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转型与变迁中的脱贫叙事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有7亿人实现联合国标准下的脱贫。贫穷、战胜贫穷，以及观察、体验减贫力量，是文艺创作的主题。剧情片中，张艺谋“关于农村、贫穷及文盲问题”的《一个都不能少》（1999），杨亚洲执导的《美丽的大脚》（2003）， 宋海明执导的《水凤凰》（2008）等，都以较高艺术水准或极大教育意义被观众记住。
在展现中国贫困问题的影视纪录片作品中，有前不久在国际上声誉甚佳的电视纪录片《为什么贫穷》系列之《出路》（陈为军导演）等。今年3月上映的电影纪录片《出山记》（焦波执导），因拍摄者“娴熟地运用纪实美学的方式，捕捉和呈现了大时代背景下真实的社会生活”[1]而备受关注。这部纪录片“让人们看到数字背后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的脱贫故事，这面镜子照得如此生动”[2]，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转型与变迁中的艰难现实和热烈渴望。
一、 思考“世界的另一面”
《出山记》拍摄于贵州省务川自治县石朝乡大漆村。此地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为人不住高山山，秋冬四季把门关，一天三顿包谷饭，脚上烤起火斑斑。”描绘了石朝乡地势高寒、生产落后、群众穷困的历史图景，在极端穷困年代，干部进乡都会被这里的贫穷“同化”。[3]
本片把镜头对准大山深处的底层贫民，通过呈现贫困这种特殊环境里的人类活动与集体情绪变化，表达了贫困群体在寻求改变过程中的内心纠结与生存矛盾。电影所描述村庄的百姓生活变迁，能给人以现实世界中贫富悬殊的真实质感，其影像展现的山里境况，与观众日常接触的现代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出山”所表达的思想变革与生活方式转变，为观众打开了一扇思考当下乡村变迁的观察窗口。
不管对贫困群体生存面貌是否有所了解或体验，观众都能够透过影片管窥“世界的另一面”——贫困境地所形塑的顽强人格，久经挣扎后，依然对外界生活产生强烈的排斥甚至恐惧心理。虽然结局“皆大欢喜”，但在影片之外，留给片中人物和大山之外观众的忧虑，恐怕并未随着对电影本身的赞誉而消逝。
当然，在主旋律舆论影响和精神塑造层面，《出山记》流淌出激励人心的精神营养，释放出精准扶贫政策引导正確、基层干部干劲足方法对等可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作用的引导性信息。影片以一个村庄居民通过不同方式实现脱贫为主线，来阐释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政治主题。从一定区域和范围内的反响来看，的确成功强化了大漆村及基层干部申修军和村民申学科、申周等人在“出山”路径选择上的榜样力量。
宏大主题用普通人的小故事来支撑，才更有说服力。这种说服力来源于“普通人的故事”中所蕴含的真实情感力量，如用唾骂来体现人物之间的矛盾，用一家人对“出山”后生活前景的争论来体现贫困群体代际冲突，实际上都是普通人在变与不变之间进行选择的情感常态。《出山记》的一个折射点是，现实生活里，正是因为需要深刻扭转、改变贫困山区民众对外界抱持的焦虑与排斥等情感常态，才使得对现状进行突破变得十分棘手。
扭转与改变的过程，既纷繁复杂又充满激情，或存在人性较量与善恶交锋，或遭遇维持“坏状态”的固化思维，从而在变与不变之间形成强烈对抗。因此，遏制住持续“变坏”的历史惯性，比如通过干部积极作为促进政策落实、消解贫困民众惯性的小农守旧思维，就可以认为是积极变革的力量取得的胜利。也正因为有这样复杂的变化历程，所以《出山记》的小人物故事才令人动容与深思。
二、 探讨人与自然共生关系
在一定范围内，贫困与环境恶化往往有着天然联系。思考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之道进而摆脱贫困，是《出山记》等诸多记录片作品所传达的重要社会责任。
舆论所宣称的“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区”，其特征之一是水土流失等环境破坏严重，生态修复难度大。人们在这些地方维持生存的基本方式，是简单从土地上获取生活资料。长期的滥砍滥伐、刀耕火种，导致贫困落后与生态损害之间出现恶性循环。因此，在有限的环境承载能力上，人类如何才能有更高的生存质量，如何才能通过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贫困人群生存状态改善，是需要深度思考的问题。
从《出山记》的场景描述以及其他媒介形式提供的信息看，大漆村贫困群众至少面临三大困境。首先，土地耕作收益低。很难从贫困地区发展历程中梳理出致贫原因为普遍不勤劳这种结论，恰恰相反，祖祖辈辈深居山中，在难以实现现代化耕种方式的山旮旯谋求生存，本身就是勤劳的证明。但与外界富裕生活相比，他们从贫瘠土地上获取的财富实在不值一提。其次，交通闭塞导致资源变现困难。这是大多数边远贫困农村的共同难题。因为自然地理原因导致交通不畅，进出两难，长此以往就形成“死守一亩三分地”的生产生活习惯，鲜有主动寻求改变者。因为村民零散居住，考虑到高昂的道路建设成本和低效的道路功能，难以产生较强市场激励与政绩激励，不少地方因此变为地区整体脱贫进程的“最后一公里”。
最后，久居深山形成的守旧思想难以破除。山里贫民对走出大山谋求生路的忧虑与排斥，是很自然的一种自我保护，加之教育欠缺，对新事物缺乏足够认识，突破守旧思想防线十分困难，所以才有申修军苦口婆心劝导村民的场景。
农村依托自然资源而存续。在反贫困过程中，不管是政府机构还是民间组织，所付出的努力大都集中在两方面：变革依托资源禀赋进行财富挖掘的生产方式、变革贫困民众在现有环境中的认知行为和生存模式。在当前精准扶贫政策语境中，政府部门誓言以“啃硬骨头”的决心，希望通过易地扶贫搬迁、强化教育投入、产业培育等途径，改变耕种效益低、交通环境差的状况，促进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出山记》所记录的搬迁进城与农村市场培育过程，正是政策力量推动下的生存空间和思维理念“大迁徙”。这种变革轨迹也反应了多数贫困群众共同的脱贫经验。
由政策推动的“大迁徙”，更进一步观察，也是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有效方式。环境友好的一层内涵，是人类活动没有对优良生态构成威胁，自然生态保持着本身所具备的生物共生特性;当前政策语境中易地搬迁所蕴含的变革含义，通常就是交通通讯、生产技能等要素大改进，以及生产生活空间区域大转换，因而从另一层面看，人类本身需要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生产持续进步与生活不断改善的资源营养，如果环境承载能力超过了人类所需，资源营养的吸取就需要通过改进交通、通讯、生产技能以及区域大转变来实现。
换条道路，换个活法，是《出山记》所表达的朴素情感。这需要“大迁徙”来帮助实现。“大迁徙”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政策理念，兼顾了要素改进成本与生产生活区域转换二者之间的融通。
三、 脱贫路上的人文关怀
作为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会最佳作品，《出山记》展示了贫困大山里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画面;讲述了贫困的山民翻越脚下大山，战胜曲折大山的故事;《出山记》告诉我们，贫困路下的山再高、路再远，只要摄像机捕捉下来的角落，都不会是脱贫路上被遗忘的远方。[4]
与商业记录影片如《我们诞生在中国》的最大区别，在于《出山记》没有刻意追求拟人化和象征性表达方式，而用直白画面来表现时代洪流中边缘人群的“求生”过程。直面人心的叙事手法，很好体现影片的人文关怀，呈现出维护贫困群体话语权的艺术力量，村民面对镜头时十分真实自然，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摄像机的存在，如果说摄像机是一个脱贫攻坚过程的“见证者”，那么对于大漆村的村民来说，摄像机的存在反而起到了唤醒农民主体意识的作用。[5]
政府的政策导向，是要求把各方资源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合理倾斜，促进城市与农村资源相互流动，“使过去在农村被抵消利用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大量流入城市，使效率得到提高”[6]，从而改变贫困人群的物质与精神面貌。而艺术作品的魅力，在于通过片段式表达方式，把这种面貌改变本身及其过程、把尚未被政策关注的部分呈现出来，把人物在变革过程中的内心活动表现出来，为人们更全面、更深刻认识社会现实创造一个审视维度。
《出山记》立体式呈现了一个村庄贫困群体的内心挣扎，甚至一家几代人对“搬出大山”的态度对立，不少人对政策的怀疑、对基层干部劝导的反感、对走出大山后自身生存能力的不自信等等，都以情绪宣泄的形式最大限度地展现在大银幕上。
这种情绪宣泄中的意见与表情，也是底层民众最质朴的生存态度。他们需要公正、诚实甚至“榜样引领”，来应对“出山”后的不确定性。影片给足了这种矛盾冲突充裕表达空间，把贫困群众最真实一面表达出来，构建起一个关照内心和情绪交流的艺术通道，展示了走出贫困前夜的变革力量。作为文艺创作，《出山记》“正视和承认利益诉求和主观感受的多样性”，的确没有必要掩饰这种多样性，因为“多样性并不意味着对主流价值观和社会统一体的消解，对个体的关注也并非一定是对集体的弱化”。[7]
信息不对称导致对变革产生忧虑甚至恐惧，是普遍的社会情绪。久困于贫困境地的民众，缺乏对自身忧虑、恐惧进行充分表达、释放的通道与载体，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缺乏更趋向于现代化的生存手段和技能，另一方面是外界所提供的表达机会，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顾及这个群体。电影记录片这种传播媒介，也是“关于社会领域的各种思想和观念传播的一种强大动力”[8]，所以，为“被遗忘的远方”填补情绪表达的信息鸿沟，本身就是人文关怀的具体行动。
结语
从社会变迁角度看《出山记》的时代背景，正是“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的剧烈变化时期。这种转向意味着一系列习俗、制度和社会关系的巨大变革，大规模人群离开村庄，以非农为生，并且可能不再会回到乡村，这样一次转型具有不可逆性，而所谓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化，就是中国从原来的乡土社会转向城乡社会。[9]
包括易地扶贫搬迁在内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是这个转向和变革在贫困地区的非常关键的方式。各方力量努力促进尚处深山之中的贫困群众参与这场“大迁徙”、参与这场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乡土变革，显然不仅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也能从整体上推动社会转型进步。《出山记》用纪实眼光和艺术手法，为大众思考这种转型提供了一面“镜子”，呈现了乡村变迁的进步特征与时代力量。
参考文献：
[1]梁君健.《出山记》：精准扶贫的影像记录[N].光明日报，2018-05-03（16）
[2]聂宽冕.白岩松.《出山记》是生动的扶贫“镜子”[N].北京日报，2018-01-27（10）.
[3]邓国超，岳振.务川石朝春来早 极贫乡镇作战忙[J].当代贵州，2018（10）：24-25.
[4]孙远桃.《出山记》获第八届北京国际電影节记录单元最佳作品奖[EB/OL].人民网，（2018-04-18）[2018-06-15]http：//gz.
people.com.cn/n2/2018/0418/c222152-31475774-2.html.
[5]胡谱忠.“出山”与新时代乡村振兴之路——纪录片《出山记》观感[J].中国民族，2018（4）：67-69.
[6]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迈向高质量发展：战略与对策[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169.
[7]梁君健.《出山记》：精准扶贫的影像记录[N].光明日报，2018-05-03（16）.
[8]（英）尼克.史蒂文森.认识媒介文化—社会理论与大众传播[M].王文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0.
[9]刘守英.从转型角度审视农民、土地和村庄的关系[N].21世纪经济报道，2017-12-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