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题 | 浅析我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特点与风险防范 |
| 范文 | 丁德民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持续推进，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获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19年8月末，城商行法人机构已发展到134家，资产规模达到36.04万亿元，已发展成为我国第三大商业银行群体，对地方经济繁荣、中小企业发展和城乡金融服务，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商行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积聚了一些风险，特别是包商银行被接管、锦州银行被重组等事件的披露，城商行的风险防控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何正确把控城商行发展特点、风险现状、存在问题以及治理对策，对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和保持我国金融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城商行发展特点 我国城商行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的城市信用社。为了化解城市信用社积聚的风险，1995年9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城市合作银行组建工作在全国有序展开。1998年3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印发《关于城市合作银行变更名称有关问题的通知》，城市合作银行正式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新建的城商行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起步异常艰难。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和监管部门的正确指导下，城商行走出了一条自我积累、自我消化、自我革新的发展之路。截至2019年8月末，全国城商行资产总额达36.04万亿元，占全国银行业资产总额的13.06%，是2003年末的近25倍。纵观城商行发展历程，可以总结出以下特点： 发展速度快，追求规模扩张倾向明显。城商行资产规模从2003年的1.46万亿元，到2018年的34.35万亿元，15年间扩张了23.5倍，年均增速高达23.7%，体现出明显的扩张倾向。由于发展过快，自然会产生扩张性“后遗症”——即在快速扩张粗放经营中产生的诸如资产配置、风险管理、法人治理以及发展战略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平均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城商行平均资产仅为2563亿元，由于区域差异，群体中的单体规模分布呈现很大的差异性。截至2018年末，134家法人机构中，资产规模超平均水平的有37家，占比仅为27.6%，超1万亿元的仅有6家，而2000亿元以下规模的占55%。由此不难看出，资产规模小的城商行占比很多，单体抗风险能力较弱。 资产市场化配置特征明显，风险管控主动性减弱。2011年至2019年6月末，城商行的资产、存款和贷款规模分别达到36万亿元、22.6万亿元和16.4万亿元，分别扩大了3.6倍、3.1倍和3.8倍。其间，存贷差从2011年的2.9万亿元，扩大到2019年6月末的6.2万亿元，扩大了1.2倍。由于受到区域依赖限制，城商行的信贷资产投放空间有限，不得不为日益扩大的资金头寸寻找其他可配置资产出口，于是便形成了债券、回购、同业存单等市场化投资在总资产中的占比快速提高的特征。对这类风险资产有效管控的前提是，债券市场和货币市场价格稳定、交易对手经营稳定，一旦出现与前述条件相悖的局面，就会加大投资行的风险，导致风险管控的主动性被削弱。 经营上各自为战，缺乏整体稳定的有效机制。目前，全国城商行在整体上还没有一个功能齐全的行业管理协调组织，城商行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是市场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关系松散。一旦某个城商行出现流动性风险，除了向央行申请借贷便利支持或向市场拆入资金外，别无他途。最终将风险处置包袱压给央行救助和存款保险基金补偿。由此可见，我国城商行群体尚缺乏一个维护系统稳定、进行风险缓冲的有效机制。 市场战略空间狭小，区域经济依赖性强。城商行自2009年允许设立分支机构之初时，被限定在总行所在区域，即使到后来允许跨区域设立分支机构，由于受到品牌、实力和同业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所能拓展的经营空间并不大。因此，城商行市场战略拓展的空间，存在明显的区域依赖性，受到区域间经济不均衡影响，城商行的发展也体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行政干预扰动城商行经营。城商行成立之初，几乎都有地方财政入股，地方行政力量的介入对城商行的起步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城商行的发展壮大，行政干预的负面性日渐明显，城商行的高管要接受地方组织部门的管理，这在不同程度上给地方政府影响城商行业务经营和信贷投向提供了條件，使城商行的自主经营和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 城商行风险管理现状 宏观视角观察 主要是从近年来金融全球化发展趋势、金融宏观监管政策变化以及国内金融风险关联三个视角观察。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趋势进一步增强，增大了全球金融交易风险传染性蔓延的概率。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城商行的经营同样不可能在金融全球化浪潮中独善其身，这便决定了城商行的风险防控，不仅要有自身风险防范意识，还要有全国意识、全球意识，做到防患于未然。 随着我国金融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也推动着金融监管体制机制、法规政策的相应变化。无论是国务院金融委和银保监会的成立，还是央行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框架的实施，以及银保监会“乱象整治”的治理和“资管新规”的落地，都在不同领域、不同范围、不同层面，倒逼城商行在发展战略、风险防控、资产配置和产品创新等方面进行适应性重大调整。 从国内来看，大多数城商行受经济过热时期扩张惯性思维影响，不能及时调整到适应国家经济增速放缓、贷款指标调控等宏观政策上来，导致资产配置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信贷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下降，同业资产在总资产中的占比上升。在资产多元化、扩大收益的同时，也使得城商行与交易对手之间形成了风险关联。个别城商行很可能因为市场交易风险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单体金融风险演变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城商行的传统经营理念和管控手段面临严峻考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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