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群体研究文献综述

    【摘 要】 现阶段国内外理论界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关注度较高，但我国由于起步较晚，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还没有一套完整、标准的体系。本文在对中等收入群体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首先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测度和比重变动的趋势进行了概括，再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机制的研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并提出现有研究的不足，希望能给后续学者的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 中等收入群体 概念 影响因素 路径

    一、引言

    中等收入群体对扩大内需至关重要（何冬妮，2018），对分散经济风险，缓解外部冲击，甚至是维护社会稳定也具有重要作用（薛宝贵和何炼成，2018）。本文对中国知网的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要文献进行了数据分析，时间范围为1992年1月1日至2019年6月15日。通过在主题栏输入“中等收入群体”，检索到2363篇相关文献，其中，2002年以前的文献仅有4篇，而自2002年开始相关文献逐年增多，到2012年中等收入群体成为学者们的研究热点，至今也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关注点。

    基于以上的文献数据分析，本文在现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先是对中等收入群体的相关概念界定、测度等进行梳理，再综述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机制，通过对以往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发现现有研究的不足，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提供参考。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及测度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

    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在所有城邦中都有三个阶层，介于极富阶层和极穷阶层两者之间的中间阶层是中产阶层。国外的学者大多数都采用绝对收入作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衡量标准，这同时也是收入的国际通用标准。我国学者也大都从收入范畴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大致可以分为绝对视角和相对视角两个标准。绝对标准是根据需要多少收入来维持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水平来设定的标准;相对标准则依据所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的中位数来判定个体是否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

    1、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标准。中等收入群体主要是从收入标准来测度的，主要是绝对收入以及相对收入两种标准。绝对收入标准以世界银行贫困线为参考标准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相对收入标准则依据本研究的区域的所有收入群体的收入分布的情况来测度。龙莹（2012）用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间范围内的相对标准来测度中等收入群体。李培林（2017）等则先调查了所研究地区的收入平均数，再以这个数的1倍作为下限，2.5倍作为上限来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

    2、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范围。中等收入群體的研究学者很多，但是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行性，学者们对其测度范围也各有不同。国家统计局以月收入在2000-5000元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统计出2017年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人。陈小荣等（2018）对河北省城镇和农村范围内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行了测算。杨修娜（2018）则根据全球所有国家收入中位数的67%-200%来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来对我国全国范围内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测度。

    3、中等收入群体的测度方法。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测度方法主要有根据数字特征和根据收入分布两种。根据数字特征的测度方法主要是根据中位数、平均值等来划分收入区间。国家发改委（2012）在充分考虑国际标准的情形下，同时结合我国当年人均GDP水平以及当年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对中等收入群体的范围进行数字限定，且上限取下限的某一固定倍数来测度中等收入群体的。根据收入分布进行统计测度的测度方法是我国学者率先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运用的。吴鹏和常远（2018）就采用核密度估计收入分布函数，同时借鉴M-曲线，以收入中位数为中心将中等收入群体分为下中等和上中等，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进而识别与测算。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讨论。宏观因素主要从经济发展状况和国家财政税收政策两个方面来讨论，微观因素主要从年龄和教育两个方面来总结。

    （一）宏观因素

    1、经济发展状况。吴青荣（2016）认为个体中等收入持续时间与经济发展状况呈正相关关系。王增文（2016）也发现国家投资消费水平与技术进步等正向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而政府支出和人口赡养比等负向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徐佳舒和段志民（2017）则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不仅在于使更多的居民达到中等收入群体的水平，更关键的是稳定住现有的中等收入群体，而这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

    2、国家财政税收政策。王阳和常兴华（2018）认为以前政府主导投资为主的发展导致我国现在的发展重投资而轻消费、重生产而轻生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产生了不利影响。李香菊和贺娜（2019）也认为我国现在的整体税制不利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直接税相比来说间接税太多，应该降低其比重，同时地区间的差异化税制建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对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都有不利影响。

    （二）微观因素

    1、年龄。1974年Mincer就提出收入与年龄和工作经验成正比，因为年龄较高的群体一般工作经验更丰富，更容易成为中等收入群体。黄潇（2013）认为年龄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婚姻对人们处在哪种收入阶层的影响不明显。李春玲（2018）也认为在其他条件大致相似的情况下，年纪越大越有更可能成为中等收入群体。

    2、教育。王薇（2013）认为从文化程度来看，学历水平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有很大关系。蔡昉（2016）则提出我国的教育回报率呈现出随教育程度升高而增加的马太效应，即收入、教育程度和教育回报率三者之间形成原先贫穷的人现在越来越穷，原先富有的人现在越来越富有的现象。吴青荣（2016）也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内在驱动力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分布结构还决定了中等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这更加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

    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

    根据现有研究的重点，本文从提高经济质量、改善财政税收制度、加大教育力度几个角度来梳理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

    （一）提高经济质量

    经济质量的提高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具有显著影响。Birdsall（2010）分析了经济增长方式对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提升的效果，认为政府颁布实施的亲贫式政策，可以很好的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提供坚固基础。张少良（2017）提出要加强对中西部的经济建设，努力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同时也要维续深化医疗改革，扩大医保福利的覆盖面来促进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

    （二）制定财政税收扶持制度

    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动力。苏海南（2017）认为要从减轻中小微企业的稅费负担、强化垄断行业的税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强化政府民生支出四个方面对我国的财政税收制度进行改革，增加人们的转移性收入，对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积极作用。谭永生（2018）则认为除了要完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公共财政支出结构、加快改革税收结构以外，还要通过形成有助于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新税制来增加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

    （三）加大教育力度

    人力资本是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在促进就业上创新思路，推动劳动收入增长。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2012）认为加大教育培训的财政投入力度可以加快城乡人力资本积累。薛宝贵和何炼成（2018）认为政府的教育资源应该注重农村地区、西部不发达地区等低收入群体较多地区的投入等，促其这些地区人力资本的提升，进一步促进这些地区的群体向中等收入群体流动。张少良（2017）还提出要积极提高我国就业信息的时效性、准确性，鼓励各种收入群体特别是中低等收入群体开展第二职业。

    五、结论和展望

    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中等收入群体研究还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大致存在以下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一方面，由于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界定和测度标准等过于多样化、数据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够，所以关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和路径的相关研究并不能说明所选依据与其他标准相比的优势与劣势，主观性有点强，说服力不够。另一方面，国内外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定性研究相对较多，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系统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机制的成果还不多见。因为城镇的中等收入群体数据比农村的中等收入群体数据更易获得，很多学者忽视或者仅采用定性分析研究扩大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我国现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影响因素和路径机制的定量研究也大多以描述性统计分析为主，缺乏更有说服力的统计和分解因素的方法。

    【参考文献】

    [1] 段志民.中等收入群体研究的新进展[J].经济统计学（季刊），2017（02）：1-13.

    [2] 王阳，常兴华.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范围及扩大路径[J].经济纵横，2018（09）：28-36.

    [3] 王薇.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现状及其变动的测度与研究[D].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3.

    作者简介：何成茜（1997年-），性别：女，民族：汉，籍贯：湖北仙桃，学历：硕士在读，单位：重庆工商大学，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公司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