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社会化：内涵、表现与影响

    摘要：档案社会化是指在档案场域中，通过深化去中心化和推动公众参与，推动档案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重构的过程。论文在明确其内涵的基础上，从档案资源社会化、档案管理社会化、档案服务社会化的角度来分别对其具体表现进行描述，并指出档案社会化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包括档案理论的破坏性创新和档案工作的重新定位。

    关键词：档案社会化档案资源建设参与式档案管理档案服务社会化

    Abstract：Archivalsocializationmeansby strengthening decentralization and promoting par？ ticipation to promote the constantly reconstruc？ tion of archival structur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description of its meaning， this articlepresentstheperformancesfromthree perspectivesofsocializationofarchivalre？ source， archive management and archive ser？ vice. Meanwhile， it points out the impact of it on the disruptive innovation of archival theory and reposition of archival work.

    Keywords： Archival socialization； Archival re？ source construction； Participatory archive manage？ ment； Archive service socialization一、档案社会化的内涵

    社会化（Socialization）在传统意义上属于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专用语，用来表示人类学习、继承和适应各种社会规范、传统、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元素的过程。随着人类正式步入Web2.0时代，社会化概念进入到传播学领域，与媒体相结合，形成“社会化媒体（Socialmedia）”的概念，意指“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1]。社会化媒体具有参与性、开放性、社交性、社区性、连接性等基本特征，被誉为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场所。如今，社会化媒体已经深刻影响，甚至是接管了我们的日常活动，它不仅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也深刻触动社会结构深层的文化心理、社会变迁、公众参与和政治变革[2]。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化”的概念已经有了较大扩展，它已经不单单体现为社会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同时还体现为社会整体的结构性转向，因为它创设了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语境和文化空间，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言，既然我们的社会正在经历一种结构性的转化，那么，认定有新的空间形式与过程正在浮现，应该是个合理的假设[3]。很显然，至少在目前，“社会化”已经拥有了更为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去中心化”“用户至上”等基本特征，并推动着当代社会交往模式和社会形态的结构性变化。

    “社会化”不断丰富的内涵为我们认识和解释当下的档案新现象和新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概念框架，“档案社会化”的概念得以应运而生。档案社会化是指在档案场域中，通过深化去中心化和推动公众参与，推动档案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重构的过程。“场域”在社会学中往往被视为一种基本分析单位。每个社会、每个生产模式、每个特定的生产关系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独特场域，这个场域往往并不会具象为某个实体地理空间，而是体现为存在着一系列的位置以及这些位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4]。档案社会化的基本立足点是社会模式或社会范例，其两大核心要义分别为“去中心化”和“公众参与”，其最终目标为推动档案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重构，因此，它必然涉及档案场域中各种权力的博弈和利益的冲撞、融合、协调，进而衍生大量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冲突，档案社会化就在这种新问题与解决方案同时进行的循环扩张背后逐渐积累和清晰起来。由于档案本身具有信息和知识的生产、管理和服务的属性，因此，档案社会化在档案资源生产和档案资源管理上得到具体呈现，它意味着：一方面，档案资源社会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档案资源建设过程中，档案资源二元结构不断瓦解，去中心化的多元档案资源结构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档案管理社会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档案资源管理过程中，档案职业主体对档案的控制权不断向社会让渡，参与式档案管理的格局正在形成。二、档案社会化的表现

    （一）档案资源社会化

    档案资源社会化是档案场域中的相关利益主体在档案话语权上博弈的结果，意味着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档案资源建设过程中，档案资源二元结构不断瓦解，去中心化的多元档案资源结构正在形成。它具体体现为：档案资源建设正在由“档案权力”（国家化）转向“档案权利”（社会化），私人建档实践的自治化和集体化的特征愈加凸显，带来私人档案的资源化程度不断提高。私人档案资源建设正在不断出现并持续发展，具体来说，一方面，个体（家庭）建档活动的逐渐兴盛。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捕捉、记录和存储这个世界，而在数字时代，无处不在的技术设备正在并且仍在空前地固化和释放关于个体（家庭）的各种各类活动信息，个人（家庭）档案数量呈现“井喷式”增长.另一方面，社群（社区）建档活动的逐渐兴盛。它是一种以记录和分享社群历史和文化为目标，以广泛收集和保管社群内部生成或与社群密切相关的记录为主要内容，以社群成员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活动。

    由于档案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信息资源，因此，随着私人建档的深入发展以及私人档案资源的大量出现，这其中蕴含着档案社会化在资源层面的元趋势，具体来说，这种社会化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渐进实现和体现。第一，私人建档的“集体化”。“集体化”主要源于私人建档开始由“单一来源”的个体性活动向“多个来源”的集体性活动进行扩展。这种社会广泛参与使私人建档越来越具有共建共享的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在为集体做出贡献，通过分享，被分享的私人檔案的价值也得到提升。这种“集体化”的实现为私人档案实现由“私域财产”向“公域资源”创造了条件，成为私人档案实现资源化的重要路径。第二，私人建档的“自治化”。“自治化”是指个人和社群用自己的话语参与到社会记忆建构中，并成为档案化和文件档案管理的积极参与者来满足其在认同、记忆和管理、问责方面的需求。在档案自治的框架下，个人和社群在其现行和历史文件上的权利得到极力强调，包括所有权、隐私权、利用权，以及在文件生成和保存、元数据和著录机制、鉴定和销毁等决定机制中的权利等，这在本质上体现的是平民或民间记忆对传统统治记忆的权力框架的挑战。第三，私人档案的“资源化”。“资源化”是指私人建档所产出的私人档案不再只是被收藏起来并束之高阁的“私域”财产，而是可以进入“公域”中积极流通，不断创造价值，进而升华成为能够服务于记忆和文化遗产的社会性档案资源。私人档案开始由“私域性”财产向“公域性”社会文化资源进行转化，这大大提升了私人档案在作为资源上的价值和意义，这些私人档案资源甚至被认为具有和公共档案资源同等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不管是个人（家庭）建档，还是社群（社区）建档，其本身的普遍兴盛，以及相伴而生的私人档案资源的重要价值开始不断凸显，都表明档案资源社会化已经成为一个真实且普遍的事实，是国内外档案领域所不可忽视、更不可回避的重要命题。档案资源社会化在本质上体现的是社会大众对公民档案权的追求，它推动档案资源结构发生历史性变化，并促使着档案工作者的历史使命从“建立一个以公共档案资源为中心，辅以极小部分具有国家历史文化意义的私人档案资源的档案资源体系来服务于国家或政党”转变为“建设一个拥有更多声音的、充满证据和记忆的‘总体档案资源体系来服务于社会各类主体”。

    （二）档案管理社会化

    档案管理亦称档案工作，是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实体和档案信息进行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务的各项业务工作的总称。随着档案资源社会化的不断推进，以及各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档案管理也开始进行自我调整，走向档案管理社会化的道路。档案管理的社会化具体表现为档案专业外部的主体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档案工作中，这其中涉及档案专业主体将自己的权力部分地让渡给外部主体（包括个体和组织），以此形成一种全新的档案现象——参与式档案管理。参与，可视为话语或行为的涉入过程，它往往与公民、民主、平等、权力、话语、开放、共享等密切相关，代表着权力的民主化与大众化，体现着社会的包容性与多元性。在数字时代，“参与”已成为档案实践领域的重要特征和档案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概念[5]，在多個层面得到使用。在此基础上，参与式档案管理可以理解为档案专业主体通过将档案工作的部分权限转让给社会公众或某个特殊群体，当然，它也可反向理解为社会成员自愿且志愿参与到档案管理工作的若干环节中[6]。从档案专业领域来讲，它可以理解为一种分布式人工智能问题解决方案，主要用来吸收大众智慧以弥补档案工作者在知识能力和人力成本上的缺陷，更好地完成其职业使命。当前，参与式档案管理主要体现集中在三个工作领域。

    第一，参与式档案转录（Participatory Archival Transcription）。档案转录是指将档案原件上的原文信息内容转录为当下通用的信息格式以便于识别和理解。参与式档案转录，又可以理解为“档案转录的众包”，即将部分档案信息的转录通过互联网技术转交给社会大众来完成。这类档案信息往往难以依靠自动化程序解决，而需要依靠大量人力成本和智力成本投入来进行数据源处理。这种参与式档案转录是Web2.0时代的一种全新档案管理理念和运作模式，也是数字时代档案馆工作创新的重要体现。它现已在美国、荷兰、新加坡、苏格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积累了良好的实践经验，主要针对档案馆中经过数字化的大量历史文件和古文献，这些材料由于其内容难以识别而利用有限，对此，档案机构邀请和动员社会上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公众参与到内容识别和转录中。以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市民档案员（Citizen Archivist）”为例，美国国家档案馆吸纳公众参与到馆藏档案的标签（Tag）、转录（Transcribe）、阿马拉视频字幕（Subtitle Videos on Amara）、旧时天气转录（Tranoscribe Old Weath？ er）、内容编辑（Edit Articles）等多项内容中，现在“市民档案员”已经成为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特色之一[7]。再如2013年苏格兰启动最大的历史档案转录项目——苏格兰地名转录项目（Transcribe Scotlands Plac？ es）[8]，邀请社会公众对档案馆中数字化的1645-1880年间的15万页的历史档案进行转录，接包方的志愿者可以在网上识读这些档案上的古老手写文字并鉴别其中的地名等内容。

    第二，参与式档案著录（Participatory Archival De？ scription）。档案著录是档案职业的核心职能之一，指对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分析、选择和记录的过程。许多档案学者开始尝试创新档案著录理论和方法，试图在档案著录中吸收公众智慧和大众声音，构建全新的参与式档案著录。温迪·达夫（Wendy Duff）和哈里斯（Harris）创建了一种新的“分离式”著录标准（Liberatory Descriptive Standard）[9]来对档案进行著录，该方法可以创造记录文件持续价值，也就是为研究者创造参与空间，并利用著录分层而将他们自己的故事融入到档案著录中，这样，等于是为文件创造了“子叙事”，甚至是“反动叙事”，最终通过对档案的多元著录来多元叙事。和该方法相类似的另一方法是乔恩·纽曼（Jon Newman）所提出的“档案汇集再访问”（Re？ visiting Archive Collections，RAC）策略，它是一种系统获取和整合档案职业以外的社会主体的评价和贡献来增加档案目录和检索工具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吸引力的方法[10]。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的实现往往是指向某个特定群体的参与，而非Web2.0模型下的完全众包（Crowdsourcing）模式，并且它是对已经编目和著录的汇集进行回顾或再访问，而不是对汇集进行编目和著录，等于是在社群参与和档案重新编目和著录之间建立起合作和参与模式，因为其预设前提为：在特定情况下，用户对于文件（档案）的评价和贡献能赋予其更多的声音和价值。这样就促使传统档案编目和著录中单一的、中立的、权威的和缺少吸引力的话语得到多元性扩展和交互。到目前为止，该方法已经在多个项目中得到有效应用，并且已经纳入到英国伦敦学院档案学硕士生课程教学中。

    第三，参与式档案鉴定（Participatory Archival Ap？ praisal）。档案鉴定是档案职业的另一核心职能。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档案鉴定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权力在“记忆”和“遗忘”上的重要作用，因此，档案工作者被要求保存社会的多元叙事。这就需要档案工作者在档案鉴定中树立一种“社群（社区）”导向的意识，深入理解这些社群（社区）档案的生成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档案工作者被要求必须和社群（社区）成员一起完成档案鉴定工作[11]。参与式档案鉴定已经有零星可见的成功案例，如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南亚社群档案馆就成功邀请社区群成员参与并完成参与式档案鉴定。该校档案工作人员积极向越南、柬埔寨、老挝等社群成员进行咨询，来深入理解南亚社群的使命和愿景，促使其社群档案中包容了该社群本身的叙事和声音。通过与社群成员合作，档案工作者可以根据社群成员自身的价值认知来有效评估社群文件的价值。对此，加拿大档案学者特里·库克（Terry Cook）称，档案鉴定是档案职业的首要的、核心的使命，就目前来看，档案鉴定思想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保管型档案工作者将鉴定职责交付于文件的形成者或管理者；第二阶段是历史学家型档案工作者根据学术研究历史来开展档案鉴定；第三阶段是专家型档案工作者直接根据职能和活动的背景来进行价值鉴定；第四阶段正在向我们招手，即档案工作者与大量的社群成员合作展开参与式鉴定以确保我们档案中沉默的声音得以被倾听[12]。

    （三）档案服务社会化

    档案服务，又称档案信息服务，是指档案机构采取各种形式开发档案资源，为社会利用档案资源提供服务。档案服务是档案管理的组成部分之一，但是为了特别强调，此处予以单独论述。档案服务社会化是指外部个体或机构作为档案馆的服务用户或主动或被动参与到专业性数字档案资源服务的改善中。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档案部门面向社会公众提供的专业服务，它指明档案服务的一种方向，揭示档案服务功能的一种特征[13]。从目前来看，档案服务社会化主要有以下两种主要路径。

    第一，应用公私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 ship，PPP）来推动档案资源的数字化建设和服务。PPP模式，是公共基础设施项目的资助模式。它在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体现为档案馆和外部机构开展资源与技术合作互利，强调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合作，以达到资源数字化建设或是推动馆藏资源开放利用的目的。美国国家档案馆2006年开始启动PPP模式来推动其馆藏在更广范围内、更加便利地得到利用，它相继与Google公司、Fold3.com（又称Footnote）公司、亚马逊旗下CustomFlix Labs、The Generations Network等多家公司开展数字化合作项目以加强数字档案资源的開发和利用。针对越来越多的数字化合作项目，美国国家档案和文件管理署（NARA）还发布了专门的11条合作原则，包括非专有性（Nonexclusive）、数字资源控制权等内容[14]。现在该模式还在不断扩展和应用，不少国家在其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发展PPP模式的要求，如《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2015-16至2018-19合作计划》中明确提出，档案馆将考虑PPP模式等更广泛的融资机会来加速文化遗产的开放和利用[15]。目前，PPP模式在档案领域的应用仍在深化和扩展，也有学者提出了在该模式不断应用过程中所应注意的相关问题[16]。

    第二，采用多种社交媒体功能以提升和改善自己的服务水平和质量。有学者称这种新模式为“档案2.0”（Ar？ chives 2.0），认为档案工作者可以使用社交媒体邀请用户创建信息以及参与到档案功能中，如用户可以添加自己对档案资源的描述、与他人共享信息、为数字化选取资料、对资料进行价值统计或排名以及在档案馆网站上分享信息[17]。可见，虽然“档案2.0”预示着档案领域一系列的转变，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伴随着Web2.0工具的使用，用户开始从档案资源的利用者向档案资源的创建者转变。现在，社交媒体工具在档案专业主体中的应用已经非常普遍，这些应用能让用户更快捷和便利地获得数字档案资源的同时，也能参与到资源评论、分享档案资源，甚至是创建新的信息中。同时，对于档案馆来说，应用社交媒体符合其目标定位，有助于提升机构形象，提升服务能力，加强与用户联系，推动相关合作[18]。如NARA目前已与Youtube公司等20余家社交媒体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共同传播档案信息资源，并允许用户通过多种方式（如书签、标签以及创建链接路径等）进行交互的档案访问，同时还允许用户对这些档案资源发表看法和评论。三、档案社会化的影响

    万物不息，万物不止，万物未竟。对于人类而言，变化是必然的。一切都是可变的，一切都在变化当中，变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的枢轴。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每一项变化似乎都来自于信息技术的推动，快速升级迭代的技术浪潮让人们原来所熟知的东西慢慢变得不同，或者已经转而成为其他东西。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化”这个体现“变化过程”的词汇在当今时代会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因为只意识到变化的方向，还不足以明确其最终图景，档案领域也并不例外。档案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深受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而不断朝着某些新形态进行变动。中国人民大学冯惠玲教授认为，档案领域正在经历三个大的总趋势，分别为数字化、社会化和资源化，这三者不是独自运作，相反，它们是高度叠加的力量，彼此依存，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一个运动的域。这代表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档案领域都会呈现一种不断变化的混乱状态。而就档案社会化而言，它深受数字化和资源化的影响，同时也推动着数字化和资源化的深入发展。档案社会化是一种必然，这对档案界而言有两个方面的意味。

    一方面，对档案理论界来说，档案社会化意味着档案理论需要进行破坏性创新。既有建立在管理和方法层面之上的档案理论，显然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档案社会化过程中所带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这意味着，不管是档案的概念界定，还是档案的相关原则和理论（如来源原则、全宗理论等），都需要在适应档案社会化的过程中进行认识论上的重构，而将社会模式作为我们认识的基点。这其中必然涉及边界的拓宽，由于人们总是倾向于从旧事物的框架中来观察新事物，甚至不惜曲解和排斥新事物来让其适应已知的事物，因此，这个扩宽的过程会痛苦不堪，其中定然会有泪水和伤痛。但是我们依然要迈步向前，并且应该深刻认识到，官僚性或组织性档案资源已经不是档案资源的中心，更多的社会性档案资源正在出现，并且迫切需要我们为其谋得合理性和合法性。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档案学者开始朝着这个方向不懈努力，他们极力呼吁档案行动主义（Archival Activism），并宣称档案行动主义不应该仅仅只是局限于鼓励档案集合的多样性或者是支持其他人在社会正义方面的努力，而应该朝着变革文件管理与档案系统关联和交流的方向拓展，并将其嵌入到社区、组织和社会层面中[19]。

    另一方面，对档案实践界而言，档案社会化意味着档案工作需要进行重新定位。档案社会化不仅带来档案工作者在档案资源建设上的使命变化，即建设一个拥有更多声音的、充满证据和记忆的“总体”档案资源体系来服务于社会各类主体，它同时也意味着在方法论上的重新定位，其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包括如何尊重公民档案权，实现从“被动式掌舵”到“主动式服务”的转变；建立关于记忆和档案的公共利益，包括培育社会对记忆和档案的公共利益的关心；从“掌舵”到“服务”，主导建立一种广泛的公众对话和协商机制来解决涉及记忆和档案的公共利益的公共问题等。事实上，档案实践领域出现的越来越多的以“公众参与”为基础的档案工作改革，一方面是档案社会化的表现，另一方面也可以理解为档案实践领域对档案社会化趋势的积极适应。

    当然，由于身处于变化的浪潮中，所以我们很难明确描绘出档案社会化（包括档案数字化和档案资源化）在未来的明确图景，往往只能在回顾过去的时候，知道档案领域正在并且仍在经历这三种正在发生的趋势。可以明确的是，这三种趋势仍在不断地扩张、加强，预估至少还会持续三十年（因为至少数字化的浪潮还会持续三十年）。当然，这些变化并不全然受到欢迎，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退回原位，甚至对它加以阻止、禁止、否认，或者对其视而不见。但这是全然徒劳的，任何回避或排斥的做法最多只能暂时有效，从长远来看，则违背了历史发展之必然。因此，不管人们承认与否，档案领域所经历的三大变化都将在档案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描画。而这在档案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最佳开始时机。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8XNF019）“特里·库克的档案学术思想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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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刘涛.社会化媒体与空间的社会化生产——列斐伏尔和福柯“空间思想”的批判与对话机制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22（5）：75.

    [3]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宏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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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Cook， T. Evidence， memory， identity， and commu？ nity： four shifting archivalparadigms[J]. Archival Science， 2013，13（2-3）：95-120.

    [6]加小双，安小米.数字档案资源建设中的参与式图景[J].档案学研究，2016（2）：83-88.

    [7]U.S. National Archives. Citizen Archivist[EB/OL].[2019-01-12]http：//www.archives.gov/citizen-archivist/.

    [8]ScotlandsPlaces.Transcribe Archives[EB/OL].[2019-01-12]http：//www.scotlandsplaces.gov.uk/transcribe.

    [9]Duff WM， Harris V. Stories and names： archival de？ scription as narrating records and constructing meanings[J]. Archival Science，2002，2（3）：263-285.

    [10]Newman J. Revisiting archive collections： devel？ oping models for participatory cataloguing[J].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2012，33（1）：57-73.

    [11]Shilton K， Srinivasan R. Participatory Appraisal and Arrangement for Multicultural Archival Collections[J]. Archivaria. 2007（63）：87-101.

    [12]Cook T. We Are What We Keep； We Keep What We Are： Archival Appraisal Past， Present and Future[J]. Journal of the Society of Archivists.2011，32（2）：173-189.

    [13]黃霄羽.“档案服务社会化”与“档案社会化服务”辨析[N].中国档案报，2010-01-25（3）.

    [14]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Principles for Partnerships to Digitize Archival Ma？ terials[EB/OL].[2018- 10- 14]. http：//www.archives.gov/ digitization/principles.html.

    [15] 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 Corporate Plan 2015-16 to 2018-19[EB/OL].[2018-10-14]. http：//www.naa.gov.au/about-us/organi？ sation/accountability/corporate-plan/index.aspx.

    [16]Kriesberg A. The future of access to public re？ cords？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in US state and territori？ al archives[J]. Archival Science. 2017，17（1）：5-25.

    [17]Kate Theimer.What Is the Meaning of Archives 2.0？[J].American Archivist，2011，74（1）：58-68.

    [18]黄霄羽，王丹，冯磊等.档案馆应用社交媒体创新档案服务的必要性[J].北京档案，2016（8）：15-17.

    [19]Evans J， McKemmish S， Daniels E， McCarthy G. Self-determination and archival autonomy： advocating ac？ tivism[J]. Archival Science. 2015，15（4）：337-68.

    作者单位：1.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2.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北京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