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时期西来高僧与浙东佛教

    姚培锋 齐陈骏

    内容摘要:东晋至南朝是佛教东传并迅速在江南兴起的重要时期,浙东佛教的表现尤为典型。从《高僧传》中可见,此期浙东一带高僧云集,佛事兴盛。究其原因,是与西来高僧在此弘法、建寺活动分不开的。佛教与玄学结合,进一步推动了佛学的发展,同时也适应了门阀士族统治的需要。

    关键词:东晋南朝;浙东;高僧;佛教;影响

    中图分类号:B9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90-09

    释慧皎是南朝梁时浙东上虞(今浙江上虞市)人,他撰写的《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名著。这部《高僧传》记录了南朝梁以前历代高僧在佛经翻译、义解、习禅、明律等十个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是后人研究中国佛教史以及佛教本土化的重要典籍。

    东晋至南朝,是浙东佛教开始兴盛的重要阶段,也是佛教文化相当发达的时期。在东晋、南朝近三百年的偏安时期,建康(今南京市)、庐山是江南地区传播佛教文化的两个中心,而浙东会稽一带则是仅次于建康、庐山的又一佛教文化中心。当时,浙东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市)的地位同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河西走廊、长安、洛阳相似。长安、洛阳是北方许多政权的都城。河西走廊则是丝绸之路东段的必经通道,西来佛教的东传,首先要在这里落脚,然后再进一步向其他地区传播。南朝时的浙东,虽然交通不如河西走廊那样重要,也没有出现如庐山慧远那样能得到王公贵族支持的名僧,但经三国到东晋的不断开发,这里已成为“昔之关中”,至南朝时,农业生产达到了“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鄂(今陕西部县)、杜(今陕西西安市南)之间不能比也”的程度。丰富的物产,优美的山水风光,加上远离战争及政治上的原因等,浙东会稽成为北方士族选择移居的最好所在。正因为如此,东晋、南朝时期的浙东,集聚了一大批玄学名士和佛教高僧,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西来的佛教僧侣想要在江南弘扬佛法,就不得不选择此地。

    佛教是西来的宗教,中国佛教的传播、发展是与西来高僧分不开的,当时的中国北方是如此,南方也同样如此。这里,仅就《高僧传》所录西来高僧在浙东的活动情况及影响,作一些粗浅的介绍和评述。

    一

    佛教传入中国,史学界一般认为是在两汉之际,由古丝绸之路经西域、河西走廊,然后进入关中及中原地区。那时,最初传人的佛教,民间信仰的人并不多,直至东汉后期,西来高僧增多,佛经翻译开始兴盛,佛教才逐渐扩大影响的。

    西来的高僧,据《高僧传》记载最早到过浙东的应是安世高。安世高,原是安息国(今乌兹别克境内)的王太子,在东汉桓帝建和初年(147—149)来到洛阳,学习华语,翻译佛经。据晋释道安《众经目录》所著录,他译经共35部,41卷。到汉灵帝末年,他以“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而到了广州,随后又由广州北上,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浔阳(今江西九江市)上庐山。在这一行程中,他救度了已堕为蟒蛇的昔日“俱出家学道”的同学。不久,他回到广州。安世高认为前世业报未了,“吾犹有余报,今当往会稽毕对”,于是又由广州北上会稽。当安世高到达会稽时,“正值市中有乱相打者,误著高头,应时陨命”,还了前世业报。在这里,慧皎为了宣扬佛教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的应验,专门记载了安世高在会稽受业报之事,这当然是不可信的,但安世高曾到过会稽,应是无异议的。在《高僧传》中,慧皎还曾引康僧会注《安般守意经序》说:“此经世高所出,久之沈翳。会有南阳韩林、颖川文业、会稽陈慧,此三贤者,信道笃密,会(指康僧会)共请受,乃陈慧义,余助斟酌。”①会稽陈慧协同译经,这是浙东人参与译经最早者,可惜没有更多的资料记载。

    进入三国鼎立时期,由于曹魏统有北方,建都洛阳,孙吴据有江东,建都建业(后称建康,即今南京市),西来高僧传播佛法便多在洛阳、建业两地。至洛阳的西来高僧有昙迦迦罗、康僧铠、昙谛、帛延等,至建业的则有支谦、康僧会等。支、康二人在建业译出《维摩》、《大般泥洹》、《法句》、《阿弥陀》等经。这两位高僧未曾到过浙东,他们弘扬佛法,对浙东士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据《广弘明集》所记。康僧会获得舍利,孙权惊异,于是为之造塔建寺,建业第一座寺院建初寺,就是在这时候建立的。同书还记述孙权曾下敕问尚书令阚泽,让他来评论儒、道、释三教之高下,阚泽则推尊佛法。他说:“若以孔老二教比方佛法,远则远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诸佛设教,天法奉行不敢违佛。以此言之,实非对比。”阚泽是山阴(今浙江绍兴县)人,是位“博览群籍”的儒生,曾为东吴太子太傅。阚泽的这番言论,说明他已较为熟悉佛教,也应接触过佛教典籍。他是在浙东抑或在建业读到过佛经,史无详载,不得而知。至少表明,在三国时已有浙东人崇佛了。

    公元280年,晋武帝灭吴,统一全国,不久发生“八王之乱”。中原地区成了司马氏宗室及少数贵族的战场,北方汉人大量南渡,兴起了一个人口迁移的高潮。北人南迁,给江南经济的大开发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使这一时期的江南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倘若就思想文化领域而言,自三国分裂至西晋统一,汉代以来为封建大一统服务的儒学,已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出现了“儒学中衰,玄学盛行”。符合门阀士族利益的玄学思想占据了上风,因此,佛教僧侣们便迎合玄学的基本理论,采用玄学的词汇,借以传播佛教。正如有学者指出:“佛教般若学说依附于魏晋玄学,故能在上层士大夫知识阶层受到重视,而得以流行。”些贵族、官僚及名士,既谈玄,又崇佛,如司马颓、石崇、周嵩等人。

    西晋佛教当然以洛阳、长安为中心,著名的高僧如法护、竺叔兰、无罗叉等皆在北方译经、弘法。及至永嘉之乱,北方士族大量南迁,原来流行于士族中的玄学亦随之进入南方,与南方的佛教般若学说相结合,涌现出一批玄佛结合的名士,其著名的如郗超、殷浩、周颉、谢安、王羲之、孙绰、许询、王恭等。其时,一批高僧亦来南方活动,如佛驮跋陀罗、法显、康僧渊、竺道潜、支遁、慧远、于法兰、于法开、于法邃、竺法义、竺道壹、帛道猷、县猷、昙翼等。这些高僧中,有西部来至浙东的,有坐禅的,有西行求法的,有讲经和建立寺塔的,其中昙猷最为著名。昙猷,敦煌人,在东晋穆帝时渡江至剡县石城山(今新昌县南五里的南明山),“乞食坐禅”,后至始丰赤城山(今天台县北赤城山)石室坐禅,死于晋孝武帝太元末年。关于县猷在浙东的活动事迹,已有学者作过专门研究,这里不再细述。

    东晋时期来浙东的高僧,有一位叫帛僧光(昙光)。《高僧传》说“未详何许人”,我们认为,很可能是从西域来的高僧。帛姓,自东汉班超在西域立龟兹国白霸为王后,龟兹国王便以白为姓,白又往往写成帛,来中原的龟兹(今新疆库车)高僧大多以帛为姓。如帛尸梨蜜,永嘉时渡江,居建康建初寺,与东晋初大臣王导、庾亮、周颧、谢琨、桓彝

    等交往甚密。帛僧光是在晋穆帝永和年间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坐禅,“乐禅来学者,起茅茨于室侧,渐成寺舍,因名隐岳”。这是石城隐岳寺最初的创建,帛僧光就是该寺的创立者。他在此度过了53年,110岁时圆寂。至刘宋孝武帝孝建二年(455),郭鸿为剡令,入山礼拜,仍见其坐化遗骨。帛僧光是西来浙东坐禅的著名高僧。

    东晋西来的高僧,敦煌人于道邃,也是很有名的。他16岁出家,师从于法兰。于法兰是高阳(今河北高阳县)人,15岁出家,后来因听说浙东剡县山水称奇,于是渡江至剡县石城山元华寺落脚。会稽名士孙绰与之交厚,并在《道贤论》中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于法兰以“大法虽兴,经道多阙”,决心去西域求经,但行至交州(治今广州)遇疾,终于象林(今越南广田县)。于道邃是跟随于法兰渡江南来,到浙东后为当地隐士谢敷所尊重,于、谢两人曾一起游历名山。于道邃随于法兰前去西域取经,路上死于交趾(今越南境内),年仅31岁。这位年轻的高僧,“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尤巧谈论”,是个博学、通医、善书法和谈吐的僧人,故号称敦煌菩萨的法护说他:“高简雅素,有古人之风”,以为若假以天年,则“为大法梁栋矣”。支遁也曾为之著铭日:“英英上人,识通理清。朗质玉莹,德音兰馨”。名士孙绰‘则将其比作“竹林七贤”中的阮咸。

    东晋西来浙东的高僧,还有一位叫释慧虔,是北地(今甘肃庆阳)人,俗姓皇甫,少出家,在庐山跟随慧远十余年。为弘扬佛法,他东游吴越,于晋安帝义熙初年来到会稽,入住山阴嘉祥寺。他对鸠摩罗什所译新经非常关注,“凡诸新经,皆书写讲说”。在山阴历五年后,病逝。

    进入南朝后,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来会稽一带建立寺塔的昙摩密多。据《高僧传》卷3《宋上定林寺昙摩蜜多》载,昙摩密多本是大乘佛教发源地厨宾(在今克什米尔)人,在中国的法号叫法秀,世号连眉禅师。他由厨宾游历龟兹,进至敦煌,于闲旷之地“建立精舍,植栋千株,开园百亩”,进行建寺传教活动。后又从敦煌进至凉州(今甘肃武威市)传教,“学徒济济,禅业甚盛”。不久,又从凉州人蜀,继而出三峡至荆州,于长沙寺建立禅阁。接着他又沿江东下,到达京师建康,居中兴寺,后于祗洹寺译出《禅经》、《禅法要》、《普贤观》、《虚空藏观》等,号称大禅师。其时,会稽太守孟颧十分敬重禅法,便乘机邀请昙摩密多到会稽传法。昙摩密多到达会稽后,在“贸5县之山,建立塔寺”,并开始传法。传中所说的挪县,应在今浙江宁波市一带。根据传中所载,当时“东境旧俗,多趣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归正,自西徂东,无思不服”。也就是说,浙东一带民众原多信仰自古以来的道术、巫术,由于孟颉的倡导和昙摩密多等高僧的传法,佛教信仰才逐渐在这里流行起来。昙摩密多于元嘉十年(433)还于京师,在锺山建立上定林寺,元嘉十九年(442)卒于斯。

    这里要附带提及孟颧这个人。孟颉,平昌(今山东诸城一带)人,曾任会稽太守。在《高僧传》中,有不少传提到他的名字,如卷3《宋京师道林寺置良耶舍》、卷7《宋山阴灵嘉寺释超进》、卷11《宋京师中兴寺释慧览》、卷13《宋山阴法华山释僧翼》等传。再查阅《宋书》,没有孟颤专传,只在别的传纪中提到他。《宋书》卷5《文帝纪》中,有两处提到孟颉。一是元嘉十八年(441)十一月,“以丹阳尹孟颧为尚书仆射”。二是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春正月,“尚书左仆射孟颉去职”。另外,《宋书》卷67《谢灵运传》亦曾提到盂颛,元嘉初年,谢灵运免官东归会稽,“太守孟颧事佛精恳,而为灵运所轻。尝谓颤日:‘得道应须慧业文人,天生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额深恨此言”。又说到会稽东郭有回踵湖,灵运求决以为田,“颧坚执不与”,后“又求始宁坯蝗湖为田”,颧亦不与,“与颤遂构仇隙”。后来孟颉告发灵运有“异志”,贬灵运于广州。根据以上资料,会稽太守孟额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不仅请来昙摩密多到会稽讲法,而且还曾邀请过滞留建康的西域高僧量良耶舍,只是未曾请到会稽传法罢了。

    南朝西来浙东的高僧,据《高僧传》所记,还有僧镜、超进、昙机、玄畅、慧明、超辨等人。

    僧镜,陇西人,不知何时迁居吴地。僧镜至孝过人,家贫母亡,太守赐钱不受,母丧服毕,在吴县出家。后入关陇寻师求法,多年后才返,在建康为司空徐湛之所敬重。后又南下姑苏,并东至上虞徐山,讲经说法,学徒百有余人,与当时最有名的诗人谢灵运交好,两人经常在一起游览嚼嵊(今嵊州市蜉山)。他曾注释过《法华经》、《维摩经》,并著有《泥洹义疏》、《毗昙玄论》等。他声名远播,为宋孝武帝召至京师,元徽年间圆寂于建康定林下寺。他是一位融合南北佛学思想的博学高僧,在他的著述中,明显受到关陇佛学精髓的影响。

    释超进,长安人,幼少出家,名著关中。赫连勃勃攻陷长安时,超进避乱南下,至建康、姑苏。会稽太守孟颧闻其名声,请他至山阴,住灵嘉寺宣扬佛法。他是一位著名的涅粲学者。

    与超进同时在山阴的昙机法师,本姓赵,亦是长安人。他避乱南下,东至会稽,住王荟所建的嘉祥寺。他是一位善讲《法华经》和毗昙经的高僧。

    在南朝宋、齐之际,释玄畅亦曾到过浙东。《高僧传》卷8《齐蜀齐后山释玄畅》中曾说到,玄畅本姓赵,河西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一带)人,少时家门遭少数民族军队屠灭,即往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出家,僧名慧智,后遇关陇名僧玄高,遂改名玄畅。玄高在魏太武帝灭佛时被杀,玄畅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出逃,经由上谷(今河北怀来县东南),跨太行山,至幽冀(河北),南下至孟津(今河南孟津),以葱叶插鼻孔渡水,到达扬州,后至建康,为宋文帝所尊重。不久,他又至荆州、成都,于岷山郡广阳县齐后山结草为庵,有终焉之志。其声名远播,齐武帝及吐谷浑国王都曾派人去迎接。他辞不获免,泛舟东下,至建康后不久便圆寂。本传没有说玄畅到过浙东,然在其弟子法期的传中有一段玄畅称赞法期的话;“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唯见此子,特有禅分。”禹穴,即大禹墓,在会稽。可见,玄畅是到过浙东的,可能停留时间比较短而不载。

    萧齐时,西来的高僧还有慧明和超辨。

    慧明,原籍康居(在今乌兹别克境内)人,他祖上避乱来到江南。慧明少时出家,住章安(临海县东南)东寺。齐高帝建元年间(479—481)与同伴同登赤城山石室,见昙猷坐化后尸骸不朽,因而更辟堂室,造卧佛及猷公像,自已便在此坐禅。后曾被邀去京师建康,不久还于赤城,卒于山中。

    释超辨,本姓张,敦煌人,以诵《法华经》、《金刚经》著名。后闻江南佛法弘盛,便“越自西河(指黄河一段),路由巴楚,达于建业”。继而他又从建业南下,到达山阴城旁寺诵经。后来他回到建康上定林寺,足不出门三十余载,圆寂于齐永明十年(492)。高僧僧佑为他造墓,萧梁时期著名的文

    学批评家刘勰为他制文。

    探讨西来高僧对两晋南朝时期浙东佛教所产生的影响,不得不涉及这一时期西来高僧及其弟子,对浙东佛寺兴建所起的作用。

    西晋统一局面仅仅维持了二十余年,当时佛教以长安、洛阳为两大中心。据《法苑珠林》等记载,全国寺院有180所,而江南佛寺见于记载的只有建康的建初寺和瓦官寺,也就是说,那时的佛寺基本上在北方,说明江南的佛教信仰还极其微弱。另据《嘉泰会稽志》记载,晋惠帝永康元年(300),有位诸葛姥日投钱于井,一日钱溢井外,遂置寺,号灵宝寺,这很可能是浙东最早建成的一个佛寺。及至永嘉之乱后,随着西晋王朝的灭亡,北方大族和佛教名僧便纷纷南渡,进入江南地区。在江南,名僧与官僚士大夫、名士往返,并日益得到他们的支持,于是,佛寺建造也大为兴盛起来。

    唐代名僧法琳曾作过统计,东晋时,全国已有佛教寺院1768所,及至南朝梁止,240年间佛寺增至2846所。其间,浙东的佛寺也不断建立起来,据记载,仅就今绍兴一带便有10余所规模较大的佛寺,如大书法家王羲之舍宅而建的戒珠寺、名士许询舍宅而建的祗园寺、骠骑将军郭伟舍宅而建的禹迹寺、僧慧基所建的宝林寺、会稽内史孟颤在望秦山建造的法华寺、何充舍宅而建的灵嘉寺、王献之舍宅而建的云门寺、王荟迎高僧道壹而建的嘉祥寺、原为支遁道场的鹫峰寺等。当时,会稽郡下属的县,建寺也十分兴盛。如剡县,在东晋至南朝梁年间,建造的佛寺如般若台寺,建于东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南天竺国有高僧二人人金华,师道深弟子竺法友,授《阿毗昙论》一百二十卷……遂往剡东山卯山,复于剡山立般若台寺”;崇明寺,刘宋元嘉二年(425)建,在县西四十里;定林寺,在县西四十五里,“(刘)宋元嘉二年,号松山院”;灵鹫寺,在县西四十五里,刘宋元嘉二年建;披云院,“(刘)宋元嘉七年(430),姚圣姑于西山造披云院”;安福寺,“梁(应为齐)永明二年(484)置”,在县东七十里,寺“枕四明山,四周皆山,多林樾,池前一巨壑,其左一池,水湛洁。距寺之西南一里有雪潭,有龙居焉”;清林寺,“齐永明三年(485)建”,在县西二十里;光德院,萧齐永明三年建,在县西四十里;普惠寺,在县西四十里,萧齐永明三年建,号“安养法华院”;禅惠寺,“齐景明(疑为永明)中,安南将军黄僧成家,天雨钱数亿万,舍以造寺,号钱房寺”,南朝梁天监中改为禅房寺,在县西二十里;禅林寺,建于南朝梁大通元年(527),“智远禅师建”,在县南二十里;真如寺,在县西四十里,虽不知建寺的确切年份,但也应是在南朝时,“山中筑庵,(白)道猷居焉”。这些佛寺,主要是此期迁居于此的贵族官僚及高僧共同修建的。对于当时的建寺情况,史载不详,已无法考证,但通过对零散史料的深入分析,从中也可找出西来高僧在浙东造寺的一些活动踪迹。

    前面说到的慧基,他主持建造的宝林寺,应在今绍兴市塔山南麓和畅堂一带,现已难觅其迹。《高僧传》卷8中有其传,称他是钱塘(今杭州市)人,生活在南朝刘宋时期,师从京师祗洹寺高僧慧义法师。慧义原姓梁,北地(秦郡,在今甘肃庆阳县,三国时移至陕西耀县)人。其时建康祗洹寺以“传译经典,或训授禅法”著称,故“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慧基在祗洹寺时,恰好有西域法师僧伽跋摩来寺弘讲禅律,慧义让慧基“人室供事”,成为跋摩的人室弟子。僧伽跋摩是天竺(今印度)人,是佛经翻译家,他还曾经在京师奉诚寺修建佛塔。慧基在跋摩西还、慧义圆寂后来到会稽,初住孟颤所建的法华寺,后于会稽龟山立宝林精舍,他“手叠砖石,躬自指麾,架悬乘险,制极山状。初立三层,匠人小拙,后天震毁坏,更加修饰,遂穷其丽美……及寺成之后,造普贤并六牙白象之形,即于宝林设三七斋忏,士庶鳞集,献奉相仍”。慧基所建的宝林寺及普贤像现已不存,他的两位师父都是西来的高僧,受到影响自然也就不言自明了。

    西来高僧对浙东修建佛寺的影响,见于记载的还有敦煌高僧昙猷。天台山的万年寺,赵朴初先生题“东晋古刹”四字,据说该寺是昙猷当年的坐禅之处。天台山石梁飞瀑上下所建的方广寺,传说是昙猷降伏山神后创建的。

    东晋南朝浙东所建的佛教寺院,影响最大的应是新昌大佛寺,至今还保存完好。追寻大佛寺建造的历史,也能发现西来高僧对浙东的一些影响。

    新昌大佛寺大雄宝殿中的弥勒石佛,有三圣佛或三世佛之称。所谓三圣或三世,是指剡僧僧护、僧淑、僧柘。据记载,大佛是在这三僧主持下逐步建成的。此三僧虽然都是本地人,但他们在石佛造像上也颇受西来高僧的影响。最早在大佛寺一带落脚的是禅僧帛僧光,前已述及,他很可能是西域人,东晋永和年间至石城山(今新昌南明山)坐禅。后随僧光来此学禅法的人很多,渐成寺舍,名日隐岳寺。至南朝齐武帝永明四年(486),剡僧僧护入居隐岳寺,发愿造十丈石佛,开凿多年后,“仅成面朴”,也就是说只凿成了石像的面部轮廓,临终前他发誓“来生再造成此佛”。继之,僧淑继承了僧护未竟的事业,想凿成此像,但因资力不足,未能成功。直至梁武帝天监六年(507),始丰(今浙江天台县)令陆咸罢任还都,路过石城山,见像未成,乃至京师告知建安王萧伟。建安王上奏梁武帝,于是梁武帝下敕让僧占律师前去管理此事,至天监十五年(516)春,完成了石佛造像。据载,此像“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龛前架三层台,又造门阁殿堂,并立众基业,以充供养”。

    大佛造像是在僧事占主持下最终完成的,从僧护到僧占,前后开凿达30年。僧裙是多才多艺的高僧,也是西来高僧的弟子。《高僧传》卷11《明律》篇中有僧祜的传纪。据传载,他祖先是彭城下邳(今江苏睢宁县)人,至其父时始居建业,他是在建业建初寺出家的,后至定林寺投法达法师,又受业于沙门法颖。法达是曾到浙东郧县建立寺塔的厨宾高僧昙摩密多的弟子,“定林达禅师,即神足弟子,弘其风教,声震道俗”。这也就是说,僧韦占是西来高僧昙摩密多的再传弟子。

    法颖,《高僧传》卷11《明律》篇中也有其传,说:“释法颖,姓索,敦煌人。十三出家,为法香弟子,住凉州公府寺。与同学法力,俱以律藏知名”。刘宋文帝元嘉末年他来到建业,孝武帝时,被“敕为都邑僧正”,齐高帝时,被“复敕为僧主”。这是一位西来的律学大师,故僧桔传中说,僧枯“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裙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励先哲”。慧皎在《高僧传》中其所以将僧格收在《明律》篇中,就是因为他是西来律学大师法颖的弟子。

    僧棺不仅是法达、法颖的弟子,同时也是法献的弟子。《高僧传》卷13《兴福》篇中有法献的传,称:“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西海郡是东汉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所设的一个郡,西魏废止。今陕西延川县有延水关,慧皎在其传后记“先随舅至粱州,乃出家”。梁州,自古以来多指今陕西汉中一带,南朝刘宋时治今陕西南郑县。后来,

    法献由梁州东下,于元嘉十六年(439)至建业,住定林上寺。因此,说法献是西来的高僧。他于宋后废帝元徽三年(475)西行求法,自金陵出发,西出巴蜀,经今青海、南疆,到达于阗(今新疆和阗),欲度葱岭,因栈道断绝而返,“获佛牙一枚、舍利十五身(粒),并《观世音灭罪睨》及《调达品》,又得龟兹国金锤{某像”等物。南齐武帝时,他与长干寺的玄畅被同命为僧主,“分任南北两岸”。齐明帝建武年间,法献、玄畅先后圆寂于建业,“同窆于锺山之阳”,其传还称,“献弟子僧棺为造碑墓侧,丹阳尹吴兴沈约制文”。这里明确说僧桔是法献的弟子。

    僧占是我国古代著名的佛学大师、佛教文史学家和杰出的佛教艺术家,显著的成就,是与受到西来高僧的影响分不开的,是对昙摩密多弟子法达、法颖及法献的佛学传承。僧占在修造新昌大佛寺弥勒石像之前,就已经监造过京师建业光宅寺铜像和摄山大佛。《高僧传》僧裙传说:“韦占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韦占经始,准画仪则”。光宅寺无量寿铜像,于梁天监八年(509)在京师小庄严寺营铸,用铜四万三千斤,像高丈九,是当时南方最高的铜像。说他是佛学大师和佛教文史学家,是因为他遵从法颖施造经像药藏的心愿,于建康建初寺和定林上寺“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开广,法言无坠”。他还著有《三藏记》(即《桔录》)15卷、《释迦谱》5卷、《法苑记》10卷、《弘明集》14卷等,这些经典著作是今人研究中国古代佛教史的最重要的资料。

    前面曾说到,魏晋时期是“儒学中衰,玄学盛行”的阶段,门阀士族从“名教出于自然”到“名教即自然”的论述,从理论上为统治阶级奴役人民提供了依据,使之在社会上产生极大的影响。

    起初,佛教尽管已向内地传播,佛经翻译也逐渐增多,但影响力并不十分强大,还远未达到广为流行的程度。西来高僧为了传播佛教,就必须取得当地门阀士族的支持,于是佛教徒便迎合玄学理论,把佛教的般若性空学说同玄学结合起来,大加宣传。在此情况下,一些清谈名士也逐渐开始接受佛教的般若学思想,从而实现了佛玄合流,产生了两晋之际的大批名僧、名士。

    浙东地区是永嘉之乱后北来士族的聚居地,许多名士就在此寄居和活动,同时,不少西来高僧也随之到达这里。东晋时期的浙东名士和名僧,如孙绰、许询、竺道潜、支遁、于法邃等,他们的许多活动事迹和著作,成为今天研究西来高僧同当地名士结合并影响浙东佛教的重要史料。

    孙绰,原籍太原,是西晋惠帝时冯翊太守孙楚之孙,他与其兄孙统南渡后居于会稽,曾为永嘉太守、廷尉卿。《晋书》说他“博学善属文,少与高阳许询俱有高尚之志。居于会稽,游放山水,十有余年”,曾作《遂初赋》及《天台山赋》。还说“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温、王、郗、庾诸公之薨,必须绰为碑文,然后刊石焉”。孙绰是东晋时期最有影响的名士,同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与竺道潜、支遁交往甚密。他曾把晋代的七位名僧比作“竹林七贤”,以竺法护比山涛、竺法乘比王戎、帛远比稽康、竺道潜比刘伶、支遁比向秀、于法兰比阮籍、于道邃比阮咸。《弘明集》收有孙绰写的《喻道论》,这是继《牟子理惑论》之后又一部捍卫佛教的论著。文中明确地将儒家和老庄相结合的玄学与佛教教义等同起来。他说:“夫佛也者,体道者也;道也者,导物者也。应感顺通,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无为,故虚寂自然;无不为,故神化万物。”他是说,“佛”是“道”的体现,而这个“道”就是万物变化发展的规律。他认为佛道是“无为而无不为”的,至为高深,而人们往往囿于传统的儒家学说,看不到还有比它更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在论及儒教与佛教的关系时,孙绰认为“周孔即佛,佛即周孔”,这是在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提出“儒佛一致”的观点,并进一步认为“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这些思想,无疑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扫除了许多障碍。

    与孙绰齐名的许询,祖籍高阳,是曹魏时中领军许允的玄孙,《世说新语》有关他的记载很多。他是一位善于清谈、虔诚信佛的玄言诗大家。据《高僧传》卷4《晋剡沃洲山支遁》载,简文帝在会稽时,请支道林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许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凡在听者,咸谓审得遁旨,迥令自说,得两三反便乱。”《世说新语》“文学篇”中也有类似记载,说众人听了支遁与许询讲经辩难后,“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玄佛合流,于此可见一斑。

    会稽的僧侣中,东晋时期最出名的应是竺道潜、支遁了。

    竺道潜,又叫竺法潜,字法琛,俗姓王,山东啷琊人,是大臣王敦之弟。《高僧传》卷4有其传,说他早年出家,善讲《法华经》、《大品般若经》等。永嘉之乱时渡江,避地会稽,隐于剡县之剡山,“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他是个兼通佛经、老庄的高僧。当时任会稽内史的何充,即曾拜他为师,经常请他到郡里讲经。

    支遁,即支道林,原籍一说是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人,一说是河东林虑(今河南林县)人,家世事佛,25岁出家,与刘恢、殷浩、许询、孙绰、何充等名士交好。他既注《安般守意经》,作《即色游玄论》,又注《庄子,逍遥篇》,为时人所叹服。当时,谢安在吴兴,曾修书支遁,共邀赴剡。不久,支遁投迹剡山,于沃洲小岭立寺行道,僧众百余,常随禀学,并受到王羲之等推崇。晋哀帝闻其名,乃请至京师讲《道行波若经》,名士郗超以为“林法师神理所通,玄拔独悟,实数百年来,绍明大法,令真理不绝,一人而已”。支遁死后,高士戴逵行经支遁墓时,还叹息道:“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冀神理绵绵,不与气运俱尽耳”。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值得注意的是,佛玄结合并相互渗透,不仅丰富了玄学内容,而且由于“把魏晋玄学的争论带到佛学中来,引起了佛教般若学学派的分化”。于是有了所谓的六家七宗之说。汤用彤先生曾对“六家七宗”的代表人物进行过逐一考证,其中即色宗的代表就是支遁。支遁所作的《即色游玄论》,提出了“夫色之性也,不自有色,色不自有,虽色而空,故日:‘色即为空,色复异空”,的观点,是当时般若学中最能适合门阀士族统治需要的,因而广为传播。

    六家七宗其他派别的代表人物,如含识宗的于法开、幻化宗的竺道壹,也都在浙东落脚,前者在剡山石城元华寺,后者在会稽嘉祥寺。缘会宗的于道邃,前已述及,他亦曾随其师于法兰到过会稽。

    由此可见,两晋时期,特别是东晋于江南立国之后,浙东既是北来大族所看中能保命、安家与立业的所在,也是佛教僧侣最愿意前往传教的地方。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佛教只有同地方门阀士族沟通,实现佛玄结合,才能扩大其影响,达到传教的目的。早期的佛经翻译中,佛教僧侣运用大量的玄学名词,就是为了让门阀士族能够接受

    佛教教义,使他们也成为宣扬佛教的推动者。当然,佛学能与玄学结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玄学的思辩性,归根结底是为巩固门阀士族统治服务的。正是由于高僧与名士往返,佛学与玄学交融,所以在进入南朝后,佛教大为流行。梁武帝就是一位重儒佞佛的皇帝,在他的推动下,江南佛教达到了全盛时期。浙东之所以成为南方佛教传播的一个中心,以至于出现天台宗的开宗祖师智颧、三论宗的集大成者嘉祥大师吉藏,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也就在于此。

    最后,再探讨一下西来高僧至浙东时所走的路线。

    佛教在中国是由西向东传播的,早期的僧侣一般多是循丝绸之路东行,越葱岭,或由天山南路或由天山北麓进人河西走廊,然后东至关中、洛阳,如昙摩难提、鸠摩罗什、昙摩流支、佛陀耶舍等。而中土西去求法的高僧,也多循此路西行,如朱士行、法显、昙光竭等。西来高僧到达关洛后,渡江而南时,有的从河南进至襄樊,有的由河南进至江陵,然后沿江而下,到达庐山、建业,如僧伽提婆、卑摩罗叉、昙摩密多等。慧远也是随道安到达襄阳,南适荆州,再到庐山。这些已是为大家所熟知的路线了。

    值得注意的是,《高僧传》中还记录了经由今青海进入四川的“河南路”通道。《高僧传》卷11《习禅篇》中说,慧览是酒泉(今甘肃酒泉)人,曾游西域,师从达摩比丘学习禅法,后还至于阗,“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浑慕延世子琼等,敬览德问,遣使并资财,令于蜀立左军寺,览即居之”。后宋文帝请他至京师,住锺山定林寺。卷13《兴福篇》也说,高僧法献是由西海至梁州再至建业的,是位西来高僧,后求法西行,“法踵金陵,西由巴蜀,路出河南,道经芮芮。既到于阒,欲度葱岭,值栈道断绝,遂于于阗而返”。这里所说的“河南”,应是东晋、南北朝时青海黄河以南地区,南朝宋、齐、梁曾封吐谷浑王为河南王,“路出河南”,是指经过当时封河南王的吐谷浑境内。芮芮,历史上一般是对柔然的称呼。柔然曾一度强大并向西扩张,臣服焉耆、疏勒、姑墨、于阗等国,是当时西域最强盛的一支游牧民族。这里说“道经芮芮”,应是经过今新疆天山南路的吐鲁番、焉耆一带。可见,这是一条由四川进入青海而至西域的通道。关于这条道路,唐长孺先生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一文中曾有详细的论述。这是北魏占有凉州以后,为与西域联系,南朝各代不得不改由川蜀、吐谷浑,过柴达木盆地,翻越阿尔金山到达若羌,然后由此西行。

    除了陆路以外,从《高僧传》中,还可发现西方高僧由海上来江南的一些记载。法显从陆路西行,回国时即“附商人舶,循海而还”到达广州的。昙无竭西行后回国,也是在“南天竺随舶泛海达广州”的。宋文帝时,建康名僧慧观等迎请厨宾高僧求那跋摩,于是“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己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再由广州经始兴(今广东始兴),泛舟来到建康。

    可知,西来高僧在江南弘法,不仅由丝路东来,也有从海路南来的。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西来高僧至浙东,也是有多条途径的。

相关文章!
  • 敦煌文书货币单位“千”字解

    叶爱国内容摘要:本文对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第58号《唐天宝初年地志残卷》中货币单位“千”字进行了考释,以匡王仲荦先生之不逮。关键词:

  • 西凉刘昞注《黄石公三略》的发现

    刘景云内容摘要:《俄藏敦煌文献》x17449《黄石公三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手抄夹注残卷孤本,是史书所载北魏、西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注本,较

  • 敦煌俗别字新考(下)

    汪泛舟内容摘要:本文继《敦煌俗别字新考(上)》后,又从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中续录一些:如“罹、靛(槊)”、“身(新)救(九、久)”、“鞭、保”、“隙、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