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教育：大学生生命教育的反面路向
李保玉
[摘 要]生命與死亡辩证统一， 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一体两面。从生命教育的反面——死亡教育入手，更能引起大学生重视生命、感悟生命。国内学者对死亡的理解大都基于脑死亡或心死亡的医学鉴定，相应地，死亡教育顺理成章地被简化为一种应对生理死亡的预防性教育。事实上，与动物不同，人之生命的崇高与神圣，在于其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人的死亡不仅包括自然生命的死亡，还包括超自然生命的死亡。大学生的死亡教育不仅应面向生存向度，还要面向生活向度与生命向度;不仅要做到基本关怀，还要体现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
[关键词]大学生;生命;死亡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843（2019）10-0030-06
[DOI]10.13980/j.cnki.xdjykx.2019.10.005
生命与死亡是辩证统一的，没有死就无所谓生，剥去生命的价值，死亡也将无关紧要，每出现一个生命现象，就必然伴随着一个死亡现象。死亡是生活中最为糟糕、最为沉痛的事情。人们大都将死亡视为不吉利或阴暗的象征，于潜意识排斥思考有关死亡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也多为谈生，极少谈死，最多由生谈死，甚至认为死亡根本称不上问题，岂不知回避死亡无异于掩耳盗铃，死亡本身就是个最大的问题。事实上，死亡是生命规律的使然，是生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不应对其回避，也无法回避。我们只有承认死亡，正视死亡，由死谈生，才能更好地珍惜生命、关爱生命和感悟生命，用死亡这一最大的坏成就我们最大的好。西方学者对死亡问题的探讨比较普遍，死亡教育在高校课程教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国内学者受传统思想影响，更多谈论生命教育，死亡教育一直未能在大学里真正实施。其实，生命教育与死亡教育一体两面，从生命教育的反面——死亡教育入手，探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追寻教育的本真与起点，相比生命教育的正面呼唤，更能激发大学生的兴趣，从而使其体验人生、感悟生命。
一、死亡教育的缘起及内涵
死亡教育最早于20世纪20年代兴起于美国，20世纪60年代得到了蓬勃发展，随后迅速传到了西方各国，各国依据不同的年龄阶段在各级各类学校中设置了死亡教育科目。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死亡教育被引入我国，主要分布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学者们习惯用“生死教育”一词置换“死亡教育”，使其很有中国特色。尽管国内学者对死亡教育的研究时日不长、为数不多，却也获得了很多具有价值性的成果。归纳起来，国内的研究内容主要聚焦于死亡教育的迫切需求与可行性论证、探究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研究目的与主要目标、具体内涵与基本内容、方式方法与实施途径五大方面。然而，与国外相比，国内相关研究主要存有两方面不足：一是国内学者大都基于“由死观死”或“由生观生”的单向视角研究死亡教育与生命教育，缺乏“由死观生”或“由生观死”的探究视野。我国台湾学者黄天中认为，死亡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并维持人们的心理健康，通过教育学习和专门训练，提高自我调适情绪的能力，使人们系统掌握死亡知识，更好地认识死亡、接纳死亡，有效地解决由死亡所引起的各类问题。学者孟宪武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死亡教育的有效开展离不开心理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等多元学科的融合，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只有将不同学科中有关死亡的知识传递给受教育者，才能更好地帮助他们思考死亡的意义与价值，增进人们对死亡的认知，提高其死亡品质[1]。二是国内学者有关死亡及死亡教育的探讨大都基于脑死亡或心死亡的医学认定，沿用自然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把人之死亡简化为动物之死亡，仅仅从人的自然生命终结方面进行考察与探究。相应地，死亡教育也就顺理成章地被简化为一种应对生理死亡的预防性教育，更多关注人们对死亡的焦虑与恐惧。学校中的死亡教育对象也多为医学、护理等专业领域的学生，其缺乏通识性。事实上，与其它动物不同，人不仅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和精神的，“能使自身同自身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将自身的生命活动作为自己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即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2]。作为有意识的生命体，人的生命在本质上有别于其他动物，其不仅是自然的生命，还是意义的生命，是一种价值性的存在。人之生命的崇高与神圣在于其三重性，即自然生命、社会生命与精神生命的有机结合，三者互在共生、相辅相成。因此，在社会学上，人的死亡就不能简化为医学上的以脑死亡或心死亡为体征的自然生命的死亡，还包括超自然生命的死亡，即社会生命的死亡和精神生命的死亡。物质死亡仅为表象，社会与精神死亡才是真质。人的社会生命死亡表现为人际关系冷漠、兴趣丧失、情感枯竭等;精神生命死亡表现为独立思考能力缺失、个性缺位、灵气耗损等。相比显性的自然生命死亡，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死亡是隐性的，它是在弗洛伊德所言的人之“死本能”[3]的驱使下发生的异化行为。这种隐性的死亡使人失去生命的鲜活性，其必将引致自然生命的终结，如自杀。
本文遵循“由死观生”的思维范式，基于死亡教育和生命教育的内在关联，围绕当下大学生的“死亡”之象，深入挖掘大学生超自然生命死亡之因，试图寻求死亡教育之策。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将死亡教育的基本内涵界定为一种通过探讨生死关系，叩问生死本质，揭示生死意义，从而提高生命品质和死亡品质，塑造理想人格的教育活动。其本质是“善生善终”[4]的生命教育;其目的是“向死而生”[5]，着重回答人“何以生”“为何生”与“如何生”三大问题;其内容包括自然生命死亡教育、社会生命死亡教育和精神生命死亡教育三大方面。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死亡教育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更好地“生”，即通过让大学生体认死亡的客观规律、价值意义与本质归宿，引导其树立积极的生死观。死亡教育的目标在于通过引导大学生深思死亡价值而使其养成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
二、大学生“死亡”之象
生死一体，共在互存。大学生多姿多彩的活法背后隐藏着多种多样的“死象”，既有泯灭生存的自然生命的陨殁，也有抹杀生活的社会生命的衰亡，亦有耗损生命的精神生命的凋落，更有兼而有之、混合而成的死亡怪相。
（一）自然生命的消亡
自然生命决定着人的生存状态，是人最基本的生命表现，是其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得以存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和首要条件。人的自然生命的死亡是从物质层面对人之生命的绝对否定，它从源头上消除了人之生活与生命的可能性，让人固有的价值禀赋化为乌有。时下，社会转型向纵深迈进，同时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大学生所面临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大学生自然生命的死亡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其程度在加深，内容在扩大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肉身死亡，即大学生物质生命的终结。这是一种绝对的、终极性的死亡，大学生的自然性不再，物质性不存，死亡已成现实，确证无疑。从原因上来看，既有因长期的自卑、受挫、抑郁、失恋等缘由所导致的自杀，也有因外力如他杀、自然灾难、交通事故、意外疏忽、医疗失误等因素所带来的非正常性死亡。二是生理消亡，即大学生因长期的生理摧残所映射出的死亡倾向。它是一种因死亡本能异化而催生的死亡可能性逐渐增大的情形，如大学生群体中所出现的吸食毒品、滥用药物、纵欲乱性、早孕堕胎、纪律混乱、暴力频繁等现象。此时，尽管大学生的肉身并没有真正消亡，但因长期的生理摧残，他们必然加速走向死亡。事实上，自然生命的消亡是必然的、本己的，人们不能避免，也无法避免。正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是此在的存在，而死亡则是此在的存在方式，是此在的最本己的规定性，死亡贯穿于每个生命的全部过程，人们只有在自己的死亡中才能检视自身的此在，人们生着即在死着，人是向死而生的存在，即向死而在”[6]。因此，对于大学生而言，开展自然生命的死亡教育，不是否定死亡的必然性，而是要减少死亡的偶然性，放慢死亡的脚步，加深他们对死亡的认识，从而用有限的生命创造无限的价值。
（二）社会生命的枯竭
社会生命决定着人的生活状态，是人的现实性或关系性生命。作为社会化的动物，人的存在和发展均与社会环境密不可分。大学生正处于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转变的关键阶段，他们不仅是社会化的对象，而且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他们只有主动融入社会、关心社会、服务社会，在与社会的不断交互中，才能保持旺盛的社会生命，从而获得真正成长。然而，当代大学生多是独生子女，长期的蜜罐式与温室的家庭环境及网络化与虚拟性的社会交往方式，使他们分裂成原子，变得极其自我、被动与冷漠。久之，大学生离自己（小我）越来越近，却离社会（大我）越来越远，他们的社会生命逐渐呈现出枯竭的症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社会责任缺失。表现为多数大学生责任意识欠缺，担当精神不强，情调有余而情怀不足。在个人信仰上，受个人中心主义和效用至上主义的影响，他们大都缺乏纯粹的理想信念和坚定的政治信仰;在人生价值取向上，他们更是奉行享乐主义和物质主义，追求及时行乐，强调个人利益，重索取，轻奉献;在道德行为上，他们往往言行不一，貌合神离，缺乏诚信意识，弄虚作假，如考试作弊、学术腐败、骗取奖助学金等。二是社会交往虚空。表现为部分大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较低，在交往中缺乏情感，基于应付，流于形式，虚无化倾向严重，甚至拒绝或逃避交往。在具体实践中，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存在着重物质交往轻精神交往、多校内交往少校外交往、强虚拟交往弱现实交往等问题。三是社会情感冷漠。表现为部分大学生对大多事物均缺乏兴趣，好奇心丧失、求知欲低迷、感恩心降低、价值观迷茫等。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拉近大学生物理空间的同时，却疏远了彼此之间的心理距离，更是加重了大学生人际关系的冷漠和情感的疏离。
（三）精神生命的萎靡
精神生命决定着人的生命状态，是人的理想性或终极性生命。人作为高级动物，是有精神、有意识的，精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是人得以与其它动物相区分的本质所在。在黑格尔眼中，“人的自我意识是普遍的精神，而精神则是绝对的、永恒的和不死的，精神生活也从不担忧死亡，并且能够在担负死亡中得以自存”[7]。这虽看似荒谬，但至少告诉我们，精神生命在人生命中的重要性。对个人而言，精神死亡才是根本性的和真正的死亡，也是最可怕的和最让人担忧的。孔子亦有言，“哀莫大于心死，人死亦次之”。此处的“心”则为精神，相比肉身死亡，心死或精神死亡则更为可悲。即便肉体长生不死，但心如死灰，得过且过，犹如行尸走肉，生命也将毫无意义。然而，对于当下的大学生而言，精神死亡现象较为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精神生活的趋同化。在大众化、世俗化和功利化的熏染下，大学生的主体性渐失，逐步沦为他人精致的模仿者和盲从者，异化为乏善可陈的“他者”[8]，他们大都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社会批判能力和文化创新能力，思想观念外表前卫实则僵化保守和自我封闭。二是精神追求的平庸化。信息革命的到来与网络技术的发展，使人们进入了平民化时代，大众文化、低俗文化与流行文化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广受人们青睐。作为意志薄弱、心性尚未成熟的大学生群体，很容易成为这一时代的拥护者和推动者，其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和生活态度也会转向大众化和通俗化，他们的理想情怀逐渐被社会现实所淹没，其本应具有的高贵精神品质也逐步被世俗化和平庸化的物质追求所覆盖。三是精神价值的扭曲化。对于当代部分大学生而言，“为国为民”的精神气节已不存，“文以载道”的精神品质亦不在，其精神价值逐渐扭曲，精神活动功利化、物质化、虚无化明显。
三、大学生超自然生命死亡之因
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和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深入人心，国家与政府、学校和教师自上而下对大学生的生理生命都给予了高度重视，同时也加强了对其心理健康的辅导与维护，大学生自然生命的死亡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然而，与之相反，大学生超自然生命的死亡现象却愈加严重。正如弗洛姆所言，“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尼采语），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9]。超自然生命死亡之所以发生，除了大学生的自身原因外，还与当下的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探究大学生超自然生命死亡之因离不开对当下时代境况的扫描。
（一）社會层面：物质对精神的挤压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和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使我国的物质财富日益丰富，人们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传统价值观也受到了西方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猛烈冲击，物质主义对当代大学生的侵蚀逐渐加重，物质与精神严重失衡。一方面，大学生在无限占有物质、追求物质享受的过程中渐渐忘记了自身“诗意栖居”的本性。物质及其衍生物如权力、名望、金钱等正在严重地挤压、扭曲着大学生的精神生命，并为他们划定了精神活动的边界，牵引着他们应该去思考什么，创作什么，发明什么和学习什么。他们面对物质的种种诱惑，往往无暇去审问人的本质与归宿，更多关心的是如何获取最大化的物质享受。在追求形而下的肉体感官享受的过程中，他们往往就会遗忘形而上的物质本身的精神特性，至于自身的生命价值更是无法感知。物质主义势必导致大学生偏离其生命本性，使其沦为实实在在的“物质奴隶”。另一方面，物质主义及其所引致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还使大学生在人际交往空间距离缩小而心灵距离不断疏远的现实中，承受着拥挤和孤独的双重煎熬。物质主义让大学生获得物质享受的同时，也淹没了他们的精神信仰，其精神性力量逐漸被他们的物质性力量所排斥与挤压，大学生陷入生活意义虚无的精神性危机，从而失去生活动力，呈现出一种内在生命的死亡状态。
（二）个人层面：理性对感性的消解
人不仅以理性的方式而存在，还以感性的方式而存在，理性与感性贯穿于人生命发展的全过程，共同构成了人的内部特质。然而，近代以来，人们对工具理性的热烈追捧与过度青睐并以此建构而成的认知观与价值观，使得“工具理性成为绝对惟一的认知方式，从而造成了对人的非理性之维的扼杀”[10]。根据梅奥的社会人理论可知，大学生不仅是经济的动物，更是社会的动物。作为感性的存在物，大学生是有血有肉、富有生命、饱含激情的，他们与其它生物一样自然客观、自由自在的存在着，通过与外界系统的多方交互，以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对工具理性的迷恋与崇拜，必然使大学生遗忘人之为人的内部之维，忽视自身的情感性与精神性，沦为马尔库塞口中的“单向度的人”，即缺乏情感、丧失信仰的技术工具。此外，工具理性还使得大学生的社会生活处处充满着冰冷无情、毫无生气的物质符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异化为物质互换的利益关系，彼此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冷漠隔绝、焦虑不安、孤独空虚成为其生存生活的常态，大学生在物质利益的支配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主体性。此时，大学生人之为人的体面和尊严不断式微，自在而自为的个体属性难以为继，他们内在的精神需求逐渐被外部的事物需要所取代，有关生命价值与人生意义的反思也日益边缘化，最后只剩下满腹“理性”的病态躯壳。
（三）教育层面：科学对人文的驱逐
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极度泛滥，人们对于科学的迷恋与崇拜空前绝有，而对于人文精神的信仰和自身生命价值及终极关怀的追求却逐渐丧失，生命演化成纯科学理性的存在，人自身也异化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附庸和工具。相应地，大学教育逐成为了他者的镜像，他者可以是行政，也可以是经济，亦可以为社会，唯独不是自身。科学主义使大学教育及其大学生们于社会渐行渐近，却于生命渐行渐远。此外，科学主义还导致了大学教育的功利主义，速成实用与追名逐利成为教学及求学的首要目标，成“人”的教育逐步被成“器”的教育所替代。“这种教育将教学活动看成追名逐利的手段，将生动活泼的个体生命间的交互活动放逐为‘目中无人的塑造任务，其行为逻辑为‘产销对路而非‘生命的诗意存在”[11]。总之，在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裹挟下，大学生将失去生命的趣味与精神的根基，久之，则易让其产生厌世甚至轻生的念头。大学生超自然生命的死亡是一种时代病，它是一定时空境遇中的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教育层面上，科学驱逐了人文，也解构了自己，科学与人文本自一体、互在共存，科学繁荣着人文，人文成就着科学，任何对人文的伤害，绝非只伤害人文自身。信息时代，大学生的身份建构从“文化人”到“知识人”再到“信息人”或“消息人”。傲气不存、灵气耗损、侠气渐隐致使大学生元气不足、真气不在，进而坠入超自然生命的死亡陷阱。
四、大学生死亡教育之策：三重向度
当下的时代境况，既可以让大学生“活”得很精彩，也可以使其“死”得很黯然。关键在于大学生自身能否正确理解生命，合理认识死亡，并为之付出努力，而这些均离不开死亡教育的有效开展和持续推进。
（一）面向生存的向度：基本关怀
天道自然，天地转而万物生，天地之间最大的法则是由天地繁衍而来的万物之生命。如《周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此处的“生”即为宇宙中的自然生命。生命之本原及其所有价值均源自涓涓不息的自然生命洪流。生命及其自然性存在，即生存，是最基本的天道，亦是天道的底线。天道是人道的基础与起点，人道是天道的模仿与效法。大学生的死亡教育要体现人道，就必然须遵循天道，把人的自然生命看得高于一切，面向生存的向度，体现最基本的自然关怀。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抗、不可逆的自然规律，然而，必然性的自然死亡总是以偶然性的姿态而出现。人的死亡是必然的，但何时何因何地以何种品质而死却是偶然的。死亡教育在于降低或规避死亡的偶然性，提高大学生的死亡品质，让其远离非正常死亡。一方面，要让大学生明白，只有活着并保全自身性命，才有创造自我价值，实现自身理想的机会和可能。另一方面，大学生须领悟自然生命的终结是人的必然归宿，应坦然面对，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用无限的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弥补有限的自然生命。此外，大学生自身应做到“乐观”与“重戒”[12]：一要放平心态，时刻保持良好的心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珍视生命，正视困挫，善待生命;二要自戒以养生，如戒色、戒食、戒得、戒斗等，通过学习知识文化而净化自我心灵，远离疾病，修身养性，强身健体。
（二）面向生活的向度：现实关怀
人不仅要解决生存问题，还要解决发展问题。人要发展，就要借助一定的发展条件，继而形成以生产实践活动为中心的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在实践的、感性的、属人的世界中，大学生不仅是自然的、经济的、理性的人，更是社会的、历史的、现实的人，要以现实生活为基础追问生活，体认死亡，反思人生，这就要求死亡教育不仅要面向生存，还要面向生活，注重现实关怀。首先，现实关怀应注重对大学生现实利益的合理满足。追名逐利是人的天性，不应强硬性压制，而应合理的疏导。只有承认大学生的逐利天性，合理满足他们的私利需求，才能使其觉得生有可恋，才能使其内生出更高层次的需要和追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人的需要和私人利益”[13]，它是产生人的思想意识的基础，因此，正确引导大学生的生死思想意识，离不开对其私人利益的关注，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关怀，也必然要指向对其现实利益的关怀。其次，现实关怀要体现对大学生社会交往的关注。大学生是情感性动物，社会交往是维系大学生情感并满足其情感需要的重要方式。关注大学生的社会交往，实质上是对大学生现实本质的关怀。一方面，社会交往有利于大学生良好社会关系的建立，促进大学生彼此之间及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沟通与有效协调;另一方面，社会交往有助于缓和大学生与他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现实矛盾，确保大学生的学习活动和社会实践顺利有效地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