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北平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

    王建伟

    1933年6月至1935年11月，袁良担任北平市长一职。时间虽然短暂，但确是民国北平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期间，由于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之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以及袁良个人勇于任事，涵盖市政、文保等领域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取得初步成效。不过，进入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日本不断扩张侵华范围，华北危机日益深重。1935年11月，袁良去职，同年底南京中央军事力量被迫撤出，北平彻底沦落为一座“危城”，“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无疾而终，刚刚开启的北平重振之路被日军侵华截断。一、袁良就任北京市长

    1931年9月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控制东北之后，迅速将目标指向紧邻东三省并同西蒙和华北接壤的热河省，华北局势骤然紧张。1933年1月1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开启进攻华北的序幕。3月初，热河陷落，北平上空隐现战争阴云，全国舆论哗然，各方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外交政策，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成为众矢之的，于是向南京国民政府请辞，获蒋介石批准。3月12日，中央政府任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取代张学良，同时抽调中央军三个师北上，参加对日抵抗，这是蒋介石嫡系中央部队第一次深入华北，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5月3日，中央政治会议决议，设置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于学忠、徐永昌、宋哲元、傅作义等为委员，黄郛担任委员长。黄郛与蒋介石关系密切，并与日方渊源颇深。5月31日，中日双方通过谈判签署《塘沽协定》，两军停战，在长城以南的冀东和平北的平原地带划出一个“缓冲地域”，一度危急的华北形势得到缓解，北平进入了一段短暂的平稳时期。停战协定签署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于北平的地方机构进行了调整，其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设置了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作为行政院下辖机构，该会名义上下辖华北五省二市（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五省与北平、青岛二市），虽然无法过问各省行政事务，但这一机构的设置对南京国民政府而言仍具有重要意义。在北平的张学良时代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有了一个直接处理行政事务的机构，表明中央对华北控制能力明显提升。

    在此之前，北平的几任市长多由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张学良委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成立前后，开始物色合适的市长人选，最终这一职责落到袁良头上。袁良（1882—1952年），浙江杭县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回国后先到奉天巡警局任职，后进入北京大总统府担任秘书，之后还曾任中央农事试验场场长、奉天警察厅厅长等。1924年北京政变之后，他开始担任段祺瑞执政府黄郛内阁秘书长，1925年任全国水利局总裁，1928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第二司司长。1929年他赴上海任市政府参事、秘书长，公安局局长。1931年之后他又开始担任江西省政府委员等职，从政履历十分丰富。袁良担任北平市长与黄郛密切相关，袁本为黄的嫡系，北平第一次出现了直接听命于中央的市长，这对于袁良后续在北平开展的“旧都文物整理计划”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同时，面对非常复杂的华北政局，黄郛也必须选择一位可靠之人坐镇北平。二、目标：“東方最大之文化都市”

    自元代北京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国都以来，政治因素一直是驱动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1928年北京国都身份的丧失以及由此导致的困境引发了官方以及民间关于城市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大讨论，可以统称为“繁荣北平”计划。当时各方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当北平的政治属性淡化之后，应将文化作为重要的筹码，以帝都时代留下的各种古物遗存为依托，凸显资源优势，建设旅游城市，吸引国内外游客，提振地方经济。不过，振兴故都初期华北局势动荡，北平市长更迭频繁，很多计划只停留在讨论阶段。袁良上任之后，抓住短暂有利时机，开始逐步落实先前“繁荣北平”的一系列规划。

    袁良对北平的发展路径有着清晰的认识与规划，他的一个基本思路是借助文化资源优势做文章，将文物保护、修缮、利用与市政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吸引更多的旅游观光者（尤其是国外观光者），最终目标是将北平从原有的政治包围中解放出来，着重内生动力，谋求城市的长久发展。以袁良担任市长为标志，北平城市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袁良上任伊始，便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市政领域。1933年11月，北平市公安局、工务局和社会局就当时北平急需办理的市政事宜，分别拟定了改善消防计划、挑挖前三门护城河计划、首善工艺厂计划及扩充乞丐收容所计划。但囿于经费等因素，有些计划并未能如期实施。[1]1934年9月，北平市政府向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上市政建设三年计划，将1934年至1936年定为北平市市政建设计划初期，针对社会、工程、卫生、财政等多个方面的实际情况，逐步进行建设和改造，目标是将北平建成“东方一最大之文化都市”，而当务之急为“河道沟渠之整理及游览区之创设”。[2]同年11月，北平市政当局在三年规划的基础上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沟渠建设计划》《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后来，三项内容合称“旧都文物整理计划”。[3]

    1935年1月11日，旧都文物整理委员会成立，附设于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职责主要包括指挥、监督关于执行整理旧都文物之各项事宜，如文物保护、修复等，“凡关于整理旧都文物及谋集中管理有应与其他机构协商者，由本会商请主管机关办理”。[4]与先前建立的类似机构相比，这一机构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不再具有简单的咨询职能，而是更加务实，有更强的执行力，主席由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成员还包括驻平政务委员会内政、财政、教育、交通各部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代表，河北及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北平市市长等实权人物。随后，为统一事权、增进工作效率，北平市政府相应成立具体的实施部门——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袁良亲任处长，工务局局长谭炳训担任副处长。该事务处成立之后，通过多种方式征求道路、工程及古建筑修缮方面的专门人才，进一步强调市政建设的专业化。[5]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是先前“繁荣北平”活动的一个延伸，发展旅游业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北平城内外遍布帝制时期遗留下来的名胜古迹，对西方人很有吸引力，当时来北平旅游的欧美游客络绎不绝。仅1930年北平就接待了五批游历团，每批人数达数百人。旅游业不仅给市面萧条的北平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也有利于增进外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乃至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6]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列出的维修对象包括北平城墙各城楼、箭楼，旧皇城各门楼，全市街道各处的牌楼，以及一些单体古建筑等，选取的标准是历史艺术价值的高低以及现状的危机程度等，天坛是该启动的第一个古迹修缮项目。自从19世纪后期西方人士来到北京游历之后，一直对天坛青睐有加。但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之后，由于大量驻军等因素，天坛长期没有得到有效维护，以及整体建筑遭到了巨大破坏，祈年殿甚至有坍塌的危险。北平市文物整理实施事务处设立之后，天坛维修工程立即开工，圜丘坛、皇穹宇、祈年殿以及门、墙等均被纳入修缮范围。为了保证工程水准，专门聘请朱启钤、梁思成、刘敦帧、林徽因为技术顾问。这次修缮圜丘坛，翻开地坪，去除杂草，重做三合土基础及地面，对于祈年殿的建筑外表、屋面进行整体翻修。所需琉璃瓦件由西山赵家窑和东城通河窑厂生产。屋顶的防水设施根据传统工艺完成。修缮之后的殿名匾额略去满文，仅用“祈年殿”三字。此外，祈年门、东西配殿和宰牲亭等也一并完成。

    在当时“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就已经出现了今日文保领域一直争论的问题，诸如是“修旧如旧”，还是“修旧如新”？是“保持原貌”，还是“焕然一新”？是用传统工艺，还是用现代技术？以北平街市的主要牌楼为例，属于文物整理计划的重点。当时的文物整理委员会以及北平工务局原本计划要加强建筑的本体结构，但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大量使用油漆以及彩画等，最终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焕然一新。当时作为工程顾问的梁思成对此就进行了反思，而这些问题直到今天还一直困扰着文保界。

    为了解决古迹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北平市政府进行了周详的规划。首先划定了游览区范围：“凡由北平为出发点而到达之名胜古迹，皆应划入北平游览区之内，故北平游览区之范围，除包括北北平市区外，其他如八达岭、汤山温泉、妙峰山、檀柘寺等处，皆应包括在内，以便统筹整理。至市区外名胜古迹整理之费用，由省府筹拨或省市会商办理”。北平虽然古迹众多，但分隶于不同机关，各自保管，如故宫博物院隶属于行政院，雍和宫、东西黄寺、前后黑寺、白塔寺、隆福寺、护国寺等隶属于蒙藏委员会，天坛、地坛、先农坛、日坛、月坛以及市郊各祠庙均由内政部坛庙管理所，五塔寺、团城均属教育部在平所设的古物保管委员会，香山静宜园则由香山慈幼院负责。由于“未能统一管辖，各谋其是，因之此修彼毁，彼毁此修，将永无协调之一日，即影响外宾之观瞻，尤使市容整饬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市政府也制定了新的方案，重新调整相关古迹的所属单位，实行统筹规划。[7]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的涵盖内容很广，不仅包括文物古建的修复，还有与之配套的市政建设，如道路、沟渠、商业设施，以及实测市区全图，改善市街房屋建筑，完成行道树等，为发展旅游业提供硬件基础。《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就提出要在内外城铺设近百公里的柏油路，将中南海建为旅游饭店，建立大戏院，以弘扬东方音乐戏曲之优美，并作社会教育之宣传。正如袁良提到的那樣，“一面要修理古代建筑，一面要建筑近代化的路”。[8]此外，整理故都文物实施事务处成立后，还组织编纂了带有导游手册性质的《旧都文物略》与《北平旅行指南》等书籍。《旧都文物略》是袁良应中国旅行社要求，委由市府秘书汤用彬编写完成。全书约六万余言，附刊景物照片二百余帧，包括城垣略、宫殿略、坛庙略、苑囿略、坊巷略、陵墓略、名迹略、河渠关隘略、金石略、技艺略、杂事略等。《北平旅行指南》由经济新闻社社长马芷庠经四个月采集编纂，初稿完成后由小说家张恨水审订，内容包括古迹名胜之部、食住游览之部、旅行交通之部、农工商物产部、艺术文化之部、民众团体之部、党政机关之部、公益团体之部。此外，北平市政府还拟筹划设立导引游客的游览社，类似今日的旅行社，但最终限于局势并未能实现。三、拓展市界的尝试

    袁良任内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扩展市界，因与北平公用事业关系密切的自来水总厂设在孙河，电灯公司总厂设在石景山，电车发电厂则设在通县，这些区域由于不属市辖，给管理造成诸多不便。因此，北平特别市建立之初，地方当局即开始谋划将上述区域并入北平市界，扩大市域范围，但因河北方面反对，未能实行。在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实施过程中，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平市之疆域，距城二三十里之南苑农业区，距三四十里之汤山游览区，都管不着，独西郊所管，距城乃达七八十里之遥。其余壤地线，尤多畸形状态。至于城郊以内地面，除使馆保街界外，旧禁城占城区十分一，管不着。旧三贝子花园周七里而强，管不着。天地日月坛、黄寺、雍和宫管不着。其余尚有某某校某某院各划定势力范围，真真市府所管，有限得很，是为破碎的疆域。”[9]1934年10月24日，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生平第三次来到北平。返回南昌后，蒋对北平建设成绩给予肯定：“北平市之秩序与交通以及卫生行政事项皆有显著进步，最近该市建设游览区计划，实为繁荣平市发扬文化之有效办法、当早日促其实现”[10]。袁良利用此次契机，再次提出扩大北平市区范围的建议，并得到蒋氏的首肯，袁氏也对记者信心满满地表示不日即可实现。

    此次北平地方当局为扩大市界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罗列出几条理由：土地之天然形势、行政管理之便利、工商业状况、交通状况、历史关系、建设计划，称新市界之划定“皆依于市县之实际情况，本乎勘界条例所定之原则，使此衰颓之北平市得赓续发展之新生机，免随国都之南迁而消亡”。[11]此外，为配合游览区建设计划，北平市还提出坛庙管理委员会移归市府接办，并将农事试验场的管理权收回。

    中央方面确实对于北平市界拓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内政部将冀平划界列为急需解决的事宜，并派专门代表黄祖培、吴时中等赴北方协调。不过，扩展市域一事牵涉甚广，虽有中央方面的尚方宝剑，又有南京、上海等地的成功先例，但限于华北区域非常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推展过程并不顺利。河北省对此态度并不积极，并向行政院提出划界异议。大兴、宛平两县民众代表也来到河北省政府所在地天津向于学忠主席陈述反对划入北平市区之理由。冀平双方虽经多次协商，但始终未达成一致意见，最终陷入僵局。[12]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并非北平地方政府能够独立承担完成。由于管辖权以及经费等问题的限制，整个计划的有效实施，与中央的态度关系甚大。整理计划的主要经费均需中央补助，“整理旧都文物办法经行政院通过，经费预算三百零九万，中央负担三分之二强，约二百二三十万，由财政、铁道两部按月分拨，其余由市府自筹。”[13]另外据报道，英商通济隆公司派员向袁表示，愿作商业投资，以助建设费。[14]

    袁良为黄郛亲信，深得其信任。同时，作为南京中央在北平的代理人，被赋予了更多的权力。袁也与国民政府上层有密切关系，多次往返南京与北平之间，为北平争取各种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15]中央对北平的扶植力度明显超过先前几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文物整理计划的有效实施。

    旧都文物整理计划取得了短期成效，从1935年5月陆续开工的天坛、孔庙、辟雍、香山碧云寺、玉泉山玉峰塔、西直门箭楼、妙应寺、智化寺、真觉寺（五塔寺）金刚宝座塔、大高玄殿角楼牌楼、正阳门五牌楼、东西长安牌楼、东西四牌楼、东南角楼、东交民巷牌楼、颐和园内桥梁、西安门、地安门、先农坛西墙、明长陵等项目先后完工。由于实行了“旧都文物整理计划”，曾经作为帝制遗物的宫殿、城门、牌楼等经过修缮之后，呈现出新的时代面貌：“记得七年前的北平，除东交民巷和长安街的大路以外，到处扬尘，现在各大街都铺做柏油路，道路宽阔，市容整齐。从前深红色的城墙上，油漆着的许多蓝地白字的标语，觉得色调紊乱，极不调和，现在又恢复昔日的深红色了。各地的牌楼，如紫禁城四角的守望楼，现在都整刷一新，衬着蔚蓝天色，壮丽宏伟”[16]。

    不过，正当袁良踌躇满志之时，不断逼近的民族危机阻断了北平的重振脚步。进入1935年之后，华北地区战云密布。《何梅协定》签署之后，国民党中央军开始被迫逐渐撤出华北。1935年11月，黄郛辞去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袁良也一同卸任北平市长。此后，原本有限的资源也逐渐向军事方面倾斜，一度颇有声色的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遂告中止。

    袁良任期虽然短暂，但确是民国北平市政建设的一个关键时期，袁氏本人也被认为是“朱启钤办市政以后的第二人”。[17]1947年出版的《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高度评价袁良主导的市政建设，称其为开“北平市都市计划之先河”。[18]

    注释及参考文献：

    [1]梅佳.1933年北平市扩充市政事业计划史料[M]//北京档案史料（第4期）.北京：新华出版社，2016.

    [2]北平市政府为建设北平市政拟定筹款办法致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呈（1934年9月26日）[M]//北京档案史料（第3期）.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3]故都文物整理之一页[N].市政评论，1935-2-1.

    [4]袁良昨到平对记者谈南行经过[N].大公报，1934-12-25.

    [5]整理故都文物？袁良代理委员长[N].大公报，1935-4-20.

    [6]金士宣.北宁路招待欧美游历团谈[J].旅行杂志，1931（5）.

    [7]平市长袁良计划辟北平游览区[N].大公报，1934-10-19.

    [8]1935年北平市长袁良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的新年讲话[M]//北京档案史料（第4期）.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

    [9]半回.破碎之北平市[N].市政评论，1934-5-25.

    [10]蒋视察各省之观感[N].大公报，1934-11-21.

    [11]北平扩大市区[N].大公报，1934-11-22.

    [12]徐鹏.政区调整与民国北平划界纠纷（1928-1932）[M].北京史学春季刊.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

    [13]整理旧都文物委员会即成立经费仍待磋商[N].大公报，1934-12-13.

    [14]整理旧都文物委员会定月底在平成立[N].大公報，1934-12-15.

    [15]袁良昨谒汪何整理旧都文物商定办法[N].大公报，1934-12-21.

    [16]汪亚尘.北游杂忆[J].玫瑰画报，1936（35）.

    [17]铢庵.北平的运命（北游録话之十）[J].宇宙风，1936（31）.

    [18]北平市工务局.北平市都市计划设计资料第一集[M].1947：2-3.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