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新兴城市的发展之道：基于成都与深圳的比较研究 |
| 范文 | 郑鉴洋 王星龙 白飞 摘 要：近年来，成都紧抓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重大机遇，持续快速发展。但与深圳相比，成都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企业创新活力不足，产业发展趋于分散。因此，本文通过梳理深圳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启示，从创新驱动战略、区域产业体系和城市发展环境三个方面，提出推动成都进一步发展的相关建议。 关键词：城市对标;经验启示;发展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298（2020）12（a）-170-03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发布，赋予深圳“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五位一体的全新战略定位。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先行先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市的发展历程和未来定位，已经成為其他城市对标追赶的典范。 近年来，成都市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发展机遇期。虽然与深圳相比，成都目前还存在一定差距，但是作为内陆开放城市的制高点，未来数十年，成都有望为我国城市发展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内陆样板。在这个过程中，制定契合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最大化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活力和潜力，是成都市面临的核心问题。因此，本文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支撑，分析深圳市的发展历程和创新实践对于成都市的借鉴意义。 1 深圳的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1.1 深圳的发展历程 从1979—1992年是深圳的奠基初创阶段，这一阶段，深圳重点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为经济特区的发展打下了工业基础。同时，利用特区先行先试的优势，率先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初步形成出口创汇的外向型工业格局。 从1993—2005年是深圳的创新孵化阶段，这一阶段，深圳发展从依靠中央的优惠政策，转变为依靠整体素质的提高，在体制改革、产业升级等方面增创新的综合优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时期，深圳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GDP年均增速保持在20%左右，高新技术产业、现代物流业和现代金融业成为三大支柱产业。 从2006年至今是深圳的科学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面临土地、人口、资源、环境“四个难以为继”，深圳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推进自主创新，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完成从“速度深圳”向“效益深圳”“和谐深圳”的转变。目前，深圳建立起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城市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1.2 深圳发展的经验启示 深圳的发展成就是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三个引擎共同驱动的结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深圳创新发展的核心机制，市场主体是深圳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政府因势利导不断进行制度建设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发挥作用，各个市场主体能够公平竞争充分发挥潜能的根本保障。 1.2.1 鼓励科技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根本原因在于有能够激励技术进步的制度框架，尤其是产权制度。因此，让创新者得到合理回报的知识产权制度，为深圳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利益诱因和动力源泉。深圳的知识产权制度建设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不断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承认和保护知识产权;二是建立多层次的知识产权交易体系，为知识产权的顺畅流动创造条件。良好的知识产权交易环境有效促进了深圳知识产权的公开、扩散、交流和有效转化，提升了整个城市的创新能力。 1.2.2 支持创新创业的金融服务体系 熊彼特指出，创新活动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原动力，而创新活动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创新者能否得到金融支持。因此，要使新想法、新理念转化为推动社会变革的生产力，还需要一系列经济和金融制度的支持。深圳在金融制度建设方面，一是积极构建多元化市场主体格局;二是完善金融立法，支持、规范和维护金融市场。同时，深圳积极引导金融业为创新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一是改革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建立产业投资引导基金，撬动资本市场资源投向科技创新企业;二是创新知识产权金融业务，通过“知识产权资本化”这一杠杆化解知识产权融资风险。目前，深圳逐步建立起适应创新发展需求的金融服务体系，实现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 1.2.3 提供高质量服务的政府管理体制 新结构经济学倡导“有为政府”，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主要在于降低交易费用，使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变为真正的竞争优势。因此，充分利用地方立法权，不断创新政府管理体制，为深圳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从20世纪80年代起，深圳相继进行工资、劳动力、土地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保障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合法权益。到20世纪90年代，深圳开始引导企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在研究开发、投资担保、人才引进、技术入股等方面为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创造良好的环境。进入21世纪后，深圳进一步贯彻服务型政府理念，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为经济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服务。 2 深圳与成都发展的比较分析 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2019年，深圳市的GDP达到2.69万亿元，成都市为1.7万亿元;深圳市人均GDP为18.95万元，成都市为10.33万元。总体来说，两座城市的差距从1992年起逐渐拉开。1992年，深圳市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进入新的阶段，同时出台《关于深圳经济特区农村城市化的暂行规定》，开始城市化统征工作，并逐渐剥离了利润率较低的第一产业，至2006年，深圳的城镇化率已达100%。而截至2017年，成都市城镇化率仅为71.85%。 但是，2008年以后 （除了2015—2017年），成都的GDP增速反超深圳。成都市近年来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投资大幅增加带来的直接刺激性，表现为城市建设水平的提高和产业发展质量的提升;而深圳市近年来则处于经济增长结构的优化调整阶段，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断提升。此外，与深圳相比，对外贸易是成都经济的一大短板，但随着对外铁路网的建设和“两场一市”格局的构建，对外经济有望成为成都市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科技财政投入方面，2017年深圳市的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为4.3%，成都市为2.4%;2018年深圳市为4.8%，而成都市为2.6%。进一步对比发现，深圳市的企业、政府、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所占比重分别为93.8%、5.8%和0.4%，成都市的相应比例则为54.2%、21.6%和24.2%。可以看出，企业是深圳科技研发投入的绝对主体，而成都市政府和社会资金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相对较高，企业创新活力不足。 在产业发展方面，工业在深圳和成都的经济总量中均占据重要地位，占比达40%以上。在产业发展趋势上，两座城市的金融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对GDP的贡献率均呈上升趋势，而住宿与餐饮业、建筑业、批发与零售业等传统行业则呈现下降或缓慢增长趋势。两座城市的产业发展趋势总体相似，不同的是成都市的产业转型以金融业为龙头，而深圳则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核心。此外，深圳市规模以上工业发展更为规模化，成都市则相对多元化和分散化。 当前，成都市的产业建设思路正从“产、城、人”向“人、城、产”转变，促进产业发展逻辑服从人本逻辑和城市定位逻辑。相比于深圳，成都市的产业政策更体现“公园城市”的特点，强调绿色集约的高质量发展模式;而深圳充分突出现有优势，在产业体系构建中重点依托电子信息产业等优势产业，推动比较优势的升级。 3 深圳发展对成都的借鉴意义 3.1 以新一轮创新驱动战略为核心 第一，打造原始创新高地。一是积极推动新型举国体制，充分发挥政府资金对社会资本的引导作用，鼓励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强化基础研究，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行动;二是完善人才引进培育机制，增强对创新人才吸附力和孵化力，建立专业化、信息化人才市场，在全球范围内引进高层次创新人才;三是注重协同创新网络建设，形成“核心+集群”创新格局。 第二，加速创新成果产出。一是梯度培育创新型企业，激活企业主体创新能力，鼓励和支持龙头企业建设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技术研究中心，建立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库，加快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城市示范建设;二是布局建设科技创新载体，提高创新实体孵化能力，促进“双创”载体特色化、优势化发展;三是提升科技成果市场化和产业化运营水平，增强创新成果转化能力，开展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试点。 第三，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一是完善知识产权服务，利用成都已有知识产权服务平台，加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和管理指导，引进和发展高水准、高效率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在重点区域建立知识产权服务示范区;二是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推进成都知识产权法院建设，形成符合市场规律和满足权利保护要求的损害赔偿机制;三是建设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制度，推动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商品化、资本化、产业化发展，加快建成全国性知识产权和科技成果产权交易中心。 3.2 以高质量的区域产业体系为基础 第一，以新基建催生新动能。一是以5G和大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为重点，布局重大建设工程;二是培育催化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动能产业，积极承接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打造我国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标杆，打通数字经济要素流通，建立完善数字经济产业政策体系，培育数字应用新业态;三是围绕智能网联汽车、AR/VR、8K视频、远程医疗、智慧交通等领域，推进工业互联网创新应用，培育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企业数字化技术改造和智能化发展。 第二，加快制造服务业相融合。一是推动具备条件的制造业和服务业集群化发展，集中力量推进成都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建设，布局集成电路和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建设一批现代服务业示范基地，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化和高品质方向转变;二是打造产业生态系统，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与迭代升级，加快制造业从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型发展，形成具有区域特色和行业特点的融合发展业态模式和路径;三是在推动两业融合发展方面积极探索、大胆创新、先行先试，对于符合条件的区域、产业园区、企业等予以政策支持。 第三，支持现有特色产业提档升级。一是加强同日本和韩国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培育新能源汽车相关配套产业，着重发展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二是加快农业全产业链和价值链转型升级，促进农牧业高质量发展，以农业产业功能区为核心，通过技术升级和规模经营提升农业产业附加值，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三是科技赋能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蓉业务范围，提高金融服务实体产业经济能力，推动更多优质企业、创新企业通过上市、挂牌等方式进入资本市场，打造全国科技创新企业直接融资首选地。 3.3 以宜居宜业的发展环境為保障 第一，全方位加强绿色发展治理。一是探索构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行政、民事和刑事“三位一体”的责任追究体系，构建并优化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干部评价考核体系，完善环境信用评价和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二是加强生态环保区域共治与对外联动，落实成都平原经济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合作机制， 岷江、 沱江河长制工作协调机制，利用全球公园城市论坛不断加强国际交流，加强与C40城市气候领导联盟、全球气候与能源市长盟约等国际组织的交流;三是深化自然资源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开展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价值评估和负债表编制，深入推进国土空间提质增效，编制现代都市田园规划。 第二，打造国际性历史文化名城。一是完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挖掘特色天府文化，加强传统村落与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传承和合理利用，避免大拆大建和“千城一面”，构建市民“家住公园边”的生活居住格局;二是提升文体交往和活动能级，积极申办国际重大体育赛事与文化活动，积极争取承办重大主场外交活动，建立国际宣传体系，在国际社交平台建立社交账号，讲好成都故事;三是打造公共文体服务体系，建设多层级文化设施，结合城市级、社区级、基层级的各类设施开展常态化主题活动，打造日常文体活动网络，创建活力文体街区。 第三，创新政府服务与国资改革。一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开展市场准入和监管机制改革试点，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建立信用承诺、信用修复、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二是开展“五型”政府建设，建立政府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系统化改革政务服务流程和方式，拓展优化“11637”网络理政框架体系，加快推进数据归集、开放和共享，打造“城市大脑”;三是开展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验，以“管资本”为抓手强化国资监管，打造国际一流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深化市场化选人用人和激励约束机制改革。 第四，持续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打造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构建对外开放大平台体系，加快建设城际交通网络，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建设，进一步完善国际客运航线网路，全面开辟直通“一带一路”、新兴市场国家和国际重要城市的航线航班;二是将现有规划深度融入成渝协同发展战略，创新双城经济圈建设发展路径，以东部新城高标准建设带动成渝高质量协同，依托“一轴两带，双核三区”的双城空间格局，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布局，推动成渝双城经济圈发展骨架形成;三是拓展區际交流合作，打造区域经济中心，加大成都与关中平原地区产业协作，打造引领西部地区开放开发的核心引擎，积极开展城市群建设经验交流，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参考文献 左永兰.产权激励——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分析[D].广州：暨南大学，2001. 谢志岿，李卓.深圳模式：世界潮流与中国特色——改革开放40年深圳现代化发展成就的理论阐释[J].深圳社会科学，2019（01）： 97-110+159.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方向[J].经济评论，2017（03）：4-16. 陈俊.经济特区双重立法权论要[J].法学，2001，20（01）：9. 陈祥荣.实施创新驱动是成都加快发展的关键[J].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13（03）：71-73+96. 焦勇.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转型：从价值重塑到价值创造[J].经济学家，2020（06）：87-94. 王瑞雪.公法视野下的环境信用评价制度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0（04）：125-129+152. 于文轩.生态环境协同治理的理论溯源与制度回应——以自然保护地法制为例[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20（02）：1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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