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浅析

    【摘要】虽然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十分艰难，但依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抗战文学出版中也形成了一定规模。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出版与抗战形势紧密相关，受抗战时期各地译作出版环境影响，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呈现不同特点。本文主要基于抗战时期国统区与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情况，对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及原因进行探讨。

    【关键词】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抗战时期

    【作者单位】赵天阳，白城师范学院大学外语教学部。

    鸦片战争以来，尤其进入20世纪后，我国译者对外国文学进行了大量译介和出版，这些出版的外国文学译作给我国传统文学发展带来了很大冲击，推动了我国传统文学的快速发展。即便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我国译者和作家们依然坚持对大量外国文学进行翻译，出版了众多优秀外国文学译作。虽然抗战时期译者和作家们的生活极不安定，外国文学译作资料奇缺，且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十分困难，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各地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从未停止，它继承和发展了“五四”以来的光荣传统，取得了很大成绩。抗战时期，我国被分割为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三大块。沦陷区主要指日本在华所扶植的伪满洲国区域；国统区主要包括重庆、桂林和昆明等地，由国民党统治；解放区主要为共产党所在的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以及华北、华中和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多种因素影响，各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呈现不同特点，其中，国统区和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更为活跃，也更能代表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从国统区与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工作特点看，我们可窥见我国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的大体面貌。抗战时期，我国各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既呈现一些共性特点，又呈现一些不同特点。

    一、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

    1.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大体特点

    （1）外国文学译作出版重点关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于1938年3月在武汉成立，该协会在成立宣言中明确表明，中国文化事业必须与抗战时期结合起来，同时与世界反法西斯潮流结合起来，融入全世界反法西斯文藝家队伍中，并对中国翻译出版界发起号召，呼吁大家加强团结，对优秀外国文学作品进行译作出版，通过携手共进来共同抗敌，维护世界和平。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集中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上。以曹靖华、葛一虹等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马耳、铁弦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英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马宗融、金满成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法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夏衍、胡风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主要对日本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进行翻译出版；以胡愈之、孙用等人为代表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对优秀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则涉及更大的范围。

    （2）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以苏联作品为主

    从解放区与国统区外国文学翻译情况来看，对苏联作品进行翻译出版成为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主流趋势。抗战期间，我国文艺工作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出版超过700种，而苏联文学则是当时译作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中的重点与热点。在国统区，译作出版数量最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即为苏联作品。尤其在苏联爆发卫国战争时期，国统区内形成了对苏联文学进行译作出版的高潮，这与抗战时期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有关，当时，苏联是世界最强大的战斗堡垒。我国国统区内当时出现了大批对苏联文学进行译作出版的工作者，在我国当时的抗战文艺报刊上，大量与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相关的小说、戏剧以及诗歌等作品被翻译和刊登，如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瓦希列夫斯卡的《虹》等。陈瘦竹对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进行了翻译，该作品在《时与潮文艺》刊登后，给中国人民抗战带来了很大激励。与此同时，我国文学译作出版工作者还对俄国古典文学作品进行了翻译，如《战争与和平》《复活》《上尉的女儿》《樱桃园》等。

    在解放区，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作出版也以苏联为主，主要阵地为《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在这些阵地中，很多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和介绍。例如，肖三对《列宁论文化与艺术》进行编译，周扬对《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进行编译，这些译作出版的外国文学也都宣扬了反法西斯斗争精神。其中，柯涅楚克的剧本《前线》在解放区产生了很大影响，该作品被翻译并在《解放日报》连载后，广播电台每天播发数千字到各个解放区，各地也分别进行印刷。解放区不仅针对《前线》出版过单行本，同时在个别地区还对《前线》进行上演。此外，苏联作家别克的《恐惧与无畏》也非常受解放区的人们欢迎，该作品由肖三翻译，彰显的是为实现祖国自由而不惜牺牲小我的苏联英雄气概。解放区很多指战员的学习教材中也包括很多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作品，如里多夫的《丹娘》和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等。当时的解放区，受艰苦出版条件限制，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物多用土纸出版，发行量也不大。但即便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发表后，不到七年时间，各解放区也完成了对56种苏联文艺理论等作品的翻译、出版和发行，由此我们可见，苏联作品在我国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中的重要地位。

    2.抗战时期我国各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特点

    （1）国统区重视欧美文学译作出版，涉及少量日本文学

    除反法西斯作品与苏联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外，国统区内译作出版工作者还对欧美国家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进行了翻译，涉及作家不仅包括海明威、马克·吐温、小仲马和狄更斯，还包括雨果、卢梭和莎士比亚等。这些重要作家的作品在抗战时期都有中译本，欧美文学作品中又以法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出版为主。抗战时期，我国处境与当时的法国相似，因此，我国国统区译作出版工作者对法国文学作品的译作出版比较重视，当时的中国报刊也对很多能够彰显法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作品进行翻译刊登，如韦尔科尔的中篇小说《海的沉默》等。与此同时，国统区内也对一些日本文学进行了翻译出版。不过，抗日战争的主旋律为抗日，我国文化界普遍仇视日本，对日本文学的译作出版也比较冷淡。国统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不多，仅重视与反侵略战争相关的日本文学的译作出版，主要出版了一些反战作家的日本文学作品。

    （2）解放区内外国记者所著报告文学的译作出版异常受欢迎

    相比苏联文学作品，外国记者所创作的报告文学的译作出版在解放区内也比较受欢迎，成为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一大特色。抗战时期，我国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不少外国记者来到我国，并将我国人民英勇的抗战事迹通过报告形式报道给全世界，这些作品在解放区内迅速被翻译为中文并出版。1937年3月，王福时对《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组织译作出版，5000册被一售而空。同年，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随八路军在抗日前线纪实，发表了《打回老家去》，该作品被钱许高翻译后，由上海导报馆在1938年加以出版。美国记者安娜发表的《为自由而战的中国》，对八路军所在区情况进行了报道，1939年被伍友文翻译后，由上海棠棣出版社进行出版。这些外国记者根据中国抗战情况所编写的报告文学被翻译出版后，在抗战时期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因解放区内不识字的人占比较大，为促进抗战文学的快速普及，在这些报告文学的译作出版过程中，翻译策略比较通俗化，翻译者对故事梗概的叙述比较简明扼要，普通民众也能接受。

    （3）沦陷区日本军国主义文学译作出版的畸形繁荣

    在沦陷区，外国文学的译作出版工作的突出特征表现在日本文学翻译出版的異常繁荣。为了对日本民族的优越性进行凸显和宣扬，也为了对日本文化纯粹论进行鼓吹，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内对日本文学作品的翻译与出版工作给予大力扶持，导致沦陷区的日本文学译作出版呈现非正常的繁荣景象。“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通过政治策略引导日本文学在沦陷区积极传播。当时对日本侵略战争明确表示支持的作家有德富苏峰、菊池宽和火野苇平等。1939年，火野苇平的作品《士与兵》在北京被翻译出版，同年《麦田里的军队》在日本被翻译和出版。1944年，德富苏峰对日本侵略进行鼓吹的著作《必胜国民读本》以东方文化编译馆的名义在沦陷区出版。菊池宽因对日本军国主义政策表示积极支持，其作品在沦陷区内也被较多地翻译和出版，如在青岛所翻译和出版的《无名作家的日记》以及《新日本外史》。鼓吹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狮子文六的小说《海军》，也在沦陷区被翻译出版。而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文学作品译作出版被日本军国主义打压，虽然“九一八”事变后，沦陷区也翻译出版了《夏目漱石集》《新生》《舞姬》《转生》《李陵》等，但日本对这些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工作进行了残酷打压，在此期间，小林多喜二被酷刑迫害致死，藏原惟人等被抓捕入狱。

    二、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的成因分析

    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是我国20世纪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史上一个特殊板块，因特殊的局势而呈现特殊的特点。从整体上来说，国统区与解放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都表现了很强烈的抗日救亡意识，即便沦陷区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也表现了激烈的民族主义与殖民主义冲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外国文学翻译工作者主要通过选择外国文学译作来活动，保持和强化文学的民族特性，从而巩固反殖民主义阵营。抗战时期，我国外国文学译作译者的观点取向和策略与当时的环境中占主流地位的诗学观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相关的一面，其中所展现的排斥与接纳，均被上升到民族意义层面。从长远发展来看，外国文学译作出版能够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通过外国文学译作出版可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如果我们仅将眼光放在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本与原本的对应问题上，而对抗战时期各区外国文学翻译动机、译介主体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有所漠视，就难以理解为何抗战时期外国文学的译作出版在不同区域如此不同。

    在沦陷区，日本殖民当局对反法西斯活动极力压制，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人员不得不以各种隐蔽方式进行反法西斯文学译作出版活动，或创造各种条件开展译作出版活动，才使得沦陷区外国文学翻译出版活动呈现不同面貌。国统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除了要受日伪摧残，还必须承受国民党借助“战时”名目进行的各种限禁，加之国统区内物价飞涨，纸张昂贵，翻译出版物资奇缺等，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活动受到很大影响。在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综合作用下，国统区外国文学译作出版者对英美或苏联等国家的文学普遍比较认同，对日本文学的译作出版比较排斥，因此，与日本相关的文学译作数量较少。而解放区，在抗战时期不仅要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封锁，还受到国民党的封锁，这种全面封锁使解放区几乎处于隔绝状态，与外界联系较为困难，导致解放区内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事业发展受到了客观限制。且解放区时常被国民党“围剿”和封锁，整体处于文化相对封闭状态，受政治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综合影响，解放区呈现以马克思主义和苏联文化为主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特点。

    根据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概况，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抗战爆发，我国文化中心城市以及沿海大城市均处于相继失守、交通阻塞的环境中，各种生产经营因此而停滞，受此影响，我国翻译出版事业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虽然迫于社会现实与经济情况，我国外国文学译作出版的发展停滞了，但外国文学译作出版从未完全中止过。抗战时期，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涉及国家之多、文体之齐备，在中国外国文学译作史上实属罕见。从抗战时期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概况来看，各种文学作品，特别是翻译出版的反法西斯斗争文学作品，帮助了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世界，对抗日救亡、抗日民主运动来说，具有重要激励作用。即便在国统区， 虽然这些作品一再遭到查禁，外国文学译作出版者遭受“种种恐怖迫害”，但同样也没有阻止当时译作出版工作者对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同时，这些外国文学译作不仅滋养了中国抗战文学，而且对提高中国作家艺术表现力，推动中国民族新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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