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苏联改革时期意识形态转型之殇 |
| 范文 | 摘 要 苏联解体是二十世纪末期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事件的发生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近年来，围绕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深入开展，相关学者从多个侧面、多个维度进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认为，苏共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丧失，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苏联改革时期意识形态转型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苏联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剖析，查找到苏联意识形态建设的失误和教训，从而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鉴戒和参考。 关键词 意识形态 马克思主义 理论素养 作者简介：金赞研，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8.228 一、苏联改革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状况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戈尔巴乔夫主观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直接原因之一。在谈论苏联改革时斯意识形态转型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回溯马克思本人对于俄国革命的态度以及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袖在发展和建构苏共理论的历史过程，这对于理解和探讨苏联意识形态的发展过程有重要意义。 （一）马克思对俄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发达国家取得胜利，但他同时认为跨越历史阶段是有可能的，俄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要辅之以一系列条件。马克思指出，他本人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起源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因此，他“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没有提供肯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没有提供否定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一切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 围绕着“具体的历史条件”所进行的理论建构在列宁之后便乏善可陈，这就导致俄国革命的“跨越历史阶段”的问题没有很好的理论阐释和弥补，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重要“漏洞”，换句话说，对于俄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受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并没有做出具体的回答。 （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全面发展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 列宁是政治家兼理论家，从列宁开始，政治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者，他们对待理论的方式普遍是为现实政策提供理论论证。众所周知，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中论述俄国革命时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但是，普列汉诺夫对列宁的理论能否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持有异议。他认为在不改变生产力条件下改变生产关系非常冒险，极其容易将生产关系的变革缩减为一次政权更迭，生产关系的变化又体现为执政者的变化，从而使得对革命的解释越来越狭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使得列宁开始反思俄国究竟该如何跨越历史发展阶段。列宁反思俄国革命时认为：可以跨越的是政权和制度，而生产力、文化和治理水平是无法跨越的。因此他在晚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中资本主义的有利因素。列宁的“退却论”一方面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扫除了理论障碍，另一方面却无形中给新经济政策加上了“临时性”，毕竟“退却”不是社会主义的常态，这就为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斯大林模式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参考。 （三）斯大林模式与意识形态领域的教条化倾向 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些发展，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研究具有奠基性的贡献，翻译和出版了诸多的著作文献，培养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进行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但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建设也有很大的缺点和弊端，总的来说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逐渐教条化，用斯大林模式代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了斯大林标榜个人集权的工具，意识形态呈现集权化和教条化，并逐步丧失了意识形态软权力的功能走向暴力化，这种思想文化发展模式为日后苏联意识形态转型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斯大林去世后，情况发生了较大变化，登上最高领导岗位的多是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他们原先做具体工作或技术工作，文化水平不高，理论水平偏低。比如赫鲁晓夫，其人文化理论素养不高，他自己也承认，“我没有受过教育，缺少文化。要管理像俄罗斯这样的国家，头脑里应该有两个学院讲授的知识。要我只上到教会小学四年级，没有接着上中学，直接上了大学，没有毕业。经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前后不一，得罪了许多好人。” 赫鲁晓夫虽然具备较强的活动能力和动员能力，但缺乏无产阶级领袖必须具有的最起码的文化知识、理论素养和理想信念，由于其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高，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不能真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更不能在理论上阐释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本质和实践路径，特别是他在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中彻底否定了斯大林，既引发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混乱，又为西方国家攻击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的口实。同时，他提出的“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的理论，其实质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背离和抛弃。 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上台执政，勃氏其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样不高，对理论学习又极为轻视，他曾对自己的助手说，把文稿写简单点，“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还经常把复杂的、别出心裁的文段删掉，特别是删除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在文化领域采取高压政策，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恢复了沉寂，他本人虽然不时以理论家的身份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但由于其理论素养和理论能力不足，并没有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反而使其越来越僵化。 二、苏联改革时期意识形态政策的调整及失败 在经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的短暂执政后，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开启了对意识形态领域大刀阔斧的改革。由于长期接受僵化意识形态的宣传，再加上经济停滞不前，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苏联人民包括党内一些人士对斯大林模式的不满与日俱增。在压力之下，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倡回归列宁主义。他认为：“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理想，对我们来讲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取之不竭的源泉。” 但是，由于群众长期接受斯大林主义的教育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禁锢，对列宁主义的理解也无法超出斯大林模式的框架。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像被两堵墙壁挤压，没有转身的余地，如果想要转身只有将墻壁打破。戈尔巴乔夫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由于长期的官僚主义导致改革难以推进，他寄希望于通过推动“公开化”来鼓励人民揭露苏联政府的黑暗面；为了打破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束缚，戈尔巴乔夫推出了“民主化”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戈尔巴乔夫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实质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否定，使苏共失去了正确航向。在这个时期，雅科夫列夫等西化派知识分子掌握了苏共宣传大权，大量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在社会上蔓延，而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导致苏共无法控制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蔓延，最终威胁自身意识形态安全。 对于苏联在改革时期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政策也就是“公开性”政策，有学者认为，“公开性作为打破改革壁垒，为改革开辟道路的思想武器，提出这一方针是十分必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掌握公开性的分寸和尺度，怎样把握公开性开启的速度和进程。” 在苏联解体之后，我国对戈尔巴乔夫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性质的“公开性”——实质上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纵容——进行了深入批判。但是事实上我们党并没有对“公开”进行全盘否定，而是不断推進各种事务的公开化进程。由于“公开性”已经成为纵容错误思潮的同义词，我们采取了“政务公开”这一技术名词。公开并不是错误，保证公民的知情权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基石，但是在哪些领域采用何种形式和尺度进行公开是党的宣传工作者需要考虑的问题。 三、苏联意识形态政策转型失败的原因探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关乎旗帜、关乎道路、关乎国家政治安全。苏共因失去意识形态领导权，最终导致亡党亡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深入分析苏联意识形态的衰败过程，为当前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镜鉴，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一是受制于斯大林模式理论的影响。斯大林模式的理论自身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缺乏哲学论证以及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融合，更多是对于理论的生搬硬套。斯大林对苏联共产党的历史评价并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而是根据现实需要进行剪裁和修改，这样的历史必然缺乏可信度。在理论方面，苏联民众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比较僵化，局限在斯大林主义的理论教育。因此赫鲁晓夫推进改革必须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必要的否定，但是由于斯大林模式意识形态的僵化导致其弹性极小，再加上通过更加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强化，致使其转型空间更加狭小。 二是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并对科学社会主义原则进行否定。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抽象人道主义。它把社会主义说成是符合抽象的“人性”和“一切人”的利益的“人道的”制度，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反对使用任何暴力，这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具体做法上，苏联寄希望通过一个类似于“大跃进”的经济改革来迅速恢复经济快速发展，避免被美国拉入军备竞赛的泥潭，但戈尔巴乔夫视察中却发现由于勃列日涅夫主义的盛行，苏联官员的官僚主义极其严重，民众则没有监督权，因此提出“公开性”，其本意是发动民众监督官员实行改革，后来才逐渐扩大范围到意识形态领域。但由于苏联高层对强化意识形态领导权不重视，大量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泛滥，各种敌对势力趁机大肆攻击苏共和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压缩了苏共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 三是在改革中放弃了自身话语体系的独特性，大量引入西方概念，成为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俘虏。苏联大量引入西方话语的原因有四：其一，对苏联社会强大而僵化的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冲击，尽快建立非斯大林化的意识形态；其二，俄罗斯在文化上更加接近西方，也比较容易在意识形态上接受西方观念；其三，戈尔巴乔夫执政团队出于迎合“自由派”的需要；其四，戈尔巴乔夫政府希望在西方世界中树立苏联的所谓“新形象”。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的政治立场不坚定，从内心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此苏联在意识形态转型的过程中缺乏独立性，处处被西方的话语体系所牵制。 四是意识形态的建构左右摇摆。苏联在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意识形态建设更像是“拳击赛”，其中经历了三次左右大摇摆。赫鲁晓夫的短暂解冻没有做到彻底消除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反而其本人由于的一系列不当的改革措施被迫辞职。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虽然执政时间长达18年，但却在理论构建上没有建树，只能重新回到斯大林模式。而戈尔巴乔夫对于苏联意识形态的颠覆性改革，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可避免造成了苏联社会的思想混乱，让人民无所适从。其放弃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行为，更是如同打开潘多拉盒子，引发了苏联社会思想的混乱，并形成了一大批反动势力，最终使苏联走向解体。 注释： 沙健孙.列宁论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条件——《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研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1（4）.27. 中央编译局编.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776. 张捷.从赫鲁晓夫到普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44.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新华出版社.1988.22. 沈志华主编.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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