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儒家经籍的几个问题
赵和平
内容摘要：敦煌儒家经籍中只有九经，而无《仪礼》、《周礼》、《公羊传》、《孟子》等四经，本文从唐代经学发展及科举制度层面探讨了敦煌写本中无此四经的原因，并兼及《谷梁传》及《尔雅》写本所存极少的原因，得出了敦煌本儒家经籍的佚存与唐朝全国基本同步的结论。
关键词：敦煌儒家经籍；十三经，九经；《谷梁传》；《尔雅》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06(2009)02-0055-08
缘起
敦煌藏经洞文献中汉文文献最多，汉文文献中又以佛经写、刻本为多，最早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的却是为数不多的汉文儒家典籍，罗振玉、王国维、刘师培等一流学者给予极大的关注，踵其事者代不乏人。遗憾的是，这种研究相对零散，直到本世纪初，对敦煌本儒家典籍的全面而系统的整理研究出现了重大突破，以张涌泉教授为首的浙江大学古籍所一批中青年敦煌学家，焚膏继晷，夜以继日，费十年之功，终于将11册的《敦煌经部文献合集》奉献给学术界，这部“集大成、高水平”(此书项楚教授“序”中语)的著作面世，对敦煌学研究，尤其是对敦煌儒家经典的研究功莫大焉。抑有进者，《敦煌经部文献合集》中用力尤多者之一的许建平教授，更有《敦煌经籍叙录》，先于11册《合集》出版，《叙录》径可视作《合集》的“导读”，二者合观，敦煌儒家经典可“一览无余”。带给研究者的便捷和实用，不言而喻。
“敦煌学”本来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学科性质和内容，笔者虽谬忝“敦煌学”研究者之列，对敦煌经籍研究则纯属“门外汉”，之所以闯入敦煌经籍研究的领域，缘于一个心结。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次，先师周一良先生问我，敦煌文献中为什么没有《周礼》、《仪礼》、《春秋公羊》三经?这是敦煌的特例，还是全国的通例?我无言以对，只是说以后得留意这个问题。先师已故七载，我自认为对先师提出的问题有了初步的答案，适逢张涌泉、许建平二君错爱，将《合集》及《叙录》相赠，手边多了利器，就壮起胆子来尝试完成十几年前先师布置的作业，同时也回报张、许二君的厚意。
一
许建平教授《敦煌经籍叙录》“绪论”之“一”开宗明义指出：“敦煌遗书中的儒家经籍共九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多为六朝及唐五代抄本，在经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尔雅》之后所做的注中，他又说：“敦煌儒家经籍为何仅存此九经，而无《周礼》、《仪礼》、《公羊传》、《孟子》四经，迄今未有一明确之结论。陈铁凡《三近堂读书札记》对此曾有所推测(《敦煌学》第1辑，108—109页)，然难以服众。笔者对此亦有解释，详见本书199、279、448页。”
建平兄多年来在敦煌儒家经籍上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所得“回报不菲”，笔者认为他目前是大陆敦煌学者中对敦煌儒家经籍最为了解的学者，笔者的讨论即拟在许建平教授的工作基础上展开，故将《叙录》中199、279、448页的三段话抄录于下，以便展开讨论。《叙录》199页卷4《礼记》条：
古称“三礼”，而敦煌所见则纯为郑玄所注《小戴礼记》系统，《周礼》、《仪礼》不见片纸。盖《周礼》者，先秦之官制；《仪礼》者，繁琐之古礼，皆不切于实际，而且两书实为职官、古礼之清单，枯燥乏味，唯《礼记》所载多生活礼制，文字通畅，易读易懂。《礼记正义》、《御刊定札记月令》为唐时之书，已行于敦煌。更有甚者，《月令节义》乃疏解《御刊定礼记月令》之书，居然亦已见于藏经洞，可见功令之下，流行之速。《叙录》279页卷6《春秋谷梁传》条：
《谷梁》在两汉成书后，宣帝时立于学官，与《公羊》同尊。然晋以后，《谷梁》渐衰，盖其言义理不若《公羊》之谨严，述史事不若《左传》之详博，故晋元帝曰：“《谷梁》肤浅，不足置博士。”及至范宁，集众家之说，成《春秋谷梁集解》。
[中略]
藏经洞出土文献中，不见《公羊传》之片纸，岂敦煌重实用，《公》、《谷》同为小经，遂择肤浅之《谷梁》而习之乎?《叙录》448页“存且”“三非敦煌写本”之D224《孟子·梁惠王上》条：
黑城文献中多见《孟子》残页，《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即收录了6件《孟子》，而且其行款均在10——13字之内。《孟子》在宋时由诸子提升为经，方受重视，故在黑城出土的元代文献中，才会有比较多的《孟子》写本出土。
其实，在《叙录》456页“余论”的第二段，作者对敦煌儒家经籍为何只有九经作了综括性描述，因与上引三段话略同，故本文不录，以省篇幅。
敦煌儒家经籍中，不见《周礼》、《仪礼》、《公羊传》、《孟子》等四经，乃为学术界公认的事实，所要深究者有三：其一，这究竟是敦煌的特例，个案，还是唐代此四经在全国均不流行的通例或普遍现象?其二，这四经不流行的内在原因何在，或日是什么原因使四经不流行，其三，现存敦煌九经中，为什么《谷梁》写卷很少，为什么《尔雅》只有两个写卷?
为便于讨论，我们有必要将敦煌郡或沙州的历史作一简略回顾。隋末时，敦煌被李轨控制，武德二年(619)，唐平河西，在敦煌置瓜州，其后几经变乱，至贞观七年(633)，敦煌改为沙州，至贞元二年(786)被吐蕃攻陷，敦煌一直在唐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是与内地州郡几乎没有区别的一个州(或郡)。自贞元二年沙州被吐蕃人占领，唐王朝失去了控制权，至大中二年(848)张议潮起义，光复沙州至敦煌藏经洞被封闭的11世纪初，沙州是唐朝至宋初的一级节度使治所，与中原王朝有或紧或松的联系。与沙州(敦煌郡)的三个时期相对应，大历末至贞元初之前，凉州、甘州、肃州、伊州、西州、庭州等距敦煌较近的州郡，也在唐朝政府的有效管理之下，其后，陆续被吐蕃占领，大中二年张议潮起义后，虽曾一度被收复，不久又失去了控制权。
敦煌及其临近州郡，在大历末年前受到吐蕃的袭扰前，应处于唐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这从藏经洞所出的公文及各种写经写卷可以得到印证。大中二年之后，藏经洞中的各种文献也可以告诉我们，中原王朝的影响仍在，但已不像陷蕃之前那样联系紧密。敦煌藏经洞所存的儒家经籍，主要是抄写于陷蕃以前，也有少部分是抄于大中二年之后的归义军时期。
笔者以为，敦煌儒家经籍中缺少《周礼》、《仪礼》、《公羊》、《孟子》四经的情况应属唐代的通例，即反映这四种经典在唐代的境遇。
池田温先生指出：
从吐鲁番及其他中亚的干燥地带(库车、和田、楼兰、黑水城等)也发掘出了不少古代文献，因为是从寺院遗址、住居遗址、坟墓等地出土的，所以几乎都是些零碎残片，跟敦煌文献这样有一万件以上长卷的文物都是没法比的。不过吐鲁番文献贯穿了3至14世纪，以其种类
的丰富可与敦煌文献匹敢，不仅如此，因其在数量上比较集中在5至8世纪这一点上，与以9、10世纪为主的敦煌文献有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形成了近年敦煌、吐鲁番并称的状况。
池田先生的话颇富启发性，敦煌文献之外，中国西北其他地区所出文献虽然零碎，但仍可作为敦煌的一个重要参考。近些年来，吐鲁番文献的刊布和整理工作正在加速，如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10册，图版4册，文物出版社)、柳洪亮著《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荣新江、李肖、盂宪实《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流失海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则以小田义久编《大谷文书集成》三大卷为代表，还有陈国灿著《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等。尽管全部吐鲁番文书的刊布有待时日，但由陈国灿、刘安志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和荣新江主编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两部“总目”，可以使我们基本了解欧美及日本所藏吐鲁番文书的内容。笔者翻阅了这两部“总目”，都没有发现《周礼》、《仪礼》、《公羊传》、《孟子》的著录，再翻《吐鲁番文书》(10卷本及4册图版本)、《新出吐鲁番文书及其研究》、《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等中国藏吐鲁番文书，也未发现上述四经的著录。正如池田温先生指出的，吐鲁番文书“集中在5至8世纪这一点上”，而这正是北朝至唐有效管理河西及西域地区的时代，西州、伊州、庭州等地所行为唐制无疑，基本情况与内地州县并无本质区别，质言之，敦煌文献中缺四经，其他河西走廊及新疆地区出的唐代文献中也没有，看来《周礼》、《仪礼》、《公羊》、《孟子》四经起码在唐代前期在今日河西及新疆地区都不流行了。
需要指出的还有两点：第一点，《春秋谷梁传》在敦煌文献中有6件，其中4件为范宁《集解》，其中的3件可确定为龙朔三年(663)的宫廷抄本，另外1件(P.2590)也可能为官方书手所抄，惜无题记佐证；另外两件可缀合为一，乃佚名《春秋谷粱传解释》。这6号《谷梁》写本极为特殊，解释见下文。笔者检阅吐鲁番文书的日本、欧美“总目”及中国藏吐鲁番出土文献中，都不见《谷梁传》。第二点，敦煌本《尔雅》仅有一种，另有两号合为一件的《尔雅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仅欧美“总目”中著录了拼合后的两种及另外一件，数量也很少，为何《尔雅》写本不多，解释见下文。
二
本文讨论问题的中心是敦煌经籍中为何缺．《周礼》、《仪礼》、《公羊》、《孟子》四经，欲从易解者人手，故此节先说《孟子》。前引许建平关于《孟子》的论述中说：“《孟子》在宋时由诸子提升为经，方受重视，故在黑城出土的元代文献中，才会有比较多的《孟子》写本出土。”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认为：“《孟子》原不在十二经之数，汉隋两志列之于子部儒家……《语》、《孟》并列，实由程朱之表彰。嘉祐刻石，《孟子》乃正式列为十三经。自后《四书》为士人所必修。岫陈、许二人所言同。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唐初得太宗欣赏，其中子部有《老子》、《庄子》而无《孟子》，宜乎唐代的敦煌经籍及吐鲁番出土文献中所不见，此事易明。
《周礼》、《仪礼》、《公羊》三经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未见，说明唐代此三经虽列于儒家经部，但实际上修习者少，故出土文献中不见，前文所引许建平文已做出推论，此不再引；陈铁凡《三近堂读经札记》中说：“窃疑《周官》、《仪礼》二书，卷帙过多，委曲繁重。边荒求师不易，明经卒业尤难。承学之士，如急功以求速成者，自避重就轻，舍此而习他经矣。《公羊》、《谷梁》二传本多非常议可怪之论，晋室东渡以后，太学不置《谷》、《公》。刘知几又举左氏三长，《公》、《谷》五短(《史通·外篇》(卷14·申左)，于是左氏独尊，千载不替。是故李元瑾开元八年上疏，盖言‘二礼、公、谷四经殆绝，(《通典》卷15《选举三》)，四经既不见重于世，则传习者寡自不待言。石室之所以无《周官》、《仪礼》、《公羊传》之写本者，或以此欤?”陈铁凡认为，二礼繁重，修习不易；《公》、《谷》不被世人所重，则传习者寡，而敦煌石室中不见二礼、《公羊》；那么，为什么石室中还有《谷梁》呢?此说有部分道理，但漏洞颇多，不足以服人。
敦煌经籍中，《周礼》、《仪礼》、《公羊》不见片纸，《谷梁》仅存六号，情形又十分特殊，其原因究竟何在?笔者认为，这要回到唐代(甚至可上溯至南北朝)的时代背景中去探讨。南北朝时期，玄学、儒学、佛学“三教并存”，甚至道家都有一席之地，儒学虽有国子监一类专门传习机构，但对儒学经典的学习和考核并没有成为进入官场的必由之路，隋炀帝时将科举考试列为人仕的重要途径之一，至唐代，科举考试成为与门荫、杂色人流并列的三种入仕途径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则儒家经典必然有一个被唐代中央政府根据流传情况加以选择、进行官方整理和注释，颁定一种“官定本”以便学习和考核之用。因此，我们必须考察儒家经典在唐初的境遇，必须考察科举考试中(含考前的修习)儒家经典的地位，这样，才会对敦煌经籍中儒家经典的存留状况做出合理的解释。下面，我们从这两个方面加以阐述。
首先看唐代初年对儒家经典的选择、整理和注释。
陆德明《经典释文》在唐初具有较高的地位，据《旧唐书》卷189上《儒学传》记载：
贞观初，拜国子博士，封吴县男。寻卒。撰《经典释文》30卷、《老子疏》15卷、《易疏》20卷，并行于世。太宗后尝阅德明《经典释文》，甚嘉之，赐其家束帛二百段。《旧唐书》卷73《颜师古传》记载：
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令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师古多所厘正，既成，奏之。太宗复遣诸儒重加详议，于时诸儒传习已久，皆共非之。师古辄引晋、宋己来古今本，随言晓答，援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颁其所定之书于天下，令学者习焉。《旧唐书》卷73《孔颖达传》记载：
颖达八岁就学，目诵千余言。及长，尤明《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兼善算历，解属文……先是，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五经》义训，凡一百八十卷，名曰《五经正义》。太宗下诏日：“卿等博综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实为不朽。”付国子监施行。
《旧唐书》卷73之末的“史臣日”对太宗时自诸儒的学问人品俱有评价：“师古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孔颖达风格高爽，幼而有闻，探赜明敏，辨析应对，天有通才。人道恶盈，必有毁讦，及《正义》炳焕，乃异人也，虽其掎摭，亦何损于明。”
至永徽初年，又有一次重修五经的举动．永徽四年(653)二月二十四日，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重修五经工作班子”《上五经正义表》(转引自池田温《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中说：“故祭酒上护军曲阜县开国子孔颖达，宏才硕学，名振当时，贞观
年中，奉敕修撰。虽加讨蕨，尚有未周，爰降丝纶，更今(令)刊定。(和平按：下列长孙无忌、李勋、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褚遂良、柳寅等七名宰相及谷那律、刘伯庄、王德韶、贾公彦、范义祝、柳宣、齐威、史士弘、孔志约、薛伯珍、郑祖玄、隋德素、赵君赞、周玄达、李玄植、王真儒等十六人同修)上禀宸旨，傍摭群书，释左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烦乱，探曲台之奥趣，索连山之元言，囊括百家，森罗万有。比之天象，与七政而长悬；方之地轴，将五岳而永久。笔削已了，缮写如前。臣等学谢伏恭，业惭张禹，虽罄庸浅，惧乖典正，谨以上闻，伏增战越。谨言。”
自贞观开始，至永徽四年，五经已经有了一个“标准本”。非常耐人寻味的是，敦煌文献中P.3311为一残卷，池田温定名为《五经正义卷末编纂列位及抄录记》，除七宰相外，残卷中尚有刘伯庄、柳宣、孔志约、贾公彦、赵君赞等五人列位，第一行下残，其剩余文字为“永徽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右内率府长史弘文馆直学士(以下残)”对照上引《上五经正义表》中薛伯珍的结衔，正与此同，而P.3311写卷倒数第二行作“太学博士薛伯珍覆校”，笔者颇疑此写卷第一行残去部分为“太学博士薛伯珍”。P.3311之所以耐人寻味，是永徽四年刊定五经之后，唐中央政府或许有一次大规模的写定五经颁下诸州的举动，否则，P.3311不会出现。
唐代初年，对儒家经典做了选择、修订，写成定本。选择的依据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经典释文》开始。据此书“序”之“粤以癸卯之岁，承乏上庠”一句看，《经典释文》初创于陈后主至德元年(583)，当隋开皇三年。这样一部大部头的书，绝非短时间能完成，所以具体成书时间大约在隋代当不会太离谱。贞观初年，太宗阅此书“甚嘉之”，即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肯定。颜师古、孔颖达的刊定五经及上引永徽四年的重新刊定，应该是在《经典释文》所选择的经典基础上刊定的。
据《经典释文·叙录》，经典的排序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三礼》、《春秋》、《孝经》、《论语》、《老子》(“虽人不再末，而众家皆以为子书，在经典之后，故次于《论语》”)、《庄子》(“虽是子书，人又最后，故次《老子》”)、《尔雅》。在陆氏眼中，五经加《孝经》、《论语》为经典，《老子》以下三书乃“子书”。
自汉代以来，为五经做注者甚多，至陆氏编纂《经典释文》时，究竟每一经典用何注的问题十分重要，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选择”。今以《经典释文·叙录》为纲，将诸经所用注本情况做一排列。
1《周易》
“王(弼，字辅嗣)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其系辞以下王不注，相承以韩康伯注续之，今亦用韩本。”
今敦煌本王弼《周易注》共20号，缀合成9件；孔颖达《周易正义》存1号1件；陆德明《经典释文》存2号，缀合成1件。
2《古文尚书》
“今以孔(安国)氏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肃本。”
今敦煌本孔安国《古文尚书传》共45号，缀合成24件；陆德明《经典释文》2号2件。
3《诗经》
“唯毛诗郑笺独立国学，今所尊用。”
今敦煌本白文《毛诗》共16号缀合成10件；毛、郑《毛诗传笺》共20号，缀合成17件；孔颖达《毛诗正义》2号2件；另有佚名《毛诗音》3号，缀合成2件。
4《礼记》
“今《庆氏》、《曲台》久亡，《大戴》无传，学者唯郑注《周礼》、《仪礼》、《礼记》并列于学官，而《丧服》一篇，又别行于世，今三礼均以郑为主。”
今敦煌本不见《周礼》、《仪礼》片纸，唯有《礼记》：白文《礼记》共2件缀合成1件，郑玄《礼记注》5号5件，孔颖达《礼记正义》共3号3件，唐玄宗《御刊定礼记月令》1号l件，佚名《月令节义》1号1件，陆德明《礼记释文》1号1件。
5《春秋左氏传》
“(东汉)和帝元兴十一年，郑兴父子奏上左氏，乃立于学官，仍行于世，迄今遂盛行，二传渐微。(原注：江左中兴，立左氏传杜氏、服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立二传博士，诏许立《公羊》，云《谷梁》肤浅，不足立博士，王敦乱，竟不果立。)《左氏》今用杜预注，《公羊》用何休注，《谷梁》用范宁注。(原注：二传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
今敦煌本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共38号缀合成20件，魏徵《群书治要·左传》1号1件，佚名《春秋左氏经传集解》6号4件，孔颖达《春秋左氏传正义》2号1件。
6《春秋谷梁传》
今敦煌本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4号4件，其中3件有龙朔三年宫廷抄写题记；佚名《春秋谷梁经传解释》2号1件。
7《孝经》
“古文孝经世既不行，今随俗用郑注十八章本。”
今敦煌本白文《孝经}26号缀合成20件，郑玄《孝经注》9号缀合成7件，唐玄宗《孝经注》1号1件，佚名《孝经注》3号2件，佚名《孝经郑注义疏》1号1件，佚名《孝经疏》1号1件。
8《论语》
“魏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下己意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于世，今以为主。”
今敦煌本中尤以《论语》写卷最多，已超过90个编号，就中何晏《论语集解》多达74号缀合成60件，白文本《论语》6号缀合成4件，郑玄《论语注》7号缀合成5件，皇侃《论语疏》1号1件，佚名《论语摘抄》1号1件，佚名《论语音》3号缀合成2件。
9《尔雅》
“先儒多为亿必之说，乖盖阙之义，唯郭景纯恰闻强识，详悉古今，作《尔雅注》，为世为重，今依郭本为正。”
今敦煌本中仅有3号，白文《尔雅》1号1件，郭璞《尔雅注》2号缀合成1件。敦煌本《尔雅》为什么只有2件，详见下文。
我们将《经典释文》所用注本与敦煌本比较，可以看出，敦煌本遵循的是《经典释文》的选择，如，关于《春秋》的传注，陆氏云“二传(指《公羊》、《谷梁》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明言《公羊》、《谷梁》已成“绝学”，故敦煌本中《左氏春秋》独盛，《公羊》无片纸，《谷梁》仅6号5件，且属特例，其原因详下文。
第二，唐代前期科举考试的内容
唐代科举考试究竟“考”什么?在《通典·选举典》、《唐会要》、《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选举志》等都有记载，其中尤以《唐六典》卷4《礼部尚书》条为最详，今征引如下：
凡举试之制，每岁仲冬，率与计偕。其科有六：一曰秀才(原注：试方略策五条。此科取人稍峻，贞观已后遂绝)，二曰明经，三日进士，四日明法，五日书，六日算。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凡明经先帖经，然后口试
并答策，取粗有文理者为通。(原注：旧制，诸明经试，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十条，通七，即为高第。开元二十五年敕：诸明经先帖经，通五已上，然后口试，每经通问大义十条，通六已上，并答时务策三道。)凡进士先帖经，然后试杂文及策，文取华实兼举，策须义理惬当者为通。(原注：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开元二十五年，依明经帖一大经，通四已上，余如旧。)
为免行文枝蔓，我们不再去考订诸书异同。唐代六科考试，以明经、进士两科为主，是读书人取得出身的必由之路，而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内容。“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这段话，若不作解释可能难明，笔者稍加说明。准唐制，明经、进士均须考核儒家经典的背诵和理解，《孝经》、《论语》有时加《老子》是必考经典，九经则考生可以有选择，若通二经，可以选一大经(《礼记》、《左氏春秋》)，再选一小经(《周易》、《尚书》、《公羊》、《谷梁》)或以二中经(《毛诗》、《周礼》、《仪礼》)代一大一小；通三经者，则大、中、小各选一经；通五经者，二大经必通。换句话说，九经不必皆通，但二大经必通；中经和小经可由考生选择。因此，敦煌本中两大经不少。而三中经的《周礼》、《仪礼》不见，则如许建平在《叙录》第199页所说，二经“实为职官、古礼之清单，枯燥乏味”，考生舍之而选“文字通畅、易读易懂”的《礼记》为考试科目，则不仅敦煌写本中不见《周礼》、《仪礼》，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不见。至于四小经中的《公羊》、《谷梁》，如《经典释文》所说．--传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则连教师都没有，何来修习之生徒?
我们再核查一下有关记载，为了“继绝学”，从贞观九年(635)起，有关《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无人修习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唐会要》卷75《选部下·帖经条例》条载：
贞观九年五月敕：“自今已后，明经兼习《周礼》并《仪礼》者，于本色量减一选。
开元八年(720)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瑾上言：“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并圣贤微旨，生徒教业，必事资经远，则斯文不坠。今明经所习，务在出身，咸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经邦之轨则，《仪礼》庄敬之楷模，《公羊》《谷梁》，历代宗习。今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殆绝，事资训诱，不可因循。其学生望请量配作业，并贡人参试之日，习《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并请帖十通五，许其入策，以此开劝。即望四海均习，九经该备。”从之。
“量减一选”，是说获得资格后可以在吏部选官时少等一年，是一种优惠；而开元八年的《周礼》等四经“帖十通五，许其人策”，是说其他经须“帖十通六”才能参加策论考试，也是明显的优惠措施，但看来成效不大。
(开元)十六年，(杨玚)迁国子祭酒，玚(又)奏曰：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巳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又《周礼》、《仪礼》及《公羊》、《谷梁》殆将废绝，若无甄异，恐后代便弃。望请能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者，亦量加优奖。于是下制：明经习左氏及通《周礼》等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遂著于式。
至开元十六年(728)底，习《周礼》等四经的人太少，以至于采用通四经者“出身免任散官”。就是说，通过考试后可直接选官，看来优惠的幅度不小。既便如此，这个问题仍未解决。《新唐书》卷48《百官三·国子监》载：
五经博士各二人，正五品上。掌以其经之学教国子。《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为五经，《论语》、《孝经》、《尔雅》不立学官，附中经而已。
笔者不能肯定这是唐代哪个皇帝时的制度，从《尔雅》被列入同《论语》、《孝经》并行，应当是贞元十二年(796)之后的制度。五经博士中，根本没有《周礼》等四经的博士，可见，敦煌本中《周礼》、《仪礼》、《公羊》无片纸，吐鲁番也无此三经出土，当是唐代的通例，而不是敦煌的特例。
四
按常理，敦煌本儒家经籍中应该没有《谷梁传》，而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也不见《谷梁传》，是否敦煌有《谷梁传》为特例呢?
今敦煌本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凡4号，其中BD.15345、P.2536、P.2486三号均为龙朔三年(663)由宫廷组织抄写的，而P.2590无题记，但行款疏朗，书法精美，笔者颇疑其为宫廷抄本，惜未见原件，只是做一推测。这四号写本，很可能是永徽四年(653)五经正义完成之后，有一次大规模抄经书的活动，《谷梁传》也在其中，之后，发到敦煌州学中，由于某种机缘，才得以保存下来。颇具讽刺意味的是，P.2590背所抄为佛书《大乘人道次第》，P.2536背所抄为《乙巳占》。两号背部所抄当为中晚唐时，可见《谷梁传》在中晚唐时的境遇，与我们上节的论述暗合。至于P.4905+2535佚名《春秋谷梁经传解释》，究竟是否为唐本，尚待讨论。
《谷梁传》有敦煌本，笔者推测其用意与陆德明所云“近代无讲者，其学遂绝，故为音以示将来”之意相近，即唐中央政府对有人修习《谷梁传》仍抱有一线希望。
五
敦煌本《尔雅》只有三号，P.3719为白文《尔雅》，卷背有舞谱3行。P.2661+3735为郭璞《尔雅注》，卷末有大历年号题记，学界对此卷年代争论较大。在吐鲁番文书中，笔者检获了11号3件《尔雅》，均为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它们是：CH323v、CHl577v、CH2917v、CHl246v、CH343v《尔雅音义·释鱼·释鸟》；CH／U6779r、U560、U564b+U546a+CH／U7111+U564c<<尔雅·释天至释地》(郭注)，此件为交河故城出土；CH／U6783为《尔雅音义·释虫》第十五。
《尔雅》在《经典释文》中排于《庄子》之后，只当作“字书”，未被列为经典。《尔雅》进入科举考试是在天宝元年(742)，因《老子》为崇玄生考试内容，一般举人的《老子》则由《尔雅》取代，贞元五年(785)又以《老子》代《尔雅》；贞元十二年(796)又重归天宝元年的规定，以《尔雅》代《老子》，此后《尔雅》正式进入考试科目之内，成为与《孝经》、《论语》一样的考试科目，迈人儒家经典的行列。(详情请参见笔者《对敦煌本<老子道德经)及其注疏本的一点新认识》，《敦煌学辑刊》2008年第3期。)
唐代前期，《尔雅》未成为儒家经典，敦煌本所存不多，不足为奇。而吐鲁番出土的文书是否为唐代前期者，因未见原卷不敢确定，或是中唐以后物也未可知。
初稿完成后，承畏友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通读一过，他认为德国国家图书馆所藏11号3件《尔雅》均为回鹘时期写本，即公元840年后的写本。
结语
一个“门外汉”，说了些“外行话”，只是个人读书的一些心得，写出来供同行们批评而已，这是笔者的真心愿望。
后记：此文写成后，承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通读并提出意见，笔者对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