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出版探微

    【摘 要】 作为期刊的一种特殊类别，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不仅是多元期刊生态的重要组成，也是研究中国近现代中医发展史及丰富中国专业期刊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本文以梳理这一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创办概况、基本生态为起点，指出该阶段中医药期刊呈现的出版特征，以此勾勒出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出版的整体概貌。

    【关 键 词】民国；中医药期刊

    【作者单位】韩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中医药期刊出版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18世纪末清代名医唐大列等人所编、连续出版近十年的学术文稿《吴医汇讲》，然而，该出版模式在此后数年并未延续和效仿，中医药期刊并未形成独立出版体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先导，打开闭关锁国的中国国门，同时，西方传教士以医学为工具，在中国创办西式医院、西医报刊和书籍，传播西学思想和技艺，对传统中医发展造成了极大冲击。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形成了中医和西医两个不同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1]。戊戌变法后，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影响下，医学界“扬西抑中”的思想逐渐泛滥，民国时期，中医的发展堪忧，发生了诸多关于中医存废的激烈交锋，执政者限制乃至力图取消中医的举措使得中医药事业处于风雨飘摇之中[2]。为挽救中医的生存发展危机，中医医家仿效西医，建立起学校、社会团体等组织机构，并以中医期刊为阵地，营造了这一时期中医药期刊出版的繁荣局面。

    一、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创办的基本生态

    民国时期，大量中医药期刊得以创办，这里主要从创办时间和地域分布两个方面来对其基本生态加以呈现。

    1.创办时间与地域分布

    民国时期，在文人论政、报人报国思想的影响下，各类报刊盛行，中医期刊也不例外。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的中医类期刊共计322种。整体而言，民国时期中医期刊的数量随时间的推移呈波动上升状态。从纵向层面来看，民国各时期的中医期刊的创刊数量不均衡，呈现出较大差异。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创刊数量均为个位数，1928年及之后创刊数量渐增，并于1934年达到峰值，当年创刊数量为22种，并于1937年和1947年再次产生两次创刊高潮，这两年均新创办中医期刊20种。

    从创刊的地域分布来看，民国时期中医期刊的创办地域广阔，不仅涉及国内大部分地区，且将创办地点延伸至国外。不过，中医期刊创办的地域分布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中医期刊集中分布于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北京、福建等东部及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上海地区创刊数量居于首位，超过120种，江苏、浙江次之，也近40种，广东为29种，等于北京和福建两地创办的总数。其他地区，除湖北、四川、重庆、湖南等地创刊数量近10种外，其他省份或城市创刊数量寥寥无几。

    2.创办者

    民国时期，西医逐渐盛行，众多接受西方医学及近代科学教育者，以西医标准衡量中医，甚至对中医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以至于有西医学术团体公开宣称“应组织一联合会对付中医”[3]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为推动中医知识的传播及学术发展，抵制中医“废止论”，探索中医的独立发展道路，20世纪初，以上海中医界为代表的创办者开始创办中医期刊，并在二三十年代形成了中医行业期刊群。这一时期，为维护中医的合法地位，推动中医知识传播，中医及社会各界竞相参与中医期刊的创办，使得中医期刊的创办主体呈现出多元性。这一时期，医学团体、医药院校及医者个人是中医期刊的最主要创办者，而无论是在民国哪一阶段，以中央国医馆及各地分馆、神州医药总会及各地分会及其他各地中医医学学会、协会、公会、研究会为代表的医学团体的办刊数量均占据主流，创刊总量超过200种。医药院校的创刊仅次于医学团体，不过在创刊数量、规模上与前者尚有一定距离，创刊数量为31种。与此同时，中医界的医者和意见领袖为维护中医的合法利益及推动中医事业发展也竞相组织中医期刊的创办，创刊数量达到20种。此外，医疗机构、医药图书社、医药商等或多或少参与中医期刊的创刊。

    二、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出版特征

    民国时期，中国仍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国内战乱不断、民族危机持续加深的社会环境下，中国出版业也历经了与之对应的发展历程。中医界以期刊为阵地，开展期刊创办和发展探索，中医期刊的出版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中医药期刊存续时间短暂

    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持续动荡，民族危机加深专业期刊中医药期刊的出版，存续时间短暂是一个普遍特征。统计发现，除《绍兴医药学报》（1908—1923）、《医学杂志》（1921—1937）、《国医砥柱月刊》（1937—1948）、《医药卫生通俗报》（1916—1926）、《中医杂志》（1922—1930）、《鎮江医学公会月刊》（1923—1929）、《医界春秋》（1926—1937）、《杏林医学月报》（1929—1937）、《中医世界》（1929—1937）、《家庭医药常识》（1930—1936）、《中医指导录》（1930—1936）等少数期刊存在时间较长以外，绝大多数中医药期刊出版时间短暂，少则存在一个月便停刊，最多也少有超过3年。如《三益月刊》（1931—1932）、《吉祥医药》（1937—1938）等仅存在一年便宣告停刊，不少期刊的存在时间更短，半年内消亡的中医药并非个例。如《新汇国医月刊》《掘港医报》仅存在1个月便停刊、《湖北医药月刊》《新中医学报》《中华医药学》在出版3个月后宣告停刊。甚至不少期刊仅出版了创刊号一期便以终刊告一段落。如《晨光国医杂志》仅出版了1期，作为季刊的《医醒杂志》和《国医文献》等仅出版一季便难以为继。

    造成诸多中医药期刊不能维持出版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原因：其一，中医药期刊缺乏社会支持且深受官方打压，发展受阻。就中医而言，长期以来，中医及医馆的建立发展多数行医者个人行为，中医药期刊的创办及出版也多是医药界有识之士的自愿行为，他们将期刊视为发表医学观点及个人见解，进行学术交流的渠道，因而只得到少数医药界专业人士的青睐，不像其他通俗性、大众性刊物拥有较好的受众基础及社会支持。与此同时，中医深受官方打压影响期刊出版。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会议就曾漏列中医中药以至于医学界组织请愿团请愿。1923年，政府取缔中医施行细则；1925年，通过中医不准进入大学学系的法令；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在召开的中央卫生委员曾多次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并通过了《废止中医案》。又如，1935年，在允许中医合法地位存在的“国医条例”颁布前夕，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便致函立法院院长孙科，对此条例横加阻挠。可以想见，在此种背景下中医药期刊发展希冀得到官方支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自然影响刊物的出版生命，幸运的是，极少数得到官方支持的中医药期刊保持了较长的出版生命力，如《医学杂志》及《医药针规》等得到地方政府支持，尤其是前者因得到山西政府的支持存续了16年，是民国时期存在时间较长的中医药刊物。

    其二，战争侵袭，加剧期刊出版动荡。中国本土战争的全面爆发，其社会影响和重创具有广泛性，期刊出版业也概莫能外。“各家厂屋之在租界外者，多有损毁”[4]是对战争带来深刻影响的真实刻画。如《光华医药杂志》《现代中医》《中国医药杂志》《国医正言》《文医半月刊》等均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于1937年7月停刊。此外，如《幸福杂志》《现代医药月刊》《长沙卫生报》《中医新生命》《丹方汇报》《中医科学》等伴随战争的深入于1937年前后相继停刊，就连受到官方支持的中医药期刊也未能幸免。出版16年之久、发行过96册的《医学杂志》不得不在1937年11月被迫停刊[5]。

    2.中医药期刊出版受西医期刊出版的冲击

    晚清以降，在西学东渐思想影响及列强的坚船利炮掩护下通商口岸逐渐开放，西医逐渐获得发展，其医学地位日益显现，不断冲击中医既有的传统地位，加之不少有识之士也纷纷出国向他国学习西方医学，如丁福保、鲁迅、侯希民等人均在日本学习西醫。与此同时，国内西方医院、医学院校的开办进一步促进了西医的发展壮大。官方及西学倡导者在打压中医及中医药期刊出版业的同时，在政策上推动西医药期刊的出版，使其逐渐发展壮大，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出版生命上超过中医药期刊。首先从数量上来看，据《近代主要西医报刊总表（1880—1949）》的统计数据显示，民国时期的西医期刊数量达500种，在数量上超过中医药期刊近200种，这无疑对中医药期刊的发展形成一种挤压。以北京地区为例，从数量上来说，民国发展的各个阶段，其西医药期刊的数量都明显多于中医药期刊，西医药期刊发展比中医药期刊发展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6]。此从出版时长而言，由于西医药期刊的创办机构中政府机构和学术组织占据重要地位，西医的发展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民国期间出现了大量由政府机构主办的西医药期刊，如上海市卫生局创办的《卫生周刊》《卫生月刊》、中央防疫处创办的《通俗卫生月刊》《卫生杂志》、广州卫生局教育股创办的《卫生年刊》等60多种官办报刊。与中医药期刊普遍存在时间较短的现实相比，西医药期刊在出版时长上超过同期的中医药期刊。例如，西医药期刊《中华医学杂志》已出版逾百年，至今仍在出版。

    3.中医药期刊栏目多样，内容驳杂却重心明确

    为了读者阅读的便利及内容分层，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设置多种栏目，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和版面内容资源的优化配置。大多数中医药期刊设置了多种栏目，且保持较为稳定的格局。如《绍兴医药学报》每一期大致设置了20余种栏目，具体包括“杂著”“论文”“学术”“巧答”“学说”“纪事”“近闻”“社论”“医案”“杂录”“专件”“古籍选刊”“通讯”“医药界近闻”“插图”“论说”“短评”“记闻”“丛谈”“小说”“传记”“图书”等栏目，从创立到终刊，其栏目设置基本保持稳定。又如，《医学杂志》的前60册也设置了诸多栏目，包括“论说门”“医案门”“译丛门”“杂俎门”“纂述门”“专著门”“报告门”“星期征稿选刊”“针灸讨论会治法选刊”等栏目。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栏目的多样设置决定了其刊载内容的多元，围绕这些精心设置的栏目，符合栏目主题的内容加以填充和呈现。不过，分析发现，尽管这一时期的中医药期刊栏目众多，但大多数刊物的内容选择仍旧围绕期刊的创办主旨来展开，即主要围绕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主旨进行内容的选择，这也就决定了不同栏目之间载文量的差异。例如，以《绍兴医药学报》来说，其办刊宗旨为“于国医学之足保存者则表彰之，于西医学之足汇通者则进取之，于中西医学之各有短长处则比勘而厘订之，共襄绵力，力谋进步，或亦社会卫生之一助，医学改良之嚆矢欤”。道出了其力图探讨中西医学术理论、促进医疗事业发展的决心，这一点直接体现在刊物栏目的载文数量上。其“论文”“学说”“学术”及“问答”栏目的文章数量占据了主流，可见其一方面注重医药学术探讨，另一方面重视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上述两点也体现在同时期的其他刊物上，例如《三三医报》载文量最大的几栏即为“通讯”及“杂纂”“学说”等栏目，而前者主要在于与读者、患者及医者之间的沟通，后者则力主探讨中医药学术理论。民国时期的中医药期刊纵使栏目众多，内容多元，但却始终有其重心，使得中医药期刊既是医学界探讨中医学术理论的渠道，也是满足医家与患者、医者与医者之间沟通交流的平台。

    三、结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尤为重要的一个时期，也是社会不断动荡、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阶段，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而学习西方医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同时，在西学东渐思想不断深入、西医逐渐在中国本土发展及西方医院、学校逐步在中国社会落地，这些综合因素的影响对中国传统中医形成了巨大冲击，而中国的统治者也极力推崇西医，使得本就不受重视的中医发展步履艰难，中医的存废问题及中西医之间的论战不断发生，尤其是南京政府通过的《废止中医案》更将中医的存废问题上升至文化与政治层面。为了谋求中医事业的持续发展、寻求存亡出路，中医药界有识之士进行了积极探索与抗争，而创办中医药期刊是主要方式之一。例如，针对《废止中医案》，中医界就连续出版《中医药界奋斗号》及《废止中医案抗争之经过》特刊，详细记述中医界反对“废止中医案”运动的全过程，基于此及社会各界的压力，南京政府终不得已搁置了《废止中医案》。

    同时，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的创办与发展对推动民国时期中医学校教育及中医理论和实践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就前者来看，中医学校与中医刊物一直存在密切联系，刊学相辅则是近代中医学校办学突出特征。当时的中医教育家往往也是中医药期刊的创办者，其常常将办学与办刊视为一体，充分利用中医药期刊推广中医教育并创办了“刊授”这一远程教育模式[7]。就后者而言，中医药期刊的刊载内容以倡导中医药理论及医患沟通为主导，这无疑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中医理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民国时期中医药期刊刊载的中医实践对医学知识的普及和推广也极具价值。

    参考文献

    [1]邓铁涛，程之范.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7.

    [2]邓铁涛，程之范. 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270.

    [3]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所. 张赞臣学术经验集[M]. 上海：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2002：15.

    [4]中华书局股东常会. 十年来之报告[M]. 上海：中华书局，1948：2.

    [5]付书文. 民国中医药期刊的文献计量分析[D]. 中国中医科学院，2012.

    [6]段逸山. 中国近代中医药期刊汇编总目[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68.

    [7]沈伟东. 中医往事：1910—1949，民国中医期刊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