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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新动能视角下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研究

范文

[摘 ?要]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沈阳市正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和攻坚期，也处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机遇期和窗口期。沈阳市应抓住历史机遇，尽快培育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拉动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沈阳高技术制造业进行研究和实证分析发现，沈阳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整体水平处于下降趋势，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沈阳高技术制造业自身研发效率较差，技术积累呈现断层，外商投资对高技术制造业技术贡献度低。沈阳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以现状而言很难成为沈阳经济发展新动能，这需要沈阳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创新驱动。

[关键词]一带一路;高技术制造业;经济发展新动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20）06-0060-08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1]，“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1]。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式上指出：“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牵住创新这个‘牛鼻子，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注重用新技术、新业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动能发展壮大、传统动能焕发生机。”[2]这其中蕴含两层主要含义：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培育经济新动能及新经济增长点几乎是各个行业的共同课题;二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及经济发展新旧动能转换战略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十三五”期间统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

2019年，沈阳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经济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地区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0%，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保持在55%以上，发展活力持续增强。《沈阳市推进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方案（2017—2020年）》指出，到2020年，全市基本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和支撑力的工业体系，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达到60%以上。但是，实际经济运行发展中的消极因素也不断增多，例如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产业链水平不高，创新能力还不强，开放合作仍是短板。

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提出，要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开放合作新高地，以培育壮大新动能为重点，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3]应当说，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沈阳市正处在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关键期和攻坚期，也处于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的机遇期和窗口期。这就需要沈阳市尽快培育和形成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拉动整体经济的平衡及可持續发展，以形成多元化产业发展格局，构建“5+3+12”现代产业支撑体系。根据沈阳市的现实情况，高技术制造业应该成为沈阳经济增长新动能。对于沈阳市经济增长新动能的研究，有利于解决沈阳市目前寻找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现实需要，有利于沈阳市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推进创新驱动战略的发展，也有利于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实现东北的全面振兴。

二、文献综述

近年来，围绕“经济发展新动能”议题，我国学者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概况起来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实质

新动能等于新动力或者说新动能等于新动力加上新能力，新动能的本质是效率，新动能更加强调集约高效高质发展[4];一方面发展新兴产业是增加新动能，另一方面改造传统产业达到新的高度以后也是新动能[5]。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并不是孤立的概念，赵丽娜对产业转型升级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并提出应该实施创新驱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产业集聚集约、创新管理优化服务等发展路径。[6]张述存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动力处于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关键期，应充分发挥市场、政府与社会的“三引擎”作用。[7]

（二）以各省为例从产业升级、风险管控、全球视野等多角度研究了新旧增长动能转化

戴勇从传统制鞋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策略及影响因素的角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企业联盟或并购方式深化产业链、引进技术能力以及建立渠道分销能力是该类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合理路径。[8]许晖等人从国际化转型的角度分析了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提出了制造—服务一体化整合、低价值链高端嵌入两条转型升级路径。[9]黄少安从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在增长动力结构、产业结构和产业升级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10]杨盛林从品牌建设的角度研究了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路径，提出政府要转变职能、创新服务方式、保护知识产权、优化市场环境等建设“品牌山东”的对策。[11]来佳飞等[12]，李宝会、储东涛[13]从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与新动能培育的角度分别对浙江省和江苏省进行了分析。王小广从风险角度分析了我国新旧动能转换并提出化解方案。[14]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从全球技术进步放缓的角度研究了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15]鞠世鹏等人从银行业的角度分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财政支持政策。[16]庞凤喜等则从税负角度分析了新旧动能转换的运行成本。[17]王波、杨林从新发展理念角度对区域间动能配置优化提出了政策框架。[18]

（三）从区域创新体系角度研究沈阳市经济发展新动能

1.完善沈阳市创新体系。创新并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通过有效的政策安排，不断完善科技投融资体系，对加快沈阳的发展，加速科技创新进程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19]。开放式创新对于完善创新体系意义重大，已成为企业创新的主导范式，它需要动态能力的支撑，每个阶段需要不同的动态能力。以沈阳机床为研究对象，聚焦于动态能力在开放式创新过程中的演化路径，结果发现沈阳机床开放式创新过程分为学习引进、并购重组、共同研发和代工生产四个阶段，相应地，动态能力按照吸收能力、整合能力、关系能力和重构能力的路径进行演化[20]。沈阳市在搭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创建大学科技城、承担重大科技项目、聚集区域创新资源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但在信息化网络构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社会化中介服务、融资渠道扩展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差距。沈阳市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现代化服务设施建设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为创新创业者提供全面服务，巩固区域优势产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促进沈阳市科技创新服务体系逐渐完善[21]。高端装备对沈阳市创新体系的构建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金仲等基于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概况与代表企业分布情况总结分析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成绩与发展瓶颈，为推动辽宁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发展及区域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提出要完善政策环境、搭建基础平台、加强企业培育等建议。[22]沈阳经济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区域创新体系作为区域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已成为区域发展壮大必不可少的重要因素。徐强等从战略角度深入探讨构建区域创新体系的资源条件，提出了沈阳经济区创新体系构建的战略步骤，系统阐述了区域创新体系构建的推进措施。[23]创新是完善沈阳创新体系的根本保证，面对供求关系以及资源约束条件明显变化的经济新常态，沈阳只有加快构建科技创新体系，才能不断优化产业结构，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24]

2.深化沈阳市产学研深度合作路径。站在“十三五”期间创新驱动、转方式、调结构的高度，审视当前沈阳市产学研深度结合存在的主要问题，陈萍等提出要进一步深化沈阳市产学研深度合作路径，这对于促进沈陽老工业基地新一轮振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5]

3.提升沈阳市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自主创新是当前沈阳市城市发展的主导战略，作为自主创新主体的沈阳市企业已经基本具备了实施自主创新战略的必要条件，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要遵循其内在的规律，尤其要注重培育一个企业、一座城市充满创新意识的文化氛围。目前，沈阳市企业面临着创新意识不足、创新人才缺乏等诸多难题，需要通过优化创新环境、培育创新文化等措施从整体上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26]当前，沈阳自主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技术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制度环境存在着一些问题。从企业的角度看，体制问题是化工行业科技创新与推广的瓶颈;从高校的角度看，政府的干预和高校的产权制度是高校应用性成果脱离实际的根源;从科技中介的角度看，关系型信任的社会基础阻碍了市场型中介机构的发展;从政府的角度看，政府的角色错位使其协调者的作用没有真正发挥出来。解决问题的对策是从制度上进行创新和变革。[27]技术导向型产业集群对提升沈阳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它是指在高新技术领域内，产业集群企业主体以知识为依托，以创新为基础，迅速成为区域经济的主导，带动区域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技术导向型产业集群特点，旨在为加快推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提供有益指导。[28]

4.建设沈阳市公共研发平台。沈阳铁西装备制造业公共研发促进中心建设的实践表明，公共研发平台建设促进了高校与政府、企业和科研院所形成稳定、紧密的联盟协同创新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促进了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是行业背景地方高校开展协同创新的一种有效模式。[29]

总体而言，我国学者对经济发展新动能的研究视角呈现多元化、点状分布，做出了重要的边际贡献。但大多数的研究侧重宏观视角，所使用的理论以西方经济学和管理学为主;对沈阳市“新旧动能转换”的研究主要从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增强企业研发能力及强化科技成果转换角度进行，大多数研究并没有回答沈阳经济发展新动能到底为何的问题，还需要对现有研究进行进一步深入和细化。本研究主要以《资本论》为理论依据，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以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将研究重点放在高技术制造业对沈阳经济发展的影响上，通过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阐明沈阳的高技术制造业能否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这一问题，并对相关影响要因进行分析。

三、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的特点

根据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2013）》，高技术产业在制造业范畴包括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等行业。由于沈阳几乎不存在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因此本文所指的高技术制造业是指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本文所使用的所有数据来源于2007年至2017年《沈阳统计年鉴》（沈阳市最新统计年鉴为《沈阳统计年鉴2018》，其中最新的2017年数据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无法与之前数据进行整合，故无法使用）。为了能够保证前后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处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把《沈阳统计年鉴》中计算机制造业和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进行了加总而得;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把《沈阳统计年鉴》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相加，之后与计算机制造业相减而得;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把《沈阳统计年鉴》中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之和与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相减之后，加上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而得），以2006年为基年去除通货膨胀因素。

（一）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拉动作用逐渐下降，技术水平呈下降趋势，利润率波动较大

高技术制造业占沈阳GDP比重近年呈减少趋势。沈阳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12.35%上升至2013年最高点的16.12%，之后又由2013年的最高点下降至2016年的11.45%。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从2013年的最高点下降至2015年的最低点10.92%。2016年比2015年略有恢复，但基本上处于历史低点。这表明，高技术制造业对沈阳经济的牵引力逐渐下滑。

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呈下降趋势。从沈阳高技术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情况来看，除了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剧烈变动之外，其他所有行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从2007年至2016年都基本处于下降趋势。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所使用的劳动力和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的技术比率;第二，这些生产资料的价格。资本有机构成由于可以表示成为每一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技术比率，故而，可以把资本有机构成看作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技术水平。从这个角度而言，沈阳高技术制造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基本上处于下降趋势。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率不平稳。从沈阳高技术制造业利润率[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定义，由剩余价值（利润总额）除以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计算而得]情况来看，从2006年至2016年各行业利润率波动较大，但基本趋势大致相同。从2006年至2010年各行业利润率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从2010年至2015年各行业利润率处于下降趋势，从2015年起，各行业利润率又基本处于上升趋势。经济周期现象表现得特别明显。其中，利润率变动最大的是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利润率变化相对较低，但也最为稳定的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

（二）高技术制造业经营风险较低，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变化明显

高技术制造业经营风险较低。从沈阳高技术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情况来看，2006年至2016年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资产负债率最高，平均为70%左右，其次是医药制造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50%左右。平均资产负债率最低的是醫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35.61%。其他行业平均而言大体处于40%—50%之间。从整体而言，沈阳高技术制造业举债在合理区间，经营风险相对较低，企业偿还账务能力较强。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和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变化明显。从高技术制造业内部来看，2006年至2016年最为明显的变化首先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其产值在高技术制造业中所占比重由原来的27%增加到51%，增幅将近1倍。其次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产值在高技术制造业中所占比重由2006年的32%减少至2016年的19%。最后是医药制造业，产值在高技术制造业中所占比重由2006年的32%下降至2016年的20%。其他行业相对稳定。也就是说，从2006年至2016年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扩张最为迅速，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收缩最为迅速。2016年，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已占据沈阳高技术制造业的半壁江山，比重为51%。从高技术制造业亏损情况来看，一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亏损企业比例逐渐加大，由2006年的0%增加到2016年的36%。二是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亏损企业比例逐渐降低，由2006年的30%下降到2016年的0%，其他行业的亏损比例则变化不大。这意味着从整体而言，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所有企业都处于盈利状态，而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有1/3以上企业处于亏损状态。综合来看，2006年至2016年沈阳高技术制造业内部最明显的变化特征是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扩张迅速，但负债比率最高，亏损企业比例最高，利润率也相对较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收缩最为迅速，资产负债率处于中等水平，利润率波动剧烈。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亏损企业比例逐渐降低。相比较而言，高技术制造业中的其他行业变化较为稳定。

综上所述，首先，在沈阳面临新旧动能转换之际，高技术制造业对GDP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加大了沈阳新旧动能转换的难度。其次，高技术制造业平均技术水平下降，这会短暂造成高技术制造业利润率上升，但从长期而言，必将影响高技术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和长期稳定的盈利。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首先，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资本有机构成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比例，即C/V，也就是单位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从这个计算公式可以看出，资本有机构成与可变资本或者说行业工资水平呈逆向变化关系。

其次，根据利润率计算公式 ? ? ? ，可以变形得到 ? ? ? ? ，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资本有机构成与利润率呈逆向变化关系。

最后，伴随着外国资本的引入，会带来一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这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因此，外国资本投资与资本有机构成呈同向变化关系。

（二）实证模型及结果

1.被解释变量。资本有机构成（C/V）在本文作为被解释变量。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本有机构成应该是采用固定资本价值预付额和不变流动资本价值年周转额之和，与可变资本价值年周转额之比来计算[30]，或者说是采用预付的不变资本额与预付的可变资本额之比来计算[31]。但由于数据方面的限制，本文采用《沈阳统计年鉴》中固定资产合计来替代预付的不变资本，本年应付职工薪酬来替代预付的可变资本进行近似计算。

2.解释变量。行业的工资水平采用沈阳高技术制造业人均工资（s）进行替代，外国资本投资率（f）采用外商资本投资额与所有者权益比值进行替代，利润率（r）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算方式，即 ? ? ?。

3.模型的建立与数据选取。根据上述指标，建立动态面板模型，其中i为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5大高技术制造业，t为2006年至2016年。考虑到利润率与资本有机构成的内在关系，在回归过程中把利润率当作内生变量来处理。

（1）

高新技术各行业数据是笔者根据2007至2017年《沈阳统计年鉴》数据计算而得，并以2006年数据为基年去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并对所有数据做了对数处理。使用的软件是stata 15。

4.实证结果。表1显示的是各变量描述及统计特征情况（在对f取对数处理时由于原值有3处为零，因此缺失值为3个）。本文主要采用动态面板回归的方法。动态模型的方法优点在于当模型中一些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时，可以消除这些内生性的偏误而得到一致性估计。因此本文采用Arellano-Bond在1991年提出的动态面板回归方法。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的准确性，需要做稳定性检验。根据相关文献可以发现，进行稳定性检验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更换计量方法，二是更换变量或数据。由于本模型可获取数据的限制，本文采用更换计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采用混合OLS、固定面板效应（fe）及随机面板效应（re）的回归方法。所有回归结果汇总于表2。

通过表2可以发现最后一栏xtabond动态面板回归结果系数与固定面板效应（fe）及随机面板效应（re）的分析结果在符号系数上是一致的。其中动态面板回归结果中，所有回归系数都具有统计意义，且过度识别检验通过。因此，模型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行业人均工资（lns）及行业利润率（lnr）的符号与预期一样，与资本有机构成都呈现出负向关系。这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相一致。值得注意的是，首先，外国资本投资率（lnf）的符号为负，与预期不符。这表明外国资本投资并没有有效拉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如果把资本有机构成看作是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这也就意味着，外国资本投资的引入并没有有效促进沈阳高技术制造业技术的提高。其次，本文把资本有机构成滞后一期（L1.lncv）并进行回归，符号为负，这说明前期资本有机构成与本期资本有机构成呈现出负向关系，前期资本有机构成并没有促进本期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表明技术积累存在断层，技术没有很好地承接。

五、结论及启示

从整体而言，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财务状况较为稳健，行业利润率从2015年起逐渐开始恢复。但作为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代理变量的资本有机构成却处于下降趋势，外国资本投资并没有对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起到有益影响。综合判断，以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现状而言，较难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因此，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需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加强国际合作，建设合作开放的新高地。

（一）沈阳高技术制造业要与国外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提高行业技术水平

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显示，资本有机构成滞后一期（L1.lncv）与资本有机构成当期为负向关系，即上一期的资本有机构成没有有效促进当期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事实上，上一期资本有机构成可以看作是沈阳高技术制造业上一期自身研发投入的结果，资本有机构成原本就可以代表一定的技术水平。这表明，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上一期的研发投入并没有对当期的技术水平产生有益影响，凸显出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研发投入的连续性效果较差，研发效率不是很高的现状。

面对这种现状，其一，需要沈阳高技术制造业加大研发投入，强化产学研合作，提高自身研发效率以激发创新驱动内生动力，提升行业技术水平。其二，需要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构建与海外优质企业的协同创新机制，主动对接国际规则，不断拓展对外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二）打造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营商环境，增加外资溢出效果

上述的实证结果显示，2006年至2016年，沈阳市的外商投资并没有促进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其直接原因在于投向高技术制造业的外国投资不断减少。根据《沈阳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这期间医药制造业外商投资平均下降54.31%，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外商投资平均下降70.55%，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外商投资平均下降50.70%，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下降58.59%。只有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处于增加状态，平均增加比例为38.69%。从高技术制造业整个行业而言，这期间外商投资平均下降39.11%。外商投资的减少与营商环境不佳有直接的关系。

这就需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为重点，全面深化改革。具体而言，一是要按照《沈阳市优化营商环境办法》，着力打造沈阳市国际化、法制化、市场化营商环境，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为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二是要坚持不懈改善营商环境，全面落实国家和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系统加强政务、市场、生产要素、法治和创新环境的建设。

（三）培养新型国际化人才，为沈阳高技术制造业提供人才保障

资本有机构成降低的直接原因是可变资本即支付工资额的上涨。根据《沈阳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2006年至2016年医药制造业平均工资增长率为215.26%，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为129.20%，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为147.76%，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52.65%，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为128.72%，高技术制造业整体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34.72%（所有数值已经去除通货膨胀等因素，为真实值）。

根据《资本论》中资本有机构成计算公式C/V可知，当工资上涨时确实会对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降低工资以提高资本有机构成。因为伴随经济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不变资本C也是不断增大的。沈阳市2006年至2016年资本有机构成的降低只是表明，不变资本C的增加幅度小于可变资本V的增加程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说明沈阳市高技术制造业的资本积累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的积累与发展。面对这种现状，其一，必须要在加大投资的基础上，充分、切实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培养新型国际化人才。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从短期而言会产生资本有机构成降低的效果，但从长期而言，必然有利于行业技术的提升，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其二，要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培育职业经理人队伍，壮大技术工人队伍，让人才与沈阳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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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魏亚男

[作者简介]许悦雷（1980— ），男，辽宁大连人，经济学博士，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

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基于《资本论》视角下的沈阳经济发展新动能研究”（L18AJL004）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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