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高考全国卷Ⅰ第29题的教学启示

    2019年高考全国卷Ⅰ第29题:

    1915—1918年,《新青年》中“革命”“科学”“民主”等出现频次大体相当。1919—1922年,“民主”出现的次数不到“科学”的1/10,不及“革命”的1/20,这种变化可说明

    A.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发生变化

    B.国民革命运动受到民众普遍拥护

    C.资本主义政体模式被知识界否定

    D.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答案:A

    这道试题的难度值应该不会太高,因为用排除法,B项所言早了,革命还没有形成“运动”;从试题材料得不出C项的结论;D项显然更无根据,只剩下选A项。这样是“蒙”对的。基于教材知识进行判断,五四运动前后,李大钊等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苏俄帮助下,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李大钊等建立中国共产党,旨在以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由此推论,“新文化运动主流思想发生变化”成立。这样的推理多少有点儿勉强,因为共产党刚刚成立,党的主张能否影响社会主流思想?毕竟教材只是说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等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当时这些人中陈、李还有社会声望,其他都还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但是,这道题的用意不在于此。命题的学术倾向显而易见,明显提示高中教学要关注学术研究。

    试题所用材料似曾相识。笔者马上想到北京大学王奇生教授的著作:《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①找来翻阅,果然在第73页找到几乎与题目一模一样的材料。该材料也不是王奇生的发现,页下注引自金观涛、刘青峰的论文。五四运动之后社会思潮的发展趋势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大约10年前有一批相关论文问世,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思潮在新文化运动前后有何变化?五四运动如何演变为随后的革命运动?高中教材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分开,影响和意义分别阐述,这种叙述认为,国民大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有因果关系,而与五四运动似乎并无直接关系。这道试题正是抓住了现有教材的“空缺”,合情合理地切入,因此对教学的导向是:五四运动后,“革命”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这是国民大革命兴起的重要背景,不能只看到国共两党的活动。

    近年来,高考命题的学术取向成为趋势。那么,高中文科班教师怎样从该题中获得举一反三的有益教学启示呢?

    一是对革命史的认识。从1840年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应该用“革命史范式”还是用“现代化范式”解释,学术界在本世纪初曾经展开激烈争论。部编高中新教材主编张海鹏先生认为,现代化范式是对革命史的有益补充,但是“革命史范式”是主导,如果纯粹以“现代化范式”分析,中国近现代史面貌就会变得面目全非,脱离历史的真实。②他的看法应该引起高中教师的注意。事实上,在中国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革命”就是历史发展的主线。尤其进入1920年代,革命迅速成为多数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的观念,认为革命是救亡图存、解决内忧外患的根本手段。革命高于一切、革命受到崇拜。知识青年投身革命更是形成热潮。但是,由于过去一味强调革命史,而使革命的主线演变为单一的、僵化的“革命史观”,严重制约了人们的历史眼界。研究五四运动后主流思想的演变,即是从社会视角认识“革命”从“运动之风”发展成为“运动之势”的过程,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国民大革命的社会基础。运用多元视角看待历史,就是要在主线之外,还原、丰富当时的历史图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单一史观造成的偏差,使革命史更加鲜活、生动,丰富“革命”主线,充实和支撑革命主线。高考这道题所反映的正是教材之外的、需要补充认知的、多元视角的革命史。

    中国革命如果从1911年算起,到1949年,长达38年;如果再宽泛一点,往前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往后延伸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则长达80多年。前30年是国民党主导,后50年是共产党主导,前后基本是一个连续的过程。①上述高考试题要求能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主流思想转向革命,其中还暗含一个问题:谁是主导者?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五四运动后率先提出“以俄为师”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孙中山后来也持赞成态度。“国民革命”一词虽然最早出现于1906年由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起草的《军政府宣言》中,但之后16年未见使用,直到1922年中共重新赋予新的内涵后,才逐渐风靡。②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都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中共用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形式开展两党合作,揭示了国共两党此时力量的差异。国民党作为国民大革命的主导者由此显现,而中共后来成为主导者需要一系列的演变历程。

    1924年国民党改组,并非“全盘俄化”,其路线基本上是以“三民主义为体,俄共组织为用”,主要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治党建军经验。③尽管孙中山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釋,但是国共两党“革命”的内涵有区别。共产党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强调国民革命是社会革命的过渡,完成国民革命之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的革命目标则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和一个在政治经济上比西方更平等的改良社会。他不同意在中国实行苏俄社会主义,但在组织上学习俄共不遗余力,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章,基本就是抄袭俄共1919年的党章。④“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既是国民党的口号,也是共产党的口号。1927年之后,两党分野,国民党仍高举“革命”的旗帜,继续北伐。共产党在农村地区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南京政权后的国民党一方面致力于打倒地方军阀,一方面反共“围剿”苏区。

    20世纪前50年的中国历史,革命是主线,但也不能全部用革命史观解释。比如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20世纪上半叶中国沿海及内陆大城市吃穿住行、婚丧嫁娶、娱乐休闲的新风尚,用革命史观一律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显然不妥。因为文明生活是人民富裕后的发展趋势,没有阶级性。反之,国民大革命时期的批斗游街、“文革”初期的“扫四旧”和批斗抄家,无论对革命如何评价都不能肯定。

    二是要关注一个重大事件后的历史发展趋势。1840年以前的古代史,无论哪个王朝,教材只能选择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突出的时代现象作为内容,目前仍在使用的专题更是粗线条的史实勾勒。1840年以来的近现代史则是一个事件接着一个事件叙述,目前使用的必修专题也只抽掉了戊戌变法,将其归纳在选修“改革回眸”之中。近现代史每个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我们基本都能交代清楚,但往往忽视一个重大事件之后的政治和社会变化。一个事件产生的“影响”,教材已经程式化,学生也能背下来。比如鸦片战争的影响,教材的表述是政治家、历史学家的结论。回放到当时的历史场景,有许多具体反响更值得深思。战败没有刺激清朝振作,朝廷没有丝毫革新的表示,北京照样歌舞升平,朝廷关注的仍是内乱,连官复总督的林则徐也将精力投入平叛,不再思考“外夷”的威胁和“制夷”的方略。魏源虽有《海国图志》问世,但该书内容的庞杂说明他“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贵又不确定。徐继畲的《瀛环志略》虽然比《海国图志》更详尽也更准确,但观念仍然陈旧,而绝大多数读书人对外部世界依然没有求知的欲望。当时的中国人没有从战败中领悟世界大势的变化及西方再度侵略的险恶,当然也没有清醒的改革意识。茅海建因此感叹地说: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①

    教材对一个事件的意义往往流于大而化之的评价,缺少具体的、直接的影响探究,因此造成教学的空白。如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高考选择题曾经考过“清中央政府控制力下降”,即太平天国运动动摇了清朝统治,直接表现为清中央政府控制全国的能力下降。其他方面还有,比如造成清政府国库空虚;改变了清朝入关后抑制汉族官员的传统;曾国藩的湘军开创了军阀私家军队的先河。甲午中日战争后,“维新”“变法”成为舆论的关键词,官场亦不避讳。戊戌变法的失败导致顽固派势力上升,正如蒋廷黻所言:“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地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利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对外,是传统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②甲午以后山东出现义和团,顽固势力觉得义和团正是他们需要的武力。义和团盲目排外,反对一切外来事务,运动的失败足以证明,救亡图存决不能开倒车。

    中国近现代史的每一个事件和下一个事件都有着必然的联系,必修专题打破时序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截断了这种联系。因此高中文科班教学一定要指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进步还是倒退,每个事件都与前一个事件有关联,每个事件都有它的历史基因。而历史长时段和短时段的逻辑发展关系,是学术研究的着眼点,也是高考命题的“题眼”。这就好比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而教材中的一系列事件只不过是长河中的朵朵浪花,我们的视域不能因为浪花绚丽夺目就想当然认为已经了解这条河。如果我们从浪花形成和幻灭的视域全方位去观察,就会发现恰恰是那些隐藏在河内河外并不起眼的物质,制造了这些浪花,进而形成了这条长河。高考命题特点,恰恰不在“浪花”,而在那些“并不起眼的物质”中。因此,教师必须大力提高自身的历史素养,对应高考的高中教学必须拉近与学术研究的距离,方能摆脱“教的没考,考的没教”的尴尬境地。

    【作者简介】陆卫平,中學一级教师,江苏省常州市第二中学教师。

    【实习编辑:杨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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