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西来高僧与浙东佛教
姚培锋 齐陈骏
内容摘要：东晋至南朝是佛教东传并迅速在江南兴起的重要时期，浙东佛教的表现尤为典型。从《高僧传》中可见，此期浙东一带高僧云集，佛事兴盛。究其原因，是与西来高僧在此弘法、建寺活动分不开的。佛教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佛学的发展，同时也适应了门阀士族统治的需要。
关键词：东晋南朝；浙东；高僧；佛教；影响
中图分类号：B9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90-09
释慧皎是南朝梁时浙东上虞(今浙江上虞市)人，他撰写的《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名著。这部《高僧传》记录了南朝梁以前历代高僧在佛经翻译、义解、习禅、明律等十个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后人研究中国佛教史以及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典籍。
东晋至南朝，是浙东佛教开始兴盛的重要阶段，也是佛教文化相当发达的时期。在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偏安时期，建康(今南京市)、庐山是江南地区传播佛教文化的两个中心，而浙东会稽一带则是仅次于建康、庐山的又一佛教文化中心。当时，浙东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市)的地位同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相似。长安、洛阳是北方许多政权的都城。河西走廊则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必经通道，西来佛教的东传，首先要在这里落脚，然后再进一步向其他地区传播。南朝时的浙东，虽然交通不如河西走廊那样重要，也没有出现如庐山慧远那样能得到王公贵族支持的名僧，但经三国到东晋的不断开发，这里已成为“昔之关中”，至南朝时，农业生产达到了“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今陕西部县)、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之间不能比也”的程度。丰富的物产，优美的山水风光，加上远离战争及政治上的原因等，浙东会稽成为北方士族选择移居的最好所在。正因为如此，东晋、南朝时期的浙东，集聚了一大批玄学名士和佛教高僧，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西来的佛教僧侣想要在江南弘扬佛法，就不得不选择此地。
佛教是西来的宗教，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是与西来高僧分不开的，当时的中国北方是如此，南方也同样如此。这里，仅就《高僧传》所录西来高僧在浙东的活动情况及影响，作一些粗浅的介绍和评述。
一
佛教传入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是在两汉之际，由古丝绸之路经西域、河西走廊，然后进入关中及中原地区。那时，最初传人的佛教，民间信仰的人并不多，直至东汉后期，西来高僧增多，佛经翻译开始兴盛，佛教才逐渐扩大影响的。
西来的高僧，据《高僧传》记载最早到过浙东的应是安世高。安世高，原是安息国(今乌兹别克境内)的王太子，在东汉桓帝建和初年(147—149)来到洛阳，学习华语，翻译佛经。据晋释道安《众经目录》所著录，他译经共35部，41卷。到汉灵帝末年，他以“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而到了广州，随后又由广州北上，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浔阳(今江西九江市)上庐山。在这一行程中，他救度了已堕为蟒蛇的昔日“俱出家学道”的同学。不久，他回到广州。安世高认为前世业报未了，“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于是又由广州北上会稽。当安世高到达会稽时，“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著高头，应时陨命”，还了前世业报。在这里，慧皎为了宣扬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应验，专门记载了安世高在会稽受业报之事，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但安世高曾到过会稽，应是无异议的。在《高僧传》中，慧皎还曾引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序》说：“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颖川文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指康僧会)共请受，乃陈慧义，余助斟酌。”①会稽陈慧协同译经，这是浙东人参与译经最早者，可惜没有更多的资料记载。
进入三国鼎立时期，由于曹魏统有北方，建都洛阳，孙吴据有江东，建都建业(后称建康，即今南京市)，西来高僧传播佛法便多在洛阳、建业两地。至洛阳的西来高僧有昙迦迦罗、康僧铠、昙谛、帛延等，至建业的则有支谦、康僧会等。支、康二人在建业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阿弥陀》等经。这两位高僧未曾到过浙东，他们弘扬佛法，对浙东士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广弘明集》所记。康僧会获得舍利，孙权惊异，于是为之造塔建寺，建业第一座寺院建初寺，就是在这时候建立的。同书还记述孙权曾下敕问尚书令阚泽，让他来评论儒、道、释三教之高下，阚泽则推尊佛法。他说：“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对比。”阚泽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是位“博览群籍”的儒生，曾为东吴太子太傅。阚泽的这番言论，说明他已较为熟悉佛教，也应接触过佛教典籍。他是在浙东抑或在建业读到过佛经，史无详载，不得而知。至少表明，在三国时已有浙东人崇佛了。
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不久发生“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成了司马氏宗室及少数贵族的战场，北方汉人大量南渡，兴起了一个人口迁移的高潮。北人南迁，给江南经济的大开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这一时期的江南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倘若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自三国分裂至西晋统一，汉代以来为封建大一统服务的儒学，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出现了“儒学中衰，玄学盛行”。符合门阀士族利益的玄学思想占据了上风，因此，佛教僧侣们便迎合玄学的基本理论，采用玄学的词汇，借以传播佛教。正如有学者指出：“佛教般若学说依附于魏晋玄学，故能在上层士大夫知识阶层受到重视，而得以流行。”些贵族、官僚及名士，既谈玄，又崇佛，如司马颓、石崇、周嵩等人。
西晋佛教当然以洛阳、长安为中心，著名的高僧如法护、竺叔兰、无罗叉等皆在北方译经、弘法。及至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原来流行于士族中的玄学亦随之进入南方，与南方的佛教般若学说相结合，涌现出一批玄佛结合的名士，其著名的如郗超、殷浩、周颉、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王恭等。其时，一批高僧亦来南方活动，如佛驮跋陀罗、法显、康僧渊、竺道潜、支遁、慧远、于法兰、于法开、于法邃、竺法义、竺道壹、帛道猷、县猷、昙翼等。这些高僧中，有西部来至浙东的，有坐禅的，有西行求法的，有讲经和建立寺塔的，其中昙猷最为著名。昙猷，敦煌人，在东晋穆帝时渡江至剡县石城山(今新昌县南五里的南明山)，“乞食坐禅”，后至始丰赤城山(今天台县北赤城山)石室坐禅，死于晋孝武帝太元末年。关于县猷在浙东的活动事迹，已有学者作过专门研究，这里不再细述。
东晋时期来浙东的高僧，有一位叫帛僧光(昙光)。《高僧传》说“未详何许人”，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从西域来的高僧。帛姓，自东汉班超在西域立龟兹国白霸为王后，龟兹国王便以白为姓，白又往往写成帛，来中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高僧大多以帛为姓。如帛尸梨蜜，永嘉时渡江，居建康建初寺，与东晋初大臣王导、庾亮、周颧、谢琨、桓彝
等交往甚密。帛僧光是在晋穆帝永和年间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坐禅，“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这是石城隐岳寺最初的创建，帛僧光就是该寺的创立者。他在此度过了53年，110岁时圆寂。至刘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郭鸿为剡令，入山礼拜，仍见其坐化遗骨。帛僧光是西来浙东坐禅的著名高僧。
东晋西来的高僧，敦煌人于道邃，也是很有名的。他16岁出家，师从于法兰。于法兰是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人，15岁出家，后来因听说浙东剡县山水称奇，于是渡江至剡县石城山元华寺落脚。会稽名士孙绰与之交厚，并在《道贤论》中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于法兰以“大法虽兴，经道多阙”，决心去西域求经，但行至交州(治今广州)遇疾，终于象林(今越南广田县)。于道邃是跟随于法兰渡江南来，到浙东后为当地隐士谢敷所尊重，于、谢两人曾一起游历名山。于道邃随于法兰前去西域取经，路上死于交趾(今越南境内)，年仅31岁。这位年轻的高僧，“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是个博学、通医、善书法和谈吐的僧人，故号称敦煌菩萨的法护说他：“高简雅素，有古人之风”，以为若假以天年，则“为大法梁栋矣”。支遁也曾为之著铭日：“英英上人，识通理清。朗质玉莹，德音兰馨”。名士孙绰‘则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东晋西来浙东的高僧，还有一位叫释慧虔，是北地(今甘肃庆阳)人，俗姓皇甫，少出家，在庐山跟随慧远十余年。为弘扬佛法，他东游吴越，于晋安帝义熙初年来到会稽，入住山阴嘉祥寺。他对鸠摩罗什所译新经非常关注，“凡诸新经，皆书写讲说”。在山阴历五年后，病逝。
进入南朝后，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来会稽一带建立寺塔的昙摩密多。据《高僧传》卷3《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载，昙摩密多本是大乘佛教发源地厨宾(在今克什米尔)人，在中国的法号叫法秀，世号连眉禅师。他由厨宾游历龟兹，进至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栋千株，开园百亩”，进行建寺传教活动。后又从敦煌进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传教，“学徒济济，禅业甚盛”。不久，又从凉州人蜀，继而出三峡至荆州，于长沙寺建立禅阁。接着他又沿江东下，到达京师建康，居中兴寺，后于祗洹寺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号称大禅师。其时，会稽太守孟颧十分敬重禅法，便乘机邀请昙摩密多到会稽传法。昙摩密多到达会稽后，在“贸5县之山，建立塔寺”，并开始传法。传中所说的挪县，应在今浙江宁波市一带。根据传中所载，当时“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自西徂东，无思不服”。也就是说，浙东一带民众原多信仰自古以来的道术、巫术，由于孟颉的倡导和昙摩密多等高僧的传法，佛教信仰才逐渐在这里流行起来。昙摩密多于元嘉十年(433)还于京师，在锺山建立上定林寺，元嘉十九年(442)卒于斯。
这里要附带提及孟颧这个人。孟颉，平昌(今山东诸城一带)人，曾任会稽太守。在《高僧传》中，有不少传提到他的名字，如卷3《宋京师道林寺置良耶舍》、卷7《宋山阴灵嘉寺释超进》、卷11《宋京师中兴寺释慧览》、卷13《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等传。再查阅《宋书》，没有孟颤专传，只在别的传纪中提到他。《宋书》卷5《文帝纪》中，有两处提到孟颉。一是元嘉十八年(441)十一月，“以丹阳尹孟颧为尚书仆射”。二是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春正月，“尚书左仆射孟颉去职”。另外，《宋书》卷67《谢灵运传》亦曾提到盂颛，元嘉初年，谢灵运免官东归会稽，“太守孟颧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颤日：‘得道应须慧业文人，天生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额深恨此言”。又说到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颧坚执不与”，后“又求始宁坯蝗湖为田”，颧亦不与，“与颤遂构仇隙”。后来孟颉告发灵运有“异志”，贬灵运于广州。根据以上资料，会稽太守孟额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请来昙摩密多到会稽讲法，而且还曾邀请过滞留建康的西域高僧量良耶舍，只是未曾请到会稽传法罢了。
南朝西来浙东的高僧，据《高僧传》所记，还有僧镜、超进、昙机、玄畅、慧明、超辨等人。
僧镜，陇西人，不知何时迁居吴地。僧镜至孝过人，家贫母亡，太守赐钱不受，母丧服毕，在吴县出家。后入关陇寻师求法，多年后才返，在建康为司空徐湛之所敬重。后又南下姑苏，并东至上虞徐山，讲经说法，学徒百有余人，与当时最有名的诗人谢灵运交好，两人经常在一起游览嚼嵊(今嵊州市蜉山)。他曾注释过《法华经》、《维摩经》，并著有《泥洹义疏》、《毗昙玄论》等。他声名远播，为宋孝武帝召至京师，元徽年间圆寂于建康定林下寺。他是一位融合南北佛学思想的博学高僧，在他的著述中，明显受到关陇佛学精髓的影响。
释超进，长安人，幼少出家，名著关中。赫连勃勃攻陷长安时，超进避乱南下，至建康、姑苏。会稽太守孟颧闻其名声，请他至山阴，住灵嘉寺宣扬佛法。他是一位著名的涅粲学者。
与超进同时在山阴的昙机法师，本姓赵，亦是长安人。他避乱南下，东至会稽，住王荟所建的嘉祥寺。他是一位善讲《法华经》和毗昙经的高僧。
在南朝宋、齐之际，释玄畅亦曾到过浙东。《高僧传》卷8《齐蜀齐后山释玄畅》中曾说到，玄畅本姓赵，河西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一带)人，少时家门遭少数民族军队屠灭，即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出家，僧名慧智，后遇关陇名僧玄高，遂改名玄畅。玄高在魏太武帝灭佛时被杀，玄畅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出逃，经由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跨太行山，至幽冀(河北)，南下至孟津(今河南孟津)，以葱叶插鼻孔渡水，到达扬州，后至建康，为宋文帝所尊重。不久，他又至荆州、成都，于岷山郡广阳县齐后山结草为庵，有终焉之志。其声名远播，齐武帝及吐谷浑国王都曾派人去迎接。他辞不获免，泛舟东下，至建康后不久便圆寂。本传没有说玄畅到过浙东，然在其弟子法期的传中有一段玄畅称赞法期的话；“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唯见此子，特有禅分。”禹穴，即大禹墓，在会稽。可见，玄畅是到过浙东的，可能停留时间比较短而不载。
萧齐时，西来的高僧还有慧明和超辨。
慧明，原籍康居(在今乌兹别克境内)人，他祖上避乱来到江南。慧明少时出家，住章安(临海县东南)东寺。齐高帝建元年间(479—481)与同伴同登赤城山石室，见昙猷坐化后尸骸不朽，因而更辟堂室，造卧佛及猷公像，自已便在此坐禅。后曾被邀去京师建康，不久还于赤城，卒于山中。
释超辨，本姓张，敦煌人，以诵《法华经》、《金刚经》著名。后闻江南佛法弘盛，便“越自西河(指黄河一段)，路由巴楚，达于建业”。继而他又从建业南下，到达山阴城旁寺诵经。后来他回到建康上定林寺，足不出门三十余载，圆寂于齐永明十年(492)。高僧僧佑为他造墓，萧梁时期著名的文
学批评家刘勰为他制文。
探讨西来高僧对两晋南朝时期浙东佛教所产生的影响，不得不涉及这一时期西来高僧及其弟子，对浙东佛寺兴建所起的作用。
西晋统一局面仅仅维持了二十余年，当时佛教以长安、洛阳为两大中心。据《法苑珠林》等记载，全国寺院有180所，而江南佛寺见于记载的只有建康的建初寺和瓦官寺，也就是说，那时的佛寺基本上在北方，说明江南的佛教信仰还极其微弱。另据《嘉泰会稽志》记载，晋惠帝永康元年(300)，有位诸葛姥日投钱于井，一日钱溢井外，遂置寺，号灵宝寺，这很可能是浙东最早建成的一个佛寺。及至永嘉之乱后，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北方大族和佛教名僧便纷纷南渡，进入江南地区。在江南，名僧与官僚士大夫、名士往返，并日益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佛寺建造也大为兴盛起来。
唐代名僧法琳曾作过统计，东晋时，全国已有佛教寺院1768所，及至南朝梁止，240年间佛寺增至2846所。其间，浙东的佛寺也不断建立起来，据记载，仅就今绍兴一带便有10余所规模较大的佛寺，如大书法家王羲之舍宅而建的戒珠寺、名士许询舍宅而建的祗园寺、骠骑将军郭伟舍宅而建的禹迹寺、僧慧基所建的宝林寺、会稽内史孟颤在望秦山建造的法华寺、何充舍宅而建的灵嘉寺、王献之舍宅而建的云门寺、王荟迎高僧道壹而建的嘉祥寺、原为支遁道场的鹫峰寺等。当时，会稽郡下属的县，建寺也十分兴盛。如剡县，在东晋至南朝梁年间，建造的佛寺如般若台寺，建于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南天竺国有高僧二人人金华，师道深弟子竺法友，授《阿毗昙论》一百二十卷……遂往剡东山卯山，复于剡山立般若台寺”；崇明寺，刘宋元嘉二年(425)建，在县西四十里；定林寺，在县西四十五里，“(刘)宋元嘉二年，号松山院”；灵鹫寺，在县西四十五里，刘宋元嘉二年建；披云院，“(刘)宋元嘉七年(430)，姚圣姑于西山造披云院”；安福寺，“梁(应为齐)永明二年(484)置”，在县东七十里，寺“枕四明山，四周皆山，多林樾，池前一巨壑，其左一池，水湛洁。距寺之西南一里有雪潭，有龙居焉”；清林寺，“齐永明三年(485)建”，在县西二十里；光德院，萧齐永明三年建，在县西四十里；普惠寺，在县西四十里，萧齐永明三年建，号“安养法华院”；禅惠寺，“齐景明(疑为永明)中，安南将军黄僧成家，天雨钱数亿万，舍以造寺，号钱房寺”，南朝梁天监中改为禅房寺，在县西二十里；禅林寺，建于南朝梁大通元年(527)，“智远禅师建”，在县南二十里；真如寺，在县西四十里，虽不知建寺的确切年份，但也应是在南朝时，“山中筑庵，(白)道猷居焉”。这些佛寺，主要是此期迁居于此的贵族官僚及高僧共同修建的。对于当时的建寺情况，史载不详，已无法考证，但通过对零散史料的深入分析，从中也可找出西来高僧在浙东造寺的一些活动踪迹。
前面说到的慧基，他主持建造的宝林寺，应在今绍兴市塔山南麓和畅堂一带，现已难觅其迹。《高僧传》卷8中有其传，称他是钱塘(今杭州市)人，生活在南朝刘宋时期，师从京师祗洹寺高僧慧义法师。慧义原姓梁，北地(秦郡，在今甘肃庆阳县，三国时移至陕西耀县)人。其时建康祗洹寺以“传译经典，或训授禅法”著称，故“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慧基在祗洹寺时，恰好有西域法师僧伽跋摩来寺弘讲禅律，慧义让慧基“人室供事”，成为跋摩的人室弟子。僧伽跋摩是天竺(今印度)人，是佛经翻译家，他还曾经在京师奉诚寺修建佛塔。慧基在跋摩西还、慧义圆寂后来到会稽，初住孟颤所建的法华寺，后于会稽龟山立宝林精舍，他“手叠砖石，躬自指麾，架悬乘险，制极山状。初立三层，匠人小拙，后天震毁坏，更加修饰，遂穷其丽美……及寺成之后，造普贤并六牙白象之形，即于宝林设三七斋忏，士庶鳞集，献奉相仍”。慧基所建的宝林寺及普贤像现已不存，他的两位师父都是西来的高僧，受到影响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了。
西来高僧对浙东修建佛寺的影响，见于记载的还有敦煌高僧昙猷。天台山的万年寺，赵朴初先生题“东晋古刹”四字，据说该寺是昙猷当年的坐禅之处。天台山石梁飞瀑上下所建的方广寺，传说是昙猷降伏山神后创建的。
东晋南朝浙东所建的佛教寺院，影响最大的应是新昌大佛寺，至今还保存完好。追寻大佛寺建造的历史，也能发现西来高僧对浙东的一些影响。
新昌大佛寺大雄宝殿中的弥勒石佛，有三圣佛或三世佛之称。所谓三圣或三世，是指剡僧僧护、僧淑、僧柘。据记载，大佛是在这三僧主持下逐步建成的。此三僧虽然都是本地人，但他们在石佛造像上也颇受西来高僧的影响。最早在大佛寺一带落脚的是禅僧帛僧光，前已述及，他很可能是西域人，东晋永和年间至石城山(今新昌南明山)坐禅。后随僧光来此学禅法的人很多，渐成寺舍，名日隐岳寺。至南朝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剡僧僧护入居隐岳寺，发愿造十丈石佛，开凿多年后，“仅成面朴”，也就是说只凿成了石像的面部轮廓，临终前他发誓“来生再造成此佛”。继之，僧淑继承了僧护未竟的事业，想凿成此像，但因资力不足，未能成功。直至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始丰(今浙江天台县)令陆咸罢任还都，路过石城山，见像未成，乃至京师告知建安王萧伟。建安王上奏梁武帝，于是梁武帝下敕让僧占律师前去管理此事，至天监十五年(516)春，完成了石佛造像。据载，此像“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
大佛造像是在僧事占主持下最终完成的，从僧护到僧占，前后开凿达30年。僧裙是多才多艺的高僧，也是西来高僧的弟子。《高僧传》卷11《明律》篇中有僧祜的传纪。据传载，他祖先是彭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人，至其父时始居建业，他是在建业建初寺出家的，后至定林寺投法达法师，又受业于沙门法颖。法达是曾到浙东郧县建立寺塔的厨宾高僧昙摩密多的弟子，“定林达禅师，即神足弟子，弘其风教，声震道俗”。这也就是说，僧韦占是西来高僧昙摩密多的再传弟子。
法颖，《高僧传》卷11《明律》篇中也有其传，说：“释法颖，姓索，敦煌人。十三出家，为法香弟子，住凉州公府寺。与同学法力，俱以律藏知名”。刘宋文帝元嘉末年他来到建业，孝武帝时，被“敕为都邑僧正”，齐高帝时，被“复敕为僧主”。这是一位西来的律学大师，故僧桔传中说，僧枯“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裙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励先哲”。慧皎在《高僧传》中其所以将僧格收在《明律》篇中，就是因为他是西来律学大师法颖的弟子。
僧棺不仅是法达、法颖的弟子，同时也是法献的弟子。《高僧传》卷13《兴福》篇中有法献的传，称：“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西海郡是东汉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设的一个郡，西魏废止。今陕西延川县有延水关，慧皎在其传后记“先随舅至粱州，乃出家”。梁州，自古以来多指今陕西汉中一带，南朝刘宋时治今陕西南郑县。后来，
法献由梁州东下，于元嘉十六年(439)至建业，住定林上寺。因此，说法献是西来的高僧。他于宋后废帝元徽三年(475)西行求法，自金陵出发，西出巴蜀，经今青海、南疆，到达于阗(今新疆和阗)，欲度葱岭，因栈道断绝而返，“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粒)，并《观世音灭罪睨》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锤{某像”等物。南齐武帝时，他与长干寺的玄畅被同命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齐明帝建武年间，法献、玄畅先后圆寂于建业，“同窆于锺山之阳”，其传还称，“献弟子僧棺为造碑墓侧，丹阳尹吴兴沈约制文”。这里明确说僧桔是法献的弟子。
僧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大师、佛教文史学家和杰出的佛教艺术家，显著的成就，是与受到西来高僧的影响分不开的，是对昙摩密多弟子法达、法颖及法献的佛学传承。僧占在修造新昌大佛寺弥勒石像之前，就已经监造过京师建业光宅寺铜像和摄山大佛。《高僧传》僧裙传说：“韦占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韦占经始，准画仪则”。光宅寺无量寿铜像，于梁天监八年(509)在京师小庄严寺营铸，用铜四万三千斤，像高丈九，是当时南方最高的铜像。说他是佛学大师和佛教文史学家，是因为他遵从法颖施造经像药藏的心愿，于建康建初寺和定林上寺“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他还著有《三藏记》(即《桔录》)15卷、《释迦谱》5卷、《法苑记》10卷、《弘明集》14卷等，这些经典著作是今人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前面曾说到，魏晋时期是“儒学中衰，玄学盛行”的阶段，门阀士族从“名教出于自然”到“名教即自然”的论述，从理论上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提供了依据，使之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
起初，佛教尽管已向内地传播，佛经翻译也逐渐增多，但影响力并不十分强大，还远未达到广为流行的程度。西来高僧为了传播佛教，就必须取得当地门阀士族的支持，于是佛教徒便迎合玄学理论，把佛教的般若性空学说同玄学结合起来，大加宣传。在此情况下，一些清谈名士也逐渐开始接受佛教的般若学思想，从而实现了佛玄合流，产生了两晋之际的大批名僧、名士。
浙东地区是永嘉之乱后北来士族的聚居地，许多名士就在此寄居和活动，同时，不少西来高僧也随之到达这里。东晋时期的浙东名士和名僧，如孙绰、许询、竺道潜、支遁、于法邃等，他们的许多活动事迹和著作，成为今天研究西来高僧同当地名士结合并影响浙东佛教的重要史料。
孙绰，原籍太原，是西晋惠帝时冯翊太守孙楚之孙，他与其兄孙统南渡后居于会稽，曾为永嘉太守、廷尉卿。《晋书》说他“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曾作《遂初赋》及《天台山赋》。还说“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孙绰是东晋时期最有影响的名士，同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与竺道潜、支遁交往甚密。他曾把晋代的七位名僧比作“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竺法乘比王戎、帛远比稽康、竺道潜比刘伶、支遁比向秀、于法兰比阮籍、于道邃比阮咸。《弘明集》收有孙绰写的《喻道论》，这是继《牟子理惑论》之后又一部捍卫佛教的论著。文中明确地将儒家和老庄相结合的玄学与佛教教义等同起来。他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他是说，“佛”是“道”的体现，而这个“道”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佛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至为高深，而人们往往囿于传统的儒家学说，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在论及儒教与佛教的关系时，孙绰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这是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儒佛一致”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这些思想，无疑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许多障碍。
与孙绰齐名的许询，祖籍高阳，是曹魏时中领军许允的玄孙，《世说新语》有关他的记载很多。他是一位善于清谈、虔诚信佛的玄言诗大家。据《高僧传》卷4《晋剡沃洲山支遁》载，简文帝在会稽时，请支道林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许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迥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世说新语》“文学篇”中也有类似记载，说众人听了支遁与许询讲经辩难后，“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玄佛合流，于此可见一斑。
会稽的僧侣中，东晋时期最出名的应是竺道潜、支遁了。
竺道潜，又叫竺法潜，字法琛，俗姓王，山东啷琊人，是大臣王敦之弟。《高僧传》卷4有其传，说他早年出家，善讲《法华经》、《大品般若经》等。永嘉之乱时渡江，避地会稽，隐于剡县之剡山，“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他是个兼通佛经、老庄的高僧。当时任会稽内史的何充，即曾拜他为师，经常请他到郡里讲经。
支遁，即支道林，原籍一说是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一说是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家世事佛，25岁出家，与刘恢、殷浩、许询、孙绰、何充等名士交好。他既注《安般守意经》，作《即色游玄论》，又注《庄子，逍遥篇》，为时人所叹服。当时，谢安在吴兴，曾修书支遁，共邀赴剡。不久，支遁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并受到王羲之等推崇。晋哀帝闻其名，乃请至京师讲《道行波若经》，名士郗超以为“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支遁死后，高士戴逵行经支遁墓时，还叹息道：“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值得注意的是，佛玄结合并相互渗透，不仅丰富了玄学内容，而且由于“把魏晋玄学的争论带到佛学中来，引起了佛教般若学学派的分化”。于是有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之说。汤用彤先生曾对“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进行过逐一考证，其中即色宗的代表就是支遁。支遁所作的《即色游玄论》，提出了“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日：‘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的观点，是当时般若学中最能适合门阀士族统治需要的，因而广为传播。
六家七宗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如含识宗的于法开、幻化宗的竺道壹，也都在浙东落脚，前者在剡山石城元华寺，后者在会稽嘉祥寺。缘会宗的于道邃，前已述及，他亦曾随其师于法兰到过会稽。
由此可见，两晋时期，特别是东晋于江南立国之后，浙东既是北来大族所看中能保命、安家与立业的所在，也是佛教僧侣最愿意前往传教的地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佛教只有同地方门阀士族沟通，实现佛玄结合，才能扩大其影响，达到传教的目的。早期的佛经翻译中，佛教僧侣运用大量的玄学名词，就是为了让门阀士族能够接受
佛教教义，使他们也成为宣扬佛教的推动者。当然，佛学能与玄学结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玄学的思辩性，归根结底是为巩固门阀士族统治服务的。正是由于高僧与名士往返，佛学与玄学交融，所以在进入南朝后，佛教大为流行。梁武帝就是一位重儒佞佛的皇帝，在他的推动下，江南佛教达到了全盛时期。浙东之所以成为南方佛教传播的一个中心，以至于出现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智颧、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嘉祥大师吉藏，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最后，再探讨一下西来高僧至浙东时所走的路线。
佛教在中国是由西向东传播的，早期的僧侣一般多是循丝绸之路东行，越葱岭，或由天山南路或由天山北麓进人河西走廊，然后东至关中、洛阳，如昙摩难提、鸠摩罗什、昙摩流支、佛陀耶舍等。而中土西去求法的高僧，也多循此路西行，如朱士行、法显、昙光竭等。西来高僧到达关洛后，渡江而南时，有的从河南进至襄樊，有的由河南进至江陵，然后沿江而下，到达庐山、建业，如僧伽提婆、卑摩罗叉、昙摩密多等。慧远也是随道安到达襄阳，南适荆州，再到庐山。这些已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路线了。
值得注意的是，《高僧传》中还记录了经由今青海进入四川的“河南路”通道。《高僧传》卷11《习禅篇》中说，慧览是酒泉(今甘肃酒泉)人，曾游西域，师从达摩比丘学习禅法，后还至于阗，“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宋文帝请他至京师，住锺山定林寺。卷13《兴福篇》也说，高僧法献是由西海至梁州再至建业的，是位西来高僧，后求法西行，“法踵金陵，西由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阒，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返”。这里所说的“河南”，应是东晋、南北朝时青海黄河以南地区，南朝宋、齐、梁曾封吐谷浑王为河南王，“路出河南”，是指经过当时封河南王的吐谷浑境内。芮芮，历史上一般是对柔然的称呼。柔然曾一度强大并向西扩张，臣服焉耆、疏勒、姑墨、于阗等国，是当时西域最强盛的一支游牧民族。这里说“道经芮芮”，应是经过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吐鲁番、焉耆一带。可见，这是一条由四川进入青海而至西域的通道。关于这条道路，唐长孺先生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一文中曾有详细的论述。这是北魏占有凉州以后，为与西域联系，南朝各代不得不改由川蜀、吐谷浑，过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到达若羌，然后由此西行。
除了陆路以外，从《高僧传》中，还可发现西方高僧由海上来江南的一些记载。法显从陆路西行，回国时即“附商人舶，循海而还”到达广州的。昙无竭西行后回国，也是在“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的。宋文帝时，建康名僧慧观等迎请厨宾高僧求那跋摩，于是“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己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再由广州经始兴(今广东始兴)，泛舟来到建康。
可知，西来高僧在江南弘法，不仅由丝路东来，也有从海路南来的。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西来高僧至浙东，也是有多条途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