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历史回顾及方向
刘晓玲
[摘要]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演进和深化,经历了从双轨制改革到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改革、再到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过程。现阶段,政府依旧是稀缺生产要素的实际掌控者和配置者。人为控制各种要素的价格,影响了价格功能的正常发挥,导致资源错置、寻租腐败。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瞄定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取向。通过稳步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变级差地租的分配模式,完善工资形成机制等措施,加快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关键词]市场化改革;双轨制;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7-0060-04
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中国逐步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开始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转变。总结起来，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大致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为双轨制时期；第二阶段是１９９３－２００３年，为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时期；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３年至今，我国开始了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时期。
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发展历程
（一）双轨制时期（１９７９－１９９３）
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间，中国实施了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渐进式“增量改革”，这种特殊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双轨制。简要来说，双轨制就是在价格和资源配置体系中既有市场经济又有计划经济的双重体制，也就是计划轨和市场轨同时并存的体制。
双轨制是中国经济在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创新，是当时最优的制度安排选择。这是因为，在改革之初，我们对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否运行市场经济还存在着争议。可以说，双轨制是当时改革各方参与者相互博弈的结果。在保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基本框架下，引进市场经济的因素作为补充，进行局部的改进，是改革阻力最小的一种制度安排。
从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非国有企业的兴起，再到开放“经济特区”，这些改革都意味着在计划经济中逐步增添了新的、非计划的市场经济成分。这一过渡性的制度安排，实现了“没有受损者的改革”。在资源配置的改变中没有输家，而有一部分人能赢，这就是在经济学上被称为的“帕累托改进”。
（二）商品和服务市场化时期（１９９３－２００３）
１９９２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要“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１］。根据党的十四大提出的要求，国家和地方都加快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
这一阶段的市场化改革主要是围绕普通商品和服务价格进行的。从粮食、肉、禽、蛋、菜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和基本日用品，到钢铁、煤炭、天燃气等生产资料，一般商品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已经完成了计划轨和市场轨“并轨”，并最终实现了单一的市场价格体制。
一般商品和服务项目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原来没有得到利用的，或者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得到了利用，也使得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效率提高。我国改革３０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特别是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以后，ＧＤＰ年增长速度更是加快，甚至超过了两位数。
（三）生产要素市场化时期（２００３－至今）
普通商品和服务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提供了必要条件。２００３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大力发展资本和其他要素市场”［２］，这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
生产要素市场主要包括金融市场、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等，与之对应的价格即利率和汇率、地价和地租、工资等。相配套地，我国开始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以及收入分配改革等。比如，利率市场化已经大幅推进，只剩下存款利率市场化；又如，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和２０１０年６月１９日，我国先后启动两轮汇率改革；再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城乡二元土地要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等等。
虽然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在加快，但是严格意义上的生产要素市场尚未真正形成。事实上，中国目前在经济社会中的诸多深层次矛盾均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的外在表现。由于要素市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转型等重大关系，此时，改革的焦点就转向如何加速推进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二、加速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的理由
近些年来，虽然我们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了很大气力［３］，但是进展甚微、成效有限。资源紧缺、环境破坏、中小企业经营困难、腐败频发、贫富差距悬殊等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原因总的来说，是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遇到了束缚和制约，即资金、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远远没有市场化。
（一）能优化资源配置
由于我们的市场经济是脱胎于计划经济，市场体系发育不成熟，市场竞争不充分，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强［３］。各种资源的价格，各种要素的价格都被人为压低，结果影响了价格功能的正常发挥。
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率和汇率是资金的价格表征，在我国，人民币的存贷款利率和汇率被央行严格管制。由于人民银行的独立性尚未完全实现，资金的价格和配置实际上仍旧被政府严格地控制，市场机制受到了很大限制。二是我国农村的土地是属于集体的，城市的土地是属于国有的。在“农转非”时，城乡之间的土地禁止直接交易，这意味着土地市场价格也无从发现。三是没有工资形成的市场机制，即工资谈判机制。长期以来，资强劳弱，劳动者缺乏与资方进行工资谈判的能力和有效的渠道，企业工资分配制度和分配结果都是资方主导。劳动力的价格与劳动者的贡献往往不匹配，所以ＧＤＰ的增长率远高于工资增长率。
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实质就是发挥价格变化对市场供求的自动调节作用，矫正要素价格扭曲，引导要素价格的真实回归，最终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政策贷款、人情贷款的发生，以及大量的土地减少，就是因为政府掌握了信贷和土地等要素资源，很多人通过非市场的手段来低价获取生产要素，而没有采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所以消除这些扭曲因素最有用和高效的办法就是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二）能消除寻租腐败
在经济学中，计划价低于市场价的价差叫做“租”。政府掌握了稀缺生产要素，也就获得了要素价格的控制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运用走关系、行贿等手段接近权力，从而获得计划价和市场价之间的价差（租金）。
在我国信贷市场，央行通过将名义存款利率压低在通货膨胀率以下，降低了银行吸收存款的实际成本，这相当于国有金融机构直接从民间攫取“租金”。与此同时，央行通过控制贷款利率低于市场真实利率水平，降低了融资成本，刺激了各部门的贷款及投资需求。但由于银行体系基本上是国有的，各级政府在信贷的发放上其实有很大的权力。大量的中小企业和居民被排斥在信贷市场之外，政府和国企却具有很强的信贷能力，这又为各级政府部门创造“租金”机会。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征收是农地实现转用的唯一合法途径。这意味着土地交易不是市场行为，因此土地市场价格也就无从发现，征地补偿标准就必须借助市场以外的方法来确认。而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地方政府的预算内收入远不能维持当地的财政支出。地方政府既需要大量土地以应对城市化的需求，更需要依赖土地转让收入补充正常的财政预算和城市扩张所需的资金。财政压力为地方政府压低征地补偿提供了较强的动机［４］。这就决定了失地农民所获得的实际补偿远低于土地的市场价格。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与土地有关的寻租行为的租金。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地方政府利用手中强制性的征收权，从农民手中低价征地，并在土地市场高价出售，这就是地方政府在城乡土地流转中能获得最大经济租金的制度基础。
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就是铲除权力对于市场交易活动的干预和控制，动摇寻租腐败的制度基础。
（三）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的集中表现就是中国经济内部结构失衡，即将出口和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深层次的原因是我国内需不足，只好采取压低国内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参与国际贸易，并分别配合以出口导向战略和投资驱动战略。
以汇率为例，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的国际市场价格。长期以来，我国人为地压低了人民币汇率。因为人民币汇率越低，中国商品就越便宜，出口就越多。于是，以２００１年加入ＷＴＯ为契机，从２００２年起，出口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此后，中国出口和贸易顺差大幅增加。
不仅在出口这驾马车上需要低成本，在投资上也同样需要。为了刺激投资，我国又人为压低了利率。利率是借贷资金的买卖价格，是资金这一生产要素的价格成本。因为高投资需要低成本资金支持，因此我国的利率一直保持在低水平上。以利率水平为例，１９９６年至２００２年的实际利率为３％，而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１０年的实际利率为－０．３％，处于负利率状态。
从短期来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会导致相关要素资源价格上升［５］，但长期来看，利率上升有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抑制投资；汇率、工资和土地成本上升有利于合理体现我国出口产品的真实价格，减少出口。通过要素价格的提升，既抑制投资的扩张，又减弱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一石二鸟。从更深层面上看，巨额外汇储备和庞大的流动性过剩，都是国民经济过度依赖出口、过度依赖投资的货币表现。从源头上进行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能自动地限制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削弱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这在事实上强化了培养内需的动力，也增强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潜力。
三、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方向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６］。可见，市场化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重点。更为关键的是，此次市场化改革集中关注的内容主要是，资本、土地、劳动力、资源环境、技术等“要素市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向要素市场推进的条件已经成熟，在生产要素配置上也应实行单一的市场价格制度。
（一）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
利率和汇率作为资金的价格信号，其水平的高低反映出资金稀缺程度。随着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机构的发育和成熟，要继续稳步推进和完善利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利率市场化的核心是政府放松对存贷款利率管制，解除对银行存贷利差的保护，使利率能够灵活浮动，由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实现利率市场化必须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坏境和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微观基础。只有具备这些条件后，央行才能从存贷款利率管制一线淡出，将利差的定价空间还给市场主体。
同时，汇率作为人民币的对外价格表征，不仅要真实反映国内外汇供求状况，还要客观反映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推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不是简单的升值或贬值，而是改变人民币汇率购买的资金来源。目前，人民币的汇率水平是央行以基础货币购汇来决定的。央行要维持任何一个汇率水平的目标，基础货币的投放量都由此被决定，对内就造成了流动性过剩。因此，要形成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机制，就要改变央行动用基础货币购汇的方式，形成财政性购汇的资金渠道。只有真正市场里产生的汇率才是均衡汇率。更长远地看，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
（二）改变级差地租的分配模式
以国际视角来看，农地实现非农化有两条途径：一是，政府动用征收权征地。在这种关系里面，行政机制是土地资源的主要配置方式；二是，开发商通过谈判转让的方式与农地所有者进行交易。这是一个较为纯粹的市场过程。是征地还是买地，对政府而言，取决于二者之间的成本大小。这对于我国的土地市场改革具有强烈的政策启示。
１．要严格限制征收权的适用范围，确保在“公共使用”领域。同时，在“农转非”过程中，对地方政府设置两条硬约束。一方面，固定一定比例的土地出让金，用以保护耕地、整治土壤和开垦新耕地。另一方面，适当扩大政府对失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无论是拿出资金返还给农民，还是提高征地补偿，都是为了增加征地的成本，最终为严格遵循级差地租规律、实行土地有偿有限的转让制度，大规模利用市场机制创造条件［７］。
２．要确实落实农民的土地产权。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土地权利。土地权利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叫做田底权，一个叫做田面权。田底权就是狭义的所有权，田面权就是使用权。把田面权还给农民，农民可以自由处置，可以自己用，也可以租赁，也可以买卖和流转。田面权在经济学上就是取得级差地租的权利。所谓级差地租就是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超额收入。本来城市化的作用就是靠人的积聚来提高效率的，而现在是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口城市化的速度高一倍以上。结果是土地城市化了，它起不到城市化的作用。提高效率的作用没有，但是城市化的各种毛病全都有，诸如交通拥堵、生态破坏、生活成本提高，等等。落实农民的土地产权还有另外一层重要意义，即它可以利用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将农地的真实“市场价格”发现出来。因此，只有妥善解决了农村土地产权问题，让农民真正享有实质性的财产权利，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收益；才能开启城乡之间土地直接交易的市场通道，打破城乡二元土地结构的制度分割。
（三）完善工资形成机制
１．要改变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不利于劳动者的格局。随着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入，工资形成机制也要相应转换，更多地由市场调节，使工资能够反映劳动力生产率和供求状况的变化［８］。根据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要素价格取决于其相当稀缺程度。如果某种要素相对丰富，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低；相反，如果某种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会相对较高。但是要素禀赋结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不断变化和升级的。相应地，要素价格也会随之改变。如果某种要素的积累速度快于其他要素，从相对稀缺转为相对丰富，那么它的价格就会从相对较高变成相对较低。在动态比较优势下，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一直都在不断地改变。就资本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素而言，我国资本的积累速度高于劳动力，逐渐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同时劳动力的增加受人口增长的限制，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稀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从劳动力较多、资本较少的国家逐渐变为资本较多、劳动力较少的国家，生产方式也会逐步从劳动力密集型升级到资本密集型。这个过程中反映到要素价格上，就是收入分配也会逐步向劳动力倾斜，工资不断上升［９］。
２．建立健全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和支付保障制度。根据若干学者的独立研究，工业企业职工薪资年增长幅度远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幅度。换句话说，“中国制造”一定程度上是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补贴”出来的。健全的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和支付保障制度至少要包含三个层次：一是对进入就业市场的劳动力提供薪资；二是对未进入就业市场的潜在劳动力提供必要的教育；三是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提供生活保障。只有充分考虑到劳动力的代际因素，劳动力的价格才能被真实反映。同时，企业受到劳动力成本提升的充分压力后，才会通过结构调整、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来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可以说是，企业人工工资成本上升倒逼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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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宫秀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