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艺术理论中的“中国艺术精神”
曹伦
摘要:关于“中国艺术精神”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提出的“时代精神”论。宗白华在留徳期间以及在抗日战争的八年当中进行了持续性的思考,最终使得“中国艺术精神”开始更加的成型以及逐步的趋于成熟。东方美学中基于“哲学三慧”说以及“生命情调”论将“中国艺术精神”归结为道德性以及艺术性两根主要的支柱,其意在与更好的激发出隐藏在灵魂最深处的中华民族的全民抗战的钢铁意志。唐君毅的研究认为,中国的本华在本质上是对于个艺术学科之间的“相通相契”性进行艺术性的强调。在整个中华民族抗战的阶段,“中国艺术精神”起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其激励了我国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凝聚力以及自我的自觉意识,并且将“中国艺术精神”理论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并且引发出了关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多元化思考。在当前,全体的中国人民都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的过程当中,再反过来对于宗白华等先辈树立的“中国艺术精神”进行研究无疑具有较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艺术精神;时代;文化;心灵;凝聚力
进行“中国艺术精神”或者叫“中国精神”的探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回顾在上个世纪中期在我国学界引起广泛讨论的“中国艺术精神”。关于“中国艺术精神”的最权威著作毫无争议是徐复观先生在1966年推出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但是其本身却有着更加深远而且广泛的渊源。唐君毅先生在该书问世之前的二十几年就做过相关的研究。另外,唐君毅先生的老师以及后来的同时宗白华先生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就一直致力于“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而且其还将中国与西方的艺术精神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对比。后来,在五十年代,唐君毅先生与徐复观,东方美在台湾以及香港也进行了相关的交流与合作,此时大陆的李厚泽现行也进行了相类似的研究[1]。也就是说,我们要想针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首先需要跨越简单的唐君毅以及徐复观视野随后进行进一步的往前和扩展。我们需要看到,我们中国的艺术精神问题本身绝不仅仅在中国学术语境的内部进行产生和存在,而且也不仅是对于国外的相关学术概念进行沿用,其本身渊源于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思想与欧洲的先进文化精神理念进行跨艺术和文化的交融[2]。因此,对于其进行研究和追踪就显得十分的具有必要性。
1.探析欧洲的“时代精神”论以及“文化心灵”论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我国的现代艺术理论的或者说美学的产生以及演变、发展都受到了欧洲的文化、艺术理论以及传统思想的影响,总体上十分的丰富而且较为复杂。比如,Giovanni Battista Vico将艺术视为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的基本形式[3],并且在其1725年发表的著作《新科学》当中,通过“诗性智慧”以及“诗性历史”等相关的概念,力图能够阐明相关的主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次主张慢慢在整个欧洲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感召力的思想或者理论上的传统。在随后的的“西学东渐”時代当中,此思想开始逐渐的对于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起到启蒙的作用[4]。单纯的就“中国艺术精神”的相关问题来说,对于其产生以及发展具有最强推动作用的当术“文化心灵”以及“时代精神”两大理论。
与以上的两大理论进行比较和研究,真正带给中国的美学家更加深刻而且直接启示的是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著作《西方的没落》,次数本身共有两卷,分别问世于1918年以及1922年,他认为每一种文化本身都有独特的“文化心灵”,其开创了在文化比较形态视角下的不同文虎形态本身的艺术精神以及全新的思路,其认为:民族文化的艺术形态与民族文化的心灵之间必须要相互适应[5]。但是,对于研究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专家学者来说, Spengler的独特其实主要在具体的文化形态之下进行具体路径的务实铺设:在不同的文化当中进行不同象征形式的挑选,并且在从中进行“基本形象”的挑选随后进行深入的研究。如果我们相信每一种文化本身都有自身独特的能够具有对等物或者对应物的象征形式时,我们可以运动其独特的象征符号来进行其自身独特意义的表达,最终会形成一种能够对于该种文化独一无二的选择。“每一种文化本身都与广延或者空间之间有着非常深刻的而且是近乎神秘的关系,并且需要在广延以及空间当中进行自身的实现”。目前看来,此种论断本身可能可能比较的武断,其有可能会对于没有一种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多样性有一定的忽略,但是其却给予了最早研究“中国艺术精神”的宗白华等研究人员巨大的精神感召力量[6]。
2.宗白华:中外在比较视野当中的“中国艺术精神”
宗白华最为以其独特的“美学散步”的整体方式,在整个学术界获得了极大的推崇,虽然一直到1981年宗白华才出版其第一步论文集式的著作《美学散步》,但是宗白华对于“中国艺术精神”却早在其青年时代就已经开始起步。年轻时期的宗白华亲自的参与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当中,虽然宗白华数次的更换专业但是,其对于哲学却一直有着深厚的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宗白华曾经发表论文《萧彭浩哲学大意》通过该文来对于叔本华的哲学思想进行介绍,同时在书中他还提到了老子以及康德[7]。随后又发表了《康德唯心哲学大意》等一些列的相关论文。随后宗白华还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的筹备,并且在上海担任起了《学灯》的编辑,并且还发表了《问祖国》等一系列的新式。此阶段的宗白华,曾经住这样师法法国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帕格森,并且在其一片相对较长的论文当中对于文化自身的三种形态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区分[8]。
1920年以后宗白华在欧洲展开了为期5年的游学,并且在德国进行了美学以及艺术理论的转向研究。并且在画家徐悲鸿的导游之下欣赏到了罗丹的雕塑,随后宗白华到了柏林大学以及法兰克福大学进行学习和交流,正是在那里宗白华认识了Max Dessoir以及Alois Riehl,由于彼时德国刚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个时候Spengler所倡导的比较分析模型以及形态学的思想正处于大热的时期。而正是在那个阶段,宗白华自身的思想也产生了较大的飞跃,开始从“时代精神”开始往族群精神以及民族精神上面进行具体的反思[9]。
1932年以后,宗白华开始出现自身思想的急剧突破,由于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特殊阶段。正是由于此阶段本身的特殊性使得宗白华以及其他的相关知识分子在艺术精神以及文化精神上开始有了更加具有突破性的激励方式。并且提出了与群组性的文化心灵自觉以及艺术精神的表达进行关联的全新的思想。此时的宗白华已经从中西比较的美学事业当中去进行中囯艺术特质的反思性框架进行构建了。究其主要原因,是他一直坚信中国的艺术当中自然有其伟大而且又具有独特性的“中国心灵”或者说“中国精神”存在。但是其并不像西学那么成体系而且严禁,而是与中国一贯的“点到为止”的美学思想不
谋而合[10]。
3.徐复观:独尊道家“中国艺术精神”的基本观念
徐复观是将“中国艺术精神”进行明确的标注并且进行潜心研究的第一个人。其于1966年出版的《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在整个学术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987年此书开始进入大陆,随后经过多次的印刷对于整个大陆的学术界也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11]。毫无疑问,徐复观进行“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是在宗白华以及唐君毅等人之后的,但是在其著作当中并没有对于他人的著作进行引述,就好像其他人多著作对于其根本没有起到任何的影响一样。细究起来,这无疑是非常的不符合整个学术界的惯例的,虽然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从其《自序》当中可以发现,这为在后半生才决心弃郑从文的人,之所以选择“中国艺术精神”进行研究,仿佛像是其对于自身学术的“发现”一样[12]。
我们确实应该看到与其他人多额思想相比徐复观的思想存在明显的不同,其研究都是基于“科学、艺术以及道德,是人类三大支柱”的大背景之下。而中国的文化在科学上依然不够发达,但是在道德以及艺术上面确实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3]。因此其进行《中国艺术精神》的撰写初中也就是了为了对于整个中国的文化当中的艺术支柱进行重点的阐述。
4.结语:“中国艺术精神”研究回望
从上而的论述可见,在这群现代知识分子内部,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理解毕竟有着不同,而这正是导源于他们各自的哲学立场及艺术体验的重心的差异:宗白华从中西比较美学视角出发,以道家哲学及美学为核心而打通儒道禅、标举时空合一体、崇尚生命节奏;方东美基于艺术乃“生命情调”的戏剧化表达及“哲学三慧”立场[14],建立了艺术性与道德性相互融通的中国艺术精神重建路线;唐君毅相信中国文化在本性上就是艺术的以及各门艺术相通相契,其原因在于中国人把艺术当作余事以及人的胸襟的自然流露方式;徐复观则选择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作为“中国艺术精神”的理想化形态,同时彻底否定儒家美学在“中国艺术精神”中的位置,这是“中国艺术精神”探究中的一条窄化路线;李泽厚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美学及艺术理论系统中输入和提升“意境”范畴之举,加上他后来的“中国民族的文化一心理结构”及“乐感文化”等概念,强调“儒道互补”的儒家美学是华夏美学的主流,这相当于鲜明地呈现出“中国艺术精神”探究的别一条路线。由此看,中国现代艺理论中的“中国艺术精神”探究呈现出丰富而各异的多元化路径。這表明,这个问题本身就充满了多种可能,无法也不必寻求唯一正确的解答。
通过对于以上学者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探索我们可以明确的认识到,此命题的最初提出以及探索的过程当中,蕴含了专家学者们在中国的违纪时刻,进行中国文化复兴的构建以及向往的整体意向。之所以将其举标为“中国艺术精神”,其实最早是来源于黑格尔的“时代精神”以及斯宾格勒的理论“文化心灵”等欧洲传统的思想感召的前提之下所形成的一种自觉行为。此种文化自觉本身的内涵主要为:在现代危机当中的中国可以通过自身与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上的比重进而对于自身文化的积极价值来进行重新的挖掘。在此种文化自觉之心的基础之上,我们回头可以更好的发现中国的传统文化艺术当中所蕴含的利于复兴的基本能量。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命题也就得以产生。我们在进行“中国艺术精神”的命题过程当中不应该仅仅的局限于内部的理论,而是应该基于中国现代的文化复兴而全面的去认识中国现代的整体文化复兴。
随着,“中国精神”以及“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等相关命题出现,并积极的指引,我们开始对于当前的背景条件之下的艺术精神以及中国文化进行进一步复兴的可能性来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之下,为我们提供了比抗战时期远为优厚和充足的集体协作及媒介技术等综合条件,此时,我们的艺术创作与生产及艺术思想或艺术理论创造完全有可能追慕或跨越先辈的成就吗?值得深思和探索。无论如何,宗白华等先辈树立的“中国艺术精神”传统无疑应成为我们可以不断回溯的精神源头之一,尽管当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体系建构的特定需要才是其真正至关重要的出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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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德]黑格尔.析学史讲演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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