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诠释

    部编初中教材第18、19、20課讲述清朝政治经济，在频频使用“前期”概念中又出现“中期”，因此首先要注意“前期”“中期”的时段划分。郑天挺先生有明确的解释：前期1644—1723年;中期1723—1840年。为什么以1723年划分？因为这年“摊丁入亩”正式成为法律颁布，这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继位，还有其他理由。郑先生说：“这种分期只是近似的、有条件的。”①笔者所见清史论著大都遵从这样的分期。初中教材似乎不大在意，如第19课“顺治、康熙、雍正、乾隆诸位帝王，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为清前期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这就将前期延伸到乾隆朝。第20课“清朝中期以后，人口的增长造成用地紧缺”，这里又将乾隆朝划入中期。“前期”中包括“中期”？还是划分“前期”和“中期”？这关系到“晚期”“末期”的概念。这不是吹毛求疵，因为注意分期应该知道：尽管兴盛延续到乾隆朝，但“盛极而衰”来得很快。清中期民众贫困食不果腹，官场腐败不可遏制，强化专制禁书禁言;而世界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落后的中国面临严重的内外危机却浑然不知。而“晚期”意指走向崩溃但个别还有发展，“末期”则是走到尽头，新旧制度交替，“清末新政”的概念有此含义。

    郑成功收复台湾与康熙帝收复台湾，对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历史意义是相同的。但是，两位主角的动机及视野不同，使收复后台湾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差异。

    1644年，北京城先后被农民军、清军占领。明朝实行两京制度，南京是“留都”，还有一套班子，以备不测。崇祯帝死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领头拥立崇祯帝的堂兄福王，建立南明小王朝。南明1662年灭亡，郑成功也是这年去世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是海上霸主、海商兼海盗，拥有上百只船、几万人的武装力量。郑芝龙后来投降了明朝。1645年，他将儿子引荐给南明皇帝，这年郑成功21岁。1646年，清军南征福建，郑芝龙投降，但他的日本妻子誓死不降，自杀。郑成功厚葬母亲，与乃父决裂，弃文从武，与他几个堂兄宣誓效忠南明，在福建泉州一带招兵买马，而后以厦门和金门岛为根据地，坚持抗清。

    郑成功刚起兵时招募到9千人，队伍最多时达20多万。他一方面严格军纪，加紧训练;一方面继承父业，经营海上贸易，与日本及南亚诸国做生意，以外贸的巨额利润支撑军费开支。郑成功的势力最大时占据了从泉州至诏安的沿海地区，几次打败清军。1657年，南明小朝廷封郑成功为延平王，命他“进取江南，伸大义于天下”。郑成功率领5万水师、5万骑兵、5万步兵，还有2万身披铁甲、带铁面罩的铁人军，一路打到浙江，进入长江，兵临南京城下。守城清军假意投降，郑成功中计，功亏一篑，败退厦门。次年，清军进攻厦门，大败，但郑成功控制的地盘也只有厦门、金门及沿岸的几个小城。

    郑成功志在反清复明，他将战略眼光投向台湾，“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他收复台湾的目的是建立反清根据地。因此部编高中教材说“南明将领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1661年3月，郑成功留下儿子郑经据守厦门、金门，自己带兵渡海攻取台湾。这时台湾被荷兰东印度联合公司偷偷占领了38年。郑成功带领战船数百，军队2.5万人，从金门出发，横渡海峡，抵达澎湖列岛，停留4天，再挥师登陆台湾鹿耳门外浅水湾。台湾岛上的荷兰人包括公司职员只有1700多人，在人数上郑成功占绝对优势，但是荷兰人的武器是火炮、火枪。早在明朝花大把的银子、投入无数人力修建长城时，欧洲人就研究火药及其兵器。荷兰人先于英国人横行海上，依靠的就是船坚炮利。他们在台南修建了台湾城（荷兰称热兰遮城）和赤坎城（荷兰称普罗文查城）两个坚固的城堡，城堡安装的大炮射程可达百米之外，且炮弹内有火药，杀伤力极大;士兵使用火绳枪、滑膛枪。而郑成功的军队基本上还是冷兵器，大刀、长矛和弓箭;也有火炮和火药，但因工艺水平差，无法与对手相比。因此，当郑成功发起第一次进攻时，荷兰人的火炮、火枪打死打伤郑军士兵很多，郑军的弓箭如雨，只伤及两名荷兰士兵。而后，郑成功对赤坎城堡围而不打，两个月下来，荷兰人因食物和饮水短缺发生恐慌。5月，荷兰人出城主动出击。但是，前膛装药的步枪射程有限，不能连发，两军近战，荷兰士兵不是对手，抱头鼠窜，一败涂地，死亡百余人。在海上，增援的荷兰军舰主动进攻，开始占上风，击沉郑军一两只帆船，然而善于海上航行又毫不畏惧的郑军海船将敌主力大船引致浅水区围攻，在混战中，荷兰主力舰上的火药被引爆而沉没，荷兰海军战败。赤坎城的荷兰守军于5月4日投降。

    台湾城的荷兰人拒绝投降，城内能战斗的还有900余人。5月25日，郑成功发起总攻，28门火炮轰击了两个小时，发射炮弹350多发，但是，由于射程和威力有限，未能杀伤敌军、破坏城堡。而荷兰人的炮火杀伤郑军千人以上。在战场上武器的差距仅靠战斗精神是不能扭转的。郑成功面对现实改变策略，决定长困久围，挖壕沟，封锁通向城堡的各条道路。长达8个月的围困瓦解了荷兰人的战斗意志，一批批荷兰士兵逃出来投降。1662年初，郑军全力以赴进攻制高点，一天之内发射炮弹多达2500发。①占领了制高点，全城都在炮火威胁之下，荷兰人不得不投降。双方经过谈判，1662年2月1日，荷兰人在投降书上签字，活着的荷兰人全部撤出台湾。南炳文、汤纲所著《明史》第1022～1024页抄录了这份投降书的全文。这是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的殖民主义者正式签下的第一份投降书。

    郑成功收复台湾使台湾无可争议的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此之前，台湾先是被郑芝龙等海商控制着，他招募了一大批汉人迁台（黄宗羲具体记载了郑芝龙从大陆招移民开发台湾的事迹②）。1624年、1626年荷兰人、西班牙人先后进入台湾，后来西班牙人投降了荷兰人，但荷兰殖民者并没有控制全岛，日本也曾与荷兰争夺统治权。郑成功势力的兴起改变了台海格局，特别是在1650年以后，为了对抗荷兰殖民者，郑成功加强对澎湖地区的管理和控制，为收复台湾奠定了战略基础。③赶走荷兰人之后，郑成功改赤坎为“东都明京”（意为南明的东方首都），在台湾设立府县，建册征税。这是“大陆自秦汉以来基层政权形式在台湾的首次出现，也是台湾行政机构内地化的典型表征”。郑氏集团还继续招徕大陆移民，使台湾的汉族人口增加到10～12万人，比荷兰人据台时期增加了6万人。④

    郑成功为反清复明而收复台湾，并為台湾属于中国留下了坚实的证据。但是他所效忠的南明小王朝不可救药。1662年5月，得知南明最后一个皇帝被害，郑成功伤感至极，眺望大陆，长叹一声，身体向后一仰，与世长辞，时年39岁。他的儿子郑经又坚守台湾20年，死的时候也是39岁。

    郑氏集团收复台湾、开发台湾岛的历史功绩，不言而喻。但是，在康熙帝眼中郑氏集团是对抗大清的割据势力。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帝着手剿灭台湾政权，一方面投入人力物力建设福建水师，另一方面对郑氏政权进行策反工作，使郑军水师官兵大批降清，并得到重用。1683年，康熙帝命施琅领军进取台湾，双方在澎湖海面决战，郑军水师一败涂地。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请降。施琅早年降清时，父兄子侄均被郑氏杀害，但可贵的是，施琅没有报复，并出于民族大义亲赴郑成功庙祭告典礼。相比之下，清朝皇帝的胸襟过于狭窄。郑芝龙降清后被作为人质带到北京，尽管郑芝龙不断写信并派郑成功的弟弟去劝降，但还是被下狱、流放，在郑成功挥师收复台湾那年，郑芝龙全家11口被杀。这是顺治朝的事，康熙帝的眼界似乎放宽了，但也有局限性。高中教材在“学习拓展”栏写道：“台湾郑氏家族降清后，清廷就台湾弃与守的问题一度产生争论。有人主张放弃台湾，仅将岛上百姓迁回大陆。大将施琅等人则力主驻守。康熙帝采纳后者的意见，下诏设立台湾府。”康熙帝的决策是正确的，但他的出发点也仅仅是从东南地区的安定考虑，如他自己所言：“朕思台湾、澎湖之地，关系甚大。”“即如台湾、南澳，人以为孤悬海外，无关紧要。自得其地，福建、广东之贼，便无容身之地，所系匪轻。”①为防止善于航海的东南民众再将台湾作为造反的根据地而不放弃，显然，他对台湾在中国海疆中的战略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出自黑土地的满族人毕竟不及闽粤沿海人对海洋了解。台湾在郑氏集团手里是向外开展海外贸易的中转站，是控制海疆的基地。郑芝龙、郑成功都是海上霸主，其在东南及南亚海上贸易中，举足轻重。他们可以利用台湾的有利地位与西方海商、海盗展开竞争，并获利匪浅。而康熙帝没有向外发展的眼光，他虽然开放海禁，但不是积极地向外发展，只满足于当“坐商”，而且限制民间对外贸易，不准大船出海，外国商船也不准和中国商人直接做生意，必须通过中介机构“公行”。他的孙子乾隆帝限定公行为十三家，并只准广州一地对外。因此，清朝虽然维护了台湾是中国领土，却没有发挥台湾向海洋进取的地理优势。

    信仰喇嘛教使蒙古族与藏族结下不解之缘。明朝中期，蒙古的俺答汗在青海会见喇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错，宣布皈依黄教，并为索南嘉错奉上“达赖喇嘛”尊号。“达赖”是蒙古语大海的意思，“喇嘛”是藏语上师的意思。此前蒙古上层信仰的喇嘛教还不是黄教。黄教是喇嘛教的一个派别，叫格鲁派。明朝初年格鲁派兴起，宗格巴是开山祖师（北京雍和宫供奉的就是宗格巴），索南嘉错是宗格巴的三传弟子。因此，索南嘉错被认为是第三世达赖喇嘛。达赖三世一生最大的成就是把黄教传播到内外蒙古。当时蒙古还有很多牧民信仰萨满教，丈夫死了妻子殉葬、宰杀很多驼马祭祀的风俗普遍存在。达赖三世劝导废除旧习受到蒙古人的敬仰，俺答汗与明朝媾和也与他有关。

    达赖四世是俺答汗的曾孙，蒙古人先认定他是“灵童转世”，但只有蒙古人承认是不行的，还必须得到西藏格鲁派三大寺的认可。西藏三大寺派人前往内蒙古考察确认后，迎请灵童入藏。黄教虽然在蒙古得到普及，但在西藏还受其他教派的打压，后来西蒙古的固始汗带兵进入青海，班禅四世派人请固始汗进藏。固始汗镇压了其他教派，确立了黄教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时间是在明朝末年的1642年。此后，固始汗及其子孙控制了西藏，对清廷阳奉阴违。达赖五世圆寂后，他们秘不发丧，康熙帝打败噶尔丹后，从俘虏口中才得知达赖五世已经死去多年。康熙震怒，下旨责问。于是，在达赖五世去世15年之后，西藏方面才选定一个六世达赖的灵童，但是，控制西藏的拉藏汗（固始汗的孙子）又报告康熙帝，说这个灵童是假的，整天耽于酒色，不守清规，要求“废立”。康熙帝派人到藏，接达赖六世进京。这个达赖六世死于青海途中，时年23岁。转年，拉藏汗又另立了一个达赖六世，但藏人不承认，青海的喇嘛也找到一个达赖六世的灵童。达赖六世的灵童出现三个。康熙帝看到西藏如此混乱，于1713年册封班禅五世为“班禅额尔德尼”，赐给金册金印，要求他协助管好西藏。而后，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出兵占领拉萨，杀了拉藏汗，控制了西藏。他不仅不服从清朝统治，而且威胁青海、四川、云南等省的安全。不得已，康熙帝两次用兵西藏，最终结束了西蒙古对西藏75年的控制。

    雍正年间，西藏仍不太平，雍正帝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将西藏东部划出一部分归四川管理（现在的甘孜、阿坝），将西藏东南部划出一部分归云南管理（现在的迪庆），藏北一些地方直接归班禅管治。这样就分解了西藏的实力。二是于1727年起，在西藏设驻藏大臣正副二人，监督政务。在西藏留驻川陕兵两千人、滇军一千人，分驻拉萨和昌都，归驻藏大臣指挥。这样就加强了中央对西藏的直接管理。

    西蒙古所居天山南北、蒙古草原以西的地区，从地图上看，到西藏的直线距离有一千多公里，但那时对蒙古骑兵来说似乎不算遥远。西蒙古在明朝时经常出现在青海一带。雍正帝早就指出：“准噶尔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瓦剌、准噶尔、卫拉特、厄鲁特都是汉语对西蒙古的称呼）到乾隆朝，西蒙古分裂，威胁才得以根除。从康熙至乾隆年，清军多次征讨西蒙古部，最终将清朝版图延伸到唐努乌梁海地区，并控制了西藏。

    解除了西蒙古问题，西藏仍不得安宁。西藏西部紧邻的廓尔喀人（印度语族，居住现今尼泊尔一带）又因边境纠纷入侵西藏西南部。1792年，清朝从内地调派了1.7万兵马，支付军费1052万两（占当年税收总数1/4），平息了境外廓尔喀人的侵扰，惩办了内奸，受到西藏上下层的感激。清廷借此机会与达赖、班禅等议定《西藏善后章程》，“章程”即“条例”，其中第一条规定了确认灵童的程序：为确认灵童，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将巡认灵童的名字、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祈祷7天，然后由驻藏大臣和活佛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抽签认定。假若只找到一名灵童，亦须有一无姓名的签牌同时放入瓶中抽签;假如抽出没有姓名的签牌，这名儿童不能被确认，还须另外寻找。达赖、班禅以及其他活佛转世都采用这个办法。金瓶平时放在拉萨的大昭寺宗格巴佛像前供奉。这个章程共计29条，再次确认了驻藏大臣代表中央对西藏的监督权，达赖是宗教领袖也是政治首脑，他之下设四个辅佐官员噶布伦，这四个官员事实上受驻藏大臣的管辖，因此驻藏大臣与达赖的地位完全平等。乾隆皇帝特别指示驻藏大臣：“对于达赖喇嘛，不可过于崇奉，俾擅事权;亦不可稍露轻忽，致失众望，务须留心体察，处置得宜。”此后，驻藏大臣携同达赖、班禅共同治理西藏，减免税收、布施银两、救济贫苦，广建喇嘛庙，使西藏进入全盛时期。驻藏大臣还试图改革天葬风俗，但收效甚微。

    清朝对西蒙古多次使用武力征讨，在征战中东部蒙古人一直站在清朝一边，出兵参战。这与清廷笼络的政策有关。满族入关之前，八旗兵曾三次西征蒙古察哈尔部，漠南蒙古全部归附。而后，满蒙联姻成为清朝的一项长期政策。据杜家骥教授统计：入关前，满蒙联姻多达83次;清朝满蒙联姻595次，其中皇女出嫁蒙古432人，皇族娶蒙古女163人。①这还不算满蒙贵族之间的自愿结亲。联姻促进了两个民族的结合，为清政权控制北疆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清朝在蒙古地区基本不征税，而且每年在承德避暑山庄召见各盟王爷，笼络感情，赏赐物品。满蒙两族原本在习俗、宗教、语言、文字等方面就是近亲，联姻又融合了血缘关系，满蒙一家的心理和情感日益巩固。

    如果说联姻还只是笼络了蒙古上层，那么尊重黄教则深入到了蒙藏民众。入关前，达赖五世派使者到盛京（沈阳），受到隆重接待。清朝入关后顺治皇帝派特使请达赖进京。达赖到京，顺治帝远接高迎，走时赏赐黄金550两，白银11000两，大缎1000匹，还有大量珠宝玉器和骏马。后来康熙帝规定，每年从西藏税收中拨给达赖白银5000两，作为僧众的生活费用。清廷这样做的目的，后来乾隆说得很清楚：“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①清朝极力抬高黄教，笼络达赖、班禅，在西藏确立了政教合一制度。但是，清廷对西北地区却严格政教分离。

    而今的新疆不同于蒙藏，是多民族地区。清朝治理西北基本靠武力震慑。西蒙古叛乱，清军大开杀戒，然后设伊犁将军镇守，总管军民事务。历任伊犁将军多为皇族宗亲，地处边远也能忠于朝廷。南疆的“回部”（维吾尔族）叛乱，清朝也是派兵镇压。对伊斯兰教，清廷允许存在，但绝不允许伊斯兰宗教领袖获取世俗权力，严禁阿訇参与地方政务。乾隆帝的蒙语、藏语和维语的水平都不错，对伊斯兰教义有所了解。他知道伊斯兰教的排他性，深知如果伊斯兰教控制了地方政权，穆斯林就会完全服从宗教指挥。大、小和卓（“和卓”是“圣裔”的意思）叛乱就是以宗教为组织，试图建立一个伊斯兰王国，被乾隆帝镇压下去。伊斯兰教内部派别对立，穆斯林的族源和语言也不相同，清廷还利用这些矛盾，实现“以回制回”，基本稳定了新疆。乾隆帝治理西藏、西北地区的政策，今天看也是高水平的。

    这节课内容比较复杂，老师弄清都不容易。

    册封达赖、班禅，设置驻藏大臣，如果不从蒙古说起，回避黄教在蒙藏两族中的影响，册封达赖、班禅的意义和管理西藏的有效性就容易被简单化的理解。俺答汗尊称达赖喇嘛先于清朝册号。蒙古族信奉黄教为确立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打下了基础。蒙古族在边疆各民族中分布范围最广，力量最强，因此也最受清朝统治者的重视。清朝大力支持黄教，努力抬高达赖和班禅的地位，蒙藏两族在宗教信仰上的一致，满蒙长时期的联姻，满族统治者对黄教的推崇，这些使满蒙藏在清代结成特殊的民族关系，对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对中国版图，对中华民族的最后定型，都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详细道来，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是为上策。如果不说这些，看看清朝辽阔的疆域，问题就会接踵而来，满族人为什么能够有效地控制西部大片领土？为什么清朝不修长城？为什么到清朝出现民族团结的局面？客观地认识历史，正确地理解人与社会，就不能将历史简单化。

    宗教的存在是历史也是现实。顺治帝病危，他属意二儿子接班，其母孝庄皇太后偏爱老三玄烨，双方僵持不下，咨询传教士汤若望，汤若望建议立玄烨，理由是已经出痘（天花），一生免疫。康熙帝从传教士那里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因礼仪纠纷他也没有完全拒绝基督教。從雍正到乾隆严厉禁止基督教，从此断绝了窥视西方的一个窗口。倘若允许，像徐光启那样客观认识基督教的学者，还会出现。乾隆帝以天朝大国自居，将外国一律视为蛮夷。清朝闭关自守，中国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也与宗教有关。但是，乾隆对伊斯兰教插手政治确实保持着警惕性，这是他的高明之处。

    课时有限，郑成功收复台湾同样重要，笔者在书写中尽量删繁就简，仍觉得40分钟讲不完。最后还有“清朝的疆域”，至少也要占两三分钟。这节课对口才好的老师也是个考验。

    【作者简介】任世江，《历史教学》顾问。

    【责任编辑：王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