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化寺五方佛塑像的创建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张明远
内容摘要：山西大同善化寺大雄宝殿现存辽金彩塑33尊，其中关于五方佛的创建年代，现有两种说法。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从五方佛与建筑的关系、造像的时代特点、造像的题材来源及其历史成因等方面，认为五方佛可能产生在辽代晚期，它们是唐五代以来五台山华严密教思想影响的产物。
关键词：善化寺五方佛创建年代造像特征题材来源
中图分类号：B948；K87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4-0055-12
善化寺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区南门内西侧，俗称南寺。它是我国现今辽金寺院布局保存最完整的建筑群，国务院公布的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大雄宝殿所存33尊彩塑，是我国现存辽金之际雕塑中的精品，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不容忽视。
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雄宝殿彩塑逐渐受到世人关注，我国的一些知名专家和学者曾对其做过多方面的论述，为彩塑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关于大殿内彩塑的创建年代，现有两种说法：一种观点认为五方佛作于辽代，其他彩塑作于金代，持此观点的主要有负海瑞等先生；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彩塑皆作于金代，持此观点的有王子云、金维诺、陈少丰、史岩等先生。
然而，笔者还未曾见过他们对彩塑创建年代认定理由的详细论证。受篇幅所限，本文仅针对“五方佛”的创建年代，试图从彩塑与建筑的关系、造像的时代特点、造像的题材来源及其历史成因等方面，作些探讨。
1善化寺大雄宝殿及其彩塑的历史记载
有关善化寺的历史，现今最可靠的记载是寺内所存从金至清的五通碑文。从中可知，该寺始建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初名开元寺；五代后晋时，易名大普恩寺。辽末保大二年(1122)，寺院“再罹兵燹”，致使原有建筑“存者十不三四”。金天会六年至皇统三年(1128—1143)，在寺院住持圆满大师的主持下重建。明正统十年(1445)，大用和尚奏请藏经，寺又作整饬，明英宗朱祁镇赐名善化寺。明清及近现代又数作修葺，及至今日，有记载的重修共计9次。难得的是，辽金寺院建筑的规制，基本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提及大雄宝殿建筑及其彩塑建造年代的碑文，以金皇统三年(1143)朱弁撰写的《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最早，文中记述善化寺金初大修的原因及其经过，并记录了这次重修的建筑、壁画和彩塑以及时人对完成后作品的赞誉：
凡为大殿暨东西朵殿、罗汉洞、文殊
普贤阁及前殿大门、左右斜廊，合八十余
楹……为诸佛萨埵，而天龙八部合爪掌
围绕，皆选于名笔；为五百尊者，而侍卫
供献各有仪物，皆塑于善工。脺容庄穆，
梵相奇古。慈悯利生之意若发于眉宇，
秘密拔苦之言若出于舌端。有来瞻仰，
莫不钦肃，五体投地，一心同声。
文中所提“大殿”，应指大雄宝殿，而壁画和彩塑，似并非仅指大殿的而言，因殿内现无“五百尊者(罗汉)”塑像。这次营造工程中，确有罗汉洞；再从大殿现存壁画及彩塑的整体内容上看，与“为诸佛萨埵，而天龙八部合爪掌围绕……侍卫供献各有仪物”等描述相合。如果说，朱弁在撰写碑文时，没有严格地区分彩塑与壁画，只是就塑工和画匠最终完成的艺术效果的一种综述，那么，殿内塑像和壁画的创建年代就可能是这次一起完成的。但是，近些年来，建筑学专家们发表的文章中，几乎一致认定大雄宝殿是辽代建筑，并不是金初所建。那么，辽代建筑的特征何在?殿内彩塑与建筑又是怎样的关系呢?
2大雄宝殿是辽代建筑
南向的善化寺，沿中轴线的主体建筑现有山门(金)、三圣殿(金)和大雄宝殿(辽)。
从建筑主体的布局上看，大雄宝殿位于寺院的后部，殿前台基高耸，所设月台宽广，周边围以石雕砖砌勾栏②。这种将“组群最大的建筑大雄宝殿建在高台基上，前连月台，是辽代寺院常见的方式”。
从建筑结构上看，大殿面阔七间(40.7m)，进深五间(25.5m)。单檐五脊顶，举折平缓，在28°之内，无推山。平面采用减柱造，中央的5间4缝(缝为通过柱中心之轴线)省去外槽的前内柱和内槽的后内柱，只用4根内柱。共用斗拱8种。殿内当心间置平棋八藻井。檐柱生起很高，超过宋《营造法式》中规定的“七间生起六寸”的一倍。檐柱之间除正面当心间和二梢间开门窗外，均围以厚墙。特别应提及的是，1993年至1998年大殿落架重修时，敞开后的建筑木架结构，使专家们更加肯定：“大雄宝殿始建于辽代，金天会、皇统年间(公元1128—1143年)重修，修葺范围仅限于重布瓦顶和原件重构。其柱额、斗拱以及梁架结构等依然为辽制。”
由此可以推论，大普恩寺在“辽末以来，再罹锋烬。楼阁飞为埃玢，堂殿聚为瓦砾。前日栋宇，所仅存者，十不三四”④的劫难时，留存下来的“三四”中，可能就包括大雄宝殿。
3塑像的总体布局应与辽代原建密切关联
一般而言，佛殿建筑是为供奉佛陀以进行礼佛活动而建造的。因此，善化寺大雄宝殿的供奉思想、原创构思、塑像的布局安排，应与建筑的内部结构空间的处理相关联。
大殿正中，沿后内柱建一砖砌主佛坛，坛高1.36、面宽29.66、上进深4.02、下进深4.28m，立面呈0.85°梯形，无雕饰。主佛坛上，五方佛皆结跏趺坐于矩形须弥莲花座上；五佛间又有二弟子、二胁侍菩萨，分立于方形束腰莲花台座上(图1)。坛下，沿大殿东西两壁，各设一高0.33m的浅“凹”字形低台基，上立24身诸天像，共计彩塑33尊。
梁架高耸，因采用减柱法，殿内老檐檩下两排内柱被减去，使人进入大殿后，视野开阔异常，抬眼望去，主佛坛上的五方佛及其胁侍弟子和菩萨尽收眼底。五方佛与佛座平均通高约6.65m，连上佛坛的高度可达8m，其木制背光(明代重修)超过殿内后排金柱的高度，直接与殿顶平棋和斗八藻井装饰相接应。这种精心设计和制作所产生的整体艺术效果，使五方佛塑像与梁架的顶端结构及其装饰紧密地结合起来，高度统一；台下围绕主佛台排列的24身诸天，高大齐一，疏朗且匀整，其净高均在3.6m以上，个别像的净高可达4m。虽然他们要比主佛坛上的弟子、菩萨像略低30－40cm，但与观众在距离的接触上，视觉中所获得的尺度相协调。所有这些艺术效果的取得，至少它们的原创构思和布局安排，应与辽代原构建筑关系密切，应是同期完成的。
在肯定了大雄宝殿为辽代建筑和塑像的原有构思、布局亦应为辽代的之后，塑像的始创年代又怎样判定呢?大殿在辽保大二年(1122)“再罹兵燹”，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殿内塑像因之受损，后人对其进行全面重塑也不是不可能的。被重修的大殿中还会留有辽代塑像吗?换言之，被大多美
术史家们确认的金代塑像中，有前人的作品吗?为探究这一问题，本节仅选取主佛坛上具有金代典型特征的二胁侍菩萨与五方佛作比较，然后再将其与辽金时期的相关佛像作比较，以求断定其塑造年代。
1五方佛及其胁侍菩萨考察记录整理
①佛像
佛像1(卢舍那佛)位居佛坛正中。通高6.73、坐像高3.90、背光高7.33②、佛台座高2.83、宽4.60、深3.82m。肉髻螺发，顶置宝珠。额鬓宽阔饱满，面颊丰圆，下颏圆润紧缩，颈项作三条起凸的蚕茧纹。眉棱平直下弯，垂目微睁，鼻秀唇娟。肩宽胸厚，结跏趺坐在宝莲花台座上。通肩袈裟，外著蔽肩僧祗支；领口低至腹下，袒胸；衣摆裹于腿部，呈三条水平弧线至脚腕又呈纵向衣纹。双手相合相握，二食指上翘相合相抵，大拇指相并直伸，戴手镯。衣纹圆转呈凸起线纹。
佛座：最下二层作矩形三退砖砌叠涩式，立面花纹大部分脱落，露出木架内胎；其上为三退泥塑彩绘宝莲华，正面七瓣，每退加饰两瓣，三退从正面可见十五瓣；其上为矩形宝莲华，再上作小立柱(柱子为双花抱球，或双花抱方胜)，内镶壶门，壶门比柱子退进，并作镂空式，两边饰对卷云气纹，中间塑物已失；其上为矩形三退立面，立面上间隔饰以柿蒂纹，边饰龙纹；又上为三退覆式宝莲花；又上为立柱壶门，壶门比立柱退进，仍作对角云气镂空式，中间浮塑已失；又上为三退矩形，立面饰剔地平卷海石榴华；又上为仰式宝莲华；又上矩形立面饰单摆复搁起凸的华子图案；又上为覆式宝莲华；又上为矩形立面，上饰华子图案；又上为齐膝椭圆形覆仰宝莲华，最上以联珠纹作边饰。总体呈矩形三退二层壶门须弥宝莲花座，上施彩绘或浮塑花纹(图2)。
佛像2(宝生佛)居正中佛像1之东，佛像3之右。通高6.81、像高4.04、背光高7.31、台座高2.77、面宽4.41、进深3.8m。肉髻螺发，上置红色宝珠。前额方广饱满(残损严重)，面相呈倒杏核形，下颌圆润紧缩，颈如蚕茧。眉棱起突平弯至外眼角，目微睁平视，秀鼻娟唇。两臂置于胸前，右掌心向下，左掌心向上。前胸袒露，斜披袈裟，着蔽右肩僧祗支，左侧胸前饰挂环。发髻、下肢衣纹、台座式样与佛像1基本相类(图3)。
佛像3(阿閦佛)居佛像2之左(东)。通高6.42、像高3.61、背光高7.77、台座高2.78、宽4.69、进深3.84m。肉髻螺发，上置宝珠，鬓额宽广，正中发际出尖，呈两弯弧形。长眉平弯人鬓，高鼻小嘴，面颊饱满，颌缩颏圆。双耳长垂略向外展。眼微睁。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掌向上，置腹前腿部。斜披袈裟，披蔽右肩僧祗支；前胸袒露，左胸有褂环及穗带。上衣纹褶皱写实，单层转折具有力度感。发髻、下肢衣纹、台座式样与佛像1基本相类(图4)。
佛像4(阿弥陀佛)居正中佛像1之右(西)。通高6.53、坐像高3.61、背光高7.56、台座高2.92、宽4.60、进深3.79m。螺髻顶置宝珠，面形饱满如卵，目垂视，鼻翼高耸，唇颌紧缩，下巴圆润，长耳及腮，有耳孔。裸上身，斜披袈裟，蔽右肩僧祗支。左手抚膝，右手抚左脚掌。胸廓饱满，腰间袈裟扎蝴蝶结，左侧胸前有挂衣环带。下肢衣纹、台座样式与佛像1基本相类。但台座尺度较其他台座略高，莲瓣凸出，体积感甚强(图5)。
佛像5(不空成就佛)居佛像4之右(西)。通高6.75、像高3.83、背光高6.99、台座高2.92、面宽4.45、进深3.8m。螺髻顶置宝珠，额鬓宽广，双颐丰圆饱满，长眉平弯人鬓，垂目微睁。秀鼻高耸，口紧缩，颏圆润。左右手相叠于腹前作禅定印。通肩袈裟，内披蔽肩僧祗支，胸廓宽厚，袒胸，左胸前有一环形饰带。发髻、下肢衣纹、台座式样与佛像1基本相同(图6)。
②胁侍菩萨
东胁侍菩萨位于佛像2与3之间。通高4.46、像高3.66m。束腰方形台座总高0.79、面宽1.14、进深1.14、莲花直径1m。头戴花冠，面相方圆，眉拱圆弯，垂目直鼻，唇端颌宽。额正中发际分缕作如意花形，两辫挽花分披于肩上，粗颈，袒胸，佩花饰项圈、臂钏、手镯。跣足踏于石制方形束腰莲花座上。体态端庄健硕。右手翻掌前伸，左手托帕巾，上置一宝器。当胸扎长裙，胸下扎带作蝴蝶结，腰间扎扦腰、系金饰宝带。蔽肩天衣及腋下变为带状，宛转下垂及扦腰挽起。下着襞裱三层，短褶裙在外，内着长裙，长裙及大腿处又用珠式璎珞扎起；内穿及地细裥百褶裙(图7)。
西胁侍菩萨位于佛像4与5之间。通高4.26、像高3.52m。台座高0.74、面宽1.06、进深1.11、莲花直径1.02m。花冠、面相、五官、表情、发式、体态、衣装与东胁侍菩萨相类。右手翻掌向下前伸，左手托宝器。
2五方佛及其胁侍菩萨的造像特点
①五方佛的造像特点
综上所述，五方佛除手势不一、阿弥陀佛面形如卵稍显特殊外，呈现出的共同特征：
发髻：螺发个个出尖，头圆髻小，顶置宝珠①。
面相：前额弧突，发际在额正中略微出尖，额头宽广，除阿弥陀佛面型如卵外，其余呈圆浑饱满的倒杏核面形。眉棱明晰，眉弓呈平弯状；眼皮微抬，眼与面宽之比为1:5；鼻根较宽，鼻头、鼻翼分界明晰，小口圆颌，唇紧缩。长耳及腮下向外略撇，耳有耳孔。
身姿：肩背圆厚饱满，前胸裸露至腹部，呈吉祥坐姿。
服装：袈裟或通肩，或袒右肩，内披僧祗支皆蔽右肩。袈裟左胸前挂不同的穿环衣带，阿弥陀佛腰扎蝴蝶结，其他佛像有的无，有的在腹下。
衣纹：衣装厚重，以自然写实的凸起圆线表现折叠衣纹，下衣随腿部结构呈两条凸起的水平弧线，又用纵向凸起的衣纹围裹于脚臊。衣纹圆转厚重，穿插自如，洗练却不概念化。
佛台座：以砖木作胎，外表浮塑、彩绘各式花纹和动物图案。台座下为矩形三退式，最上仰覆宝莲花层作椭圆状，其平面依佛像趺坐所占面积而造，不作圆形盛开的莲花；仰覆宝莲花装饰带共计九层，均以凸起双线装饰莲瓣，瓣无尖，瓣头饰以三角如意桃形。各台座双层壶门中现仅有两靠边即佛像3、5台座上层壶门有白象首浮塑，佛像2上层壶门有青狮首浮塑，佛像2、3下层壶门有花盆、宝山，其余花式及色彩毁损而模糊，看似接近，装饰花纹不尽相同②。
②胁侍菩萨的造像特点
二胁侍菩萨除手的动作、执物略有不同，共同的特征有：
头冠发式：如意云头花冠；头发分缕梳向两边，额正中作对称的两螺旋发卷，两根发辫分别披于左右肩上。
面相：前额方广平正，长方面形。五官较大，眉圆目长，眼与面宽之比为1:4；细鼻阔唇，鼻翼与鼻头分界不明，下颌宽大。
身姿：体态健硕，直立无曲线。
服装：袒胸，扎长裙，胸下扎带作蝴蝶结，腰间扎扦腰，系金饰宝带。蔽肩天衣至腋下变细带后宛转下垂及扦腰挽起。襞裱三层。
衣纹：质地轻薄，多用较薄的阶梯式直线表现
悬垂的衣纹，以图案化的曲线刻画折叠的衣纹，富有较洗练的韵律之美。
台座：石雕方形束腰仰式复瓣莲花座。
3五方佛与胁侍菩萨不是同期IlK所塑造
一般而言，佛与菩萨、天龙八部护法神，佛教修行果位有着明确的等级差异，而其相貌、服装特征、台座式样等都会有诸多的不同，佛典对佛造像又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特殊规定，如果是同堂同期彩塑，在造像细节的处理上，往往是接近或统一的，尤其是佛与菩萨的面相、五官、衣纹的细节处理，一般都有类似的特点。这种范例，我们可以在山西唐宋辽金时期的寺观彩塑中随处可见到，如：五台县南禅寺正殿唐代彩塑、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辽代彩塑(图8)、朔州崇福寺弥陀殿金代彩塑(图9)、定襄洪福寺金代彩塑(图IO)，乃至太原晋祠圣母殿宋塑，等等，其主像与其他相貌周正的胁侍和护法天等，都表现出相类似的造型特点。
但是，善化寺大雄宝殿的五方佛与胁侍菩萨，造型手法有着明显的差异：五方佛上额宽大，下颌圆小，面满如杏，前额较低，眉棱较高；菩萨面型丰腴长方，前额平正，眉棱较浅，下颌宽大；眉弓前者平弯，后者圆弯；前者眼裂较短，目睛、下眼睑较小，眼与面宽之比为1:5；后者目睛、下眼睑较大，眼裂亦稍长，与面宽之比为1:4；前者鼻根较宽，后者鼻根较细；前者口、鼻、下颌的比例较小；后者口、眼比例稍长；前者衣装厚重，多以凸起的圆弧线刻画；后者衣装较轻薄，多以概括的直线或弧线刻画(图11)。
由此得出结论：五方佛与其他彩塑不应该是同期工匠所为。但是，如果将五方佛的始创年代提前为辽代，而辽朝长达200余年(907－1125)，五方佛会产生在什么年代?由于文字记载匮乏，本文只能继续依照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探讨。
4与宋辽金相关佛造像的比较
从目前来看，留存在辽代寺观建筑中的佛像彩塑并不多，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建于辽圣宗开泰九年(1020)的辽宁省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的彩塑、辽兴宗重熙七年(1038)山西省大同市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的彩塑和建于辽道宗清宁二年(1056)的应县佛宫寺塔第一、二、三层的彩塑。
奉国寺大雄宝殿的佛像共有7尊，平均尺度高达8米以上，其造像特点为：肉髻较低、中置宝珠；面相浑圆饱满，额际宽广，眉棱较高，前额至眉棱呈弧面；长眉垂目，鼻根较宽；鼻头、鼻翼分界明晰；口小，轮廓线上下对称；颌略短；长耳及腮下，向外略撇，有耳孔。宽肩长身，前胸裸露；有的着通肩袈裟，有的内着大衣，外披僧祗支；皆呈吉祥坐，手势各异；袈裟于腿部紧裹，盘坐的腿部基本呈平面；右肩衣纹呈“介”字形展开，腿部衣纹有作裹向脚臊处的斜向线条，有作自膝关节至小腿处平行下垂的弧线，衣纹圆转，具有一定的厚度。佛座分三部分，下为八角，中有束腰，上作仰式圆形莲花，花形饱满，呈怒放状。
薄迦教藏殿的佛像比奉国寺的晚18年，共计3尊，平均高度较前者约低3m，与上者相比，共同点表现为：肉髻低平、髻中置宝珠、面相滚圆、前额弧突、下颌稍短、口唇较小，其轮廓呈上下对称，眉拱平弯，眉略长。前胸裸露，上身较长，坐姿舒展。衣纹平贴于躯体，随结构宛转垂叠而变化，膝盖处多有纵向凸起的折叠衣纹，裙边多作平贴挽起状，菩萨大裙有围裹于脚臊的式样。腿部整体呈平面。佛像右肩所披僧祗支亦呈“介”字形，佛座样式亦接近前者。稍有区别的是人物塑造较前者生动，衣装质地更趋轻薄，衣纹更富有线条的韵律美。
应县佛宫寺木塔比薄迦教藏殿的建造年代晚16年，经碳14测定，其中第一、二、三层彩塑作于辽清宁二年(1056)左右。三层彩塑中共有六尊佛像，呈现出的共同点是：体形壮硕，上身较长，前胸裸露；低髻螺发；面颊饱满圆润，眉棱较高，前额弧突；眉、眼、鼻之比例仍较大，口唇比例明显缩小，脖颈较细；膝关节处较方大，盘腿亦呈平面，腿部衣纹仍多表现为纵向的起凸圆线，也有平行下垂的弧形圆线。佛座样式与前二者基本相类(图12)。
以上三处辽代塑像，塑造年代相隔并不远，都在辽中期至中晚期，因此造像特点较为接近。善化寺五方佛与其相比，也具有体量壮硕、额际呈弧突斜面、右肩衣纹作“介”字形展开、前胸裸露面较大、盘腿整体基本呈平面即腿部结构仍不甚明晰的造像特点。
由于缺乏辽代晚期有明确纪年的佛像作比较，这里选取金初山西寺观彩塑中的作品，以求善化寺五方佛建造的相对年代。建于金1132年的山西定襄洪福寺佛像：头形上端略宽，基本呈长椭圆面形；螺髻低矮，正中发际分向两边，发卷细密如珠，髻根饰宝珠；五官、口唇结构之比例与后者接近。身材颀长，体态舒展。上身裸露面与五方佛相近，但胸廓略瘦；袖口衣纹圆转、袈裟衣纹随身体结构转折变化，腿部裙摆长大，滑落于座下，可见膝关节、小腿肚、脚臊、脚掌的明确区别，流畅的衣纹随结构自膝下至脚裸作平行的三条弧线，然后翻转折叠呈竖向挽起，总之，衣纹处理既写实，又富有流畅的线条韵律之美，更多地体现出与北宋晚期中原地区清丽写实的塑像风格相衔接的关系。
而建于金皇统三年(1143)的朔州祟福寺弥陀殿，恰巧与善化寺金代大修完工的年代相同，其中的阿弥陀佛及其观音、大势至菩萨坐像与五方佛相比：厚发低髻，髻根置宝珠，额头宽，面稍窄，面形虽与五方佛接近，但颈细肩宽，与头的比例不相协调；袈裟作通肩圆领，领口较小；膝、小腿、臊骨结构明确；衣纹皱褶较碎，腿部衣纹随结构有平行弧线至脚裸呈纵向的变化。但因其追求写实的倾向，而使其外形轮廓的塑造和衣纹的处理，显得较为细致琐碎一些(图9)。
5善化寺五方佛的初创年代当在辽后期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善化寺五方佛的年代与金初造像更为接近，但其不是金塑的理由，除了前文谈及的方面之外，他们与金初定襄洪福寺、朔州崇福寺金代彩塑亦有所不同：五方佛螺髻与头部界线分明，头大、发薄、髻高，螺发纹路清晰，个个出尖，宝珠置于髻顶(顶严)，虽不甚明显，但此发饰，在我国内地现存的宋辽金佛像中也较少见到的，或说此发饰为密宗造像的特点。发髻顶端饰宝珠的样式，年代较早的可见于7世纪尼泊尔铜镀金释迦牟尼佛像①(图13)。其后，8、9世纪的尼泊尔佛造像、9—10世纪的克什米尔佛造像E5137-38以及10世纪东北印度的佛像。都可见到此一发饰。
最令人费解的是，善化寺五方佛的台座式样，在现存的宋辽金佛造像中也很少见。熟悉雕塑的人都知道，佛座的制作，一般是同塑像一起制作完成的，后代一般不会对其进行全面的改动以至重塑，以避免伤及塑像。五方佛叠涩式台座上层的仰覆宝莲花及联珠纹装饰，以及仅依佛像趺坐而将莲花座的平面做成椭圆状的造型，可以在9、10世纪的克什米尔地区的文殊菩萨、金刚萨缍以及1l、12世纪的东北印度(图14)、西藏密宗造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