13]论陈佛教与医疗的关系，认为其乃中国佛教体现大乘精神的社会救济事业之一环，且约略论及僧人为人医疗而有医僧之名，并举出寺院开设药局、为人医疗的实例。宋代的“福田院”同样是由佛教寺院主办，在佛教寺院中修建救治场所，由寺庙收养救治，并由僧人进行救治和管理。僧人本着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从事治病利人的慈善事业，最为体现佛教慈悲的教义。 由僧医行慈善之事，为百姓施药治病，可以在更大范围救济一些贫苦人民，使他们可以享受到较好的待遇，这样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达到了巩固统治，造福百姓的目的。同时僧人主持病坊，不但可以治愈病患，还可以在行医的过程中，传播佛教思想，弘扬佛教教义。 四、僧医救治的特点 （一）结合佛教教义 佛教慈悲精神渗透在所有佛教教义中，“我佛慈悲”“出家人以慈悲为怀”等，这些广为流传的说法，体现了佛教以慈悲为本的行事准则，如救济、放生、治病救人等，而本质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从事治病救人的慈善事业，在佛家的慈善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佛教对于病因的分析、疗法的选择都有自己的理论。在病因分析上，地、水、火、风“四大不调”被认为是致人生病的主要诱因。在疗法的选择上，不同于俗家医生的单纯用药，咒术、忏悔、念佛等方式也被广泛采用，具有鲜明的宗教特点。简言之，佛教与医学的结合加以对印度医学资源的利用，最终成就了中国古代佛教医学。 （二）提供优良环境 寺院所建置的病坊内，不仅在墙壁上配以佛教画像，而且在寺院中大量种植树栽，给人以清凉寂静的氛围。一些文人的文集中描述了寺院清净不烦的环境，如北宋文人葛胜仲曾撰诗云：“谢客儿山存胜致，佛泥涅日往游遨。波间星斗沉光冷，月里山河结影髙。何日菁山山上寺，与君痛饮读离骚。”[14]佛教寺院中多树栽，不仅有观赏价值，还有实用价值。僧医使用的药物，除采买外，有的来自佛寺自种之药材。寺庙志《岳林寺志》记载：“唐僖宗时布袋和尚手种娑罗树于岳林寺之崇宁阁前，迄今发荣滋长，高三丈许大一合抱。初夏开花长尺余，色白如雪，香似拥老梅沁入鼻，观八九月果熟大能利益救人一切氣症……娑罗树出自西域，布袋移根植此。”[15]僧医就地取材，利用寺庙中的树栽治病救人。 不论文人诗集中的“波间星斗”“月里山河”，抑或寺庙树栽的种植，这些环境都摆脱了病人对医治环境的刻板印象，在这样清凉寂静的环境中，患病之人不仅得到了僧医精心的照顾和治疗，还能够从僧人念经中获得心灵的慰藉。 （三）创新救治方式 僧医治病不拘泥于古方，会因病制宜，针对病人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用一些偏方治病，如多以咒术、讲经或行其他神异之法来治疗病患。“晋永嘉中天下疫病，则昼夜祈诚，愿天神降药以愈万民。一日出寺门见两石形如瓮，则疑是异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饮服莫不皆愈。”[4]389《占今医统》记载，西蜀僧道广，擅长医术，并有不外传的秘方。病人瘦骨如柴，道广采用偏方，用“鸡屎及白米各半合炒末，以水调顿服”，不久之后，病人吐出米形的呕吐物，病遂痊愈[16]。早期僧人的这种医疗实践，以神异之法及偏方来治疗病患，都说明了他们在治愈疚病的时候随机应变，不拘泥于成法。 （四）重视下层民众 佛教向来以慈悲为怀，故有“八福田”之说。而“八福田中，看病福田为第一福田”，可见佛教对于贫苦病人是相当怜爱的，这与重利的职业大夫形成了鲜明对比。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医疗制度不完善，导致医生数量不足，医疗费用也十分高昂。对于贫苦民众而言，不仅没有医学知识，而且没有足够的经济支撑。在这时佛教的免费或是量力付费的医疗形式无疑更具吸引力，这一原因也反向促进了佛教和佛教医学的传播与发展。 五、僧医救治的意义 僧医是一个有双重身份的群体。首先，他们是僧人，在佛教“慈悲为怀”等教义的指導下，他们投入到民间慈善事业中，在为广大民众诊治的过程，宣传佛教思想，借医弘法，以医药笼络人心，将普度众生、救苦救难的佛教教义落到实处，扩大佛教影响。其次，他们又是医生，而医生的本职工作就是治病救人，他们在民间为大众救治、行慈善事。他们身上不仅有佛教徒的慈悲心肠，还有医生的责任感。僧医救治的人群也相当广泛，上至社会名流，下至平民百姓，社会对僧医评价极高，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这种宣传作用为其提高了名誉，拓宽了他们的交友圈。为行医活动提供了便利，在医病关系上占据主导性，进一步促进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僧医的很多治疗方法，譬如“念咒语”“作法事”等都已被科学证伪，失去了实际的救治意义，但古代僧医的很多做法仍然值得我们借鉴。试想，在没有科学医疗方法的情况下，僧医是如何让患者顺利康复的呢？我想是他们能因时因病治疗，将佛教思想运用在救治疗法上，给人以心灵慰藉，这是不同于普通医者的治疗方法。如今时代虽然进步了，但增加患者信心以达到治病目的的指导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1720-1721. [2]祩宏.莲池大师全集：下册[M].张景岗点校.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3]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7. [4]释慧皎.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释道宣.续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4. [6]赞宁.宋高僧传：上[M].范祥雍，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7]耿鑑庭.鉴真与鉴上人秘方[J].中医杂志，1963（6）. [8]黄宗羲.明文海[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1-4. [9]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633. [10]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1]叶庭珪.海录碎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2. [12]韩毅.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3]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丛论[M].台北：学生书局，1989. [14]葛胜仲.丹阳集[M].清抄本，1776：702. [15]戴明琮.岳林寺志[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16：12. [16]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5. 作者简介：安文丽（1994—），女，汉族，山西晋中人，单位为苏州科技大学，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史。 （责任编辑：御夫）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古代瘟疫时僧医的救治活动研究”（KYCX20_2740）的研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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