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胡锦与番锦

    赵　丰　王　乐

    

    

    

    内容摘要：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市场上所见的丝绸不仅有来自东方的中国丝绸，同时也有来自西方的中亚系统织锦。敦煌文书中出现的胡锦和番锦之名，当与西北或西域地区有关。胡锦很可能不是在胡地生产的织锦；而是中原地区模仿西方题材或是有着某些西方风格的织锦；番锦则应该是与粟特锦等相类似的中亚系统织锦。依据中亚系统织锦的基本技术特点，我们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丝绸实物中，找到9种属于中亚系统的织锦。

    关键词：敦煌番锦胡锦

    中图分类号：K89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4-0038-09

    敦煌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敦煌市场上所见的丝绸不仅有来自东方的中国丝绸，同时也有来自西方的中亚系统织锦。敦煌文书中出现的胡锦和番锦之名，当与西北或西域地区有关。本文试图从织物的技术出发对唐至五代敦煌地区出现的胡锦和番锦作一探索，并对敦煌文书中记载的大红番锦伞提出复原方案。

    一番锦、胡锦和沙沙那锦

    关于敦煌文书中记载的胡锦和番锦，姜伯勤先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统计了敦煌文书中提及的2处胡锦和3处番锦。我们又查到一处胡锦，一起列举如下：

    1《辛未年(971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P.4975背0)：

    主人碧绢一匹，绿绢一匹，车影锦一匹，胡锦一匹，非(绯)绫一匹，甲颉(缬)一段，黄画被子两条。

    2《庚子年(公元940或1000年)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S，4215)：

    小胡锦褥子壹。

    3《庚子年(公元940或1000年)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P.4908)：

    又李都头施入圣僧小胡锦褥子壹。

    4《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P.2613)：

    番锦腰杂汉锦夹缬者舌。

    大红番锦伞壹，新，长丈五尺，阔一

    丈，心内花两窠。又，一张内每窠各师子

    贰，四缘红番锦，五色鸟玖拾陆。

    5吐蕃占领时期的《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检历》(P.3432)：

    阿难裙，尕铞绣井杂绢补方，并贴金花庄严，番锦缘，及锦绢沥水，阔两箭，贰。

    6 《什物点检历》(S.6276)：

    大红锦伞壹，番锦缘绿绫裙并

    紫丝网上有金渡含口铜铃紫

    拾柒，铜火镜紫大小肆。

    胡锦和番锦都应该与西域地区有关，或者就是西域地区生产的织锦。姜伯勤引用了王国维的《西胡考》，认为：“胡即西胡，西胡中包括了高昌以西的各伊兰语族，如于阗人、粟特人、波斯人等，也包括了远在佛蒜的拜占廷人(罗马人和叙利亚人)，所谓胡锦当出自这些西胡人之手。至于番锦，姜伯勤则认为：狭义的番锦“未知是否可能指吐蕃锦、吐蕃人喜好的锦或沙州丝绵部落中吐蕃人主持生产供吐蕃人用或用于外销的织锦”，而广义的番锦也可以是胡锦的同义语，即指周边部族制锦，有时也包括外国锦。

    胡锦与番锦的名称，在唐宋时期出现较多。除敦煌文书之外，正史上也可以经常看到。虽然这些分别出现在不同史书记载上的胡锦和番锦可能会有着不同的含义，但是我们相信，在敦煌一地，大家对胡锦和番锦的看法总体应该是一致的。特别是在所有这些记录各种日用物品的点检历和纳赠历中，人们对这些织物的规格和尺寸的概念十分清晰。因此，我们可以从织物的规格出发，来看一看胡锦和番锦的具体情况。

    中原地区的织锦，自古以来就采用匹的规格，至唐未变。根据《通典》记载，唐制“布帛皆阔尺八寸、长四丈为匹”。从唐尺一尺约为30cm计，其幅宽一般在50cm上下。敦煌文书中也记载了大量有具体幅宽的绢织物，其尺寸大多为1尺8寸至2尺左右，折算后也是50一60cm。检之于出土实物，唐代初期的经锦幅宽大多是在50cm左右，与文献中的匹相一致。后来中原虽然也织造纬锦，但是中原纬锦的门幅一般只是略宽于经锦，以唐代晚期至辽代十分重要的雁衔绶带锦为例，其门幅也只在70一80cm上下。即使是要织特别宽的大张锦时，虽然其幅宽也很宽，约l00cm左右，但是其织物的长度也可以很长，此时还是可以称为匹的。

    相比之下，西域地区或是说中亚系统的织锦规格则有很大的不同，它们所采用的规格称为张。我们曾在吐鲁番文书中找到过“张”的具体尺寸。哈喇和卓88号墓出土的《北凉承平五年(506年)道人法安弟阿奴举锦券》提到过丘慈中锦一张，其长度为9尺5寸，幅宽为4尺5寸，折今长约285cm，宽135cm。另一件出自哈喇和卓99号墓的文书《义熙五年(409年)道人弘度举锦券》中所提及的西向白地锦，其半张的尺寸为“长4尺广4尺，也就是说一张的长约240cm，宽约120cm。总结起来看，这种以张为单位的织锦幅宽在1m以上，长则为2m以上。

    由此，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敦煌文书中提及的 胡锦和番锦的幅宽。在上文所列《辛未年三月八日沈家纳赠历》(P.4972背)中提到了“胡锦一匹”。这里的胡锦明确用匹作单位，那就说明这科胡锦的规格与中原生产的织物相同，很有可能勃是在中原地区或是在与中原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所生产的织锦。如《册府元龟·帝王部》纳贡献下后唐庄宗同光四年(926)，有沙州节度使曹义金进谢胡锦。《宋史·于阗传》载宋建隆二年(961)于阗贡胡锦，《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1077)于阗有胡锦。这说明，胡锦很有可能就是在于阗生产的。另两件《庚子年后某寺交割常住什物点检历》(S.4215、P.4908)中提到的是“小胡锦褥子”，这里的“小”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用胡锦制的小褥子，另一是指小胡锦制的褥子。如采用后一说，既然称为小胡锦，估计其幅宽也不会很宽。而敦煌文献中提到的番锦是以张为单位的，如《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P.2613)提到的番锦有“一张内每窠各师子贰”。所以，胡锦很可能并不是在胡地生产的织锦，而可能是中原地区模仿西方题材或是有着某些西方风格的织锦而已。此类织锦，早在北朝晚期就已见于生产，当时采用的是中原传统的经锦，而织出的却有很多是大象、狮子、牵驼等西域风情的图案，特别是吐鲁番阿斯塔那隋代墓中出土的胡王牵驼锦中，还织有“胡王”两个汉字，是当时人们印象中的胡地风情(图1)。另一件收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对波纹狮象牵驼纹锦上，也有一个“胡”字(图2)。敦煌文书所提及的胡锦，虽然与此已隔了近300年，但是或许还是保留了当时人们对胡锦的习惯看法。而番锦应该是与粟特锦等相类似的中亚系统的织锦。

    从织物规格出发判断织锦的类型归属，同样也可以用于敦煌文献中提到的其它织锦，特别是以张作单位的中亚系统的织锦。如《龙兴寺卿赵石老脚下依蕃籍所附佛像供养具并经目录等数点

    检历》(P.3432)：

    拾捌窠锦口一张。《年代未详(840)沙州僧崇恩处分遗物凭据》(P.3410)：

    将八窠上锦一张，施入都司

    这两件以窠为图案并以张为单位的织锦，虽然文没有提及织锦的题材，但我们知道它们也应该是中亚风格的织锦，属于番锦之列。而且前者的图案排列应该是纬向3窠、经向6窠，共有18窠，后者则是纬向2窠、经向4窠，共有8窠，两者的经纬团窠数量之比都是·2:1，正与当时张的规格相吻合。

    最后，让我们来看敦煌文献提到的沙沙那锦。《宋太平兴国九年(984年)十月邓家财礼目》(S，4609)中提到：

    沙沙那锦壹张、青锦壹张、红锦两匹、绣锦壹匹、自罗壹匹、紫罗壹匹、绮正绫壹匹、楼机绫壹匹、生绢两匹、红锦被两张、非(绯)锦被壹张、紫绮褥壹面、非(绯)锦褥壹面。

    这里的红锦两匹和绣锦一匹，明显是说中原系统的织锦，而以张为单位的沙沙那锦、青锦、红锦被和绯锦被，都应该是番锦之属。对于青锦、红锦和绯锦我们无法有更为详细的信息，但是对于沙沙那锦，我们认为这也是一处地名。它虽然有可能是萨珊(Sasan)的对音，但是更有可能是“赞丹那”的对音(Zandana)。赞丹那是粟特地区布哈拉北的一个城市名称，历来以生产织锦著称。海宁所考证的那件著名的粟特织锦的背面就写有“赞丹尼奇”，意思就是“赞丹那”生产的织物。尚刚考证，金灭辽后的次年(1126年)，宋朝使臣副使得到过一种称为“赞叹宁”的织物，显然就是赞丹尼奇。这种织物一直到元代作坊中仍在生产，作坊名称就以此为名，称为“撒答刺欺”。这说明，当时赞丹那的织锦确实已经十分有名。再看沙沙那锦的单位也是张，正是中亚织锦的规格，沙沙那锦本身也应是中亚系统的织锦。如此看来，沙沙那与Zandana的对音应该成立，则沙沙那锦就是中亚系统的粟特锦。

    二敦煌发现的中亚系统织锦

    从文献上来证实番锦和中亚系统的关系或许还比较容易，但要在敦煌出土的丝织品中明确找到属于中亚系统的织锦确实不易。好在海宁(w，Henning)和舍费尔德(Dorothy G，Shepherd)对比利时辉伊(Huy)主教堂中的中窠对羊纹锦作了详细研究，海宁释读了织锦背后的墨书粟特文：“赞丹尼奇织物，长六十一柞”，而舍费尔德分析了这件织物的技术特点。后来，更有俄罗斯的伊露萨利姆斯卡娅(A，Yelusalimskaya)把世界上的各种中亚系统织锦作了完整的分析，华安娜(AWardwell)对克里夫兰博物馆收藏的织锦作了极详细的分析。笔者也因对青海都兰出土丝织品的详细研究而对中亚系统织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它们的基本技术特点是采用三枚斜纹纬重组织，属于标准的唐式纬锦之类，其经线总是加有强烈的Z捻，通常由2—3根并列而成，一般有本色和深红两种色彩。其纬线非常平直，色彩丰富，不同色彩的纬线相互覆盖非常完整。其图案只在纬向循环而不在经向循环，图案的勾边通常以二纬二经为单位。

    从这些基本的技术特点出发，我们可以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丝绸实物中，找到属于中亚系统的织锦约9种。

    1团窠尖瓣对狮纹锦(MAS858，EO.1199)

    大英博物馆收藏，经帙中部以纸制成，上复以绢，角下写一“开”字，再用两条花卉纹的缂丝带装饰，经帙四周及卷首由团窠尖瓣对狮纹锦作缘。同类织锦制成的经帙在法国集美博物馆所藏伯希和的敦煌收集品中也有一件(EO.1199)。根据这两件经帙，我们可以复原它的图案，其经向循环约为32cm，纬向循环约为22—23cm(图3)。这类织锦在世界各地都有收藏，说明它当时是十分流行的产品，其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应数收藏于法国尚思(Sens)大教堂的对狮纹锦。该锦保存完整的幅边，幅宽116cm，1幅中有4个团窠，经向由上至下7个团窠，上下各有供裁剪用的界边，长8－11，5cm。以20片三角形的尖瓣组成1个团窠环，这种装饰只有在中国的西北地区看到过，主题纹样是一对有翼的狮子站立于叶台上，团窠之外是两对兽与直立的花树。

    2红地联珠对羊对鸟纹锦(MAS，862，EO，1203/E)

    大英博物馆所藏，其图案为红地上显绿、白、棕三色花，主花是高约21cm、宽约17.5cm的联珠团窠纹样，团窠内的棕榈叶底盘上站立一对相对而立的野山羊，身上点缀四瓣花卉纹样。宾花位置则是一个椭圆形的瓣窠，窠中为对鸟图案。同样的图案在伯希和收集品中也有一件(EO.1203/E)。作为图案主题的野山羊纹样造型与收藏于比利时辉伊(Huy)大教堂中带有粟特文题记“赞丹尼奇”的织锦完全一致。这件织锦有可能是公元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上半叶的作品(图4)。

    3淡红地团窠对鸭纹锦(MAS，863)

    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它以淡红色纬线作地，以黄、白、绿、蓝四色纬线起花，蓝、绿两色纬线分区显花。织物面积较小，现仅存一团窠纹样的局部，高约11.4cm，推测宽约10.8cm。团窠环以朵花纹样装饰，中心为一对鸭，无平台，圈外宾花为几何形花卉状，已不清晰(图5)。

    4黄地小花中窠对鹰纹锦(EO.1193)

    共有三片残片，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图案已经不清。但可以看出它是小朵花作团窠环的一种图案，而且团窠中的花坛上有立鸟的残迹。与青海都兰夏日哈露斯1号墓出土的同类织锦比较可以发现，它们的图案极为接近。在以小花组成的中型团窠环中，鹰非常雄健，昂首挺胸相对而立，头上各有一圈光环(图6)。

    5黄地联珠对兽纹锦(EO.1207)

    黄地联珠对兽纹锦缘经帙(EO.1207)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这一经帙中间亦用纸作主要材料，再用缂丝带装饰，但四周则用一种联珠对兽纹锦作缘，其技术也是典型的中亚织锦，以黄色作地，蓝、红、白三色显示纹样(图7)。

    6红地宝花纹锦(MAS865，L：S.642)

    这种纹锦的残片很多，据我们统计，约有57片，均为斯坦因所得，现分藏于大英博物馆和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通过图案复原可以得知，此为红地上以黄、绿、白、淡蓝和深蓝等色纬线织出宝花纹样(图8)。从技术上分析，这些红地宝花纹锦已属典型的中亚粟特织锦系统，应该是唐代中亚织工生产的，这可能是中亚织工对中国纹样的一种不同的阐述。

    7黄地联珠花树卷草纹锦(MAS，917)

    现藏大英博物馆，三残片，出自同一织物。以黄色纬线作地，以浅蓝、白两色纬线显花。残留的织物可拼出高约8.2cm、宽约6.5cm的联珠形团窠纹样，窠内是一枝三叉的花树图案。这种花树纹样在中亚粟特织锦中并不多见，而与斯坦因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发掘到的一件团窠联珠花树纹锦多少有些相似(Ast.i.1.01)(图9)。团窠采

    用二二错排的方式排列，团窠之间则装饰以卷云式的花卉。

    8黄地十样花纹锦(EO，1203AA)

    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图案已经损坏得非常严重，但依然可以分辨出主题纹样是唐代流行的十样花纹。红色作地，蓝、绿、白等色丝线显花，织锦图案的纬向循环4—6.5cm不等。

    9黄地心形纹锦(MAS，922，L：S.338：1，E01193/C)

    有五残片，分别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和吉美博物馆。在黄色地上织出红色心形图案，心上点缀四个白色的圆点，心尖位置则由亮蓝、淡粉红色、深蓝三色纬线分区织成，二二错排，图案经向循环为4.6cm，纬线循环为3，3cm。这类图案在Toharistan的Balalitepe壁画人物服饰也有出现(图10)。中亚粟特织锦实物中，还经常可以看到用心形作团窠装饰环或装饰带的。

    三大红番锦伞盖的复原

    敦煌保存的中亚系统织锦有一部分作为经帙边缘的。大部分只是残片，无法判断其原用途。敦煌文书中记载最为明确的番锦用途是，用作大红番锦伞的伞盖，包括伞盖的中心部分和四周缘边，即《唐咸通十四年正月四日沙州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P.2613)提到的大红番锦伞。据此，我们可以基本进行结构性的复原研究。关于整件锦伞的原文如下：

    大红番锦伞壹，新，长丈伍尺，阔壹丈，心内花两窠。又，壹张内每窠各师子贰，四缘红番锦，伍色鸟玖拾陆。

    青吴绫裙，长贰丈叁尺伍寸。红锦腰，阔肆寸，青夹缬里。每面杂色柱子肆拾枚，阔肆寸，长壹尺伍寸。贰色绢带肆拾只，白绫者舌肆拾枚，每面杂色柱子拾枚。

    伞的类型有圆有方，文书明确记载了长宽尺寸，显然这是一件长方型的锦伞。伞盖是它的顶，主要织物面料在中心，是“心内花两窠，又壹张内每窠各师子贰”。我们认为，这里的心内花两窠就是指每张锦内的两窠狮子，四周则用大红地的团窠五色鸟锦作边。伞的四周垂有很长的用吴绫做的伞裙，裙的上部是用红锦做面、青缬为里的裙腰，裙外还装饰了杂色柱子和者舌。根据文中所记载的尺寸，并按一尺合30cm计，我们可以得出这一锦伞的总尺寸约为长450cm、宽300cm、高705cm。

    本文主要进行尝试以番锦制成的伞盖，在已有的出土实物中找到尽可能接近的样品，再按照伞盖的记载提出番锦伞盖的结构复原方案。

    首先我们来找五色鸟锦的实物。自1983年以来，青海都兰热水吐蕃墓地曾出土了大量的团窠含绶鸟织锦，从其织造技术分析，它们都属于典型的中亚系统织锦。一般均以1:4的斜纹纬二重织成，经线采用两根或是三根Z拈的紫色丝线作夹经，单根Z拈作明经，纬线用大红作地，蓝、绿、白、黄四色显花。有时则将五色分区换色，有时则用更多的色彩显示，部分色彩的纬线则浮于背后。从图案来看，这类含绶鸟锦都以深藏红色为地，鸟羽通常都有红、蓝、绿、黄、白五色，都可以称为五色鸟。但从细节来看，还可分成很多类型，主要流行的有两类，一类是团窠内单鸟独立，另一类是团窠内双鸟对立。前者最典型的实例是都兰热水血渭大墓出土的中窠花瓣含绶鸟锦(图11)。这类五彩鸟锦以团形瓣窠作环，内置立鸟，鸟站于联珠台上，颈上和翅上都饰有联珠绶带，鸟嘴也衔有联珠绶带，其经向循环约34，5cm，纬向循环约21cm(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变化)。整件织物的团窠分布，应该是纬向有4个团窠，经向有6个团窠。这类织锦的图案，还在敦煌莫高窟第158窟吐蕃占领时期的彩塑上可以看到(图12)，可以证实此类五色鸟锦确实在中唐时期的敦煌存在过。后者最典型的实例是收藏于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的中窠联珠对鸟锦衣，其织物的经向循环为16cm，纬向循环为14cm(图13)。但是，后一类对鸟纹的五色鸟锦的团窠大小变化很多，可知的有大、中、小三种，分别在一窠内占4窠、6窠、8窠等。

    团窠内作双狮纹的织锦实例也有很多，大量的如藏经洞出土经帙边上的中窠尖瓣对狮锦。无论从色彩还是尺幅来看，都与大红番锦伞上的对狮纹锦有较大的差距。较为相似的是收藏于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的两件红地大窠对狮锦。一件是Nr.4863红地大窠对奔狮纹锦(图14)，另一件是Nr.4864红地大窠对立狮纹锦(图15)。两者保存得均较完好，虽然图案不全，但可以推得前者图案循环约80cm，后者的图案循环则超过了80cm。Regula Schorta对此锦的图案复原，认为是一幅中有两个团窠。我们认为它再加上两侧的幅边等之后基本已达1m，应已是张的规格了。所以，在我们的推测中，这一张大窠的对狮纹锦很有可能是与阿贝格基金会收藏的后一件瓣窠对狮纹锦相似。

    现在我们来考虑敦煌大红番锦伞的伞盖复原方案。我们先从已知伞盖的尺寸、狮子及五色鸟的只数出发，提出A和B两种方案。

    方案A是中间一块红地大窠对狮纹锦，四周是一圈红地中窠五色鸟纹锦，即将96只五色鸟都排在四周，较为合理的布局是在长边排29只，短边19只。此时还有两种可能，方案A1是窠中独鸟，每只鸟的纬向循环(或团窠的直径)应该是15cm左右，即使鸟身稍长，其经向高度不应该超过20cm。这样，中间剩下的一块织锦的尺寸应该长约410cm、宽约260cm左右，其中每个团窠狮子的尺寸也应在2m以上，显然这一尺寸太大，与当时张的规格不符。方案A2是将96只五色鸟成对排列，那么，此时的布局更为合理，即有48窠对鸟‘，此时应在长边排约14窠，短边约10窠。每个团窠的纬向循环(或团窠的直径)应在30cm左右，其经向高度不应该超过40cm。这样的话，中间的对狮织锦尺寸应该在长370cm、宽220cm左右，每个团窠狮子的尺寸也应在2m左右，还是太大(图16)。

    方案B的中间一块红地大窠对狮纹锦，四周是两圈红地中窠五色鸟纹锦。在这种情况下，外圈的鸟数应该比内圈的鸟多8只，也就是说，外圈应为52只鸟，内圈应为44只鸟。此时，也可能有两个方案。方案B1是采用一窠独鸟，外圈的长边和短边团窠数分别为16和10，内圈的长边和短边团窠分别为14窠和8窠。每一团窠的纬向循环近30cm，其经向循环往往大于纬向循环，可以推测为40cm左右。这样，中间剩下的那块红地大窠狮纹锦的尺寸应在长290cm、宽140cm左右(图17)。另一个方案B2是窠中对鸟，外圈的长边和短边团窠数应分别为8和5，内圈的长边和短边团窠应分别为7窠和4窠。此时，每一团窠的纬向循环应在60cm上下，这种大团窠的经向和纬向循环往往比较接近，也推测约为60cm。这样，中间剩下的那块红地大窠狮纹锦的尺寸应在长210cm、宽60cm左右。

    与历史上纬锦“张”的规格相比较，方案A1和A2中大窠对狮锦的门幅太大，而方案B2的门幅又显然太窄，因此，方案B1是一个较为合理的复原方案。此时，我们也可以推得原耗用织物的量是红地大窠对狮锦一张、红地中窠五色鸟锦四张，而这一张对狮锦中共有两窠对狮，织物规格约宽140cm、长290cm，而每张五色鸟锦中应有24窠立鸟，属纬向4窠、经向6窠的排列，此时每张的规格约宽120cm、长240cm。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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