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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过多关注现象，太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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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琪

经济学家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视频演讲称，虽然这些年来，官产学各界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即更多关注现象层面问题，而非放在研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问题。“导致我们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

寻根追源，表面之下的本质是更应探索的重点

各界讨论的结果，以及对国家发展的贡献局限于就事论事的一些对策性的建议，这些建议缺乏更加深厚的、扎实的、科学的基础，因此准确性和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

吴敬琏以学界为例，做出分析。“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来说，常常是浅尝则止，当出现了新的现象，虽然本质没有变，因为对于事情的本质认识得不够，所以提出的应对的具体的方法、政策，就显得比较片面，显得不深入。”现象常常会有所改变，但本质没有变。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认识到现象之后的本质，常常以为那是一个新的事情，然后又想出一些新的办法来对应，这就出现一种转圈的现象，每次一个新的现象发生以后，都是从零点开始，找出了一些新的应对方法。吴敬琏直言，“这样我们的研究就不能够像做接力赛一样，对认识步步深入，方法步步提高。”

经济学家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吴敬琏认为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产业政策之源

当前，社会热烈讨论的“产业政策之争有效还是无效”，这个问题其实已经讨论了二十年来了，“但问题就是这个讨论没有逐步地深入，常常出现了在表面层次上打转这样一种不好的情况，这就降低了我们研究工作和探索我们中国持续发展道路、工作的有效性。”吴敬琏对当前的产业政策之争做出回应。

在八十年代初期，产业政策问题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新的问题。我国是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的，而日本在七十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套产业政策。在二战后的初期和上世纪六十年代，都经历了高速增长时期，应该说这时的产业政策发挥出了很多积极的作用。

因此，到了八十年代，在石油危机以后，很多西方国家也对日本的产业政策非常关注，一部分人认为日本能够高速发展，主要的原因就是通产省的政府机构执行了非常成功的产业政策。

1987年的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些研究人员编写了一个报告，叫做“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建议中国采取类似于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就是从1946年到1970年期间采取的产业政策。这套产业政策的特点就是协调地运用各种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外汇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外贸政策等，综合地利用这一些调控手段，来对一部分产业的生产、投资、研发、企业组织，采取促进的办法。而对于另外一些产业类似的活动进行抑制，以便建立起能够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产业结构，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从那个时候开始，引进产业政策不但是一个热门讨论的话题，而且是中央的宏观经济部门要加以落实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这个课题显然是十三次代表大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要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么一个总口号的具体实施办法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优还是劣？

但当时，我们虽然注意到了产业政策的巨大推动力，但并没有注意到日本也在就产业政策进行反思。吴敬琏说，“日本在七十年代开始在日本国内就进行了反思，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以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就日本的产业政策所取得的成绩和缺点进行全面总结。”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在1984年发行。

这份报告改变了过去宣传日本产业政策的著作中，着重从政治上和从历史的事实上进行宣传的方向，而是站在一个很高的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去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实际内容、执行后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检讨，从现代经济学的高度，对于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进行了批评，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就像法籍的美国经济学家菲利普阿吉翁所说的那样，在二十世纪，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实施了旨在促进优质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或者旨在保护当地传统产业免受发达国家竞争威胁的产业政策。

进入八十年代上述类型的产业政策已然声名狼藉，其原因就在于这种产业政策阻碍了进程，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甚至挑选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而同时期，虽然这项报告已出世，但在我国，“除了少数研究人员，并没有对小宫这本书做深入地研究，即使读过这本书，似乎也没有能够真正地领会他说的那样一些道理和做的一些具体分析。”

我们在学习日本经验的时候，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所以在后来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一定的偏差。到了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政府在运用产业政策上就加大了力度，到了二十一世纪初期，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出现了一些过剩产能的情况下，又用行政的办法去矫正这个结构的扭曲，于是逐渐形成了一套叫做“有保有压，有扶有促”或者是“有扶有控”的一套，用各种行政手段、各种调控手段去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一些系统的做法，甚至定期地颁布产业目录，把产业分成三类，是扶持的还是要压抑的。

而在国际论坛上，或者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这个产业政策已经做了很多新的发展。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时候，用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比如说“要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什么叫做“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它的评价标准是什么？这种标准是从经济理论上说是很模糊的，往往舆论和政府机构所希望见到的产业结构，就认为是一个好的产业结构，然后用价格、财政、金融、外贸、外汇等调控手段，去建立起一个结构来。但结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受到市场的抵制，没能够实现；另外一种是建立了大致的结构，但成本巨大、损失很大。后来大量的数据和事实表明，日本真正发展起来的那些产业，正好不是通产省和其他的机构所要求建立和发展的一些产业，而是市场的竞争和企业家追求所推动的形成的一些产业。

好的产业政策是要正确地判断产业失灵，而且采取正确的方法去抑制产业失灵。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如何权衡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之间的利弊，并不是说，只要有市场失灵就要有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有政府干预失灵，这个时候就要做出权衡，或者采取一种综合二者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的研究者比“弥补市场失灵”的理论更进一步，即理解了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的逻辑。就是能够强化竞争，能够防止垄断对经济发展损害的产业政策，这是一个好的产业政策重要的内容。

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开创了产业组织学，产业组织学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和强化竞争和约束现在市场竞争的所谓市场权力就是“market power”，在其获奖演讲《市场失灵与公共政策》中，他说，“经济学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最大的优越性，就是通过竞争来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的提高。但是完全竞争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就需要用公共政策，也就是产业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来约束市场权力，约束market power，总而言之就是强化竞争，公共政策他就是要设法控制市场失灵，不让市场失灵，达到一个强化竞争的目的。”

菲利普阿吉翁也是在产业经济学里后起的新星，他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按照他的说法，管理得当的产业政策，尤其是有利于促进竞争的产业政策可以促进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可能就会选择在不同产业去经营来避免同类产品之间的激烈的竞争，从而形成较高的产业集中度。

而税收减免或者其他税收补贴，鼓励企业在同一产业部门经营的产业政策，就可以降低盈利的目标，增强企业创新的动力。因此，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能够催生创新，促进生产率的增长，而且在这个方面竞争和产业政策能够相互补充。

纵深与系统

“这就是说在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没有因为比较忽视理论的思维，忽视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所以就不能够与时俱进。”吴敬琏认为。

近期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文章中，相当一部分，不管是反对使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还是主张用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论者，他们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讲的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个产业政策，这是被后来人们叫做“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纵向的产业政策”。

由政府选择产业，然后用整套的调控手段去扶持一些产业，并且抑制一些落后产业，即我们所说的“有保有控”，说这一套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事实上，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人们讨论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另外一类的产业政策，即阿吉翁讲的“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到底是根据一些什么原则就能够设计得当呢？“他研究了很多具体的问题，也发表了很多文献，但是当前，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涉及到，这是很不利的。”吴敬琏提醒。

要为中国探寻一个能够持续稳定发展的道路，就需要研究一些基本问题，把主要的注意力、主要的精力放在密切地联系实际，去研究一些基本问题。在一个比较高频的理论支撑之下，提出各种意见，就能够形成一个接力，研究成果能够你追我赶，使得研究认识步步深入，对策也会越来越有效。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关于价格改革的文件，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提法，就是要“要求加快建立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投资政策的协调机制，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这就是说国家在领导经济的各种政策，或者政府包里面，应该把‘竞争政策放在基础的地位。”根据吴敬琏的理解，“如果从世界范围经济学的研究来说，总的趋势是要把产业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把竞争政策作为基础性的政策过渡，所以叫做‘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法”，但是也许因为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跟几十年来全球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的成果有所脱离，有所忽视，所以对中共中央国务院这个重要的决定，各界反应不是很强烈。今年6月，国务院就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价格的决定里面的提法，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务院要求在新制订的政策和新建立的制度中，要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还要对已有的各种政策和制度都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那些妨碍公平竞争的制度和政策就要进行修改。“这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这是建立我们市场体系一个很关键性的步骤。”吴敬琏强调，“这就体现了在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国际上研究的成果，但是我们能够把这个成果接下来贯彻得好，要求我们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方面也能够与时俱进，也能够做出我们的贡献，能够把我们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建议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能够取得进步呢？就是开拓资本市场。

上世纪80年代，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家就提出“自由而切实地讨论是改革能够成功的基本的前提。”因为只有经过自由而切实的讨论，才能形成正确的认识、形成正确的意见、形成正确的方针和政策。

英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时发表的一个视频的演讲中说，“如今中国的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有可持续性，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就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开拓思想市场，研究基本问题，努力去探索中国长期发展的路径，我们可能有机会看到中国成为全球中心的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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