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师死磕政府30年
冯璐 邢晓婧
1942年，侵华日军发动“19号作战”，企图通过摧毁中美在浙江、江西两省建立的机场，打击中国的抵抗意志。但面对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日军蒙受重大伤亡，其第15师团长酒井直次在浙江兰溪被击毙。遭遇挫败的日军动用了臭名昭着的731部队，在浙江展开了大规模细菌战。
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日军在宁波、衢州、义乌、丽水等地投放了大量病菌。731部队还以“治疗鼠疫”为名，在义乌地区进行人体实验。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5年，日军在浙江和江西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细菌战，造成约230万人染疫，其中65万人死亡。
80年后，当许多日本人已经忘记了细菌战的恐怖时，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郎（下文称一濑）却拒绝遗忘。
近30年来，他一直在牵头做一件在很多日本人眼里“吃力不讨好”的事——无偿帮中国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要求日方谢罪和赔偿。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濑一直是中国民间对日诉讼案的关键人物之一。
从日军731部队细菌战诉讼案到重庆大轰炸受害者诉讼案，再到中国慰安妇诉讼案，他帮助无数中国人在日本发声，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曾犯下的暴行。对此，有同行污蔑他“拿了中国的好处”，也有人劝他别白费劲，“不会有结果”。但一濑的脚步始终坚定。
就在前不久，他还在日本众议院发起一场“返还中国文物紧急集会”，百余名与会人士纷纷表示，愿意共同敦促日本政府将文物“还给中国”。日本人有组织地要求政府归还从中国掠夺的文物，还是历史首次。
重庆大轰炸主题演讲会、寻找731部队罪行证据的调查活动、返还文物的下一步行动……已经74岁高龄的一濑步履不停。眼下，他正在为新的调查做筹备工作。面对一长串待办事项，一濑却毫无倦色，还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现在退休还为时尚早。”
“起诉日本”
一濑中等个，眉毛很粗，头发稀疏半白，笑起来很是和善。
他与中国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1995年8月，一濑去哈尔滨参加一场关于731部队细菌战的研讨会，遇到来自浙江省义乌市稠江街道崇山村的细菌战受害者。他们向一濑讲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由于日军731部队1940年对当地开展细菌战，自己14口人的家庭一夜之间死去12个，活着的两个人被后遗症折磨得生不如死。
这些人想要状告日本政府，却完全不知从何入手——他们很少离开生活的村落，走出国门维权简直是“天方夜谭”。
应该帮他们讨回一个公道！得知这一切后，一濑受到很大刺激。一濑的父亲也曾参与过侵华战争，曾参与入侵中国东部沿海和广西。但战后，父亲却从不肯多谈自己在中国的经历。日本国内也在逐渐淡忘这段历史。日本右翼势力，更通过篡改教科书等手段，企图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彻底从下一代日本人脑海中抹去。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很长时间以来，一濑对于日本曾经犯下的历史罪恶一无所知。
“我开始思考自己的国家——一个否定历史、欺骗民众的国家，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从那时起，我意识到上天给了我一项使命。”在道德责任感的驱使下，一濑决定：用自己的法律专业知识，为中国受害者提供援助，同时也为父亲赎罪。
当年12月，一濑第一次去崇山村挨家挨户地走访调研，却被当地人形容为“鬼子进村”，甚至有老人指着他的鼻子骂——曾饱受日军摧残的民众，根本不信会有日本律师愿意帮他们起诉日本政府。
不过，随着一濑频繁赶赴当地考察，详细询问并记录受害者发病时间、感染症状、临终的痛苦等一系列情况，他的耐心、细致和诚恳打动了村民们，隔阂逐渐消除。
另一难题接踵而至。由于时间间隔太久，加上年事已高，一些老人很难回忆起当时的情况，无法提供有力证据。一濑只好和热心的中国民间人士一起通过多个渠道搜集资料，然后再反复确认核实。
在一濑的帮助下，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要求其“道歉和赔偿”。此后10年，历经数十次开庭之后，日本最高法院于2007年宣布中方“败诉”，其理由是日本政府没有义务对中国个人进行赔偿。
“结果虽是‘败诉，但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法院首次认定侵华日军在中国浙江等地使用鼠疫菌和霍乱菌发动细菌战的历史事实，这使日本在国际上遭到谴责。而且，日本政府对参与731部队细菌战的人员，已经取消所有学位。”一濑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他还公开表示，鉴于日本政府一直以来完全无视细菌战历史问题的可耻行径，自己作为日本民众，向细菌战遇难者及其遗属表示衷心的歉意。
此时的一濑，已逐渐将主要精力放在援助中国民众对日诉讼的事业上。他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同行一起，自费赴中国考察，承担中国证人赴日参加诉讼的不菲花销，一次次将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恶推到世界的眼前。仅为重庆大轰炸对日索赔案，一濑就往返中日两地近40趟。
集团诉讼的事务本就繁琐，再加上语言不通，法律体系也不相同，一濑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即使有的审判已经结束，他还继续围绕相关侵华日军暴行进行艰难的取证，一有进展就向法院提交新证据。让一濑自豪的是，每次自己一气呵成地举证完毕，被告方律师从不质询——他们非常清楚，一濑搜集罗列的证据充分而无可辩驳。
一濑在这背后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时间，完全可以用来接手更为赚钱的民事与商业案件，但在他看来，实现正义的使命感，以及过去这些年工作时和中国人民结下的深厚友谊，显然比金钱要珍贵得多。
1942年，在浙江义乌附近进行细菌战的731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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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2005 年，一濑在重庆与重庆大轰炸遇难者遗属会面，并进行取证工作。中图：2018年，一濑（左一）在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和重庆大轰炸相关人士一起研讨案件。右图：2016年，一濑在重庆大轰炸遗址前向遇难者鞠躬。
“还给中国！”
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和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的罪行远远不止于烧杀抢掠和放毒，他们还掳走了中国的大量文物。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对此一无所知。
看到那些从中国掳走的文物被堂而皇之地陈列在日本各大展厅里，一濑的胸中涌起一团火：“事实上，这些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证据！”
“这些原本属于中国的文物在日本多停留一天，真正的日中友好就无从谈起。”一濑说。在他看来，归还文物最困难的地方在于“日本政府从未真正想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中日两国存在明显的温度差”。
要求日本政府主动归还战争时期掠夺至日本的中国文物，这正是一濑2021年发起成立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以下简称推进会）的初衷。
在日前举行的首次公开集会上，推进会初步确定要求日本政府归还从中国辽宁省海城市三学寺掠夺的三尊中国石狮，其中两尊现存于东京靖国神社外苑，一尊保存在栃木县山县有朋纪念馆。同时，推进会还要求归还日本1908年从中国辽宁省旅顺市掠夺的唐鸿胪井刻石，该文物现存于日本皇宫吹上御苑。
一濑告诉记者，在5月底举行的例会上，推进会商讨了相关宣传册的内容，并计划在7月出版。
“从现在开始到今年秋季，我们会加大力度与日本皇宫等机构沟通，竭尽所能推动文物返还工作。”一濑说。
“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是日中两国交往的重要年份，也是让更多日本人关注文物返还问题的好时机。”
“我很幸福”
有观点认为，和一濑并肩奋斗的“战友”们，让更多日本普通民众了解到战争的残酷，继而自发抵抗日本的军国主义，懂得保卫和平的重要性。同时，一濑牵头的诉讼，敦促日本当局正视历史、反省战争，对抗了“美化侵华战争的政治动向”。
在一濑看来，二战后日本实施的“和平宪法”有反战作用，但现在日本国内有修改“和平宪法”的危险，“我们要尽力保证日本坚持现有宪法不改变”。从某种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环节，能为解开中日历史恩怨提供新的钥匙。
然而，作为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濑在日本国内的处境着实艰难。一濑和他的“战友”们，经常接到右翼分子的骚扰电话或威胁邮件，甚至招致“卖国贼”等骂名。种种难关面前，不少人退出了这条荆棘密布的路。
陪伴一濑工作生活的妻子三和女士，也于2019年去世。从此，原本由三和女士负责整理、编排和保管的诉讼文件，都靠年迈的一濑亲力亲为了。《环球人物》记者曾在一濑的办公室看到过那些井井有条、分门别类的诉讼材料，背后繁重的工作和花费的心思可想而知。
“我也烦恼过。”一濑对《环球人物》记者坦言，“每当一桩诉讼告一段落，我就会烦恼下一步怎样继续。”毕竟，这是一条“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路。不过，想到自己帮助的很多中国受害者真的站在日本法庭上，堂堂正正地要求赔偿，一濑都会感到很幸福。这激动人心的一幕支撑着他克服重重困难走下去。
生命不息，索赔不止。许多知道一濑故事的中国朋友说，无论官司输赢，一濑为了正义而开展的艰苦斗争，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都将载入史册。
濑敬一郎
1948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毕业于庆应大学，1981年起担任民事及刑事律师。1995年起无偿帮助中国二战受害者状告日本政府，至今未间断。2021年发起成立“中国文物返还运动推进会”。5787786A-CAFC-4D5D-812F-A1868A60CD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