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近三十年两宋之际南渡词研究综述 |
| 范文 | 谭佳奇 摘 要：作为我国词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环，宋南渡词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成为词学研究的热点。南渡词的研究也就是对南渡词人词作的分析考证，所以对南渡词的研究，主要是对南渡词人的研究，目前的词人研究，其模式可分为两种：或以个体分论之，或以群体总论之。群体研究相对全面，南渡词人的个体研究还有待深化。 关键词：两宋之际;南渡词;研究综述 对于“南渡词人”的界定，历来众说纷纭。综合各家的观点，可以从时间、空间、词作风格三个方面来界定，时间上界定是出生于北宋，生活、创作历经宋南渡时期的词人，空间上的界定是遭遇靖康之乱后南下江、浙、闽、赣等地的词人，并继续吟咏创作者。词作风格上的界定是南渡前后词风发生明显变化，南渡词坛的词风、词派为这些人所开创、所主持，南渡词的成就和特征由他们来体现，并代表了南渡时代精神的一批词人。目前的词人研究，其模式可分为两种：或以个体分论之，或以群体总论之。南渡词人众多，个体研究不能一一统计，笔者将研究视野聚焦到具有代表性的南渡词人个人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和李纲的身上。据此，以南渡词为关键词在知网上进行检索，得知近三十年主要以南渡词为研究对象和涉及南渡词的期刊论文约有30篇。另外代表性词人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叶梦得、李纲涉及南渡词的期刊论文大约有76篇、42篇、18篇、18篇、10篇。 1 近三十年两宋之际南渡词研究综述 1.1 南渡事迹研究 在南渡事迹考证方面，王兆鹏的《张元干年谱》（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和《两宋词人年谱》（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是有力著作。其中《张元干年谱》是王兆鹏先生“费时六载，详考宋人别集、史乘笔记、地志金石、谱谍图表，并参时贤之作”（唐圭璋序）而完成的著作，这对研究张元干的诗文创作大有裨益。另一本《两宋词人年谱》考证了宋代词人葛胜仲、葛立方父子、叶梦得、吕本中、向子諲、王开堂等五人的年谱。“本书并不限于‘词人词作的考订，而是对谱主的诗词文及其它著述、有关生平行事一并予以系年考证，对其所有著述的存佚情况、传刻经过、版本源流也作了尽可能详尽的考述。本书还特别留意考察谱主交游者的事迹和结社唱和活动，书中涉及南渡前后诗坛文苑的人物数百人，此可窥见当时的诗坛概貌、创作风尚和文人的精神风貌”。还有王开堂的《李纲政绩述评》（《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其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李纲在南渡时期的政绩，一是主张革新，挽救政治危机;二是招纳义军，缓和国内阶级矛盾;三是发展生产，实行“宽厚简易”之政;四是重以“国事”“不为身谋”。再有马里扬的《李清照南渡事迹考辨》（《文学遗产》2014年第2期），其文考证了“李清照仓皇南渡的成因、出发地与起讫时间以及‘归来堂被毁经过等相关问题。”以上详实的事迹考证，对我们正确认识历史人物，研究其创作具有重要作用。 1.2 整体研究 全面考察南渡词方面，涌现出不少成果，其成果及主要内容如下：薛瑞生的《南渡词论略》（《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二期）从时代之截流、词风之转变、极北宋之变，启南宋之工三个部分，对南渡词人及其词作作了简要略论。在“极北宋之变，启南宋之工”这部分涉及了三个方面。他认为南渡词“主题之变，是以偏安恨代替石榴裙。题材之变，是南渡词人步武东坡。词的体制方面，北宋词人多为小令，而南渡后则多为慢词也。用途的转变，词之入乐，乃其恒律，燃词之脱离音乐，当自南渡始，其因概在于词乐的散失消亡与娱乐方式的变化。”作为第一个研究南渡词的期刊论文，提出很多真知灼见，供后人借鉴思考。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简称《南》）（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一文，将宋南渡（1110-1162）作为唐宋词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阶段进行整体研究，并提出“范式”这一范畴，从范式演进更迭的角度探讨唐五代两宋词的发展历程，试图建构词史研究的新框架。正如孟修祥在《别开生面的宋词研究——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湖北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一文中评价的一样王兆鹏的《宋南渡词人群体研究》：“为文学史的规范性研究找出了一条有效途径。”黄海的《宋南渡词坛研究》（浙江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5月1日）从词人论、词体论、词类论、词风论、詞艺论、词评论、影响论七方面加以探究。论述全面，可以说为后人研究南渡词提供了很多视角。但是微观的论述就不是很详尽，像词艺论中的意象选取一节，只是选取一种“燕”加以论述，其他的意象省略，有待进一步研究。 1.3 思想内容研究 思想内容方面分为题材研究和情怀研究两个方面，题材研究上主要涉及佛禅词、艳情词、唱和词、爱国词、闲居词五大方面，具体如下：赵星月的《宋南渡佛禅词研究》（吉林大学硕士论文2017年6月01日）从佛禅思想对词人、词作之渗透，南渡佛禅词的创作内容，南渡佛禅词的时代与艺术特色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南渡佛禅词的内容归纳细致，作者认为：“静默的禅宗相较于儒学更能迎合了当时士大夫的心态”。不足之处缺少了南渡佛禅词对后世影响的论述，只有承前没有启后。邢晓玉的《艳情传统与南渡词坛》（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4年5月27日）将视角投射到被人忽视的艳情词上，以南渡艳情词作为研究对象，对南渡词坛所有的艳情词作进行分析、研究，既包括以艳情为寄托的南渡豪放词，也包括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词学界排斥的娱乐性艳情词。最后得出结论：“南渡艳情词以艳笔抒国恨的新质素，那就是在艳情中加入家国之感，民族之叹，这也是艳情词在艳情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突破，量少，却值得关注。”何春环的《词亦“可以群”：论宋代南渡唱和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从唱和词形成的社会政治及文化原因、具体的功用以及对南宋词坛、词人的重大作用等方面来肯定南渡时期唱和词的价值。类似的还有张艺凡的《宋南渡词坛唱和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4月1日）、王琼的《宋南渡时期唱和词研究》（湖北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4月20日），呈现出逐渐完善的过程。陈节的《开拓爱国词的重要作家一张元干》（《福建论坛》1983年1月31日）一文，认为张元干是宋代第一个以大量爱国词参加抗金阵营的重要作家，张元干常常借歌咏历史人物来表达对抗战派的热爱和支持。姚惠兰的《论南宋抗金领袖李纲的闲居词》（《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指出诗人“与在朝相比，其闲居心态发生变化：“舍我其谁”的自信转为谨慎得体的关注国事。”并指出这种“心态的差异使其闲居词呈现出与在朝词不同的风格，且呈阶段性变化。他乐天知命，‘任真，词风冲淡平和，乃苏轼之后又一位成功的学陶者。”，作者眼光敏锐，见解独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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