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思想评析

    关键词 西奥多·罗斯福，美国外交思想，帝国主义，国际主义

    中图分类号 K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30-05

    西奥多·罗斯福在任期间取得了显著的外交成就，为后世留下了丰厚的外交遗产。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时，候选人约翰·麦凯恩提出西奥多·罗斯福是他的榜样。①国外学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将西奥多·罗斯福塑造为帝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近些年则开始关注其外交思想中国际主义的一面;②国内学界对西奥多·罗斯福的外交思想也非常关注，刘飞涛强调老罗斯福外交中的现实主义，李庆余称其为保守的国际主义者。③与美国学界相比，中国学者更强调西奥多·罗斯福外交政策中表现出来的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且偏重外交政策研究，对其外交思想的形成与渊源研究尚有一定发掘空间。因此，本文拟利用西奥多·罗斯福的信件、著作等原始资料，在学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其外交思想中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两个侧面，并进行客观的评价。

    19世纪后半期是欧洲各国在全世界扩张、进行激烈竞争，以及帝国主义发展的高峰时期，美国内战后经过半个世纪的高速发展，已经在经济上跃居世界第一，外交上却依然受到孤立主义传统的桎梏。随着美国商业在全球的扩张与崛起，一些政治家主张美国应该加入欧洲大国俱乐部，在世界上争取更多话语权，西奥多·罗斯福是其中重要一员。他出生于纽约一个商人家庭，其家族与欧洲有着广泛的联系，曾在少年时随父亲和家人一起游历欧洲。长大后，年轻的罗斯福成了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任总统之前由于经常发表激进的言论，多次被媒体攻击为沙文主义者。④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支持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除了其自身因素，与其所处的时代密不可分。

    19世纪中后期，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新拉马克主义作为两种盛行的进化论观念从欧洲流传到美国之后，对美国当时的社会思潮、种族观念和文明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①进化论是19世纪欧洲与美国文明观和进步观的逻辑基础，正是对进化论思想的信奉论证了整个时代的文明观，罗斯福亦不例外。罗斯福14岁时阅读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进入哈佛后深受拉马克主义者纳撒尼尔·索思盖特·谢勒教授的影响。②拉马克主义认为物种受到社会条件、自然环境影响的同时，有较大的主动性，相信在环境中习得的特征能够遗传，并构成种族或者民族的主要特征。罗斯福意识到欧洲各种族的发展并不完全符合达尔文的进化论，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主要是由于种族在演化中获得的特征能够遗传，因此他是盎格鲁-萨克逊优越论的信奉者。③他认为，文化、制度、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能力，以及自治能力能够决定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明程度，基于文明的标准将国际社会划分等级，自治的文明和国家有责任去帮助那些“野蛮的、落后的”民族建立秩序，直到他们有能力实现自治。这种逻辑下，扩张对一个优秀的种族以及文明是必要的，帝国主义有助于推动社会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对于美西战争，罗斯福认为是因西班牙的帝国主义制造混乱，是堕落的，美国有义务帮助古巴实现独立和自治，美国的帝国主义在扩张的过程中传播进步、秩序和道德，有益于人类的发展。同样的逻辑与理念也被用于处理菲律宾问题，他宣称美国占领菲律宾并非是要将其变成美国的殖民地，而是要帮助菲律宾最终实现自治。获取巴拿马运河也是一种典型的将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结合的案例，他强调美国是在解放巴拿马人民，修建一条跨洋运河对全人类有益，从而掩盖美国入侵哥伦比亚的事实。故此学者詹姆斯·赫尔墨斯将老罗斯福看作是“更绅士的帝国主义者”。④

    一方面，对“野蛮”或者“半文明”状态的地区，老罗斯福抱有一种家长制的心态，而面对欧洲“文明”大国，他改变了美国在道德上优于欧洲、不应干预欧洲政治的传统外交思想，从国家利益的角度重新定义了美国与欧洲、与世界的关系。宁科维奇认为，18世纪之前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为出发点，在镀金时代开始越来越多从美国在世界的角色这一角度考虑问题。⑤老罗斯福在这个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意识到尽管美国与欧洲大国在殖民与商业问题上存在竞争，但美国的国家利益离不开当时国际体系的稳定，美国不能对欧洲乃至全球的均势局面完全置身事外。他是第一个意识到而且终其一生坚信，美国必须在维持世界权力平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美国总统。⑥因此他积极参与协调1905年摩洛哥危机，阻止德国破坏英法关系以维持欧洲局势的平衡。他为英德关系的紧张担忧，在给塔夫脱的信中写到，“我们在摩洛哥没有真正的利益，但如果知道德國人想要什么而且可以的话我会很高兴满足他的，我真诚地想要改善英德两国的关系，想增加他们彼此的好感”。⑦维持均势的同时，罗斯福一直不遗余力地强调备战，这与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和对英德日等国的敌我关系判断密不可分。

    美国独立之后，英国在美国人的眼中一直是敌人和竞争者，老罗斯福从情感和战略的角度都判定英国不是美国的威胁，尽管美英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但是在感情上与英国更亲近，在未来英国与美国利益一致。而德国威廉二世的扩张政策以及大规模建设海军让他非常警惕，他认为德国是最近的未来美国唯一的威胁，德国并非没有可能进攻美国，德皇有时狂野到可能去做任何事情，进攻目标可能是南美，比如巴西。所以美国必须加快海军建设，只有海军足够强大，德国才不会进攻美国。①

    西奥多·罗斯福因为调解日俄战争获得了1906年诺贝尔和平奖。战争之初，罗斯福偏向日本，并采取各种措施保障德国、法国和中国的中立。②可日本在海上取得胜利后，他担心俄国完败会破坏亚洲和欧洲的均衡局势，1905年6月，老罗斯福开始积极促成两国进行和谈，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以及对东亚局势的敏锐判断让罗斯福产生了防御心理。他认为日本不会对其他民族友好，日本人也决不像美国东部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不道德、堕落的、毫无价值的民族。相反，他相信日本正在崛起为一个嫉妒的、敏感的和好战的强国。如果日本在海上取得优势，受到激怒的话，随时准备从美国手中夺走菲律宾和夏威夷。他认为日本士兵与水手是世界上最危险的。③

    对德日的警惕与防备是老罗斯福强调备战与海军建设的两个主要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在于他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解。他认为在国家内部遵守法律的人不需要武装自己，因为有武装警察、治安官、国民警卫队来强制执行法律，但是国际上却不存在这样的力量。国际法没有权力和措施强迫执行一个国家在国际法中的权利，一个国家如果对另一个或许多个国家做出错误的行为时，并没有相应的惩罚措施。在这种形势下，只能通过强大的整体上正义的武装力量或者是武装力量的威胁来终止骚乱与无秩序状态，强大的武装力量对于保障国际和平十分必要。因此备战不仅仅是为了美国的安全，也是为了国际社会的秩序与和平。为了维护集体安全，必须依靠“文明国家”的武装力量。文明、自由的国家有责任调解和干预地区冲突，充当国际社会的警察。历史学家布鲁姆总结认为，“西奥多·罗斯福的思想深处有两个相互联系又坚定不变的信念，对秩序的追求和对权力的信仰”。④在19世纪末，受当时种族主义和文明观念的影响，老罗斯福是一位坚定的帝国主义者和欧洲均衡外交的实践者，致力于维护当时的国际秩序与平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当时国际社会上已经出现指责与批评这个体系与方式的声音，国际主义思想在欧洲和美国兴起，西奥多·罗斯福也关注到了新的思想。

    国际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认为美国应该积极介入世界事务，包括维护和平、仲裁以及帮助其他国家维持独立和领土完整。19世纪后半期国际主义思想逐渐发展，至一战前美国国内国际主义思潮流派纷呈。⑤托马斯·科诺克强调国内进步主义者的影响，称之为“进步的国际主义”，信奉进步主义的国际主义者强调国际联盟、裁军、自由贸易、公开透明的外交，以及长远的国内国际社会改革。⑥和平主义者亦对国际主义思想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和平运动在美国兴起于19世纪中期，至一战前不断发展壮大，他们提出的仲裁、适当裁军等思想发展成为了国际主义思想中的重要理念。在各流派中法治主义者自成一体，法治主义者认为，法律的效力不是来自于国家的力量而是来自于流行的习俗、社会规则以及仲裁机制，法律是一种中立的超越党派的秩序来源，能够帮助解决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矛盾。他们批评传统的大国均衡政策，倡议以国际法为基础成立国际联盟，强制对成员国进行裁决，建立一个法律管理的世界秩序。⑦法治主义者主张修国际法、成立国际组织、以仲裁手段解决国际分歧等思想，都对老罗斯福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比较老罗斯福与同时期另外两名著名国际主义者伊莱休·鲁特和威廉·塔夫脱外交思想的异同，可以展现老罗斯福在国际组织、仲裁、国际法庭等问题上的主张。

    伊莱休·鲁特和威廉·塔夫脱都曾经是老罗斯福亲密的政治伙伴和朋友，鲁特是国际法的坚定拥护者，主张建立强有力的世界法庭。1915年到1935年，鲁特担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该组织强调和平，反对美国加入战争，而罗斯福从最开始就强调美国参战的必要性，提出战争与和平只是手段，正义才是目标。两人认同建立国际组织的重要性，但老罗斯福想要建立的是一个类似警察力量的国际组织;鲁特强调国际法，对警察力量保持警惕，不认同自动实施仲裁和惩罚，提议如果发生战争可以召开紧急会议，停止交战双方的行动。

    塔夫脱与老罗斯福一样支持武力仲裁，他在1915年担任费城成立的强制和平联盟的主席，该联盟倡导成立一个法治-仲裁联盟，各成员国达成国际协议之后，联盟有权力动用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制裁发动战争的成员。西奥多·罗斯福支持成立维护集体安全的组织，但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反对将所有的事务交于国际机构仲裁，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将损害国家防御战争的权力，国家将无以保护自己。1910年，罗斯福在其诺贝尔和平奖演说中设想建立一个能充当国际警察的组织，其成员国应该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之后再普及其他国家。这个组织更多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司法性的，依赖的不是规则或者规范，而是成员国的判断。①他不反对国际组织应服从国际法，但更强调实力对国际组织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军事力量才能够保障安全和秩序。他将这样的联盟看作是构建国际社会的重要一步，希望各个国家组成的共同体能够像国家内部每个公民之间的共同体那样建立秩序。②老罗斯福认为，适用于个人关系的道德法律也同样适用于国家之间的事务，每个国家有责任正当行事，并保证其他国家也正当行事。正当一词意味着于当时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都认同的观念——自由、民主、正义和公平。③1914年8月到12月，老罗斯福敦促成立了正当和平世界联盟，但遗憾的是，他对这个组织没有投入太多精力，而很快将精力和重心转移至备战运动，积极发表文章，支持新出现的一个非党派组织国家安全联盟，呼吁美国采取普遍军事训练。④

    西奥多·罗斯福原则上支持仲裁问题，在和平奖演说中他提出，为了国际和平，“所有真正的文明的共同体”之间应该签订有效的仲裁条约，条约应覆盖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明确相互之间尊重彼此的领土以及在领土范围内的绝对主权，建议在前两次海牙会议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进一步推动海牙国际仲裁法庭的建设。⑤他在任期间，美国大力支持美洲国家参与海牙公约，推动美洲国家通过仲裁解决分歧。1907年11月，中美洲和平会议在华盛顿召开，最终通过决议，建立中美洲法庭，以解决外交手段无法解决的国际争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社会各界支持仲裁的呼声不断高涨，麦金莱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就称赞仲裁是一种高尚的解决国际争端的形式，认为美英通过仲裁解决委内瑞拉边界纷争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因此老罗斯福对仲裁的支持可谓顺应国际主义思想的发展潮流，然而其仲裁思想又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罗斯福认为仲裁只可能存在于“文明”国家之间，他甚至写道，“如果中国变得像日本一样文明，如果土耳其帝国灭亡，所有的不文明的非洲和亚洲地区被英、法或俄国拥有，我认为达成一個普遍国际协议的时候就近了”。⑥言语间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优越感暴露无遗，恰如刘义勇所言，老罗斯福的“文明”身份意识既推动了20世纪初国际仲裁的发展，又给他戴上了沉重的枷锁。⑦其二，面对“文明”国家，他对德国和日本的防御心理更强，他坚决反对1911年塔夫脱与英国达成无限制仲裁条约的原因，除了他坚信领土、国内事务，以及移民等涉及国家荣誉的重大问题，不能提交国际法庭或者其他国际组织仲裁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害怕该条约会成为与其他国家签订类似条约的样板，比如德国或日本。①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奥多·罗斯福的国际主义思想中依然有着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成分，他坚决批判以国际主义的名义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认为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真正有益的国际主义者只能是一个健康的民族主义者，恰如私人关系中最有可能成为好邻居的人必深爱自己的妻儿一样。以国际主义取代民族主义意味着阉割爱国主义，是堕落和不道德的”。②此外，他没有抛弃早期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一些看法，而是试图将其与新兴的国际主义思想融合起来。历史学家阿兰·道利将一战前美国的国际主义分为两个传统：一个是进步主义的、和平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以著名社会改革家简·亚当斯为代表;另一个主要是保守主义者，以老罗斯福、伊莱休·鲁特等为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东北部的利益，是帝国的构建者、民族主义者，追求美国的商业与国家利益，追求国家权力。③尽管老罗斯福的国际主义思想是折中的、保守的，但是其巨大的威望和影响力还是推动了国际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发展。他对秩序和进步观念的理解进一步影响了威尔逊的话语体系，将19世纪美国孤立主义外交思想和20世纪自由国际主义联系起来，为之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奠定了基础。④学者认为，老罗斯福的国际主义对美国国际角色的定位，为美国在全球称霸划定了框架，是西奥多·罗斯福而不是威尔逊塑造了美国外交的时代。⑤

    在今天看来，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似乎是两种相悖的国际秩序观，但在老罗斯福的思想中，两种观念是融合交织在一起的。这种融合也体现了其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著名进步主义知识分子赫伯特·克罗里曾写道，“如果文明的使命要求美国有一个自己的殖民帝国来彰显其伟大与责任，民主原则并不反对殖民擴张。帝国主义是美国文明对全球的责任，文明的使命是一种国际主义意识形态，所以美国的帝国主义是对更大的国际主义的贡献”。⑥这是20世纪初进步主义时代的观念，一个世纪已过，外交思想的评价与讨论体系发生了巨大转变，民主、国家利益和战略成为重要的评估因素。

    西奥多·罗斯福现在依然在美国当代外交的讨论中有着重要地位，学者法里德·扎卡里亚提出，新时代美国国际主义的榜样不是威尔逊，而是他的对手西奥多·罗斯福。⑦从现实意义来说，这也是我们研究其外交思想的价值所在，其外交思想具有复杂性与矛盾性。罗斯福既是一个民族主义和扩张主义者，又是一个保守的国际主义者;既是一个进步主义者，但同时亦受到种族主义观念的影响;他关注和有限度地支持国际主义的同时，依然是一位坚定的民族主义者。美国利益至上的现实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国际主义的局限性。各种思想交织糅杂在一起，是其所处的美国崛起和外交转型时期所决定的一个特征。他的国际意识和政策开启了美国加入国际权力政治与平衡的新时代，也在美国外交思想从美国例外论主导的孤立主义思想，到主张美国在世界上扮演更大角色的国际主义思想转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作者简介】王亚萍，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

    【责任编辑：王雅贞 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