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分析 |
| 范文 | 张贺 [摘 要] 基于集聚经济理论和创新与知识溢出的空间分布理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可以选择“集聚区”发展的路径模式，从而获得规模效益和溢出效益。通过分析知识溢出的类型和机制，得出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以产业间的MAR溢出为主，依靠人员流动、集聚区内部非正式交流进行知识传播。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各创意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知识溢出的路径对于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应该营造能够吸引核心创意人才的产业环境、鼓励创意要素自由流动以及创造多种多样的跨区知识流动路径，以不断完善和创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和集聚区间的知识流动路径，推进知识和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加快无形资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增强产业集聚的规模和竞争力，最终为知识溢出创造更广阔空间。 [关键词] 集聚；文化创意产业；知识溢出 [中图分类号] G1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17）08-0050-02 Abstract： Based on agglomeration economy theory and space distribution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can choos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agglomeration areas， so as to gain economies of scale and spillover effects. Analyzing the type and mechanism of knowledge spillovers， the results show that our knowledge spillover of culture creative industry agglomeration is given priority to inter-industry MAR spillover，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s relying on personnel flow and internal informal communi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reative subjects and the path of knowledge spillover in the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clust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China. The cluster should build industry environment to attract the core creative talent， encourage the free flow of creative elements and create a wide variety of interregional knowledge flow path， so as to constantly improve and create the knowledge flow path， promote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ccelerate the speed of changing intangible assets into realistic productivity， increase the scale of th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nd finally create a wider space for knowledge spillovers. Key words： cluster， cultural creative industry， knowledge spillover 一、引言 在我国经济转型不断深入的背景下，即由“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战略转变，人民的消费观念不断提高，对创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升级，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经济新常态下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元素和新动力，作为一个拥有超过5亿消费群体的中国，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对推动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共赢有不可比拟的作用。 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文化产业升级发展的重要途径（王庆金，2015）[1]。产业集聚化发展能够获得“规模效益”和“溢出效益”，通过基础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形成创新效应，进而获得竞争优势，所以集聚化发展已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合理模式且是首选模式。通过集聚，能将单调灰暗的工业城市变成富有活力的创意都市，知识溢出是产生这种集聚效应的动力之一，其内部创意主体间的关系以及知识流动的路径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二、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歇尔从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视角，提出了集聚经济理论。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中，涉及产业集聚的模型有：中心-外围，国家贸易模型和区域与城市体系等。关于集群外部性与集群发展的关系，现阶段发展较成熟的模型主要有两大类，一个是经济关联（E-linkage），另一個则是知识关联（K-linkage）。Fujita（2006）[2]从知识溢出角度解释集群与创新的关系，提出“知识创新模型”（knowledge creation model）即KC模型，说明了知识创新和传播的方式和路径，重点强调了文化对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知识创新的内生性作用。根据KC模型，知识创新来源于区域内部知识创新的相互作用和跨区域之间的创新相互作用，区域内部创新主要依靠知识的创造与交流，而区域间创新来自区际人口流动。 Feldman and audretsch（1999）[3]提出知识溢出与创新的空间分布理论，认为对于隐性知识而言，在空间传播的时滞以及它们在传播过程中随地理距离增大而发生的衰减和扭曲成为知识溢出的重要阻碍，而产业集聚为此提供了便利，促进了知识的传播，增加了学习的机会，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知识溢出的空间局限性。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研究的先驱者厉无畏（2014）[4]发现上海文化创意产业正在形成“集聚区”路径模式，由此提出“校企合作型”、“依托老建筑改造型”、“依托传统布局型”和“全新创造型”四种类型。王缉慈（2008）将文化创意產业视为一种高端产业集聚形态，分析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机理[6]，比如：文化创意消费的空间需求、地方特质和创意环境等。 三、基于知识溢出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效应 （一）两种知识溢出与创新 Romer（1990）内生增长理论强调知识溢出是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原因，城市通过集聚不同类型的产业，促进不同产业间的知识交流和知识溢出，从而促进经济增长（Glaeseretal 1992）[5]。所以，知识溢出作为产业集聚外部性来源之一，对创新的推动作用已被广泛认同，但是究竟是何种类型的产业集聚推动了地区创新，存在争议。 马歇尔-阿罗-罗默外部性（MAR）主要关注企业与同类产业集聚带来的知识溢出。一方面，产业集聚促进了知识在企业间的传播，从而带来了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垄断比竞争更利于增长，地区垄断限制了好的创意流向他人，使得创新者将知识溢出的外部性内在化，加速了创新和增长。Porter外部性类似于MAR，也强调知识溢出在专业化地理集中的相似产业间更能刺激经济增长，但是Porter鼓励竞争，反对地区垄断，他认为只有竞争才能促进知识和新技术的创造和传播采用。MAR和Porter都认为产业应该在地理区域内专业化集聚，这样集聚内的企业之间才能吸收知识溢出，专业化能够使区域经济增长更快正是因为临近的企业可以相互间学习，比地理位置远离的企业更具优势。 雅克比外部性（Jacobs）知识溢出发生在不同的产业之间，他认为大多数重要的知识转移来自于外部核心产业。区域内的相似产业的多样化集中比专业化集中更有利于创新和经济增长，多样化企业间的竞争也加速了知识的传播与吸收。 我国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之间“同质性、趋同化”倾向明显[4]，涉及的领域主要是文化传媒、时尚消费、咨询策划、工业设计等创意领域，发展基本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二三线城市发展较差，且尚未形成完善的产业链，很难形成跨区域、跨行业发展。综上，我国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知识溢出基本只能限于相近产业间的专业化溢出。 （二）知识溢出的主要机制 Glaeser（1992）[5]将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显性知识可以通过文字、数据编码等形式传播，而隐性知识隐藏在实践技能中，必须通过面对面交流传播。在科技和互联网信息发达的时代，显性知识的传播只需要畅通的通信工具即可，对企业间的空间距离并不敏感，而隐性知识的溢出非常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有时还需要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和知识背景。 集聚内部人员的非正式交流是知识溢出的一个重要渠道。隐性知识不像显性知识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传播，离不开知识创造主体的实践和交流，是一种典型的“干中学”知识。在产业集聚区内部，许多企业的工作人员聚集在此，他们通过散步、聚会、吃饭等社交活动获得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展开非正式交流，不知不觉地传播了许多行业间的专业知识。另外，尤其对于区域地方性很强的知识来说，这种频繁交流而形成的联络渠道使得创新知识在限定的范围内碰撞、交流显得尤为有效。 人员流动是知识溢出的另一个重要渠道。熟练工人是知识的载体，距离成本是阻碍人员流动的重要原因。Saxenian（1994）认为硅谷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熟练工人在公司之间的频繁流动，熟练工人的流动必然伴随着知识的流动。有些隐性知识，特别是核心技术或者高层管理经验，除了知识拥有者本人，其他人是很难模仿掌握的，或者可以说不依靠人员流动不能完成知识溢出。熟练工人在集聚企业间的自由流动促进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与扩散，而且外来劳动力流入带来的新知识容易与集群内部原有知识融合重组，所以，集聚外部性中的劳动力池效应有时候和知识溢出效应很难区分。 在竞争企业之间以产品为介质的知识溢出，是影响新知识、新技术和新产品扩散程度和速度的一项重要机制。新产品的研发原本是企业以提高自身竞争力为目的进行的，然而却产生了为整个社会带来创新的外部经济性。这种知识溢出机制与其他形式不同之处在于，是由新产品携带大量知识和信息，接收企业所能得到知识取决于个体接受程度差异和产品本身特点。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知识溢出的空间效应是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发展和集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因，知识创造和传播的能力与产业集聚程度是相互推动的，所以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各创意主体之间的关系和知识溢出的路径对于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营造能够吸引核心创意人才的产业环境。创意的生产者是人才，无论是何种知识溢出机制，都需要依赖人才来传播知识。离开创意人才，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就如同无源之水。营造吸引创意人才进驻的环境和优惠条件是非常必要的。弗罗里达认为，有创造力的人才对所处城市的技术（Technology）、周围人的才能（Talent）和宽松愉悦的环境（Tolerance）三因素（即所谓“3T”）要求更高[6]。因此，一方面，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需要在“3T”条件方面下功夫，才能吸引并留住有创造力的人才。另一方面，企业应该激励人才贡献自己的隐性知识，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以减少由人员流动带来的知识损失[7]。 第二，鼓励创意要素自由流动。集聚区内和区域间应该创新体制，提高效率，做到人流、物流、资金流、要素流和信息流的自由流动。只有创意要素实现自由流动，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有利于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 第三，创造多种多样的跨区知识流动路径。区域间知识传播和流动是知识创新的基础，不同行业间由于知识的传播联系而形成合作关系，通过多样的创意产业组织形式形成跨界网络。不同组织文化的融合是创意产业价值再共创的驱动力[8]。所以，应不断完善和创造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内和集聚区间的知识流动路径，推进知识和技术的产业化进程，加快无形资产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增强产业集聚的规模和竞争力，为知识溢出创造更广阔空间。 [参考文献] [1]王庆金.文化创意产业集聚演化路径及发展策略[J].财经问题研究.2015（2）：33-37. [2]Berliant M， Fujita M. Knowledge Creation as a Square Dance on the Hilbert Cube[C].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JETRO）， 2004. [3]Feldman M P， Audretsch D B. Innovation in citi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9， 43（2）：409-429. [4]厉无畏.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建设—以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先行区上海为例[J].甘肃社会科学，2014（3）：1-6，15. [5]Glaeser E L， Kallal H D， Scheinkman J A， et al. Growth in Cities[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00（6）：1126-1152. [6]肖怀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超越传统“产业集聚”的路径探讨[J].现代传播，2014（4）：114-117. [7]沈宗庆，刘西林.基于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传导路径研究[J].科学管理研究，2008（7）：541-543. [8]张洁瑶.文化创意产业集聚的知识流动路径分析[J].企业经济，2016（2）：108-112. [责任编辑：高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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