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对文档名词的影响

    丁海斌 谢宇欣

    摘要：明王朝是继蒙元帝国之后由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该时期文档名词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恢复性特征。明代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以及文学市场的活跃，促使传统文档词汇继元代文档名词的整体衰落甚至中断使用后，在明代得以重新继承、整合和恢复。此外，明代内阁制度的创立、“考成法”的实施，推动了明代文档名词规范统一化进程。赋役黄册制度的创立对明代“册族”文档名词的创新发展影响深远。

    关键词：明代政治文化经济文档名词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was the feudal dy？ nasty established by the Han nationality after the Mongolian empire. The development of document nouns during this period showed obvious recover？ ing and restor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printing business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prosperity of the literary market and com？ modity economy prompted the traditional docu？ ment vocabulary whichwas declined and even break down in Yuan dynasty re-inherit， integrate， and recover. In addi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binet System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Calculation Method" promot？ e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document nouns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rvant system has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for the inno？ 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ocumentary nouns in the Ming Dynasty.

    Keywords： Ming dynasty； politics； culture； econ？ omy； document nouns

    一、引言

    文檔语言作为一种在自然语言基础上经过专业加工而形成的专业语言，与历史发展的大背景具有同一性的关系。研究各朝代影响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社会因素，对于理解不同历史时期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明代一朝为时间区间，研究影响明代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社会要素。

    此前学术界关于明代文档名词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方向：

    其一，从微观上重点关注明代某具体文档名词的内容、产生背景、发展演变及其管理方式。据CNKI统计，学术界在微观视角下对明代文档名词的研究成果共计63篇，主要涉及名词有“黄册”“鱼鳞图册”“选簿”“密疏”“揭帖”“诰敕”等，这些研究成果虽也曾部分提及明代社会因素对这些名词的影响，但其具体而特殊，针对性强，无法帮助我们较全面、深入地探寻明代社会环境对文档名词发展演变的影响。

    其二，从宏观角度探索各个朝代文档名词的整体发展演变规律。这一视角主要以笔者“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课题的相关研究成果为主。笔者虽曾探讨了明代文档名词的基本情况，[1]却并未从社会要素对文档名词影响角度加以深入探讨。

    据此，本文以明代为时间范畴，从宏观视角出发，研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对明代文档名词的影响，以弥补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研究空白，并深化笔者在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领域的研究。

    二、明代政治制度与文档名词

    专制集权是明代政治的核心。为满足明皇帝总揽全国大小事务的政治目的，上下公文使用的规范化，公文流转的通畅度就成了考量明代政务活动能否有效执行的重要标准。因此明代统治者在政务开展过程中更加注重文书档案管理规范的制定、细化与调整，文档管理活动较活跃，从而为文档名词的规范、恢复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明代众多政治活动中，明初内阁制度的创立和明中后期“考成法”的实行对于规范文书管理活动，疏通文书运行渠道意义重大，影响文档语言的使用和发展。

    （一）内阁制度下文档名词的继承与规范

    明代内阁设立之初，主要职责是“佐天子出令”[2]。为提高行政办事效率，避免再次出现元代公文滥用的情况，内阁设立之始就明确不同文书的功能和适用范畴，形成一个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的公文体系。《明史》载：“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掌献替可否，奉陈规诲，点检提奏，票拟批答，以平允庶政。凡上之下达，曰诏，曰诰，曰制，曰册文，曰谕，曰书，曰符，曰令，曰檄，皆起草进画，以下之诸司。下之达之，曰题，曰奏，曰表，曰讲章，曰书状，曰文册，曰揭帖，曰制对，曰露布，曰译，皆审署申复而修画焉，平允乃行之。”[3]

    内阁制度下明代文书体系规范的形成，不仅改变了元代文书“不当申而申，不当下而下”[4]的混乱局面，也广泛吸收了秦汉至宋元时期文书名词的发展成果，比如继承了先秦时期的“诰”“令”，秦汉时期的“奏”“诏”“表”“敕”“书”“书状”“檄”“符”“露布”，唐宋时期的“制”“册”等，建立起一个集秦汉唐宋公文名词之大成的文书体系。这些文档名词也借助明代专制集权的进一步加强，内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继续发展并初步走向成熟与统一，具体表现为这些文档名词无论其适用范畴还是名词本身的含义都趋于稳定，其用法在之后发展中也未产生较大变化。据此，明代内阁制度的创立首先规范了不同文书名词的用途和处理流程，加速了政务类文档名词的使用由分散走向统一的进程，推动该时期文档名词的继承与初步成熟。

    其次，明代管理者对这些繁杂公文的职能进行整合、细化过程中也有其发展创新。如下行文中的“谕”，上行文中的“题”“讲章”“揭帖”等均为明代首创的文书名称。“谕”的创立，细化分割了“诏”的职能，将承载日常性指示答复的、专门传达皇帝意志于天下的文书明确地区分开；“题”“奏”将诸司上奏的政务与臣民谏言区分开来。

    （二）张居正“考成法”与文档名词发展的中兴

    明中后期，公文屡行，上下敷衍塞责，整个官僚机构日趋瘫痪。对此，张居正向明神宗上奏《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提出对政府官员“随事考成”的考核官吏的“考成法”。

    考成法的核心实际是行政公文制度改革，即一套以内阁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的完备考成系统，最终使各级官吏对中央发布的政令，不敢敷衍搪塞，力革文牍之风。如此一来，文书活动与官员政绩挂钩，刺激了政府文书工作活力，有效疏通了文书运行渠道，提高了明代文书档案工作的规范化，进一步促进文档名词在明代的复苏。

    《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一文中涉及文档名词8种即“文簿”“簿”“题奏本”“底簿”“檄本”“手本”“章奏”“文册”，共计23处，“考成法”制度下规定文书使用之多样，文书管理活动之规范可见一斑。而且纵观明代中后期，万历年间文档名词的运用最为活跃，如万历年间《明实录》中“文书”一词共计出现187次，占《明实录》总出现次数的39.20%；又如“文簿”一词出现共计19次，占《明实录》总出现次数的29.69%，这与“考成法”的实施有很大关系。

    三、明代文化环境与文档名词

    明作为继蒙元王朝之后由汉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其文化特点和用语习惯与周汉唐宋一脉相承，因而汉文化的恢复是明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档名词作为文书档案管理领域中汉语言文化的重要内容，自然受到明代整体文化发展趋势的推动，呈现出鲜明的恢复性特征。在浩浩汤汤的恢复浪潮中，刻书印刷事业的繁荣对文档名词的恢复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此外，明代新体裁文学——通俗小说的出现，也极大地推动了文档名词使用的普及。

    （一）刻书印刷事业的发展与文档名词的恢复

    明代社会的安定以及经济的飞速繁荣推动了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需求的不断提高，再加上明代造纸工艺的进步、刻书价格低廉、印刷技术的日趋成熟以及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出现，促使刻书印刷事业在明代呈现出“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5]的高度繁荣之态，为文化积累、普及与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

    文档名词作为一种书面文化语言，自然是以书籍文献为依托载体的，该时期刻书印刷事业的繁荣一方面极大地推动了本朝散文笔记、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的大范围出版传播，从而也就促进了以书籍文献为依托的文档名词的社会普及性的提升，如“版簿”“官牍”“赤雀衔丹书”“军簿”“校簿”“门簿”“礼籍”“牍书”“簿最”等。另一方面，明代官私藏书兴盛，借助于该时期刻印技术的发展繁荣，大量宋元遗书得以重新收集与传承，珍贵的历朝旧典被重新出版传播，一些一度被中断使用的文档名词也就得以“重现天日”。

    如“疏簿”一词出现时期较晚，是宋代时期新产生的文档名词，出自于宋代方逢辰的《蛟峰文集》第六卷《题方景说出家疏簿》，主要指僧道募捐的册子。在经历元代短暂的空白期后，明代进士沈琮在明代早期重新刊印《蛟峰文集》八卷，“疏簿”一词才得以首次重新登上明代文档名词的舞台。

    （二）小说的繁荣与文档名词的社会普及

    明代小说的繁荣对文档名词最显著的影响就是文档名词的应用领域出现重大突破，这是明代文档名词发展的首要创新之处。

    明代以前，文档名词一直出现于史部、子部、集部和丛书类文献之中，其中以史部文献最为集中，直至明代小说的兴起才打破了这一格局，而且在运用文档名词方面表现不俗。如单音节词“令”在明代通俗小说中出现的数量最多，占总数的33%；通用性最强的“文书”一词，就在15部小说类文献中出现过，共计272处，占出现总次数的25%，仅次于史部文献。

    另外，鉴于小说本身不拘一格的写作手法，其在运用文档名词时又进一步丰富了文档名词的含义，使其不拘于文书档案工作的范畴，通用性更强，促进了文档名词运用的普及化。比如“文书”一词，在明以前虽然随着漫长历史时间的演变、发展被赋予了广泛的内涵，但其仍然属于公文档案范畴。该词发展到明代，其内涵不仅包括文书类和档案类的意义，还包括非文档类的含义，这一发展在明代小说中尤为常见。如《型世言》载：“子平道：‘婆婆，不如我一发替你虔诚烧送，只要把我文书钱，我就去打点纸马土诰，各样我都去请来。”[6]这里的“文书”就指“烧香用的香火纸”。

    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文献，小说以通俗易懂，生动活泼为特色，传播度极广，受到了各个阶层的欢迎。得益于小说受众大，传播广的特点，不仅促使明代文档名词的深入普及和稳定，而且小说中大量使用白话语言也促进了文档名词向民间和口语化的发展。

    四、明代经济发展与文档名词

    “册族”文档名词的重大突破是明代文档名词发展的次之创新，这一创新与明代赋役黄册制度的制定有直接关系。另外，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不仅促进了经济类文档名词的创新与普及，商品经济环境创造了宽松的文化环境，也为文档名词的进一步恢复与普及创造了环境。

    （一）赋役黄册制度的完善与“册族”文档名词的发展创新

    《明史》载：“帝以徭役不均，命编造黄册。”[7]明王朝为迅速恢复社会秩序、确定纳税人口、发展经济，于洪武十四年（1381）编造赋役黄册，创立黄册制度。

    黄册制度作为明代的重要赋税管理制度，首先催生“黄册”一词“户籍档案”含义的产生与广泛运用。“黄册”一词早在宋代时期就已产生，但其主要为“泛黄的书卷”之意，不属于文档名词范畴。如薛蜗《省试舟中》载：“青灯对黄册，销尽几英雄”。[8]經历元代短暂的空窗期于明代重新出现之后，“泛黄的书卷”这一含义已不复存在，该词产生了新的含义并得以固定，专指为国家核实户口、征调赋役而制成的户籍档案。可以看出，黄册制度的建立对于“黄册”词义的创新与推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其次，赋役黄册制度的制定扩展了户籍类文档名词的使用范畴。纵观古代封建社会对于户籍类文档名词的使用会发现，明以前更习惯使用“籍族”文档名词来表示户籍档案，因为“籍”的本义就是记载有关贡赋、人事、户口等内容的“档案”，如先秦时期就已产生直到今日仍在使用的“户籍”，秦汉时期产生的“簿籍”，三国两晋南北朝产生的“黄籍”，隋唐时期产生的“籍账”等等，均是专门用于表示登记户口的簿册，直到明代黄册制度的创立才使得“籍”类文档名词得以向“册族”扩展，如明代新产生与“黄册”相辅相成的“鱼鳞图册”，以及“白册”“逃户周知册”“鼠尾册”等，均表示为户籍、地籍档案之意。

    再次，赋役黄册制度的实施也推广了“册族”名词簿册类文档词义内涵。隋唐以前，“册族”文档名词主要为封诏或祭告类文档名词，如“册”“册文”“册书”“祝册”等。直到隋唐五代时期“册子”一词的产生，“册族”才首次出现簿册类名词内涵，随后于宋元时期又先后出现“卷册”“册籍”“籍册”“文册”等簿册类文档名词。但由于“册族”簿册类含义出现的时间较晚，社会接受程度不高，因而其在唐宋元时期的发展非常缓慢。直至明代，“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才以雷电之势迅速崛起。仔细观察“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的内涵还可发现，其新增内涵多指向“户口册”“地籍册”之意。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与明代“黄册”“鱼鳞图册”的制定和普及有很大的关系。由于“黄册”“鱼鳞图册”等均是典型的“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且均释义为“人口登记簿”“地籍登记簿”之类，因而赋役黄册制度的实施实质上以官方形式推广了“册族”文档名词“登记簿”一类的簿册类文档词义内涵，从而实现了“册族”簿册类文档名词使用的迅速增长与普及。

    如“文册”一词始出于宋代，多指簿书、公文册籍之意。由于人们的语言习惯以及大量相同含义的文档名詞的存在，“文册”这一新出现的文档名词并未得到发展。到明代，“黄册”“鱼鳞图册”的广泛应用赋予了“文册”新的含义，代指黄册之类的人口记录，自然在高度重视人口管理的明代有了长足地发展与普及，如《大学衍义补》载：“版犹今之文册也。每岁之间，其人或损或益、其数有多有寡，益而多则登之，损而寡则下之。”[9]

    （二）商品经济的繁荣与文档名词的发展与创新

    随着明代中后期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工农业发展迅猛，手工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极大地推动了商品的交流以及商业资本的积累，促使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态。

    商品经济繁荣，社会需求多种多样，刺激新的商业模式和交易方式的出现，商业文书来往频繁，不但极大促进了传统的商业文档名词的继承发展，如“金折”“借券”“质剂”“约剂”等文档名词在明代的继承；而且还推动了商业文档名词的创新，比如明代首次出现并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账簿”“典票”“会票”“发票”等。

    另外，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市民群体的扩大，深刻地影响了明代文人的创作活动。晚明文学中，商贾题材为文学作家所重视，传奇、戏曲、杂记、小说中均有涉及，如杂剧《继母大贤》、传奇《青衫泪》《分金记》、小说《金瓶梅》《喻世明言》等等均是以商人为主题的创作，这些文学作品继而就成为了商务文档名词的主要汇集处，如“合同文书”一词在明代共出现13次，均出现于明代商贾题材文学作品中；又如新产生的“账簿”一词在明代共计出现4次，其中有3次出现于小说中。

    五、小结

    汉文明的复兴是明代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文档名词作为文档管理领域专业的汉语言名词，在文化复兴大背景驱动下表现出明显的恢复性特征。明代皇权的加强和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加速了文档名词复兴的进程。当然，明代文档名词在全面复兴基础之上也有自身的发展特色。明代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下“内阁制”和“考成法”的实施推动文档名词使用规范与初步成熟；商品经济的渗透一方面促进了商贾类专业文档名词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明代的文化环境，世俗化的小说、杂记等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也进一步推动了文档名词向通用化和普及化方向发展。此外，赋役黄册制度推动“册族”文档名词的发展创新。至此，明代文档名词的整体发展规律在明代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作用下得以清晰展现。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课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4BTQ071。

    注释及参考文献：

    [1]丁海斌，刘纹序，冷静.中国古代文档名词发展演变史系列研究论文之八明代文档名词研究[J].档案， 2015（02）：19-23.

    [2]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上[M].长沙：岳麓书社， 2015：0328.

    [3]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1155-1157.

    [4]于成鲲.应用文大全[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319.

    [5]陆容著.菽园杂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7：129.

    [6]陆人龙.型世言[M].济南：齐鲁书社，1995：305.

    [7]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2635.

    [8]厉鹗辑撰.宋史记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687.

    [9]邱浚.大学衍义补[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