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与基本原则
摘要：文章在以往档案学理论联系实际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从档案学本体论出发，概述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与体系，在传统的“三层次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细致的“五层次论”，并将本学科研究方法细分为哲学基础、纲领性原则、本学科专门方法三个部分。论文首次提出了档案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实践本体皈依法”，并阐述了这一基本原则的内涵。
关键词：档案学研究方法实践本体论
Abstract： Based on the previous research meth？ ods of archival theory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out？ lines the level and system of archival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ontology of archives. On the ba？ sis of the traditional“three-level theory”， a more detailed“five- level theory”is proposed， and the method of research in this subject is subdivided in？ to three parts： the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the pro？ grammatic principle， and the specialized method of this discipline. For the first time，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methodology of archival research was put forward - "The Theory of Obedient to Practical On？ tology"， 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basic principle was expounded.
Keywords： Archival science；Research method；Practical ontology
引言：档案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吗？
（一）缘起
在几个不同场合，笔者多次遇到了同一个问题：什么是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怎样描述档案学的研究方法？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是在教学中，使用的教材是本人主编的《档案学概论》（辽宁大学出版社，2011年），本人对该教材中的档案学研究方法部分的内容是不够满意的，因此在教学中直接就该问题向学生们做了自我检讨。笔者在教学中看到了这个问题（教学中发现问题，是我研究档案学基础理论问题的主要原因），别的学者在教学和科研中也会看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在档案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必然遇到的问题，因此，也有很多人在不同场合和本人探讨这个问题。最近的一次是2018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第五届档案学青年学者论坛上，在本人的大会发言“谈档案学原创性的几个问题”之后的交流中，青年学者闫静博士又一次提到了这个问题，当时，其中一位与会者脱口而出的“档案学没有研究方法”之语强烈地刺激了我。本来，这个问题虽早已放到了笔者的“待解决问题”题录中，但还没有在这些问题中排在前面，现在看来，它的位置需要向前提一提了。
科学发展史表明，学科的独立性是以科学方法的独立性为基础的。有无专门的科学方法和比较完整的方法体系是衡量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基本标志之一，每门成熟的学科都会有自己独特的、专门的科学方法。比如，类型法、层位法是考古学独特的专门方法，被考古学界称为“考古学的两把尺子”[1]；田野调查方法（或称“田野工作”）是人类学的专门方法，是人类学学科自我界定和合法化的“商标”，也是成为人类学家成熟职业身份的“成年礼”（rite of passage）[2]……档案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也需要自己的“成年礼”。这个“成年礼”就是具有自身特性的较成熟的理论与方法。早期以经验总结为主要方法的档案学曾被其他有着良好方法论传统的学科看作是一种技能或仅是一个实践领域，这种情形到了需要改变的时候了。
基于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档案学界关注研究方法问题由来已久。而伴随着全球化和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拓展以及现代社会结构的不断发育，具有现代意义的档案学知识体系也在我国学术界得到了相应的孕育和成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档案学人的方法论意识必然再次觉醒，也必然会在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对这一问题给予新的关注，并因此真正成为档案学成熟起来的重要标志。
（二）使命与路径
关于研究方法的研究有两个基本使命，即“使明晰与使掌握”。一是使研究方法体系明晰，建立一个理性、自觉、成熟、多元、浑然一体的中国档案学研究方法体系。一个学科对方法问题的重视程度，本身就是学科发展水平的标志，它关乎学科的独立性和成熟度；二是使档案学学习者、研究者们掌握它，正所谓“法无定法，道有常道”，需要让人们了解、掌握这些“常道”，使我们的学术研究更规范、更科学，使中国档案学科更成熟。此外，现代信息社会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要求我们给予研究方法问题更多的关注，需要我们把握住根本性的东西，否则我们会陷入到混沌与混乱之中。
此前，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档案学界曾掀起一场档案学研究方法的热潮，产生了一批有价值的成果。如吴宝康先生的《档案学理论与历史初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陈永生先生的《对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关系的反思》（《档案》1989年第3期）、《关于档案学方法论问题》（《云南档案》1992年第4期）、《關于理论联系实践的若干思考》（《档案学通讯》1994年第1期），罗力先生的《档案学研究方法述评》（《档案与建设》1994年第6期）、《档案学专门研究方法论纲》（《四川档案》1995年第2期），林清澄先生的《关于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思考》（《档案学研究》1993年第2期）等。这些作品代表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早期研究成果，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概述：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层次、体系
一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是一个多元、多层次的方法体系，即是一个“方法簇”。从应用性学科而言，学术界多数认可的是“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三个层次。笔者在这里亦以三层次为基本展开路径，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
我们应从如下方面加深对这个体系的理解。
第一，哲学理论是这个体系的基石和认识纲领。必须循着“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认识路径，构建和理解这个哲学体系，并与本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结合起来，使我们的认识更为透彻、贯通、清晰。其中，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方法论中具有纲领性意义。
第二，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式和立场”。这是由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决定的，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会有不同的方式和角度，如科学主义、人文主义，就分别体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认识与研究方法上的不同倾向性，它们不是僵化的、绝对的，因不同的研究对象和不同的研究目标而具有各自的合理性、科学性。其中，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具有一般方法论的意义。
第三，关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它们是社会科学各学科经常使用的通用性研究方法，是我们最为熟悉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也是我们最需要熟练掌握的研究方法。但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常常是难言精通的，使用这些方法时的严谨性也常常是不足的。有些方法，我们也未必熟悉，如从自然科学移植来的实验法。实验法是自然科学中较为常用且公允性较高的研究方法，在人文社科类学科的研究中，也大量使用实验法。社会科学实验法从本质上讲，是自然科学实验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移植和引入，是与自然科学实验法一脉相承的，但二者的实验载体不同。严格的实验法所呈现的研究成果，应该能使不同的实验者在相同操作规程和步骤下，得出相同的结果。显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要复制出相同的实验环境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有人参与的实验，不同时间、不同状态的人的心理活动不可能完全一致。“人文社科的实验方法只能在一定条件下，重复相同的操作规程与步骤，得出相近或相类似的结果，这种实验法严格意义上只能称之为‘准实验法。实施实验法的关键是进行多维度的对比分析。”[3]
第四，关于“需借鉴的其他学科研究方法”。档案学曾被称为“综合学科”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双重属性学科”[4]，其原因主要是“档案学是一门广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其他科学”[5]的学科。的确，档案学与许多其他学科都有很深的渊源，档案化学、档案生物学、档案保护技术学、档案社会学、中外档案史、档案统计学、档案哲学、档案法学等，从名称上就显示了这种深厚的渊源关系。在这种密切联系之下，就必然要借鉴甚至是借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档案化学必然要使用一些化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情况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档案学研究的方法域，加大了研究的难度。
第五，关于“本学科专门研究方法”。罗力曾给档案学“本学科专门研究方法”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一切源于档案学研究和档案工作实践领域的科学认识的方法和改造现实方法就是档案学专门研究方法。”[6]我们也可以把它们理解为“具有明显的档案学特殊性的研究方法”，它们是档案工作实践的特殊性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反映，是档案学研究者不断探索的结晶。它們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基于档案实践与档案学研究发展的必然性，“档案学没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的说法，是源于对档案学缺乏了解，是没有对档案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而得出的草率结论。“问题的症结在于，并不是档案学专门方法没有形成，而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认真地总结、概括、归纳档案学研究已有的专门方法，更没有将档案学专门方法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进行研究而使之成为档案学专门研究方法体系。”[7]事实上，笔者在表1中列出的种种档案学专门研究方法，其档案学自身的特点是突出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也是比较成熟的，将它们称之为“档案学本学科专门研究方法”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笔者要简单地说一说理论与方法之间的关系。理论与方法之间是一种既有联系又有所区别的关系。很多学术理论本身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理论与方法之间有时是双重意义共存的，某种理论既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分析问题、认识问题的方法，如“中国档案分类法”“全宗理论”等。实际上，档案学的本学科研究方法往往是与对应的理论相联系的。
二、档案学研究方法论之基本原则——实践本体皈依法
科学的要义在于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科学研究的路径和方法，也决定了科学的表现形式。几乎所有较成熟的科学研究活动都是在认识论（本体论）的框架下进行的，并遵循特定的认识论逻辑。这种认识论逻辑就成为了本学科方法的核心，即基本指导思想，也是基本价值取向或认识论原则。在档案学社会实践本体论的规定之下，笔者将档案学研究方法论的基本原则称之为“实践本体皈依法”。
（一）档案学研究方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们首先要确定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出发点，即档案学研究方法是由什么决定的。简单地说，档案学研究方法是由它本身的学科属性决定的。进一步说，是由档案学的客体决定的，即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决定的，有什么样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就应有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就如同有什么样的脚就要穿什么样的鞋。
研究方法总体上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具体则是由研究目标决定的。我们只有在明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的前提下去探讨“应采取何种研究方法”或探讨“何种研究方法是科学的”等问题才是有意义的。如笔者进行的档案历史语言学研究采用了计量语言学的方法并发明了族类词汇研究的方法，这就是由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决定的，因为并不是所有历史语言学研究都适合使用族类研究法。这一点是具有普遍性的，学者们往往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而发明相应的研究方法，如牛顿因研究万有引力而发明微积分。
档案学的学科属性是社会科学的应用性学科，其研究对象是档案现象，而档案现象的本体是社会实践[8]。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实践本体是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即档案学的研究方法是由其实践本体决定的，档案学研究遵循的基本哲学路线是“实践—理论—实践检验”。
在哲学中，本体论问题具有优先性，本体论是方法论的哲学基础，因为它涉及存在的本质。有什么样的本体论，就有什么样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档案学本体论是档案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档案学实践本体论决定了档案学实践皈依的方法论原则。
（二）档案学界对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
关于档案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指导思想，档案学界此前的表述主要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社会实践—档案工作实践”出发，由实践到理论（归纳、抽象、形而上），再由理论到实践（演绎、指导），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档案学一直强调的研究方法。以曾三、吴宝康为代表的老一辈中国档案学者，在中国档案事业发展初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强调和运用这一方法，并由此进行了中国档案学理论的奠基工作。
吴宝康针对当时引进苏联档案学理论的情况，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法就是必须把苏联档案学理论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不是教条搬用。我们应该结合我国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改革。”[9]而曾三同志作为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卓越领导人，对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的结合更为重视。吴宝康曾评价曾三“是我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中国档案工作实际来研究和建设中国档案事业和发展中国档案学的杰出领导者”。[10]曾三将档案学与档案工作的关系比作“矢”与“的”的关系，指出“称得起‘理论的档案学，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中抽出来，又应用到实践中去，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结论”。[11]曾三同志本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逐步建立起机关档案室工作、档案馆工作、科技档案工作的理论体系，探索出具有中国本土档案学特点的“档案自然形成规律”等理论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一代档案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较热烈地讨论，代表人物有陈永生教授。陈永生教授发表了《对档案学理论与档案工作实践关系的反思》[12]《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若干思考》[13]《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再思考》[14]等系列文章，对该问题进行了较系统地研究。
（三）实践本体皈依原则的内涵
本着从本体论到方法论的哲学路线，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在档案学研究中的具体化，笔者从档案学实践本体论出发，总结出档案学研究方法论之基本原则——“实践本体皈依法”，即在遵循哲学基本路线的基础上，突出档案学本体理论的统领意义，并与笔者所提出的档案工作根本原则（与社会实践的一致性）相联系。
笔者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本体”，有两个层次的基本含义。第一，是本源之本，即哲学之本体，是指作为档案与档案工作之本源的人类社会实践。社会实践具有逻辑在先和时间在先的双重意义。第二，本身之本，即语义学的本体，指档案与档案工作本身。
所谓“实践本体皈依法”，就是指一切从人类社会实践及其规定下的档案工作实践出发，理论源于实践、指导实践。这里的实践是指社会实践和档案实践，它们分别是代表了整体与分支、母体与子体的两种实践。它们是客观存在的。
笔者在此处提出的“实践本体皈依法”，与以往在档案学研究中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有两点重要不同。
第一，强调宏观社会实践本体的重要意义，突出档案学实践本体论的意义，强调以本体论为理论基础。以往，在理论联系实际的过程中，我们较多地关注了档案工作本身的实践状态，而对于更广泛的社会实践对档案工作的规定意义缺乏深刻的认识。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实践本体皈依法”，强调宏观社会实践对档案工作、档案学理论的规定性，强调档案工作要保持与宏观社会实践的一致性，要全心全意地投身宏观社会实践的怀抱，这是此处“皈依”的主要内涵。
从哲学上讲，以本学科本体论为基础的方法论思想才是成熟的具有本学科意义的方法论。所以，突出档案学实践本体论的意义，是档案学方法论成熟的标志。
第二，强调档案学自身的特殊性、体系性，使之成为档案学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理论联系实际”具有泛化性质，并不能更具体地凸显档案学本身的学科特性，而“实践本体皈依法”源于档案社会实践本體论，它使档案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事实性经验价值理论[15]）等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属于并仅属于档案学的学术体系。
此外，皈依实践本体，不是反理论，而是获取正确理论知识的途径。我们要反对档案界某些人的“反理论倾向”，反对对理论的蔑视。须知人类任何有意义的行为都与一定的理论有关，没有正确的理论，必然没有正确的实践，正如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你即使是在田野里捡石头也需要理论。”[16]人类学家沃尔科特（Harry F. Wolcott）也说：“理论就像锻炼身体或者吃维生素C，有的人过分上瘾，有的人很少考虑，但是没有人可以没有它。”[17]美国社会研究方法专家劳伦斯·纽曼（W.Lawrence Neuman）则更清楚地指出：“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含有一些理论，所以问题不太可能是‘你应不应该使用理论，而是‘你应该如何运用理论。”[18]
理论与实践不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理论不是实践之上、之外的事物，理论与实践是辩证一体的。没有哪种理论是离开特定实践条件形成的（即理论包含实践条件的制约），而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理论观念规定下的实践（即实践包含理论）[19]。此外，除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外，我们还需注意研究方法中较为具体的几大关系：观察和实验的关系、科学事实和因果性解释的关系、归纳和演绎的关系、类推和概括的关系、假说和理论的关系、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关系、想象和科学发现的关系、系统和结构的关系、结构和功能的关系、系统和要素的关系、控制和信息的关系、规律和预测的关系等。
（四）档案实践的特点
笔者这里所说的实践既包括现实的实践也包括历史的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它们分别指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皈依实践本体，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实践是决定性的关键因素，客体决定主体的认识。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需要实践去检验。由此，在我们分析档案学研究方法时，分析档案实践的属性、特点至关重要，它是理论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关键。总体而言，档案实践有如下基本属性与特点。
第一，档案实践与其母体实践活动具有同一性、从属性，档案实践是其母体实践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这个方面，档案学本体论、形成论（自然形成规律）等都有所阐释。笔者总结的档案事业根本原则：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致性，说明的也是这一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强调要理解档案工作，首先要了解社会实践、研究社会实践——宏观的社会实践和微观的社会实践（本行业、本单位的社会实践）。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档案工作。这在档案学研究方法论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第二，档案实践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具有实践空间的广泛性和实践内涵的丰富性，并由此造成了档案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它加大了档案学研究的难度。
第三，档案实践作为一种人类实践，具有实践方式的独特性。就实践方式而言，它由档案事物本身的独特性决定，档案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也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严格地说，世界上没有与档案、档案工作完全雷同的事物，反映到研究方法上，我们反对简单的移植和不加区别的借鉴。能不能将档案与相近事物区别开，是检验档案学学科和档案学学者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
（五）关于实践之“真”与理论之“真”
我们都知道，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人文社会科学所面对的客观存在的实践活动是复杂的，是需要分辨真假的。所谓实践之“真”，包括“客观之真”与“主观之真”，即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实践活动之真与人的主观认识正确反映人类实践活动的主观之真。所谓“假”，也包括“实践之假”和“主观之假”，即不符合人类发展规律的实践活动之假与未能正确反映人类实践活动本质的主观之假。
所谓“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的是真实践而非假实践。分辨这些实践的“真”与“假”，就成为学术研究结果正确与否的首要前提。我们所说的对实践本体的皈依，不是对一切实践的皈依，是对正确实践的皈依。这是档案学研究的出发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档案实践中的“实践之假”相对较多，所以档案学研究者必须具有分辨真假的意识和能力。
理论也有真假的问题。假的理论有两个基本特征：反逻辑与反实践。
一种正确的档案学理论，不论它如何抽象，它都必然与实践之间具有一种统一性。如果我们不能在档案学理论与实践之间找出这种联系，只有两种可能：一是理论错了，它是伪理论、假理論；二是我们错了，我们没有理解这种理论。当然，理论的阐释者也应尽可能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抽象的理论。解释主义者就强调研究者应该深入现实实践去深入领会，并且通过科学化的手段与严谨简明的语言去解释并重建这些概念与含义。通过形而上的抽象以使人们了解事物的普遍意义与本质特征；通过形而下的具象以使人们了解事物的特殊意义与具体特征。这两者的统一，才能真正展现知识的全部面貌。
理工科做研究，有两种基本方法：实验和数学论证。牛顿为了证明万有引力而发明了微积分，爱因斯坦为了研究相对论是先进行了数学论证，而后由英国人通过天文观测加以证实。社会科学研究其实也很相似，它首先也需获得事实，然后通过逻辑论证得出结论，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无外乎是获得实践事实的方法和逻辑论证的方法。
理工科获得事实的方法较为简单，就是实验，其实验对象是死的物，易于把握。社会科学获得事实的方法是调查（直接的或间接的），有时还需试点，调查对象是活的人，复杂多变，不易把握。历史事实则主要通过文献和文物来获得，文献和文物也是由人创作的，因此也较为复杂，特别是文献，因创作者的背景很复杂，有些内容也是真假难辨的。
社会科学最难的不是思辨，最难的是获得真实完整的事实。百分之百的真实完整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只能力求事实（样本）的质量和数量达到论证的需要，趋近真实和完整。
档案学研究对象总的特点，具有以社会实践为根本出发点的无处不在的体系复杂性。这个体系之所以复杂，一方面是由于档案无处不在、涉及面极广，另一方面是由于机要性、保密性等特殊原因造成的。这就使得档案学研究在获得经验事实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难度，甚至使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获得真实的经验资料。比如，如果我们要调查档案失密、失窃、损毁等情况，几乎不可能得到真实的实际数据。因此，需要档案学研究者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调查中去，力求获得较全面、真实的事实资料，以提高研究结果的真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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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