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

    董姣姣

    摘 要：李叔同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艺术教育家。他始终倡导“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并且言传身教于他的艺术教学实践中。他大胆借鉴西方教育模式，结合当时艺术教育现状来实现中西的融合，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同时，他的这一教育思想得到了学生的传承与发扬，使得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出现了生机与活力。从艺术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理念解析以及艺术教育思想的践行与传承三个方面，具体阐述他独具特色的艺术教育思想。

    关键词：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艺术教育思想

    一、艺术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一）早期成长之路与儒家思想

    李叔同出生于书香门第之家，家学渊源深厚。其父李世珍，清朝同治年间进士，典型的儒学弟子。其母王氏，自幼便教其诵读名诗名言。其兄文熙，在其六岁时开始家庭启蒙教育，学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书籍。随后先后又跟随其乳母刘氏、常云庄先生、天津名士赵幼梅等人学习，期间李叔同自己也勤奋不辍，熟读《四书》《古文观止》《说文解字》等，学习八股，力摹篆字。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李叔同自小就根植于儒家文化之中，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正是李叔同早期的成长经历，使他追求高尚道德、注重人格修养，为他“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南洋公学与蔡元培“新学”

    南洋公学开放、多元的学习氛围，蔡元培“新学”的教育方式，是李叔同艺术教育思想形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原因。当时的南洋公学已经具备新学制的雏形，聘请以蔡元培为首的一大批博通中西的知识分子为教师。蔡元培自由教学、提倡“新学”、鼓励学生成立“演说会”的独特教育模式以及黄炎培、邵力子、謝无量等出类拔萃的同班同学为李叔同打开了新视野，培养了他自由表达的民主思想，使李叔同从传统儒生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变，能够辩证接受西方文化。

    （三）东渡日本留学与西方教育模式

    李叔同在生母过世后，跟随其老师赵幼梅到日本访问考察，成为中国早期留日学习学生之一。留学期间，除在上野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外，还在音乐学院学洋琴，与黑田清辉、音上郎二氏郊游，开拓了艺术领域的学习，接受了西方进步的艺术教育的思想。随后与曾延年等组织春柳社，初演《黑奴吁天录》，不久又上演《茶花女遗事》，取得很大成功。在多次艺术实践中，李叔同清楚意识到中西艺术的差异性，虽然深受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器识”的思想一直根植于内心深处，他大胆借鉴西方教育模式来实现中西的融合，并在归国后实施于课堂教学中，使得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出现了生机与活力。

    二、“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理念解析

    （一）“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本意与出处

    “器”具有器量、器度的意思，是自然领域里的具体对象，“识”是指见识、胆识，是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与把握。“器识”就其本意解释为一个人的气量与见识，也指艺术家的个人修养。“文艺”就其本意解释为文学与艺术，有时指文学或表演艺术。“先器识而后文艺”可以解释为艺术家在艺术创作时要有足够的气量与见识，才能创造出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据史料记载，唐代刘肃《大唐新语》、《旧唐书·文苑上·王勃传》和《新唐书·裴行俭传》上均有“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记载，且三个文献的记载基本一致。就其本意来讲：一个人要想有远大前程，应当首先培养气量与见识，其次才是文才与技艺。李叔同自幼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对这一说法自然秉持认同态度。在他十九岁参加天津县入学考试的文章《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论》中，已有“器识为先，文艺为后”这一观念，由此可见“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观念已深入到其内心。

    （二）李叔同对“先器识而后文艺”的理解

    “先器识而后文艺”是李叔同一直主张的教育思想，他无时不刻不把这一教育思想贯穿到育人实践中去，他对这一思想有着深入的理解与领悟。

    据李叔同的高足弟子丰子恺记述，李叔同在杭州师范宿舍的案头，常常放着刘宗周的《人谱》，书的封面上有他亲手写的“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都加了一个红圈，以此来警醒自己。李叔同曾给丰子恺和几个同学分析“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意思，他认为“一个文艺家如果没有器识，无论技术何等精通熟练，亦不足道”。[1]

    在刘质平休学在家养病期间，刘质平曾给李叔同写过一封倾诉困惑的信。李叔同给他的回信中提到的“休养”与“境界”二词，正是“器识”的注释。“一个人只有提高了人格修养，才能到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才能够以一种超然的眼光来看待世事，才能以一种从容的心境来对付一时的困难。”[2]这封信中直接表达了李叔同对“器识”与“文艺”关系的看法。

    由此可见，在李叔同看来，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高尚的品格、伟大的人格，技术即使熟练精通也不足为道。李叔同经常教育学生“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3]。他以培养学生的高尚品格为先的艺术教育思想，对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国现代艺术教育的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三、艺术教育思想的践行与传承

    李叔同极力倡导“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并且以深厚的人文修养和高超的文艺技艺影响着学生。在李叔同的熏陶与言传身教下，培养出了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潘天寿等众多杰出的艺术人才，他“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在他的学生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承与发扬。

    （一）吴梦非的“艺术创造吾人之人格”

    在李叔同培养的众多优秀弟子中，吴梦非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吴梦非在李叔同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文艺修养熏陶下产生了敬佩之情，决心继承李叔同的教育事业，并不断弘扬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无论是吴梦非的艺术教育思想还是艺术教育实践中，处处彰显着老师李叔同艺术教育思想的影子。他曾明确表述过：“教育的目的，在于完成人生，我国从来的教育，偏偏忘了人生最切要的情感，结果：变成为偏重科学，偏重道德而轻视艺术了。”[4]吴梦非将情感教育视为艺术教育的核心与本质，他重视艺术教育在人的情感方面有着特殊作用，艺术教育能促进人格的养成。因此，他在教育实践中十分强调情感教育对人生的影响，即“艺术创造吾人之人格”。

    （二）丰子恺的“心为主，技为从”

    丰子恺“心为主，技为从”的艺术教学原则，正是受他的老师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思想的启发。丰子恺曾在文章中详细描述过李叔同对他们讲解这一思想的情形，这段分析对丰子恺的影响十分深远，李叔同所强调的要培养人的“器识”修养，不能仅注重技能培养而忽视内在修养的观念深入丰子恺内心。他曾指出：“欲为艺术家者，必须先修美德，后习技术；必须美德为重，而技术为轻。”[5]他认为，拥有高超的技藝而缺失了美德必然不能成为艺术家，但艺术技能薄弱却拥有高尚善良也不失为一个有品德的人。他在后来的教学中始终秉承这样的理念，以培养学生的美德为主，以训练技能为次。他在教师日记中总结艺术教育的规律时，明确提出了“心为主，技为从”的原则。

    （三）刘质平的“人格教育”

    李叔同与刘质平情同父子，感情深厚。李叔同曾在刘质平求学期间给予资助与照顾，在刘质平产生困惑时，李叔同及时写信告诫他要利用闲暇时间多读书，提高个人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在李叔同出家遇到困难时，刘质平也是不遗余力去帮助老师解决问题。李叔同出家前曾赠送大量书法作品给刘质平，刘质平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无论是战火硝烟还是文化大革命身心遭受迫害时，他都不顾自身安危，用一生来守护李叔同的墨宝，可见其对老师李叔同的敬重。李叔同对刘质平的影响是深刻而又全面的，不仅对刘质平的学习、生活有帮助，更在无形中影响了他的思想观念和为人处事，对刘质平的教育思想、教育品格、教育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他在执教生涯中始终秉持“先做人，再做事”的“人格教育”理念。

    （四）潘天寿的“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人格教育观是潘天寿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精髓，是以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为内容展开的，蕴含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他的艺术创作和教育实践中，始终把艺术与人格的关系紧密联合在一起，他反复强调人格在艺术中的重要意义。他牢记老师李叔同“应始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文艺传”的谆谆教诲，注重个人修养、言传身教。他曾教导学生说“余谓笔正则画正，心正则笔正。人格方正，画品必高，人品不高，画品必低劣”[6]，在他看来人品不高是不能创作出富有感染力的作品的，只有艺术家的精神境界达到一定高度，他的作品才能伟大雄浑。他极为重视社会的伦理规范和个人的道德修养，始终把艺术人品置于艺术诸要素之首，把艺术教育看作是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四、结语

    李叔同的一生极为强调人格修养，“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贯穿于他的整个教学生涯中。在李叔同“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艺术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培养出了吴梦非、丰子恺、刘质平以及潘天寿等一代杰出的艺术人才，他的一生可谓是桃李满园。他对艺术教育的追求就像他做人一样认真。无论是他的艺术作品、教学态度、教学方式还是教学理念，都处处体现出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深厚的文艺修养。同时，他的教育思想在他的学生中得到了很好的承继与发扬，为促进我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

    李叔同将西方艺术教育中值得学习和借鉴的部分运用到教学实践中，虽然他用西方的艺术形式开展教学，但他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纯中式传统的，主张先器识后文艺，通过艺术教育来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这种教学理念避免了只强调技艺所带来的弊端，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人格的健全。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李叔同的艺术教育思想与现代的艺术教育理念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以及教学方法上，都有许多值得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地方。他的艺术教育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很强的适应能力，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特别是对当下人们在艺术教育内涵方面缺乏正确的认识、艺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严重脱节、艺术教育形式化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注释：

    [1]余涉编.漫忆李叔同[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1998.

    [2]曹布拉.命运的二重奏——弘一大师与刘质平[M].杭州：西泠印社，2001.

    [3]李叔同.心与禅[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4]吴梦非.教育上艺术的陶冶[J].艺术评论，1924，（24）.

    [5]丰子恺.丰子恺文集[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0.

    [6]卢炘.潘天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