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女还俗的典范

    作为早期资产阶级革命重要内容之一的宗教改革，修道院改革是其中重要的内容。修道院关闭、教产被用作济贫、僧侣结婚和还俗运动的开始，让长期幽禁在围墙内的修女再度回归世俗世界。对她们而言，16世纪的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不仅是一件宗教事件，同时还是改变了她们一生命运的社会事件。在这场变动中，一个出身名门的26岁修女成为了修女还俗的典范和榜样。她的名字叫做卡塔琳娜·冯·波拉（Katharina von Bora）。波拉在16岁时成为修女，26岁时嫁与马丁·路德。其后，她成为路德的贤内助，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社会生活方面，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卡塔琳娜·冯·波拉于1499年1月29日诞生于波拉（Bora）地区的一个贵族家庭，这个家族在莱比锡（Leipzig）附近的利宾多夫（Lippendorf）拥有一片领地，家族徽章上有一只猖獗的狮子挥舞着左爪，举着一面金色的盾牌。①波拉的母亲安娜·冯·豪庇兹（Anna von Haubitz）在她6岁的时候便已去世，父亲是汉斯·冯·波拉（Hans von Bora），另外还有三个兄弟。②在五六岁左右，波拉便被送往本尼迪克修道院学习，数年之后，又被送往尼姆森（Nimbschen）的西都会修道院（Cistercian Convent）去和她的姨母和姑母生活在一起。③在1515年10月8日，16岁的波拉正式宣誓成为修女。④修道院里一共有40位修女，她们大多来自贵族家庭。在修道院的多年生活，让她学习到了许多规矩和宗教习俗，学会唱圣诗和祷告，以及阅读圣经。⑤对16世纪的修女来说，进入修道院意味着与一切世俗亲属断绝关系，放弃成为妻子和母亲的权利，全心全意地在修道院里侍奉上帝。但是，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展，修女们接触到路德的思想，开始思考自己何以成为修女。她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出于父辈的决定而进入修道院的，并没有人来征求过她们的意见。

    1520年，路德反对修道生活的著作传入修道院。修女们互相传阅，兴奋不已，特别希望路德能够亲自对她们进行指导。⑥早在1516年，路德便跟随两位奥古斯丁修道院院长，约翰·施道比茨（John Staupitz）和修士文策斯劳斯·林克（Wenceslaus Link），造访过修道院。后来，路德又在1519年前去看望过修女们。①有9位修女后来成为路德忠实的支持者，其中就包括了波拉。②修女们感到无法继续忍受修道院的生活，不想再被禁锢在牢笼里，失去自由。她们尝试给家人写信，倾诉自己想离开修道院的想法，希望家人能够把她们接回去。由于这些请求全部遭到拒绝，修女们只好向路德求助。③路德在与朋友、修道院所在地托尔高（Torgau）的市政委员利奥纳多·科比（Leonard Koppe）商量后，决定展开拯救计划。④科比想出的办法是把9位修女藏在马车里，假装运鱼把她们带到维滕贝格。⑤最后在1523年4月6日的耶稣受难日，在科比的护送下，修女们平安到达维滕贝格。⑥

    事情过后，路德写信给修女们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够张开双臂迎回自己的女儿。⑦可惜的是，一些父母觉得还俗的女儿会给家族带来耻辱和不幸，再度拒绝了她们的请求。结果部分修女只能停留在维滕贝格，大多在路德的帮助下找到归宿，但修女波拉却有着奇特的经历。

    波拉抵达维滕贝格后，在市长菲利普·莱兴巴赫（Philip Reichenbach）的家中住下，不久，遇见来自纽伦堡的一位贵族青年杰尔姆·鲍姆加特纳（Jeremy Baug？覿rtner），当时双方都有意思进一步发展，不过这位少年回去纽伦堡后便再无音讯。⑧接下来，波拉便表示：自己除了路德不再考虑其他的追求者。而当时的路德并没进入婚姻的想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他觉得与波拉结婚，既可以对罗马教廷进行反击，又可以让自己的父亲汉斯高兴，所以决定与波拉结婚。⑨1525年6月13日，由路德的朋友约翰尼斯·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主持，在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Lucas Cranach）、朋友贾斯特斯·约纳斯（Justus Jonas）和约翰·阿佩尔（Johann Apel）的见证下，两人在维滕贝格举行了婚礼。⑩其时，波拉是26岁，路德是42岁。{11}

    自1520年6月15日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X）以教谕《主，起来吧》（Exsurge Domine）宣布要把路德开除出教后，路德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在保护者萨克森选帝侯智者腓特烈（Friedrich der Weise）的领地之内，除了偶尔因为公事前往附近地区出差，大多数时间都生活在维滕贝格的前奥古斯丁修道院。{12}

    路德与波拉结婚后，萨克森选帝侯便把奥古斯丁修道院送给路德作为婚后住所，这座房子因此又被称为“路德之屋”（Lutherhaus）。{13}“路德之屋”坐落在维滕贝格的大街之上，距离维滕贝格大学（Wittenberg Universit？覿t）只是数步之遥。{14}路德出差的时候，经常会写信给波拉讨论家事，或者嘱咐她照应维滕贝格的一些事情。可惜的是，只有路德一方的书信保留下来，我们无法得知波拉的反应，不过结合路德写给朋友和波拉的信件，以及一些其他的作品内容，可以对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有一定的了解。

    结婚以后，路德与波拉过着充满爱意的婚姻生活。婚后不久，在写给朋友的信件里，路德便大方地提及波拉，說“我的凯蒂（K？覿tie）要我友好地提醒你，不要娶一个农民蛋子，因为他们粗鲁又吵闹，没法好好照顾男人，也不会做饭或者酿酒”。①可见路德这时候对婚姻生活很满意，不仅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向波拉敞开，还开始向朋友开玩笑似的提供有关婚姻的建议。

    波拉识字断文，歌也唱得很好，逐渐成为路德生活的核心人物。在路德外出之时，两人常通过书信交流。1543年7月29日，路德从德绍（Dessau）写信回家。②在信件里，他称波拉为“凯蒂主子”（Lord K？覿tie），这是他给波拉起的外号，在21封信件里都是这么称呼波拉的。而波拉却喜欢称呼他为“博士先生”（Herr Doktor）。从两人的外号中可以看出，路德感觉到凯蒂在他的生活中扮演中举足轻重的角色，不仅因为波拉是他的生活伴侣，而且还是他生活的主宰。

    像普通人一样，路德常在信中表达出对波拉的依赖。在一封信里，路德提到菲利普·梅兰西顿（Philip Melanchthon）已经先他一步回到维滕贝格，而他因为选帝侯的事情还需要多逗留一段时间。然后，路德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凯蒂的思念：

    昨天，我喝了一杯非常难喝的啤酒，然后還被要求唱歌。当我喝不到好酒的时候，感觉很不好受。然后我就想起在家的时候喝的那些美味的葡萄酒和啤酒，还有那位美丽的夫人，或者说我的主子。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否尽快把整个地窖的美酒，还有一桶你的啤酒给我捎来。不然的话，在新啤酒准备好之前我不回家。③

    与路德结婚后，波拉不仅接管了家中的财政大权和日常事务，保证路德在每天的餐桌上都能享用来自她的园子里的新鲜菜肴，同时还在1526年至1534年间生育了6个孩子，分别是汉斯、伊丽莎白、玛德琳娜、马丁、保罗和玛格丽特。④繁重的家务几乎让波拉忙得透不过气来，每天早上四点便得起床，晚上九点入寝。⑤在孩子们稍微长大后，波拉又开始担负起教育孩子的重任。除此之外，由于“路德之屋”是个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常有远方朋友们的借住，收容孤儿和学生们的造访，⑥每天路德还要与朋友、学生共进晚餐。在餐桌上，路德时常发表精彩的观点，被学生们记录下来后编成了《桌边谈话录》（Tischreden）一书。⑦在《桌边谈话录》里，路德在吃饭的时候向大家诉苦：

    你总要我按照你的意愿做事情，你控制了一切。在家里，我只能服从你的管理权，一点权利没有。女人当政，是没有好事的。上帝造出亚当，就是要让所有生物服从他的命令，但因为夏娃鼓动他把自己置于上帝之上，最后才被逐出伊甸园。所以我们要感谢你们女人。⑧

    路德的这番话听起来似乎言不由衷，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在平常的生活里，他还是非常依赖波拉的照顾，在其他时候，也不断表示对她的牵挂和思念。1540年7月，路德前往魏玛（Weimar）出差，在信件开头，称呼波拉为“致我心爱的凯蒂，路德博士夫人，新的养猪场夫人，仁慈的佐尔斯多夫（Z？觟lsdorf）夫人”。⑨

    路德之所以称呼波拉为佐尔斯多夫夫人，与孩子增多、“路德之屋”成为公共之地导致的经济压力有关。路德用610个基尔德（gulden）给波拉在佐尔斯多夫买下一块小地产。萨克森选帝侯也大方地表示，会向她提供建造房屋所需要的木材。所以在选帝侯和路德的支持下，波拉开始自己建造、播种、修建花园，打造出一个小农庄来。⑩

    幸好波拉在经济管理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早先，她就运用在修道院里学到的知识，在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子里办起了一个小农场，并酿造啤酒，让路德从年轻时候瘦骨嶙峋的模样逐渐圆润起来。①现在，她又承担起管理“波拉的农庄”的重任。通过对家人无微不至地照顾和奉献，诚挚地表现出对丈夫的爱意和对其事业的支持。

    作为宗教改革家路德能干的妻子、忠实的伴侣，以及孩子的母亲，波拉被视为是女性天职（Amt）的完美体现。②尽管遭到天主教阵营的强烈反对，但连路德的批评者伊拉斯谟（Erasmus）也不得不承认，波拉对安抚路德的情绪发挥了正面的作用。③随着路德的婚姻赢得人们的尊敬，中世纪禁欲主义也走到尽头，基督徒的生活终于跨进了文明的门槛。开始婚姻生活后，路德在群众心目中的面貌变得更加富有人性魅力，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也越发多元：路德开始思考并写出与家庭、女性、生育、孩子相关的文章，进一步完善其神学体系，从而构建出新教基督徒理想生活的完整图景。④

    出生于1483年的路德比1499年出生的波拉，年龄大了将近16岁，而在16世纪的德意志，平均寿命大概是40岁，所以他从1540年开始，便为自己去世后波拉的生活担忧。在索尔斯多夫为波拉置下的房产，正是路德为波拉所做的安排。在1545年7月28日路德于埃斯纳赫（Eisenbach）写给波拉的信里，透露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希望你会把花园、田地、房子和后院卖掉。这样我就可以把大房子还给我最仁慈的领主（萨克森选帝侯）。对你来说，最好是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搬到佐尔斯多夫去。我可以用我的工资来帮助你改善小房产的状况。我希望我最仁慈的领主会让我去世时再发一年的工资。因为在我死后，维滕贝格的那些坏人不会容忍你继续待下去。因此，最好趁我还活着的时候把一切都安排妥当。或许，维滕贝格的政府会愿意给予一份合约。⑤

    路德在信里提到的这份文件，应该是他的《遗嘱》。他希望维滕贝格市政府能够尊重他的意愿，在其去世后以较为妥善的方式处理财产及其他事务。路德的《遗嘱》后来收藏在维滕贝格的法院记录里，他先后写过两个版本，第一份是在1542年1月6日，第二份是在第一份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强调波拉应该有更多对财产的控制权，时间是在1544年1月2日。⑥法院的记录如下：

    荣誉的汉斯·鲁夫特（Hans Lufft）作为代理律师，由于高贵并学识渊博的圣经学博士马丁路德要求，郑重地在法律面前做出下列声明：如果他的妻子卡塔琳娜，比他活得更长的话，下列的财产将归她所有，可以按照她的意愿自由处置，而不受到任何限制：第一，位于埃尔斯特门（Elster Gate）的布鲁诺·布劳斯啤酒厂（Bruno Brauhers Brewery）的小房子或棚屋，就像购买时一样;第二，与埃尔斯特门相邻的，从雕刻家克劳斯·海弗纳（Claus Heffener）处购得的花园和土地;第三，另一个从雅各布盖赫曼的妻子那里买来的花园，位置在斯佩克伍德附近;第四和第五，维滕贝格城外的一片名为卡贝尔胡佛（Kabelhufe）的土地，以及一个从位于埃格尔胡尔（Egelpfuhl）的花园，与从安德里森·梅贝瑟（Andre？茁en Mebe？茁e）购得的，位于埃格尔胡尔（Egelpfuhl）的花园。⑦

    在路德列出的财产名单里，可以看到他已经购置了五块田产，作为以后波拉和孩子们的生活来源，而且还提出这些财产的处置权归波拉一人所有，孩子们不得提出异议或者进行干预。最后，路德表示，“在法官和陪审员的见证下，波拉是财产的唯一合法拥有者”。①在1546年2月14日，路德写给波拉的最后一封信中，他再度为自己去世后，波拉和两个儿子的情况担忧，害怕维滕贝格的人不会容忍他们的存在，以及自己听到有关战争的传闻。②

    路德的担忧随即化为事实，他在1546年2月18日凌晨两点，于他的出生地埃斯莱本（Eisleben）逝世后，波拉马上要面对收入的锐减和战争的来临。③她想出售房产，但遭到市长布鲁克（Brück）的反对。他的建议是让波拉削减开支，把所有的男孩子送去学校，处理掉所有的财产，把“路德的屋子”还给选帝侯，然后和儿子一起在选帝侯的准许下安静地生活。④然而，波拉拒绝了市长的建议，她希望能够继续住在原地，通过对学生授课和出租房间来补贴家用。可惜的是，不久之后德意志新教和天主教诸侯之间爆发施加登战争（Schmalkaldischer Krieg），维滕贝格遭到围攻并成为武装营地。⑤波拉和孩子们只好逃往马德堡（Madgeburg），等到战争过去再回到维滕贝格的时候，房子已经破损不堪，需要她自己进行修补。⑥最后，在1550年12月20日，波拉在骑马前往托尔高的途中不慎坠马受伤，她最后的遗言是：“我会像外套上的毛刺一样紧随基督。”⑦

    路德与波拉的婚姻，一开始几乎遭到了德意志和全欧洲所有反对人士的谩骂。然而，他们婚后的美好生活，却告诉人们这是庸人自扰，反衬出新教婚姻改革的合理性，这场婚姻同时也改变了路德的人生。虽然波拉没有留下任何作品，但她的身影却在路德的写作中得以永存。在《桌边谈话录》中，路德对婚姻生活的总结或许就是他的真实经历：“婚姻生活中不能缺少女性，这个世界的运行少了她们也是不行的。婚姻中的另一半至少应该是个在生活中友好、彬彬有礼、充满欢乐的伴侣。”⑧就社会意义而言，波拉是所有还俗修女的榜样，她亲身践履了修道院改革和新教婚姻改革，用自己的行动为所有的修女做出了表率。在社会秩序方面，婚姻改革也有其内在的必要性。路德在《婚姻的价值》一文中曾经指出：“婚姻的价值，不仅有助于身体、财富、荣誉和个人的灵魂、同时还对整个城市和国家大有裨益。”⑨通过婚姻改革，一切非自愿的禁欲行为遭到废除，而将婚姻重新纳入正常的轨道，既强调了家庭的重要性，也让国家的实力由于人口的不断繁衍得以加强，让世俗政府和统治机构在稳健的家庭和社会结构的支撑下正常运转。

    婚姻世俗化的運动不仅改变了以往对僧侣结婚的保守观念，也让修道院的女性从封闭的宗教枷锁中释放出来。正如北京大学朱孝远教授所言：“从此，结婚不再被认为有罪，离婚也不再被社会歧视。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千百万妇女从被遗弃被歧视和在性方面受污辱的境况中解放了出来，被安置在家庭比较正常的环境之中，长辈和父母们也渐渐开通了思想，不再把女儿们送人修道院。女孩们在家中长大，直到结婚。”⑩

    【作者简介】周施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宗教改革和近代早期德意志史研究。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