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初步分析 |
| 范文 | 江靓 鸡公山遗址是址位于威宁县西端的云、贵两省交界处的中水盆地，山顶海拔1939.5米，遗址现存面积约4000平方米，主要分布在山顶。是黔西北和滇东北地区第一次正式的大规模考古发掘，本文试图通过重新梳理简报内容，并结合现有的分析，描绘当时人类社会生业形态;同时与该地区该时期其他遗址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探索该遗址的社会价值及以及其周边区域的影响，进步深化对滇东黔西地区青铜时代文化面貌的理解。 1 遗址概况 由于鸡公山为河流冲积形成，整个山体多为卵石堆积。遗址位于山顶，文化堆积非常薄，众多遗迹现象直接开口于表土之下。地层堆积简单，以地层堆积较完整的T0301南壁底层为例;第1层，表土层，出土遗物有罐、瓶、杯、盆等;第2层，红褐色黏土，出土遗物有陶器和石器，陶器可辨器形有瓶、罐、杯、盆、器盖等，石器有双肩石锛、斧、刀和镞等。 遗址出土的主要遗迹分为三类，墓葬、灰坑、建筑;灰坑是鸡公山遗址中最典型的遗迹，在整个遗址中均有分布，以遗址北部最为集中，虽然距离相隔很近，但叠压打破关系较为罕见。坑口平面呈长方形、圆形、椭圆形、不规则状等。体量大小差异较大。根据制法不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用青膏泥涂壁，部分坑壁发现有火烧痕迹;第二类用青膏泥填满;第三类完全不用青膏泥。[1]坑内填土多数包含有炭屑、红烧土和砾石等，少量坑内有人骨遗骸，其保存情形为人体残部，或为躯体扭曲变形，属于非正常死亡而掩埋的现象。根据灰坑堆积情况可分为两类;第一类，部分灰坑中出现堆积分层的情况，如K4、K29、K31，上层多为红烧土块、木炭、陶器等堆积，同时有明顯红烧痕迹;下层多葬有人骨。第二类为无堆积分层的灰坑。如K3、K9、K11，灰坑内有明显火烧痕迹，坑内堆积为夹有大量红烧土碎块的红褐色土，与人肢骨混杂，坑内从上到下放置有若干陶器。 目前发现的墓葬零散分布于遗址南部、西南部或东部，方向不同。均为小型竖穴土坑墓，多数墓葬墓内或墓旁都有一个抹有青膏泥的灰坑。墓葬多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一般为一至数件，多为陶器，M4出土1件青铜耳饰。 建筑形式为挖柱洞试的木骨泥墙建筑，为简易式建筑。 在鸡公山遗址出土的陶器中，简报共发表了细颈瓶34件，折沿深腹罐12件、小平底喇叭口杯5件、单耳钵3件、单耳敛口深腹罐2件、带流盆1件。陶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次为泥质黄陶。素面陶最为常见，纹饰主要是弦纹和戳印纹。陶器基本为平底，以小平底最为常见，鲜有圈足器，不见圜底和三足器。 结合《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初探》所引用的材料，从其出土的陶制品的陶系、器物组合及形制变化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将遗址和陶器年代分为两期三组。 早期I段陶器以夹细砂陶为主，少量泥质陶。纹饰不发达，器物多在口沿及腹部施以纹饰，纹饰种类主要有瓦楞纹、篦划纹、戳印纹、弦纹，部分口沿饰锯齿纹。制法以泥条盘筑法为主，分别制好器身和颈部，再组合套装。陶器类型有细颈瓶，折沿罐，鼓腹罐，带流杯等。 早期II段该时段陶器仍以夹细砂陶为主，出现了磨光陶修整技术。本期独有的器形有柱状小杯、平底杯、圈足钵、鼓形带流罐。整体与第一期相比变化不大。 晚期III段遗存发现较少，但是该期遗存发生了较大变化。夹砂粗陶和泥质陶成为主要陶质，纹饰新增有乳钉纹、网格纹、划纹、绳纹等。第I期时的平底喇叭口杯、鼓腹罐、带流杯不见于本期，折沿罐折棱平缓，新出现的器型有乳钉纹折沿罐、大耳罐、蒜头瓶等，该期从这个器物组合而言与第一期差别比较大。 2 遗址性质和年代 从地理环境看，鸡公山遗址并不适合人类的日常生活;从发现的遗迹现象分析，遗址地层堆积较为简单，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建筑、灰坑等遗迹少，因此可以推测，当时人类在这里进行的活动多是埋葬、祭祀等短期行为，而非长期定居行为。[2] 该遗址的C14测年数据显示其在距今3400～3000年，初步推测遗址的年代未中原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早期代表性器物为小平底器、大口折沿罐、双大耳罐、折肩豆形器、带流杯和盆、柱状小杯等，同时期遗址还有吴家大坪遗址、闸心场遗址等，绝对年代应在距今3400-3100年;二期则以乳钉纹罐、双小耳蒜头罐、折肩钵、卷唇器为代表性器物，同时期遗址还有营盘山遗址、野石遗址、马厂遗址等，绝对年代应在距今3100-300年左右。 无堆积分层灰坑年代较早，有堆积分层的灰坑年代相对较晚，青膏泥坑中堆积分层表明，当时人类开始有计划地进行祭祀行为，安排坑内埋藏物。首先将坑内放入木块并且将其引燃，待火焰熄灭后放入人骨，人骨旁放置少量陶器，随后填入黄褐色土覆盖人骨;最上层放置陶器，填入红烧土和木炭碎块混杂的灰褐色土。 3 对滇东北、黔西北地区其他各遗址的初步分析 在对鸡公山遗址进行了初步的分期工作以后，我们将其与昭通鲁甸坝子区域内早期遗址进行分析排比。 1）吴家大坪遗迹。该遗迹出土陶器以夹砂陶为主，从出土的炭化水稻C14测年数据为3100±50年。从该材料分析，其地理位置与鸡公山遗址相近，年代相近，文化面貌同样相似，出土的陶器陶质、类型非常相似，推测可能为同一时期而功能各异的两处遗址。[3] 2）营盘山遗址。该遗址西距鸡公山遗址5千米，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器形有小平底瓶、折沿罐、双耳小蒜头罐、折肩钵、带耳盆和大耳罐等。该遗址出土的陶器类型鱼鸡公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在陶质和器型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但也不完全一致。C14测年数据为2990±40年，经树轮校正为公元前1320-公元前1050年。[4]因此，营盘山遗址可能代表了鸡公山文化晚期时段的文化特点，这两个遗存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 3）野石山遗址。野石山遗址位于云南鲁甸县城东，地处昭鲁盆地边缘。鸡公山遗址与野石山遗址存在一些共同文化特征，年代相近，属于同一地理单元，以及铜器非常少见，均发现细颈瓶、折肩罐等。但是野石山遗址中大侈口罐、单耳杯、双耳杯，折肩圈足碗，仰流罐形盉均不见于鸡公山遗址，而鸡公山中的敛口杯、侈口杯、敛口盆等也不见于野石山遗址。推测为同一文化中的不同类型。 4）瓦窑遗址。黔西北地区的早期青铜遗存的遗址以瓦窑遗址最为典型。位于毕节青场镇瓦窑村，地处滇、黔两省交界处。鸡公山遗址与瓦窑遗址出土物有一些相同因素，小平底器、小口罐是两地常见的类型，但文化面貌存在较大差异。带耳器和带流器是鸡公山遗址特有的器型。而瓦窑遗址中的圈足器和圜底器同样不见于鸡公山遗址中。因此，比起同一族群的两个分支，更可能是同时期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群活动之后留下的遗存。 通过对上述遗址的分析可以得知，鸡公山遗址作为一处祭祀功能的遗址，周边存在对应的生活类型等相关遗址。而其区别于本地青铜时期瓦窑遗址文化因素，这种外来文化因素在该类型中占据主导地位，在早期青铜时代影响了昭鲁区域其他遗址，且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自古以来滇东黔西地区就是南北交通要道，自远古时代以来，南来北往的族群就通过这条文化走廊实现着持续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与传播，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互动与发展，最终形成浓厚的地域、族群特色，并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文化类型。 通过对本次鸡公山遗址的分析，以及中水地区的吴家大坪遗迹、昭通营盘墓地、瓦窑遗址、红营盘墓地、银子坛墓地等其他遗迹，对共同构建该地区青铜时代的考古学年代框架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了解“古夜郎”文化的中心聚落、分布范围、族属与文化特征的认定。[5] 参考文献 [1]张合荣，王林，罗二虎.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2004年发掘简报[J].考古，2006（08）：12. [2]王林.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初探[J].四川文物，2012（04）：24. [3]王林.贵州威宁县鸡公山遗址初探[J].四川文物，2012（04）：28. [4]张合荣，罗二虎.试论鸡公山文化[J].考古，2006（08）：60. [5]周志清.滇东与黔西早期青铜时代的居民[J].中华文化论坛，2006（02）：119-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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