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情信息在微信朋友圈的传播机制
叶阿萍 邵安
摘 要 当前，大学生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为舆情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以“接受者—发放者”理论和传播动机理论为基础，通过相关研究成果梳理，编制以网络舆情反转信息的信任程度、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传播动机及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为三大内容的调查问卷。透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大学生较容易信任朋友圈舆情信息、多元化的舆情传播动机和舆情辨别能力较弱等结论。结合高校思政工作实际，从开设系列讲座、师生共建舆情引导联盟、设立舆情研讨论坛、自我提升舆情素养四方面提出建议对策。
关键词 舆情信息；朋友圈；传播动机；思想政治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2-0001-04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强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明的网络空间。”[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论断、新观点，同时也与高校网络舆情工作密切相关。
微信朋友圈已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与信息分享的主要网络途径之一。钱江晚报的调查显示，大学生获取资讯八成以上来自朋友圈。由于朋友圈以强链接的熟人关系为纽带，具有较强的半私密性，因此大学生乐于在朋友圈以文字、图片和小视频等形式分享心情与发表观点，或者转发其他公众号、网络平台、网站的信息[2]。大学生群体具有认知水平发展快、文化背景一致性高以及利益发展需求相似等特点，同时又具有敏感与叛逆等心理特征[3]。因此大学生一旦在面对舆情信息时，都会迅速高度关注，并且很容易不自觉地给谣言传播提供土壤，同时也很可能积极对舆情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证研究大学生对微信朋友圈舆情信息的接受认知与发放行为，对于了解新媒体下的舆情传播机制、提升高校网络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意义。
1 研究框架与问卷设计
经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梳理，以及必要的专家访谈，本研究中以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4]和传播动机理论[5]为基础，把调查问卷设计成3个主题模块。
1.1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信任程度
朋友圈中的信息传播属于布鲁默所谓的符号互动论，用户通过文字、表情符号、数字符号等来实现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实际上，朋友圈用户经历了接受者和发放者两个角色，接受者承担译码的功能，发放者承担编码的功能[6]。可以说，大学生面对微信朋友圈舆情信息经历了认知和行为两个阶段。因此，调查问卷分为认知和行为两个模块。但是一部分用户实际上只有接受舆情信息，但并没有进一步对舆情信息进行编码，并没有再次发放。这部分用户往往对接收到的舆情信息持怀疑态度。总体上，我们可以将舆情信息的接受者分为相信或不相信两大类。本调查问卷将进一步对相信者和不相信者进行调查。
1.2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传播动机
中国互联网络研究中心的2017调查数据显示，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中60.15%是通讯录好友。因此，微信朋友圈的联系基于熟人建立的关系，具有半封闭性和高黏性的特点。大学生传播朋友圈舆情信息具有以下几点主要动机。一是博取關注，成为消息灵通人士。当代大学生个性色彩鲜明，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甚至渴望成为某个小群体的意见领袖。因为他们非常乐意转发一个刚刚出现的舆情信息，以期得到关注，这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便利[3]。二是支持朋友的社交需求。如果看到好友在朋友圈发布的舆情信息，部分大学生会马上点赞或转发，这种行为会被视为对好友的支持，但也往往导致群体的非理性。三是保护自身利益。碰见与自身及亲朋好友有利益相关的舆情信息时，即使该类舆情信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学生也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去转发，以便提醒亲朋好友注意防范该类风险。四是伸张正义。部分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正义感，但也容易感情冲动。看到揭露社会灰暗面的舆情信息，便会立即转发。他们将这种行为视为正义的呐喊和正能量的传递[7]。五是无意识转发。朋友圈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有空，这部分大学生就会阅读朋友圈、点赞、转发等。这种转发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动机，几乎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完成[8]。深入了解大学生传播朋友圈舆情信息的动机正是本研究重点之一。
1.3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
辨别能力是指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解析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外在联系的能力。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是衡量大学生媒介素养的一项重要指标，既包括受众对传播内容的鉴别能力，也包括受众关于传媒对人、对社会的影响这些深层次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在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由于事件的突发性等原因，权威媒体没有办法即时获取最新消息，或者有些消息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通过媒体进行传播，这种不及时公开关键信息的事件很容易成为谣言孕育的土壤。再加上大众的好奇心以及习惯性猜测和质疑，谣言便由此滋生。大学生社会阅历较浅，责任心较弱，法律知识比较贫乏，极可能被一些恶意谣言煽动。数据显示40.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对网络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不太高[9]。深层次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桑斯坦所说，人们出于恐惧都愿意相信忧患类谣言，同时人们出于希望也都愿意相信心愿类谣言[10]。另一方面，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后续关注也是体现大学生媒介素养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因为近年来很多舆情信息都具有反转情节。本研究也将其纳入调查题项。
2 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2.1 问卷编制与调查
根据文献研究初步设计了问卷框架，之后通过小组访谈调整问卷，再进行对25名大学生的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内容进行了修订。调查问卷分个人基本信息和朋友圈舆情信息两部分。
根据研究目的，以浙江科技学院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聚类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530份，实际收回485份，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为87.7%。本研究采用SPSS22.0和EXCEL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2 大学生对网络舆情反转信息的信任程度
大学生网络舆情参与的积极性高、从众性明显，并带有一些无意识心理。为了调查大学生对网络舆情信息的信任程度，课题组对红黄蓝幼儿园涉军谣言等5个典型舆情反转事件①进行人名地名等信息变动，并假设这5则改编后的舆情信息会出现在朋友圈，要求调查对象做出相信与否的理性判断。
表1显示“根本不相信”和“不相信”合计的平均百分比为29%，“相信”和“非常相信”合计的平均百分比为50%，可以说大学生对网络舆情信息的信任程度较高，也是较容易相信朋友圈中的舆情信息。进一步比较5则舆情反转事件，“兰州交警支队执法不公”的“相信”和“非常相信”百分比均是最高，而“山东走亲戚三天要登记”的“根本不相信”和“不相信”百分比均是最高。
2.3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传播动机
表2的数据展示了对以上5则舆情信息持相信态度的大学生的传播动机。37%受调查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相信但不转发”，29%是“相信且点赞”，可以初步将这两类归为消极性传播；同时“相信且直接转发”和“相信且加工转发”这两类积极性传播也达到34%，约占1/3人数。
关于“为什么会相信朋友圈舆情信息”，最高值是32%受调查大学生选择了“宁可信其有”。这主要原因在于恐慌心理，现实生活中具有威胁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是引发群体性恐慌心理的重要原因。第二高值是27%选择了“大家都在发”，这是典型的从众行为动机。特别是朋友圈半封闭的特点进一步放大了熟人集体暗示。关于“为什么转发朋友圈舆情信息”“事关自身及好友利益”得到了38%受调查大学生的选择。最低值为8%的“无意识转发”。
2.4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
表3的数据展示了对5则舆情信息持不相信态度的大学生的辨别能力。53%受调查大学生“不相信不转发”，35%大学生对于不相信的舆情信息还会去核实，只有12%大学生对于朋友圈不相信的舆情信息会去劝阻，以免进一步扩散不实信息。再则32%受调查大学生通过“常识去判断”舆情信息的真伪，27%通过“舆情信息的模糊及不确定性”来判断，22%通过“时间、地点、任务等要素”来判断，19%通过“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来判断。接着，问询同学朋友是受调查大学生最常用的方法去核实舆情信息的真伪，约占41%。浏览论坛评论也占到了38%。但是大学生“查看权威信息源”和“咨询权威人士”合计也只有21%。这明显说明大部分大学生依赖于问询熟人这种便利的方式，而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查询权威信息。最后，只有34%受调查大学生会后续关注舆情信息，66%则不会积极主动地后续关注。
3 建议对策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大学生较容易信任朋友圈的舆情信息，具有多样化的朋友圈舆情信息传播动机，辨别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能力较弱等现象。本研究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如下建议对策。
3.1 开设系列讲座，精确培养舆情信息辨别能力
高校应开设系列讲座加强大学生对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特别针对大学新生。通过真实案例的生动讲授等，让大学生较深入地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较全面地掌握舆情信息辨别的基本知识，提升大学生在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中处理各类舆情信息的
能力。
3.2 师生共建舆情引导联盟，第一时间辟谣
身处网络舆论浪潮中的大学生，一定程度上迫于群体压力的影响会产生盲目从众的心理。尤其是朋友圈场域内的群体舆论氛围会对大学生的态度产生影响，此时最需要此类权威途径发出声音，对朋友圈中的舆论方向进行引导，防止舆情信息的不当扩散。师生共建舆情引导联盟既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大学生朋友圈舆情发展的态势，从而及时辟谣与引导，又能给予大学生一个去主动咨询与核实的信息平台。
3.3 设立舆情研讨论坛，合理表达意愿
独立思考能力正是大学培养学生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面对舆情信息，大学生自然有自我思考和意愿表达的诉求。高校应该设立专门的论坛，避免舆情因渠道不畅而产生谣言。同时培养大学生学会理性表达意愿、理性发表观点、合理表达情绪。另一方面，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每一次引发大学生高度关注的舆情信息正是开展思政工作的好机会。高校思政人员应利用舆情热点，鼓励大学生积极了解公共政策与社会实况，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11]。
3.4 自我综合学习，提升舆情素养
大学生应该不断丰富自身的科学技术、公共管理、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地透过现象理解舆情信息的本质，分析各类信息的不确定性。同时注重提升内心道德、心灵修养和人文素养，在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空间保持道德自觉和自律，主动核实可疑舆情信息，适当阻止不实舆情信息的扩散，打造健康和谐的朋友圈生态。
注释
①本研究选取的舆情反转典型事件均被媒体证实为谣言并被辟谣的，主要来自人民网等媒体。
参考文献
[1]尹维祖.学习践行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之浅见[J].西部学刊，2017（11）：66-67.
[2]陈燕.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信息素养调查——以中南大学为例[J].传播与版权，2017（3）：28-31.
[3]王晓.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谣言的傳播与治理[J].经贸实践，2017（10）：40-42.
[4]丹尼尔·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唐金杰.微信朋友圈的人际互动模式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5.
[7]孔泽鸣，周珍莹.自媒体时代微信谣言传播特点的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7（3）：25-26.
[8]林森.微博谣言的微观传受心理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9]刘晓阳.从传播学视角看涉警网络舆情引导[J].传播力研究，2017（6）：195.
[10]卡斯·R·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1]叶阿萍，邵安.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对策[J].信息化研究，2013（4）：70-75.
摘 要 当前，大学生微信朋友圈已经成为舆情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以“接受者—发放者”理论和传播动机理论为基础，通过相关研究成果梳理，编制以网络舆情反转信息的信任程度、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传播动机及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为三大内容的调查问卷。透过数据统计分析，得出大学生较容易信任朋友圈舆情信息、多元化的舆情传播动机和舆情辨别能力较弱等结论。结合高校思政工作实际，从开设系列讲座、师生共建舆情引导联盟、设立舆情研讨论坛、自我提升舆情素养四方面提出建议对策。
关键词 舆情信息；朋友圈；传播动机；思想政治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0360（2018）02-0001-04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强调：“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新，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明的网络空间。”[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新论断、新观点，同时也与高校网络舆情工作密切相关。
微信朋友圈已成为大学生人际交往与信息分享的主要网络途径之一。钱江晚报的调查显示，大学生获取资讯八成以上来自朋友圈。由于朋友圈以强链接的熟人关系为纽带，具有较强的半私密性，因此大学生乐于在朋友圈以文字、图片和小视频等形式分享心情与发表观点，或者转发其他公众号、网络平台、网站的信息[2]。大学生群体具有认知水平发展快、文化背景一致性高以及利益发展需求相似等特点，同时又具有敏感与叛逆等心理特征[3]。因此大学生一旦在面对舆情信息时，都会迅速高度关注，并且很容易不自觉地给谣言传播提供土壤，同时也很可能积极对舆情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实证研究大学生对微信朋友圈舆情信息的接受认知与发放行为，对于了解新媒体下的舆情传播机制、提升高校网络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
意义。
1 研究框架与问卷设计
经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与梳理，以及必要的专家访谈，本研究中以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4]和传播动机理论[5]为基础，把调查问卷设计成3个主题模块。
1.1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信任程度
朋友圈中的信息传播属于布鲁默所谓的符号互动论，用户通过文字、表情符号、数字符号等来实现信息交流与情感沟通。实际上，朋友圈用户经历了接受者和发放者两个角色，接受者承担译码的功能，发放者承担编码的功能[6]。可以说，大学生面对微信朋友圈舆情信息经历了认知和行为两个阶段。因此，调查问卷分为认知和行为两个模块。但是一部分用户实际上只有接受舆情信息，但并没有进一步对舆情信息进行编码，并没有再次发放。这部分用户往往对接收到的舆情信息持怀疑态度。总体上，我们可以将舆情信息的接受者分为相信或不相信两大类。本调查问卷将进一步对相信者和不相信者进行调查。
1.2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传播动机
中国互联网络研究中心的2017调查数据显示，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中60.15%是通讯录好友。因此，微信朋友圈的联系基于熟人建立的关系，具有半封闭性和高黏性的特点。大学生传播朋友圈舆情信息具有以下几点主要动机。一是博取關注，成为消息灵通人士。当代大学生个性色彩鲜明，希望得到外界的认可，甚至渴望成为某个小群体的意见领袖。因为他们非常乐意转发一个刚刚出现的舆情信息，以期得到关注，这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便利[3]。二是支持朋友的社交需求。如果看到好友在朋友圈发布的舆情信息，部分大学生会马上点赞或转发，这种行为会被视为对好友的支持，但也往往导致群体的非理性。三是保护自身利益。碰见与自身及亲朋好友有利益相关的舆情信息时，即使该类舆情信息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大学生也会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去转发，以便提醒亲朋好友注意防范该类风险。四是伸张正义。部分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正义感，但也容易感情冲动。看到揭露社会灰暗面的舆情信息，便会立即转发。他们将这种行为视为正义的呐喊和正能量的传递[7]。五是无意识转发。朋友圈已经成为部分大学生每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有空，这部分大学生就会阅读朋友圈、点赞、转发等。这种转发行为并没有明确的动机，几乎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完成[8]。深入了解大学生传播朋友圈舆情信息的动机正是本研究重点之一。
1.3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
辨别能力是指对事物进行分门别类、解析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其外在联系的能力。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是衡量大学生媒介素养的一项重要指标，既包括受众对传播内容的鉴别能力，也包括受众关于传媒对人、对社会的影响这些深层次问题有足够的认识。在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发生时，由于事件的突发性等原因，权威媒体没有办法即时获取最新消息，或者有些消息经过审查之后才能够通过媒体进行传播，这种不及时公开关键信息的事件很容易成为谣言孕育的土壤。再加上大众的好奇心以及习惯性猜测和质疑，谣言便由此滋生。大学生社会阅历较浅，责任心较弱，法律知识比较贫乏，极可能被一些恶意谣言煽动。数据显示40.3%的大学生认为自己对网络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不太高[9]。深层次的原因正如美国学者桑斯坦所说，人们出于恐惧都愿意相信忧患类谣言，同时人们出于希望也都愿意相信心愿类谣言[10]。另一方面，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后续关注也是体现大学生媒介素养成熟度的重要指标，因为近年来很多舆情信息都具有反转情节。本研究也将其纳入调查题项。
2 问卷调查与实证分析
2.1 问卷编制与调查
根据文献研究初步设计了问卷框架，之后通过小组访谈调整问卷，再进行对25名大学生的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对问卷内容进行了修订。调查问卷分个人基本信息和朋友圈舆情信息两部分。
根据研究目的，以浙江科技学院学生为调查对象，采取聚类随机抽样方法，共发放问卷530份，实际收回485份，有效问卷426份，有效率为87.7%。本研究采用SPSS22.0和EXCEL对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2.2 大学生对网络舆情反转信息的信任程度
大学生网络舆情参与的积极性高、从众性明显，并带有一些无意识心理。为了调查大学生对网络舆情信息的信任程度，课题组对红黄蓝幼儿园涉军谣言等5个典型舆情反转事件①进行人名地名等信息变动，并假设这5则改编后的舆情信息会出现在朋友圈，要求调查对象做出相信与否的理性判断。
表1显示“根本不相信”和“不相信”合计的平均百分比为29%，“相信”和“非常相信”合计的平均百分比为50%，可以说大学生对网络舆情信息的信任程度较高，也是较容易相信朋友圈中的舆情信息。进一步比较5则舆情反转事件，“兰州交警支队执法不公”的“相信”和“非常相信”百分比均是最高，而“山东走亲戚三天要登记”的“根本不相信”和“不相信”百分比均是最高。
2.3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传播动机
表2的数据展示了对以上5则舆情信息持相信态度的大学生的传播动机。37%受调查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相信但不转发”，29%是“相信且点赞”，可以初步将这两类归为消极性传播；同时“相信且直接转发”和“相信且加工转发”这两类积极性传播也达到34%，约占1/3人数。
关于“为什么会相信朋友圈舆情信息”，最高值是32%受调查大学生选择了“宁可信其有”。这主要原因在于恐慌心理，现实生活中具有威胁性的突发性公共事件，往往是引发群体性恐慌心理的重要原因。第二高值是27%选择了“大家都在发”，这是典型的从众行为动机。特别是朋友圈半封闭的特点进一步放大了熟人集体暗示。关于“为什么转发朋友圈舆情信息”“事关自身及好友利益”得到了38%受调查大学生的选择。最低值为8%的“无意识转发”。
2.4 大学生对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
表3的数据展示了对5则舆情信息持不相信态度的大学生的辨别能力。53%受调查大学生“不相信不转发”，35%大学生对于不相信的舆情信息还会去核实，只有12%大学生对于朋友圈不相信的舆情信息会去劝阻，以免进一步扩散不实信息。再则32%受调查大学生通过“常识去判断”舆情信息的真伪，27%通过“舆情信息的模糊及不确定性”来判断，22%通过“时间、地点、任务等要素”来判断，19%通过“信息来源是否可靠”来判断。接着，问询同学朋友是受调查大学生最常用的方法去核实舆情信息的真伪，约占41%。浏览论坛评论也占到了38%。但是大学生“查看权威信息源”和“咨询权威人士”合计也只有21%。这明显说明大部分大学生依赖于问询熟人这种便利的方式，而不愿意花费时间精力查询权威信息。最后，只有34%受调查大学生会后续关注舆情信息，66%则不会积极主动地后续关注。
3 建议对策
上述实证分析表明，大学生较容易信任朋友圈的舆情信息，具有多样化的朋友圈舆情信息传播动机，辨别朋友圈舆情信息的能力较弱等现象。本研究结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如下建议对策。
3.1 开设系列讲座，精确培养舆情信息辨别能力
高校应开设系列讲座加强大学生对舆情信息的辨别能力，特别针对大学新生。通过真实案例的生动讲授等，让大学生较深入地学习相关法律法规，较全面地掌握舆情信息辨别的基本知识，提升大学生在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中处理各类舆情信息的
能力。
3.2 师生共建舆情引导联盟，第一时间辟谣
身处网络舆论浪潮中的大学生，一定程度上迫于群体压力的影响会产生盲目从众的心理。尤其是朋友圈场域内的群体舆论氛围会对大学生的态度产生影响，此时最需要此类权威途径发出声音，对朋友圈中的舆论方向进行引导，防止舆情信息的不当扩散。师生共建舆情引导联盟既能在第一时间发现大学生朋友圈舆情发展的态势，从而及时辟谣与引导，又能给予大学生一个去主动咨询与核实的信息平台。
3.3 设立舆情研讨论坛，合理表达意愿
独立思考能力正是大学培养学生所追求的目标之一。面对舆情信息，大学生自然有自我思考和意愿表达的诉求。高校应该设立专门的论坛，避免舆情因渠道不畅而产生谣言。同时培养大学生学会理性表达意愿、理性发表观点、合理表达情绪。另一方面，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说，每一次引发大学生高度关注的舆情信息正是开展思政工作的好机会。高校思政人员应利用舆情热点，鼓励大学生积极了解公共政策与社会实况，培养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11]。
3.4 自我综合学习，提升舆情素养
大学生应该不断丰富自身的科学技术、公共管理、社会政策等方面的知识储备，才能更好地透过现象理解舆情信息的本质，分析各类信息的不确定性。同时注重提升内心道德、心灵修养和人文素养，在微信朋友圈等网络空间保持道德自觉和自律，主动核实可疑舆情信息，适当阻止不实舆情信息的扩散，打造健康和谐的朋友圈生态。
注释
①本研究选取的舆情反转典型事件均被媒体证实为谣言并被辟谣的，主要来自人民网等媒体。
参考文献
[1]尹维祖.学习践行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之浅见[J].西部学刊，2017（11）：66-67.
[2]陈燕.大学生微信朋友圈的信息素养调查——以中南大学为例[J].传播与版权，2017（3）：28-31.
[3]王晓.大学生微信朋友圈中谣言的傳播与治理[J].经贸实践，2017（10）：40-42.
[4]丹尼尔·麦奎尔，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祝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5]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M].郭镇之，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6]唐金杰.微信朋友圈的人际互动模式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15.
[7]孔泽鸣，周珍莹.自媒体时代微信谣言传播特点的研究[J].传播力研究，2017（3）：25-26.
[8]林森.微博谣言的微观传受心理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4.
[9]刘晓阳.从传播学视角看涉警网络舆情引导[J].传播力研究，2017（6）：195.
[10]卡斯·R·桑斯坦.谣言[M].张楠，迪杨，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1]叶阿萍，邵安.当代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的研究与对策[J].信息化研究，2013（4）：70-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