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凉刘昞注《黄石公三略》的发现
刘景云
内容摘要：《俄藏敦煌文献》x17449《黄石公三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手抄夹注残卷孤本，是史书所载北魏、西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注本，较之传世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本早800余年。为我国古代军事文献史上的重大发现。
关键词：发现；《黄石公三略》；西凉刘晒注
中图分类号：G25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82-06
《俄藏敦煌文献》且x17449《黄石公三略》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手抄夹注残卷孤本(图版18)，是史书所载北魏、西凉刘瞒《黄石公三略》注本，较之传世的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本早800余年，为我国古代军事文献史上的重大发现。
该卷子为一纸，质地细麻纸，棕褐色。长52.49厘米，高23.76厘米，书写版心高21.18厘米。乌丝栏，残存26行，行大字12至14字不等。该残卷存大字236字，夹注小字167字，为《三略·上略》残文。墨色清新浓郁，宛如新墨。字体为秦隶，篆意较浓。
据纸质、纸色及书法、款式判断，该卷子时代较早，为隋以前北朝文物，大致为5世纪抄本。
卷背为朱批收支历。
现今学术界认为《黄石公三略》是后人托名之作，真实作者已无可考证。成书年代也纷争不一，多数认为是西汉末年。
《三略》不同于其他军事著作，它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之道，糅合诸子各家思想，论说兵家战略。正因为它的特殊性，历来受到政治家、军事家和学术界文人的重视，是治国治军、平定天下的重要著作，影响极大。南宋晁公武(1105—1180)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其意义何其重大。晁公武在《读书志》说：“元丰中，以《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颁武学，号日‘七书。”此即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黄石公三略》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该书先后传人日本、朝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3800字。现存最早的为南宋孝宗、光宗年间(1163—1194)《武经七书》刻本，后人亦多注释，金人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等，《黄石公三略》亦编列在其中。
出自敦煌石窟的Ⅱx17449《黄石公三略》的时代，比南宋《武经七书》要早600至700年。《汉书·艺文志》没有记载，而《史记》、《汉书》却有下邳圯上老人传张良《太公兵法》的故事，文稍异。
《史记》卷55《留侯世家》：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殴之。为其老，强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业为取履，因长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惊，随目之。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会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目：“与老人期，后，何也?”去，曰：“后五日早会。”五日鸡鸣，良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曰：“后五日复早来。”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曰：“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矣。”遂去，无他言，不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也。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
子房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太公书者，后十三年从高帝过济北，果见谷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黄石(冢)。每上冢伏腊，祠黄石。《汉书》卷40《张良传》：
良尝闲从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堕其履圯下，顾谓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欧之。为其老，乃强忍，下取履，因跪进。父以足受之，笑去。良殊大惊。父去里所，复还，曰：“孺子可教矣。后五日平明，与我期此。”良因怪(之)，跪曰：“诺。”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与老人期，后，何也?去，后五日蚤会。”五日，鸡鸣往。父又先在，复怒曰：“后，何也?去，后五日复蚤来。”五日，良夜半往。有顷，父亦来，喜日；“当如是。”出一编书，曰：“读是则为王者师。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谷城山下黄石即我已。”遂去不见。旦日视其书，乃《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读)诵。
良始所见下邳圯上老父与书者，后十三岁从高帝过济北，果得谷城山下黄石，取而宝祠之。及良死，并葬黄石。每上冢伏腊祠黄石。
根据这些传说，三国时代魏李康在《文选·运命论》说：“张良受黄石之符，通《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唐李善注：“《黄石公记序》曰：‘黄石者，神人也，有《上略》、《中略》、《下略》。”《隋书》卷34《经籍志》三：“《黄石公三略》三卷。”下注：“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又有“《黄石公三奇法》一卷。，下注：“梁有《兵书》一卷，《张良经》与《三略》往往同。亡。”其中《黄石公记》、《黄石公略注》均指《黄石公三略》，“下邳神人”即黄石公，作《三略》，为张良所传。故《隋书》又称《张良经》，“与《三略》往往同”。这是说《三略》成书于东汉末年的。
《新唐书》卷59《艺文志》三“成氏《三略训》三卷”、《宋史》卷270<<艺文志》六“成氏注《三略》”，连同《隋书·经籍志》所载“成氏注《三略》均亡佚无考，“成氏”亦无从考知。
根据《史记·留侯世家》有圯上老人授张良《太公兵法》，唐张守节《正义》引梁阮孝绪《七录》：“《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太公，姜子牙，周文王师，封齐侯也。”《史记·太史公自序》：“申、吕肖矣，尚父侧微，卒归西伯，文武是师；功冠群公，缪权于幽；番番黄发，爰餐营丘。”《正义》：“吕尚之祖封于申。申、吕后痛微，故尚父微贱也。”《正义》又言：“言吕尚绸缪于幽权之策，谓《六韬》、《三略》、《阴符》、《七术》之属也。”张守节的观点说，《三略》为吕尚所作，由黄石公授张良。
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汉书·艺文志》没有著录《三略》，判断为后人所伪托。
我们暂且不去争论《三略》的作者是谁，就《三略》的注本作一分析。
据史书记载，最早为《黄石公三略》作注的，是东晋末年西凉的刘晒，见《魏书》卷52《刘晒传》，言凉武昭王李禺(400—416)时，刘晒有《三略》注传世：
刘晒，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晒年十四，就博士郭瑶学。时踽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瑶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晒。遂别设一席于坐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晒遂奋衣来坐，神志肃然，曰：“向闻先生肃求快女婿，晒其人也。”踽遂以女妻之。
晒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之命，弟子
受业者五百余人。李嵩私署，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罱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晒时侍侧，前请代罱。昔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罱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晒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晒何人，斯敢不如此?”晒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北史》卷14《刘延明列传》：
刘延明，墩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称。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瑶。璃弟子五百余人，通经业者八十余人。踽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延明。遂别设一席，谓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婚焉。”延明遂奋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璃遂以女妻之。延明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命，弟子受业者五百余人。
凉武昭王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葺。延明时侍侧，请代其事。王曰：“躬白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遇，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昭王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墩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行于世。
敦煌出土的《黄石公三略》夹注本，时代当在隋以前的北朝。刘日丙时为北魏武昭王(400一416)李鼍私署儒林祭酒、从事中郎。二者时代极相近，故《俄藏敦煌文献》且x17449夹注抄本，应该是北魏、西凉刘晒的注本。
现将《俄藏敦煌文献》且x17449{(黄石公三略》残叶全文录于下：
[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牧其半，则政行而不[怨]。政行以理，故不怨也。
用兵之要，在于崇礼而重禄。礼崇则士至，禄重则戎士轻其死。口口敌也。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遇时，登口口其有功口口口以劝将口也。则下力并而敌国消。
将之所以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
据《俄藏敦煌文献》Ⅱx17449，残存《三略·上略》部分，现将传世的《三略》最早本子，即南宋孝宗、光宗年间(1163—1194)《三略》刻本(即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本《武经七书》，原版框高20.1cm、宽13.7cm)相应部分辑录，以作文字考订。
世能祖祖，鲜能下下。祖祖为亲，下下为君。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则国富而家娱。然后选士，以司牧之。夫所谓士者，英雄也。故曰：罗其英雄，则敌国穷。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得其干，收其本，则政行而无怨。夫用兵之要，在崇礼而重禄。礼崇则智士至，禄重则义士轻死。故禄贤不爱财，赏功不逾时，则下力并而敌国削。夫用人之道，尊以爵，赡以财，则士自来。接以礼，励以义，则士死之。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昔者，良将之用兵，有馈箪醪者，使投诸河，与士卒同流而饮。夫一箪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军之士思为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已也。《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辨，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敦煌本：“夫将率者，必同滋味，共安危，敌乃可加，是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
这其中的“囚”字，是考订《三略》各本源流的根本。敦煌本夹注作：“囚，拘也。全，为己于拘制也。”
景宋本《三略》作“因”，形近。
明刘寅《三略直解》亦据宋本，这句话作：“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因。”注：“夫为将帅者，必与士卒同食滋味而共处安危，然后士卒感激奋发，而敌乃可加。‘因字未详，或日当作‘湮言。吾兵有全胜，则敌有全没者，未知是否?”“加”字亦未作解释，敦煌本“加”字夹注：“加兵诛伐之也。“‘伐”字误作“代”。
清朱墉《三略汇解》“囚”字亦作“因”：“可加，加兵于敌也。全胜，以全取胜也。全因，言敌之所有，皆为我资也。”《纂序》：“……故兵有完全取胜，无一之损伤，敌有前徒倒戈，无一不为我资也。”
可知宋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均出一脉，或言“不详”，或臆会杜撰，离本字相去甚远，均因传刻致误。
而今所见《施氏七书讲义》，金人施子美于《三略讲义》言：“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讲义》：“法曰：
勤劳之师，将必先已。故为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既与之共，斯可以得其死力。故敌可得而加。穰苴唯与士卒平分粮食，故能使病者求行争奋，以却燕晋之师。田单惟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故能使怒自十倍，以克燕师。大抵驭象有术，则可以必胜。志在爱人，则可以安人。兵有全胜，此言驭人有术，而可以必胜也。敌有全囚，此言心乎爱人，而可以安人也。昔者吴起全胜六十四，充国欲以全取胜，此兵之全胜也。穆子入鼓，不戮一人；李想入蔡，不杀一人，此敌之全囚也。”
施氏叙述十分明白，全胜全囚，全胜指己全胜，全囚则指拘敌不杀一人。施氏的这一关键词同敦煌本，然这段文字其他均同宋本。
关于施子美及时代背景，以下文字可作参考。
施子美，正史无传，生平不详。江伯虎在《施氏七书讲义》序言中作过简单介绍：“三山施公子美，为儒者流。谈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数载而取高第，为吴孙之学者多宗师之。”国内地名为三山者有多处，在史籍中，均未见有关施氏的记载，故其里籍不好确定。日本文久三年(1683)刊本之江序后署“贞韦占壬午”(贞韦占为金宣宗年号，其实贞祐仅四年，壬午年为元光元年)，即宋嘉定十五年(1222)。如果江序作于此年，该书成书当在此之前，故有人认为施氏为金人。
《施氏七书讲义》为施子美在朝廷武学授课之讲义，内容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七部兵书的原文和注释。每部子书前均有解题，概述作者、成书、存佚等情况，对正文则分段阐释，后引史实相参证，史论结合，通俗易懂，在兵书
编纂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自宋代以来，著名军事家、学者对《武经七书》的学习、研究和译注，均将它作为重要依据。诚如江序所云：“古人成败之迹，奇正之用，皆得以鉴观焉。”可见其在中外军事思想上也很有影响。
《施氏七书讲义》被江伯虎得到后，“于是锓木以广其传”。这说明此书曾有宋刊本问世。可惜在我国不仅宋刊本早已不得见，而且全书失传。该书传到日本以后，日本建治二年(1276)武将北条实时曾命其子北条显时抄录，即所谓“金泽文库”抄本。此后，在日本多种抄本、活字本和刊本相继问世。其中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刊本反传到我国。
现所见施氏《三略讲义》，实为日本孝明天皇文久三年(1863)，据传入日本的金刻本的抄本翻刻，然它多少保留了金以前《三略》的原貌，至少传人日本的施氏《三略讲义》，较今所见影宋本要早。
最近本人在研习西夏文献时，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发现以"HHB"编号的第578和第715合号的译自汉文的《黄石公三略》(图版19)。其中和敦煌本对应的文字，尤其是“夫将率者，必同滋味，共安危，敌乃可加，是故兵有全胜，敌有全囚”句，其文意与汉文《三略》相当，并于“擒陷”下夹注：“得胜。囚，擒陷。”
《俄藏黑水城文献》所收《黄石公三略》本，为册叶装，配补而成。该《三略》首缺一叶半，末残缺半叶，《下略》至“伤智(者)则三世取祸，蔽智(者)则[殃]身”。下缺“嫉贤者其名不全，进贤者福流子孙，故君子急于进贤而美名彰焉。利一害百，民去城郭；利一害万，国乃思敬。去一利百，人乃慕泽，去一利万，政乃不乱。黄石公三略卷下竟。”
西夏，是11世纪初我国西北地区由党项羌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兴庆府(即今宁夏银川)。西夏文是由野利仁荣等创制的记录党项羌民族语言的文字，时称“番字”、“番书”、“番文”。
由于西夏王朝所处时代，前期与北宋、辽鼎立，后期与南宋、金对峙，它的文化受汉文化影响极深，西夏人从汉、吐蕃翻译了大量文献，《黄石公三略》亦在其中，多少保留了那个时代的文献特点。
十分肯定，“全囚”的“囚”字，误作“因”字，说明影刻的宋本，或依景宋本传承的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均因字形相近致讹，可以断定为后续本，解释亦牵强附会。
对应敦煌残卷的西夏文《黄石公三略》文，直译如下作参考：
勇者国之干，民者国之本。得干治民，法行无怨。用兵之要者，禀崇礼施重禄。如禀崇礼，智人自来，赐重禄，勇人斗强。故举智不惜财，授赏不失时，下同力合斗非友。招人道者重其禄位，口口口实智[人]自来。礼以致敬，柔以语言，则不避死难。惟为将者，与兵共承凶残，共食苦甜。故朋友共得利，敌仇全擒陷。昔智将用兵，人有奉一瓶酒更投河源，令民饮水尾。以一瓶酒岂能味江，军士因共尝甘甜以夺命。军书中说，井不俱掘，帅不言渴。军舍未定，将不说疲。[冬]不穿裘，夏不执扇，雨不张盖。此谓将礼是也。同受安凶，与众和合，当不分离，用时不说疲。以昔养恩，言计成也。故行恩不厌，故因一得万。军书中说，将威仪者，军政是也。
很显然，西夏本《太公三略》与其同时代的金本施子美《三略讲义》，由于时代接近，故在传抄、刻印时更保留了《三略》的原本原貌，故敦煌本，作为北朝抄本，它要比西夏本更早五六百年，所以它的军事文献价值极高。
又因景宋本为白文本，无注。敦煌本、西夏本均有夹注，敦煌本注文稍略，而西夏本注文详尽，亦知为二的不同注本。
西夏文夹注本《黄石公三略》，是西夏朝(1038—1227)的早期译本，基本完整，于《上略》前佚去二叶半，木刻。由于西夏文的特点，于《三略》多意译，更多地保留了早期《三略》本的原意，完全不同于敦煌本，更多更详尽，是研究《三略》源流很重要的本子。尤其于敦煌本的关键词“囚”字，西夏本作了诠释，这一点很重要，可依据考定今本致误的原因。由于它不同于敦煌本，又与金施子美本和景宋本不同，它是否就是《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所提到的失佚“成氏注《三略》”，抑或就是一个西夏注本?然“成氏”离西夏朝去远，可能性较小。西夏注本于夹注中，如《上略》“智人自至”下，有引《周易》语，这些均值得研究。西夏文刻本有残缺和注文笔划模糊，辨认有一定难度。此次仅译释和敦煌本残叶相应的句子，以作考定比勘。
金施子美《三略讲义》，史籍于施子美时代无考。然据《三略讲义》与敦煌本相较，亦可见敦煌本痕迹，虽《三略》多与景宋本相同，然诠释仍保留了《三略》原意。金施子美本于我国却已失传，流传日本、高丽后反传回来，应该说，该本保留原作的可能较大，可据以考定施子美当时撰写《讲义》时所使用的《三略》定本，应早于景宋本，晚于西夏本。
关于宋本《黄石公三略》，现在传世的是宋孝宗、光宗年间(1163—1194)的刻本，并认为是《三略》传世的最早本子。北宋元丰三年(1080)，神宗赵项诏国子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定《六韬》、《孙子》、《吴子》、《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书，至元丰六年(1083)完成，并将此七书颁定为“武经”，镂版行于世。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印的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刻本《武经七书》，为白文，无注文。校之敦煌本、西夏本、金施子美本，其中有“兵有全胜，敌有全因”之“因”为“囚”之误，则知宋本已误。西夏本和金施子美本，从时代上分析，可能使用的是北宋以前或神宗元丰年间的《武经》本。
据西夏本和金施子美本对勘，参照敦煌本，金本又晚于西夏本，此据“军灶未炊，将不言饥”而下的结论。
至于明刘寅《三略直解》、清朱墉《三略汇解》及《四库全书》白文本、《续古逸丛书》白文本《黄石公三略》，均同中华学艺社景宋本。
这样分析下来，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敦煌夹注本《三略》，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三略》本，时为北朝。《魏书·刘晒传》、《北史·刘延明传》载刘氏注《三略》，此前史籍均未载有人注《三略》的，那么刘氏注《三略》，应该是《三略》唯一的最早注本。其后《隋书·经籍志》于“《黄石公三略》三卷”下注：“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成氏注失传，成氏无考。由于隋(581—619)去西凉武昭王李禺(400—416)甚远，因此敦煌本不为成氏注本。又该卷子出自敦煌莫高窟，从卷子外观判断为北朝卷子，刘晒又为敦煌人，故敦煌夹注本为西凉李鼍朝，刘晒《黄石公三略》即公元416年前的注本，而卷子上校订批改之语，抑或为刘晒真迹。
当今史学界，普遍认为传世的《三略》最早本子为宋孝宗、光宗(1163—1194)的刻本，敦煌夹注本《三略》的发现，将时间足足提前800年，这是我国古代军事文献的重大发现，亦是史籍记载的重大实证材料的发现。
西夏文夹注本《黄石公三略》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军事文献也同样意义重大。汉文史籍均未载有这么一个西夏译本，即便是《隋书》、《新唐书》、《宋史》亦只提到有成氏注《黄石公三略》，且亡佚。西夏译本不仅仅是翻译汉文《三略》，亦是一注本，且注释详尽，它比传世的宋本更接近于《三略》原貌。它的注文不同于敦煌本，如果这些注文也是从汉文著作译出的，那它是不是佚失的成氏《黄石公三略》注本?《宋史·艺文志六》：“成氏注《三略》三卷。”说明宋时成氏注本尚存世，那么西夏朝据以翻译，仍是可能的。
如果确定西夏本为成氏注本，那么它和敦煌本的发现，不是同样令人振奋吗?居然两个佚失的本子都被发现，意义何等重大!
如果西夏本不是成氏注本，那它也一定是哪位卓越的军事理论家的述作，这在我国古代军事史上也同样是占有显赫地位的。
金施子美《三略讲义》，国内已失传，从日本、高丽反传回来，意义亦不可抹。今所见施氏刻本，有明显的刻本特征，于字句左边都有标示汉字的声调符号。然施子美将《三略》以讲义形式串讲，则不知他依据的是何种注本，也就无从考订《三略讲义》的祖本。然从“兵有全胜，敌有全囚”句，亦可考知它依据的《三略》本要早于宋孝宗、光宗时的本子，从时代上分析，和西夏本较为接近，可能都是北宋时期的《三略》本。
至于景宋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本及明刘寅本、清朱墉本，实质上是《三略》同一底本的不同刻本，均祖宋孝宗、光宗朝之《三略》，也就是今天存世的通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