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一带一路”国家文化差异中企业对外投资策略 |
| 范文 | 白云涛 张思娟 蒋经纬 摘要：数据显示，去年全球50%以上的并购失败，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投资也有30%不尽理想。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跨文化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解决。该文利用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分析“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文化差异及其导致的企业投资与模式的不同，提出了在企业国际化的进程中，需要合理规避文化冲突，加快不同文化融合。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差异；Hofstede文化维度理论；规避冲突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9）05-0029-04 一、引言 在中国和平崛起与民族复兴背景下，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着眼于国际国内大局，顺应全球合作潮流和发展需要，在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西亚时，先后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涵盖全球约63%的面积，约44亿的人口，沿线民族众多、文化多样。 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之本。只有充分了解沿线国家的文化才能实现在文化信仰和价值理念上的沟通，以“文化相通”推进“民心相通”，从而能够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引领下，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进行海外市场开拓。而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核心，它是企业将产品、技术、人力、管理经验和相关资源转移到其他国家的制度安排与合适方式，主要分为三类：出口、非股权进入模式以及股权进入模式（对外直接投资），包括通过独资并购或合资进入模式。这些模式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企业原所在国的文化环境，以及进行商业活动的其他国家当地文化等环境因素，会影响该企业的国际化进程。 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必然会面对来自不同地域文化的摩擦和碰撞，这会带来一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阻碍。因此，为了更好地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企业需了解各个国家不同文化及其特征。 二、研究现状 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是影响企业进入模式的重要因素。企业在进行直接投资时，需要在独资与合资的进入模式之间做出选择。关于文化差异与企业海外进入模式关系的研究有较多成果。 苏洁（2014）认为：文化差异越大，企业在海外市场直接投资时越希望采取独资经营的进入模式。其原因是文化差异越大，在对投资进行组合管理时增加的公司交易与经营成本使跨国公司進一步发展面临的危险越大。为了减少交易成本，跨国公司在进入海外市场时选择高控制权的海外进入模式。 张远等人（2009）则认为：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越大，跨国公司在投资时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经营的模式；在文化差距大的东道国市场中放松对子公司的控制，可以作为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交换成本的一种手段。为了避免不确定性带来的海外经营风险，跨国企业通常会选择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方式，利用东道国企业与政府的本土资源来开拓当地市场。 甘筱青等人（2011）更进一步认为：不同文化的差异既表现在社会行为和社会习惯方面，也体现在更深层次的价值观方面。这些差异会成为阻止不同文化直接顺利交流的障碍，甚至可能产生误解和冲突。通过多方面地综合比较与分析，追寻差异产生的思想体系的根源，可以保证不同的文化互相了解，互相尊重，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只有彼此了解才能减少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避免文化的冲突。 尽管在东道国与母国文化差异导致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市场采取何种进入模式方面存在不同看法，但跨国公司显然必须充分考虑东道国的文化环境对公司今后的生存、运营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所造成的额外成本能否找到其他的途径加以弥补，最终决定是选择合资还是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东西方企业可能会发现由于文化影响而形成的诸如组织基础、职业道德、进取精神、努力成功、责任认可、经验获取、激励下属和运用法律等的公司文化差异。在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不同国家的企业拥有不同的经营价值观，在商业模式，公司战略，国际化模式方面都会有显著的不同。 三、文化差异对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 早在十九世纪，E. B. Tylor （1871）就提出了“文化”的定义，他认为一个人身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复合整体都可以被称为文化，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也包括其他的能力和习惯。也就是说，文化首先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但又包含多个层面，每个层面的表现形式有不同。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比较不同的文化，Geert Hofstede提出了他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Geert Hofstede研究不同国家的文化特征，在四个不同的文化维度（power distance权力距离，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uncertainty avoidance不确定性避免，Masculinity文化性别）上定性和定量地比较分析不同国家人们的文化和行为。Geert Hofstede 和另一位学者Michael Harris Bond后来又提出了第五个维度“长期导向-短期导向”，用于补充和发展他的国家文化维度理论。 对各国价值观和文化的测量，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Hofstede的成果。他的五个文化维度是用来衡量不同国家文化差异、价值取向的一个有效架构： 权力距离是指“一个社会对组织机构中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情况所能接受的程度。”在权力距离大的文化中，下属对上司有强烈的依附性，人们心目中理想的上司是开明专制君主；在权力距离小的文化中，员工参与决策的程度较高，下属在其规定的职责范围内有相应的自主权。 个人主义是指一个松散的社会结构，假定其中的人们都只关心自己和最亲密的家庭成员；而集体主义是在一个紧密的社会结构中人们分为内部群体与外部群体，人们期望所在的那个内部群体照顾自己，而自己则忠诚这个内部群体。 不确定性避免是指一个社会对不确定和模糊态势所感到的威胁程度，试图保障职业安全，制订更为正式的规则，拒绝越轨的观点和行为，相信忠诚和专业知识来规避上述态势。 文化性别包括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是指“社会中男性价值观占优势的程度，即自信、追求金钱和物质、不关心别人、重视个人生活质量”；其反面则是女性价值占优势。 长期导向性、短期导向性表明一个民族对长远利益和近期利益的价值观。具有长期导向的文化和社会主要面向未来，较注重对未来的考虑，对待事物以动态的观点去考察；注重节俭和储备；做事留有余地。短期导向性的文化与社会则着重眼前的利益，注重对传统的尊重，注重负担社会的责任；在管理上最重要的是此时的利润，上级对下级的考绩，要求立见功效，急功近利。 笔者沿用Hofstede的这种划分方法，选取我国对外投资净额前十位中的部分国家与我国的文化指数进行对比研究。文化维度的各项指标如图表1，其中为了清晰表达，第四、五个维度用“男性主义、长期导向”标注。 根据Hofstede的文化维度理论，权力距离高的国家，上级在决策时权利较大，所以来自高权利距离的国家可能偏好独资进入模式；低权力距离的国家同事关系较为平等，因此投资者比较喜爱控制程度低的合资进入模式。 在个体主义文化中，员工被看成是既拥有经济需求又有心理需求的人，比较关心个人利益，相信成功来自自我奋斗；在集体主义文化中，每个员工会根据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行事，善于与人合作。所以，个人主义指数较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独资的进入模式。 不确定性避免指数，反映了一国管理者对待和处理不确定环境的态度。来自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国家管理者，大多数是风险规避型的，他们会制定严格的内部规章制度来处理不确定性的问题，所以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他们会比较谨慎。而来自于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低的国家的管理者，大多是风险喜好型的，他们较少用严格的规章制度来规避风险。所以，不确定性避免指数越高的国家越倾向于选择合资的进入模式。 男性主义指数，反映了一国管理者对于社会中男性角色的态度。在男性主义国家中，人们普遍喜欢炫耀，喜欢比较外在的东西。在女性主义国家中，人们认为关系和合作比金钱更重要，更关注于生活的质量。 长期导向指数，意味着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尤其是坚韧和节俭。与之相对的短期倾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诸如尊重传统、维护面子，以及履行社会义务等品德。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权力距离指数方面，亚洲国家普遍高于欧美国家。根据Hofstede 理论，由于自身的文化特点，亚洲国家的企业进行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模式，而欧美国家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合资的模式。在个人主义指数方面，亚洲国家相对欧美国家较低，这些国家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更倾向于选择合资的模式。这两个方面的推导结论似乎矛盾，但我们注意到Hofstede 理论的形成是在20世纪80年代，而在当代，上述亚洲国家均已进行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其“个人主义指数”已呈较高的增长态势。 在不确定性规避指数方面，美国和德国的较高，新加坡的指数较低，其他国家与中国一样处于中间水平。较高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决定了德国和美国在对外投资时选择合资的模式，而新加坡较低的指数决定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时倾向于采用独资模式。 在男性主义方面，除泰国外，其他国家与中国的男性主义指数没有太大的区别。较低的男性主义指数决定了泰国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更倾向于选择合资的模式。在长期导向指数方面，中国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四、文化差异对我国企业国际化模式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逐步走出国门进行对外投资或海外并购。由于文化差异的影响，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一般倾向于采用独资的模式，或采用独资与合资相结合的模式，同时更加注重其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扩大，特别是近二十多年的不断探索，考虑包括各国文化差异不同的因素，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开始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 （一）对外投资净额持续上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成为亮点 我国的對外投资合作健康有序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成为亮点，且对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明显增加。2016年，我国企业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796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1701.1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145.3亿美元。如图1所示，我国对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的投资呈现明显的增加。 （二）对外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实体经济和新兴产业受到重点关注 2016年，我国企业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分别为310.6亿美元、203.6亿美元和49.5亿美元。其中对制造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12.1%上升为18.3%；对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从2015年的4.9%上升为12.0%。 （三）开展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不拘一格 考虑到我国与东道国的文化差异，为了缓解东道国的民族情绪，减少政治、经济风险，扩大资金来源以及加强企业集团化的趋势，在国际市场开拓方面开始采用合资与独资相结合，并购与收购相协调的更加灵活多样的模式。 2016年全年，我国企业共实施对外投资并购项目742起，实际交易金额1 072亿美元，涉及73个国家和地区的18个行业大类。其中对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分别实施并购项目197起和109起，占我国境外并购总数的26.6%和14.7%。 （四）实现经济大融合，为推动国内外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5年的发展与奋进，使“一带一路”从理念转化为行动。5年来，中国在沿线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82个，累计投资289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到2018年5月，中国已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6个自由贸易协定，自贸伙伴遍及四大洲，约一半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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