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运行中社会亚稳定态成因探析

    黄正元　孙　磊

    [摘要]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尚未出现根本性对抗境遇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抵牾，社会矛盾增多、各种冲突频发，是社会亚稳定态的一个本质特征。探析这种非根本性对抗的成因，辩证看待社会亚稳定态，积极探讨生产关系可控、可调的空间和方式，以制度预防化解社会矛盾、拯救民众信心，对于走出社会亚稳定态、实现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社会亚稳定态；制度缺失；制度预防；社会和谐发展

    [中图分类号]C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55-03

    一、社会亚稳定态的界定及其内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首次系统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其要点是：(1)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2)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现存的生产关系相矛盾。而一旦这些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必将发生社会革命。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的矛盾若不契合，在社会运行中社会表现为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等。当前学术界对于社会变迁过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社会运行状态的研究。或者以研究社会动荡为主，或者以研究社会和谐为主。前者研究对象是社会矛盾运动急剧起伏、社会处于不可控状态。后者以如何克服矛盾、建构和谐为目标。而对于社会稳定和不稳定之间的运动性状，即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社会既有秩序处于脆弱时期的运行状态的研究，还比较少。笔者套用“亚健康状态”，用“社会亚稳定态”，指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社会矛盾增多，人们对社会安全感明显下降而社会自我调适消极疲软阶段。社会稳定面临严峻挑战、社会矛盾面临激化的潜在危险状态。

    正如“亚健康状态”常常被人忽视或低估一样，社会运行中亚稳定态因其隐蔽性也往往被人忽视。深入探讨社会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的整体、动态的平衡关系，尤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主动调整生产关系、加快或深入各项改革，处理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建构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社会亚稳定态的突出表现是社会生活的混沌状态，是一种较大范围、较大规模的局部有序、整体系统失序的紊乱状态。这种紊乱状态对现有的社会制度、政府管理、公民意识造成强烈的冲击，对社会某一群体、某一阶层甚至于整个社会造成利益流失或福利减损，对政府行政、社会管理、公民规约提出挑战。如地方官员追求个人政绩的行为，地方政府片面追求GDP导致的自然生态系统失衡；再如不能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关系导致贫富分化加剧；少数公务员依法办事能力和水平不够，不能及时处理突发事件而导致群体冲突加剧等等显著的社会机能障碍，导致社会矛盾增多、社会正常生活失序等等。

    目前我国的社会系统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贫富差距过大，二是诚信缺失。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主要源于机会不均造成的贫富悬殊，又叫体制性贫富悬殊。而诚信缺失，具体表现为社会管理成本剧增，而其更严重的危害在于，它意味着长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交往机制的破坏与转型。

    社会亚稳定态的特征包括：(1)社会肌体局部功能受损，威胁到政府或社会的基本价值目标，并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和作用。(2)社会整体处于危险边缘。处理及时与否直接影响社会发展的命运，社会亚稳定状态意味着破坏性或毁灭性。社会危机一旦发生，就会对社会、对个人、对群体的生命或财产带来一定的损失甚至于毁灭。社会亚稳定态也意味着发展机会，意味着转机——政府可将某些危机转化为积极状态。(3)社会亚稳定态具有阶段性。(4)社会亚稳定态有较长的潜伏期，具有较强的隐蔽性。(5)社会亚稳定态往往是和生态环境恶化、战争、经济危机等重大事件相伴随出现的。

    二、社会亚稳定态的社会成因

    社会亚稳定态的出现，有着它自身的社会经济根源。从经济出发剖析社会亚稳定性状，才能触及社会亚稳定态真正病根。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改革尚未完成，政治体制改革处于攻坚阶段，恰逢世界金融危机肆虐全球之际，中国社会目前存在的困难仍然艰巨，包括地区发展差异明显，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体系脆弱，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人文道德的缓慢发展不相适应，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改善分离等等。总之，还存在许多潜在或显在的足以引发社会稳定问题的因素。这些因素归结起来，是源于制度缺损，包括制度不完善，或执行不力，或公共权力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和监督等。制度的缺失、缺陷或制度的利益倾斜造成资源的控制、分配不同，从而造成资源的占有、享用程度不同。经济利益的差别，以及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发展机会和政治利益的不均等，是造成人们对于社会状态失去信心的最终根源。无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危机，还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危机，都可以最后在经济利益分配机制中找到答案。

    (一)政治制度改革滞后

    工业现代化必然导致政治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的结果是导致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导致越来越多的国民更多地关心自身发展状况和发展空间。于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就会与自身关联起来。比如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化、自由化、分权化和秩序问题，渐渐成为人们思考对象并在头脑中产生回路。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的优势是决策快速，执行迅速。其劣势是中下层次的真实的政治动态、思想动态、经济状况难以准确地传达到决策阶层，容易导致矛盾的积累而没有及时化解。政绩评估层面群众参与程度不高，导致部分干部好大喜功、乐于搞形象工程。而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就会造成部门与部门之间关系抵牾，对可能出现的社会危机不能从总体上进行研究、估计和预防，从而导致强势群体主导下的制度，在政策导向、利益分配、权益保障机制上失去了有效协调各种社会关系的机会，给危机的产生提供了空隙，为社会稳定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

    (二)依法办事的广度和深度不够

    法律制度是一种刚性的调整社会秩序的制度。在改革开放、在社会转型时期，学习国外先进管理模式，必须做系统研究，不能择取有利于各个部门利益的条规。一定的技术应用是与一定管理机制相适应的。现代社会，契约和法律等刚性的调整比柔性的道德规范更有效果。刚性的法律制度对社会行为有明确的指示和导向作用，可以减少盲目、无序，节约社会管理成本，提高效率。具有明确指示导向作用的，首先是立法，然后是在宪法之下的各项配套的法律制度。再然后是在法律框架下政府依法行政。市场经济必须在法律规范下进行，成熟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制经济。我国的法治建设还在进步当中，还存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监督缺位、

    法律制裁乏力等现象，这些为各种丑恶势力的繁殖提供了土壤。

    依法办事的广度和深度不够，监督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执法部门的执法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弱势群体依法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和能力也有待于提高。如此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社会依法办事的信心，使得走法外程序的办事模式抬头。表现为，强势群体对法律没有畏惧感，弱势群体对法律没有信心，致使社会违法犯罪案件急剧上升，社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道路受阻。

    (三)配套机制缺损或乏力

    1社会信用机制。社会信用机制是社会交往和合作的最廉价、最实用的基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迅速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提高了各种交往频率，延伸了个人自由活动的空间，同时也增多了个人的成功机会。但是，由于我国信用制度缺乏，交往双方或社会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一旦出现欺诈坑蒙拐骗，不守信用、背信弃义的行为很难得到应有的惩罚和制裁，守信用的一方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褒扬和鼓励。因此，建立一个完善的信用体制，提高违约成本，降低守信风险，是避免信用危机的当务之急。

    2社会保障机制。社会保障制度旨在保障社会各阶层的经济利益，体现个体生存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不广，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没有覆盖全体国民。在经济状况出现滑坡的今天，相当一部分人失去安全感，在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群体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不满情绪没有得到适宜的疏通，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做好社会心理咨询、心理安抚工作，疏通民意表达渠道，是消除危机根源、缓解社会压力、减少社会冲突、降低各种社会危机发生概率的有效方法。

    3社会就业制度。公平的社会就业制度，是指达到一定年龄的人能通过公平的竞争途径谋取职业并通过自己的收入生存，而不要通过家庭的人力资源使其就业或不就业的制度。就业制度的公平性体现在就业机会平等、没有人为的就业障碍。目前，我国的就业入门机制中存在许多人为的机会不公现象。行业垄断现象仍然存在。收入与保障互补的原则没有得到很好执行，收入越高的人，得到了很高的社会保障，而收入越低的人反而很少甚至没有得到社会保障。这样，不均等的就业机会和不理性的社会保障，扩大了贫富差距，制造了新的社会不公，直接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稳定。

    4利益分配制度。我国目前的利益分配情况大致是，第一次分配的个人收入过少，第二次分配的个人收入过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些是政策性的，有些是非政策性的。从微观情况来说，财富分配向资源垄断性行业或企业集中，不平等地拥有资源开采权、开发权、经营权，自然会在不同行业或地区，造成行业差别，地区差别，城乡差别。

    分配体制差别造成了收入差别，收人差别引发了生活质量的差别、安全程度、幸福程度的差别和发展条件差别，在资源有限的社会中必然产生争夺资源的竞争。个人、群体或阶层因公共资源占有或使用层面上的机会不公平，其结果就会转变为针对分配体制产生的模糊性不满情绪，这种模糊性不满情绪一旦与个人生活状况联结起来，在现实上就可能会表现为对长期拥有资源的个人、群体或阶层的不满意或敌意，由此而影响社会的和谐。

    5社会监督、监管机制不健全。就人的本质而言，每个人都有自利性的倾向。由于自律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不同的人自律程度有高有低，且其自律程度也会随着某种环境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在强调自律的同时，还应强调他律，即强调监督制约。

    加强监督制约，首要的是要加快培育公民文化，培养公民意识和公民主体意识。

    监督制约的重点是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监督和对各部门一把手的监督。

    针对我国现行的政治监督体系中监督层级不全，容易造成某些监督环节空档或误区的状况，政治监督要加强对自上而下的监督、平行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这三者平衡配置、有机统一；要加强内部监督即同体监督与外部监督即异体监督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针对我国现行的政治监督体系是重追惩性的事后监督、轻预防性的事前监督，重对违法乱纪者的监督、轻对失策者的监督的实际，要加强监督的完整性，即将事前监督、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结合起来。

    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在西方被当成“第四种权力”。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监督形式，利用各种舆论工具将广大群众的倾向性意见汇集成公共舆论的力量，对舆论监督客体所实施的监督和制约。

    6政府公信力低下。分配体制上的不公造成各种差距，需要政府强力而有效的调节干预，以作为消解社会危机的一道防线。然而，现实情况是，政府在进行经济干预中常常出现政府行为失灵。究其原因，当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或政府信息透明度不够时，政府公信力就会被怀疑，而当政府公务员的形象被少数腐败堕落分子诋毁时，政府的公信力严重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政府的正确政策的宣传、贯彻和执行的效率和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而随着时间的累积，社会运作的良性循环就会遭致破坏。这使得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纠错程序瘫痪，最后造成社会资源浪费，整个社会福利减少，社会矛盾升级。这些都是引发社会危机的潜在因素。

    三、社会亚稳定态的辩证审视

    对于社会运行，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恩格斯也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社会运行就是在不稳定、亚稳定和稳定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从来就没有绝对的稳定，祈求绝对的稳定状态是不可能的。

    改革和完善当前的社会管理体制及配套机制，弘扬传统文化精华，加快吸收外来文化先进成果，健全的社会管理机制，以人为本，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对于积极调整社会生产关系，消解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危机，重拾信心，尽快走出亚稳定状态，实现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李飞星，陈万灵，社会危机的经济学本质剖析[J]，经济问题探索，2007，(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17－618。

    责任编辑杜福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