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钊 杨铜铜 “法治方式”在现实语境中存在扩张的嫌疑，只要涉及法治或法律行为的方式都被认为是“法治方式”。一味把“法治方式”当成政治方式，就会使法治方式泛化，从而成为空洞的政治口号。 第一，要围绕法治中国的目标引导“法治方式”。法治方式是运用法治思维处理和解决问题的行为方式，不仅是特定主体享有的行为思维方式，而且是各种行为主体都要践行的行为方式。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放弃权力的绝对性，需要用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需要讲究法治之理。 第二，要根据法律思维的规律限定“法治方式”。没有法律思维规则对思维过程的约束，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法治方式。任意理解的“法治方式”极易成为权力率性行使的工具。要运用法律规则和程序确定法治方式，使行为方式达到合法性；运用法律价值确定法治方式，使行为取向具备合目的性；运用法律方法确定法治方式，使思维過程具有合法性。 第三，把握法治建设所要解决的社会矛盾划分法治方式。同样是化解社会矛盾，以权力为核心的管理方式，奉行的是实质主义思维方式，与此相反，法治则强调形式主义思维方式。因此，在法治方式中，过度强调的阶级分析，本质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法治国家的法治方式是指权力行使需受限制，尊重契约精神。法治政府的法治方式是指政府行为需要有边界。 法治方式在中国的产生具有特殊的历史背景，不仅仅是一个概念问题，法治方式是社会转型的方法论命题，我们需要在现实历史时空中确定问题意识，带着法治方式要解决的问题来确定法治方式的含义。 （摘自《法学》，2017年第5期，第27-38页。）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教授[201620]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方法研究院[2016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