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意交流格局下的人物图景

    摘 要 意大利人佛弼执礼光绪年间来华，侨居中国近五十年，其人汉学渊博，曾长期兼领意大利驻华多地领事之职。他广交名贤，孙中山曾亲笔致信予以称赞，其信可补文献之阙。在清末民初的动荡时期，佛弼执礼时常扮演为和平奔走的调解者角色。究其原因，既是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使然，也是由意大利在华所处的尴尬境地决定的。此外，作为贝卡里亚名著《论犯罪与刑罚》的最早汉译选本，《酷刑逼供论》的译介是佛弼执礼审时度势后的选择，但深究之，它更是佛弼氏为扭转“三门湾事件”后意大利在华不利局面而做出的尝试。该书虽夹带了一定的私心，但也确实对清末刑讯制度的革除有襄助之功。

    关键词 佛弼执礼，中意交流，《酷刑逼供论》，刑讯

    中图分类号 K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02-0041-08

    近30年来，学界对来华意大利人物的研究，多是围绕马可·波罗、利玛窦、郎世宁这三人展开。虽然也关注到了其他人物，①但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意大利人被遺漏。此外，现有研究还总是集中在传教士身上，对其他身份的意大利人有所忽视。这种聚焦性的研究应是抓住了中意交流史实的主流，但在此之外，是否还存在有价值的未垦之地以待发掘？从这点观察，意大利人佛弼执礼就显得十分特殊。佛弼执礼，是意大利人Eugenio Zanoni Volpicelli自取的汉名，他自光绪七年（1881年）来华，久居中国。国内又译其名为福罗秘车利、武尔披齐利（武尔披齐）。他曾长期兼领意大利驻华多个地区领事官之职，孙中山曾亲笔致信予以称赞。他汉学渊博，通晓汉语音韵，罗常培视之为“高本汉和马伯乐的‘导乎先路的人”。②其译著《酷刑逼供论》更是揭开了贝卡里亚名著《论犯罪与刑罚》在华传播的序幕。显然，来华后的佛弼氏活跃在中国社会的多个领域，然而与其事迹形成明显反差的是，国内对佛弼氏的研究太过片面，③其人其事需要我们深入了解。

    胡适与太虚大师曾在日记（游记）中记述了与佛弼氏的会面情景，虽表述不多，却勾勒出他的一些身份图景和性格，这可以帮助我们初步了解他。胡适1928年7月12日的日记记道：

    Volpicelli. Z（佛弼执礼）来看我，送给我看几件东西：（1）是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他译的一册《酷刑逼供论》，自序署名佛弼执礼。（2）是孙中山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五日给他的一封英文信。（3）是辜鸿铭的一首英文诗，为吊德国领事Budler（布德勒）作的。（4）是他在一八九六年作的小册子Chinese phonology（《中国音韵学》）。①

    来华后的佛弼氏作为颇多，他能译著，通汉语音韵，可谓汉学渊博。且结交孙中山此等人物，社会地位也不低。太虚大师1929年4月23至24日游记记道：

    次晨、有曾为广州之意大利总领事佛弼执礼君来访……

    次晨、还访佛弼君于某旅馆，出示其在华时纪其事迹各华报，曾以小舟由个人撑粤至湘，洵亦奇人奇事。且藏有中山先生致其之亲笔英文信，尤堪宝贵。②

    佛弼氏颇有探险精神，他在中国的事迹见诸报端，但似乎还尚未耳闻于太虚大师。这两则材料多少表露出他善于结交名士，性格自矜，对自己以往的在华经历颇为自得。那么，这个曾任意大利驻华领事兼汉学者的佛弼执礼，是如何活跃于当时历史舞台的？他的活动是否对中国社会有所影响？本文拟按时间顺序梳理佛弼执礼的行迹并重点考察其《酷刑逼供论》译作，期望供学者参考并给予历史性评价。

    和多数来华外人一样，关于佛弼执礼早年的资料十分匮乏，只能简单勾勒。1856年，他生于意大利西南部港市那不勒斯（Naples），先是在那不勒斯学习物理、数学，1875年毕业，之后去了当时奥斯曼帝国治下的叙利亚学习阿拉伯语。继而获得奖学金，前往那不勒斯亚洲皇家公学研习汉语，于1878年毕业。那不勒斯亚洲皇家公学（前身为“中国人公学”，1869年改为“亚洲皇家公学”，1888年改为“东方皇家学院”，后又更名“东方学院”）是欧洲专业汉学的滥觞之处，旨在培养中国神职人员，由中西方教员共同教学。这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优良环境奠定了佛弼氏一定的汉学基础。这段经历也填充了我们对佛弼氏的印象：有语言学习天赋，接受了较为完整的汉学教育，其中也可能夹杂了神学。但从他在华活动来看，佛弼氏并未从事传教，而是介入政治领域，这说明他和那些来华传教士是不同的。

    据目前所掌握的资料看，佛弼氏的中国行迹以进入、抽身意大利在华外交场域为线，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笔者称为“任职海关时期”，此一时期佛弼氏主要在海关工作并进行学术研究，尚未深入中国政局。第二时期是“外交事务时期”，他开始进入意大利在华外交场域，主要活动围绕意大利在华利益展开。最后一时期，称为“情结时期”，此时期的佛弼氏更多的是顺从心中的中国情结及人道主义精神而活动。以下将随文一一展现。

    （一）任职海关时期（1881—1899年）

    据中国的海关资料显示：“二等帮办后班佛弼执礼，1881年9月初到，1894年5月末升。”③佛弼氏来华后，旋即进入海关机构并在此驻留颇久。因优秀的语言能力，他主要从事翻译工作，服务于清政府的对外交流。当时海关倡导以至强制洋员学习汉语，他应当游刃有余，甚至某种程度上这还推动了他撰写《中国音韵学》。④由于海关的定期调口制度，此后佛弼氏相继辗转于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烟台等地，期间事迹已无法考证。可以明确的是，这些经历为他接触当地民俗文化进而研究学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884年，他受雇为意大利与朝鲜之间商业条约谈判的官方翻译员。1885年，中法休战，时在广州的佛弼氏向张之洞提议建立军校，修筑防御工事。⑤“两广总督张之洞电（光绪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密姑。税司带往四等帮办佛弼执礼十九自红河电，红河两岸近兴化之兵，于十九起退出。”⑥张之洞遣其随同孙鸿勋赴越南传达休战协定，这是佛弼氏首次涉入中国政局。从有先见之明地建言到身历险境赴越辅助钦差大臣行事，他都与其他洋员显得不同，似乎更在意中国利益的得失。如此一个目光长远，行事聪明且敢于涉险的人物，注定日后不会籍籍无名。

    自越归来的佛弼氏活动重心渐趋转移到学术上，优秀的语言天赋帮助他很快深入对中国乃至远东地区的研究中。1886年，佛弼氏加入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前身为“上海文理学会”），先后为普通会员、通讯会员直至终身会员。该文会是1857年9月尼克逊从男爵（Capt. Sir Frederick W. Nicolson担任会议主席）、裨治文教士（Dr. E. C. Bridgman）、艾约瑟教士（J. Edkins）、卫三畏（S. W. Williams）、汉璧礼（Hanbury）等18位来华外侨建立的一个旨在调研中国，以创造令人满意的汉学研究成果的重要文化组织。其科学组织理念、优越地理条件以及完善体系，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侨。文会的东方文献珍藏和多样文化交流为佛弼氏的汉学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可能与空间。据《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报》所载文会历次演讲显示，佛弼氏1888—1889年演讲《象棋》;1892年演讲《围棋》;1893年演讲《早期在中国境内的葡萄牙商业》《唐代阿拉伯在中国的贸易》;1897年演讲《中国银两和物价的变动问题》。①他还在会报上发表文章《早期葡萄牙人在中国的商业与定居》。②可以看出，佛弼氏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主要呈现出开拓性的特征，范围覆盖中国社会的多个领域。其中多数研究可能只是相关资料的堆积，但对来华外侨认识中国也不无帮助。

    1892年，佛弼氏致信《申报》，申明意大利各业兴旺，俱有蒸蒸日上之势，辩陈该馆之前所刊登的有关意大利时政情形的谬误。③然而这份驳论收效甚微。

    佛弼氏大部分的学术研究都是在任职海关期间完成的，海关给予了洋员优厚的生活条件、政治待遇以及特殊司法安排，这种优良的外部环境配合他的学术兴趣，研究创作自然水到渠成。从1896年开始，佛弼氏的学术研究从浅尝辄止的开拓转而走向深入，他开始有意识地实地勘察，并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在此年，他先是编撰了记录中日甲午海战的重要史料——《中日战争》（The China-Japan War），之后又在上海出版了《中国音韵学》。前者对现今的甲午战争研究仍有助益，后者则占据了近代汉语音韵学发展史中的一席之地。1897年，他穿越西伯利亚和俄国，行旅间研究俄国沿途民俗。不久，他便说得了一口地道的俄语。根据此段经历，1899年他发布了以“Vladimir”署名撰写的新书《俄国向太平洋的扩张与西伯利亚铁路》（Russia on the Pacific and the Siberian Railway），于书中强调战争无益，预言俄国对日战争必将祸及自身。

    佛弼氏在海关的18年，也是海关立于顶峰的时期。当时中国海关由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执掌，他引进西方先进管理经验，建立了一套高效的组织制度，并为海关职员（尤其是洋员）提供优厚的薪俸。权力极大且高薪高效，对于对传教兴趣寡淡的佛弼氏来说，自然乐于久留于此。在海关长达18年的任职为佛弼氏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和经验，学术上的成就也让他赚取了声望和地位，这些都为他登上外交舞台铺平了道路。

    （二）外交事务期间（1899—1919年）

    1899年，意大利在“三門湾事件”上的失败致其政府改组，外交部长被撤换，对华的殖民扩张计划受挫。佛弼氏于此年辞去海关职，进入意大利驻远东领事界。据《清季中外使领年表》记载，此年他开始兼领意大利驻香港、广州、汕头、琼州、北海、三水、江门、龙州、梧州等地领事;1902年，兼领福州、厦门、思茅领事并授香港总领事;1906年兼领澳门领事;1909年，兼领三都澳、南宁领事。④1902年，以意大利文翻译出版中国常驻意国使节薛福成的旅意日记。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援救俄国军舰船员。1905年1月译介完成《酷刑逼供论》。1911年，再次穿越西伯利亚、俄国，旅行目的不明。

    相比其他外国领事，佛弼氏对中国善意许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至中华民国成立，停留广州的佛弼氏见证了这一系列极具深远意义事件的酝酿发展。在此期间，他曾经四处奔走，呼吁和平。1916年护国运动时，他又同情支持民主事业。同年4月12日“海珠惨案”事发，广州如惊弓之鸟，百姓多逃往他地。他前往肇庆与在此裹足不前的陆荣廷会面，并达成协议，为广州的和平稳定贡献了力量。⑤此后数年间，他结交孙中山。1920年1月25日，在他即将返国前夕，孙中山亲自向他致信，此信不见载于目前所有已整理出版的孙中山文集。但《大陆报》1936年11月所刊登的佛弼执礼“讣闻”补足了这一文献缺憾，从中可以一窥这封信件的大致内容：

    In January. 1920，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for Italy. Dr. Sun Yat-sen sent him a letter of appreciation. Recalling their friendship in 1917 when he was attempting to overthrow the Peking Government under Tuan Chi-jui.

    Speaking of Cmdr. Volpicellis attitude toward the Canton Government， Dr. Sun continued：

    “You were always impartial and a friend of China， you took a broad and statesmanlike view of the situation.”①

    孙中山信中回顾了与佛弼氏的相识情谊，盛赞他长久以来为中国所做的贡献。在孙中山看来，他是中国的朋友，始终不偏不倚，判断中国的形势很有政治家视野。在佛弼氏临行前，时广州军政府更是授其勋章，以表彰他在中国内战、骚乱期间所作的斡旋。②可以看出他与孙中山乃至当时军政府的关系十分融洽。

    1919年，佛弼氏在《字林西报》《大陆报》上反驳路透社在刑讯问题上对中国的污蔑。③同年5月，已过耳顺之年的佛弼氏彻底从意大利在华外交界抽身，④结束了他长达20年的政治生涯。

    纵观整个“外交事务时期”，佛弼氏的工作并不轻松。在近代中意交流中，意大利始终处于一种不受重视的地位。在瓜分远东利益上错失先机，国力也不及英美法日，种种原因使其在中国陷于易被轻视的尴尬境地。所以当意大利政府显露出觊觎三门湾的意向时，康有为颇为感慨惊讶：“以十余倍于意之中国，而我不请其奈波里之海湾，意何胜于我，而敢请三门湾，亦可笑矣。”⑤事后《清议报》也称：“向者意国要索三门湾，而遭清国峻拒，政府为之瓦解，新政府结构，今尚未成，是迩来外交场中稀有之丑态，列国环视以为笑柄宜矣。”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反观佛弼氏这一时期的活动，会发现他经常扮演调解中国内部骚乱的角色。这种角色可以让他在清末民初复杂动荡的环境中，立于较为有利的位置，从而为自己和母国谋取更多的利益。当然，即使意大利在华的话语权较小，却也未能阻止一些意人如郭西德、戴礼斐等甘心为殖民者服务，鱼肉中国百姓。胡适曾说佛弼执礼是一个人道主义者，⑦所以，我们还必须承认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中国的同情悲悯在佛弼氏的身上所发挥的作用，这是他与那些劣迹斑斑的意大利侵略者最大的不同之处，而这种不同在他人生的最后十余年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情结时期（1919—1936年）

    佛弼氏结束政治生涯后，曾在上海停留。1920年元旦，他在寰球中国学生会上发表演讲——《但丁与孔子的相似之处》，并简述《神曲》，演讲由联合会主席李登辉主持，朱少屏译述，戴季陶代表孙中山参加。⑧同年2月，他乘“筑後丸”号离开上海前往日本长崎。1923年佛弼氏再次返华。“江防事变”发生后，为使广州市民获悉真相，佛弼氏赴滇军总司令部看望被捕的魏邦平，然后致函报界讲述魏邦平的情况。⑨1926年1月，他在上海各学校学生游艺联合会上发表演讲，揄扬中国音乐，赞赏国人研究西乐的心得。⑩同月，撰文称赞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伟绩：

    Achievements of Bolshevism rival those of Napoleon; if Communism succeeds， the world must follow Russia. If it fails， humanity will profit by experiment.{11}

    在此之前，佛弼氏曾于1897年和1911年旅行至俄国，1924、1925年又两次行至俄国。他甚至还取了一个颇具俄国风情的笔名“Vladimir”。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他随即断言布尔什维克政权不会遽亡，并劝说当时俄国驻广州的总领事奥斯德维考（Ostroverkhow）应即刻回国效命苏维埃政府。可以看出，他对俄国似乎有着很高的期望。

    1928年7月，佛弼氏于上海结识胡适。同月，撰文纪念对中国废除裹脚陋习贡献颇多的阿绮波德·立德（Archibald Little）。①1929年4月，于芝加哥结识太虚大师。谓太虚大师：“中国当自设完备之大学，将中国原有之学术整理成各科科学，使欧美人来学，不当多派留学生向欧美留学;世界佛学苑当设中国。”②

    1933年定居長崎。同年9月，时已77岁的佛弼执礼人道主义热情仍然不减，他在《中欧和解之基础》中讲道：

    Personally I did what I could to limit the horrors of war……I suggested that China and the foreign possessions in China should be neutralized.

    Even before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of the World War began， I feared that its spread to neutral countries would entail their ruin： I therefore tried to immunize China.③

    他始终努力调解争端，避免战乱。他建议中国在世界战争中保持中立，并据此说服德国驻日本大使Herr Voretsch和英国总督梅含理（Henry May）。世界大战前夕，他再次劝说中国切莫卷入战争，无奈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还认为日本在战后应当赔偿中国。虽然他的这些努力不是那么成功，但却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或多或少带来了一些心灵上的慰藉。

    1936年10月，佛弼执礼在日本长崎病逝，葬于长崎外国人公墓，享年80岁。

    佛弼执礼译著的《酷刑逼供论》见存珍稀，仅在《中国法律图书总目》④《中国公安图书总目》⑤等书中著录其名，该书庋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以下简称“徽博”）两馆。北京大学所藏为清光绪刻本，半叶六行，行十五字，四周单边，黑口，单黑鱼尾，无牌记、钤印等。徽博所藏则为清光绪铅印本，此本框高20.0厘米，宽13.4厘米，半叶八行，行二十四字，四周双边，白口，单黑鱼尾，无牌记、钤印等，文中有缺漏字，以朱笔添补。相比徽博本，北大本卷首序末无“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吉日”一句以明序成时间。除此之外，两本内容无差。两馆所藏皆不分卷，一册，卷首仅有佛弼执礼自序，正文后附一按语。从刊刻情况看，北大本优胜徽博本。即便如此，也无法确定何者为初刻。因无牌记，内封亦未镌有刻印时间，故而也无法判断该书的具体刊刻时间，只得依据相关内容推断。兹移录徽博本卷首佛弼执礼序并标点志文如下：

    且自残刑以治罪，酷刑以逼供，由来久矣……弊习至前一百四十年，时义大利国碧嘉理娅侯爵，名士也，著书一本，名曰：犯科与刑罚篇……兹于是书内择其酷刑逼供之论，而译作华文……寰球内有教化之邦用此法者，只中华一国而已，欧西各国革除此例已百有余年矣，日本维新革除此例亦已二三十年矣。吾知中邦衮衮诸公尽力经营，殚心研究，以革除此例，俾中邦更进于文明，则又仆之所厚期乎……阅者其细思之，是为引。驻粤义国总领事官佛弼执礼序，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吉日。⑥

    序成于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一（1905年1月6日），则该书刊刻时间当晚于此。虑及佛弼氏急欲宣扬此书，且彼时印刷条件完备，则书成之后随即付梓的可能性不小，故暂定该书刻于光绪三十年未尝不可。序中所言“义大利国碧嘉理娅侯爵著书一本，名曰：犯科与刑罚篇”，即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里亚于1764年所著《论犯罪与刑罚》，全书倡导人道主义精神，愤怒谴责刑讯手段，影响深广，欧洲许多国家刑法改革皆可追溯至此书。佛弼氏择取书中“刑讯”一节移译成此本，这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论犯罪与刑罚》中译选本。

    该书译介并非即兴为之，如佛弼氏所言已酝酿许久，其自序曰：“仆来中土二十三年，于兹矣，夙昔之殷怀恒眷眷焉，欲助中国以革除此弊，但得一逢其会，便可因其势而利导。此志未尝一日或忘也。”①这似乎已经说尽了译介的缘由。那么既然佛弼氏长怀宿志，又为何久而置笔，最终在1905年译介完成《酷刑逼供论》呢？得偿所愿的背后是否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呢？在笔者看来，译介该书更应是佛弼氏审度局势后的选择。如自序曰：“愚意中国当今之时，正为改良机会。有志之士数人起而提倡，不难此弊胥除也。”②佛弼氏意度彼时正为革除酷刑的良机，不无道理。首先，社会舆情已为其译介铺就了坦途，这要得助于来华洋人对中国刑讯的长久指摘与指示门径，来华洋人“往往亲入州县之监狱，旁观州县之问案，疾首整额，讥为贱视人类，驱民入教”。③在目睹中国的刑讯后，奋然指斥。如花之安、何天爵等更是在著述中生动描述其过程。他们又多将中国刑罚与西方律法相比较，劝告中国效仿，“前者泰西刑罚与中国无异，今自行新法之后，酷刑俱已省除，故审事不用严刑拷打，而案亦无遁情”。④这种观点与佛弼氏所持不谋而合。其次，从光绪二十七年刘坤一、张之洞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恤刑狱”的主张，到光绪二十八年英美日葡与清廷协定，若“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判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⑤则放弃治外法权。佛弼氏着手译介也正值清廷欲革除刑讯以收回治外法权的紧要关头。以上两点表明废除刑讯的条件已经成熟，此洵为佛弼氏所言的“正为改良机会”。

    此外，这一时期中意交流的现状也在催促佛弼氏完成译介。近代中意真正的交流始于“三门湾事件”。“如果说，三门湾事件一方面暴露了意大利在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无能;而在另一方面，这个事件好像十分荒唐地把意大利与中国拉近了。”⑥事件发生后，中国始主动了解意大利，大批介绍意大利的论著纷纷面世。但由于意国在三门湾闹剧中表现不堪，这种了解更似浅尝辄止，态度忽视甚至轻慢，尤其在西法译介上显露无遗。据统计，清末出版的近百种法典译本或译作汇编本中，鲜有翻译意国法者。⑦即使在清廷受列强允诺有条件地放弃治外法权刺激后，以研究西法作为紧要事务的情形下，意国法律也是颇受冷遇。据沈家本《删除律例内重法折》言：“计自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日开馆以来，各国法律之译成者：德意志曰《刑法》，曰《裁判法》;俄罗斯曰《刑法》：日本曰《现行刑法》，曰《改正刑法》，曰《陆军刑法》，曰《海军刑法》，曰《刑事诉讼法》，曰《监狱法》，曰《裁判所构成法》，曰《刑法义解》。校正者：曰《法兰西刑法》……”⑧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当时所译西法多参照日德法俄，皆未给予意大利多少重视。然而在佛弼氏看来，意大利素有“刑法的祖国和摇篮”之称，先哲贝卡里亚所著《论犯罪与刑罚》曾泽被西方诸国，且又与当下刑讯改良关涉颇深，中国所参照的西法中理应有意国法律的一席之地。再者，身为意大利驻华多地领事，佛弼氏更要为意大利在华利益考虑，相比他曾在1892年致信《申报》反驳意大利国力不济而言，译介《酷刑逼供论》无疑成了他手上扭转华人心中意国孱弱不堪印象的更为有力的工具。所以秉持着抬升意大利地位进而谋取更多话语权的目的，他已然把这次译介当作了紧要事务。

    综上而言，该书译介绝非一时心血来潮，它既是由译者内心宿志所驱使，亦受到外部环境催逼，可谓是时局形势与个人情志结合的产物。但即使译介事务紧要，佛弼氏也并未潦草行事。细观全书内容，可以看出他的用力很深。他虽是择取原作一节译出，但并未遵循原著逐字移译，而是作了大幅改动，“兹于是书内择其酷刑逼供之论，而译作华文。原文中有专论欧西风俗规制，华人不能会意者，概为割爱，阙而不译”。⑨可见，贴合国人语言习惯而“译作华文”，顺从时人认知传统作“阙而不译”，是他的译介策略。这种策略颇为“归化”：译介迎合目的语本土的文化价值取向，采用时人惯用的表达方式对外来文本予以同化，从而获得文化认同，最终达到译介目的。“归化”翻译极注重文化层面的意义，晚清时期主要寄于“中体西用”思想的传统文人身上，佛弼氏虽不位于此列，但久居中国，与清末西学译介领域的西士们相比，对中国文化抱有更高的认同与期许，故其译文明显与时代潮流吻合，文风妥帖亲人，辞意畅达，易为时人所接受。

    在译介中，佛弼氏酣畅淋漓地显露出了自己深厚的汉学功底。该书题为“酷刑逼供论”，且以议论散文式的文言写就。正文起首即开宗明义：“今夫施之而最苛最刻，受之而至凄至惨，视之而可哀可矜者，则酷刑逼供之法是也。”①就整书而言，严整的文言书写是译介的最大特点。佛弼氏尽量避免留下“翻译腔”痕迹，用字、句式皆力图贴合规范，较为雅正。相较“西译中述”，他以深厚的汉学底蕴直接跨过中士笔受、润色而使译文符合文法，堪称“善译”，达到了“曾无毫发出入于其间，夫而后能使阅者所得之益，与观原文无异”②的效果。但即便他如此煞费苦心，译介中也无可避免地出现欧化的表达。如使用一些新名词：“故用刑之法，以数学家之裁判，较胜于审讯官之裁判。”又如：“以今时世界论之，稍稍有识者，亦只望于律例中得平权自由耳。”“数学家”“世界”“平权”等词非中国所曾有，皆来华西士所创，为取得“善译”之效，佛弼氏不得不打破局限，择用新术语，从此处也可以看出他的用心。

    凭借数个短句连接所形成的声气流转以构成强有力的描述，酣畅地表达复杂性的含义，颇有结构气韵，是佛弼氏以议论文体书写本书所特别属意的地方，目的在于增强说服力。“则尝反复以思酷刑逼供之法，其宗旨何在哉？意若曰：人可以身当痛而不为痛屈也，天之降材，民之秉彝，或赋汝以不可灭之自爱心性，或授汝以不可夺之自卫权能，吾则翻空一切，颠之倒之，吾将使汝自爱者转而自恶，吾将使汝自卫者转而自伤，吾将使汝开罪于一己，吾将使汝于凿颠抽脅、断筋残骨、体无完肤之下，一吐真情。”此类安排在书中不止一处，既有气韵之美，又增强了雄辩力量，阅者披览至此，难免不受感染。再则，佛弼氏译介用语自然鲜活，巧用比喻、习语。在力求文意畅通，形象生动的前提下，又贴合时人的言语习惯。“且被告者既被他人开罪，又使其开罪他人，如瓜之蔓，如株之连，此不可解者一。”“如瓜之蔓，如株之连”，泛泛看来，犹如白话，却尤显生动活泼，妥帖自然。“姑就其所谓理者而测之，一似该讯官之言曰：张三，吾判汝有罪矣。李四，汝坚强，能捱痛楚，吾省释汝矣。张三，汝羸弱，不堪痛楚，故吾定汝罪案。”“张三”“李四”等习语的译入以及熟悉的审案场景设置也就此消弭了阅者的“陌生化”语境，其文意场景可浮于眼前，如历历在目。

    佛弼氏的殷切用心，还体现在按语中。文末论到：“武营中乃国中最一下流组织而成者也，似宜多用酷刑之法，而不用者其意可思矣。以彼身历疆场，视人命如草芥，惯于杀戮，绝无慈悲，则刀锯桁杨，视若固然。然其治军营之律，更仁于治太平之律，人曷不思陋习之为霸道哉？噫！奇矣，可悲矣。”按云：“欧洲各国武营之制，昔时系自愿投军者充当，与中国今日无殊。自时厥后，法国拿破仑第一之世，初立逼逮军藉之例，德国继之，其法更善。迄今则欧洲各国武营，俱以国中之精华组织成军矣。”这处按语不仅仅是为“华人不能会意者”补添解说，其言外之意更在于强调刑讯荒谬的存在和废除的必然。

    事实上，早在佛弼氏之前，来华西士们就已阐发以西国良法救中国政俗人心之弊，代表如花之安撰写《自西徂东》，其“不事夸张，不偏回护，其辩论义理，颇有精微处”，③影响与成就也非《酷刑逼供论》所能比拟。平心而论，《自西徂东》《酷刑逼供论》对中国近代社会皆是“一剂醒药”。只是前者最终目的乃是传播“基督福音”，这与花氏的身份相关涉，“既承认中国传统的优点，又时刻不忘‘基督教君临天下的‘救世姿态，这是近代传教士的基本思路”。④佛弼氏久任意大利驻华多地领事，今人视之为殖民者。倘若就现有材料审度他，其努力调解中国内外矛盾，同情民主事业，支持俄国革命，种种行径又显然与传统侵略者形象相抵牾。同为著述以助中国文明进步，佛弼氏虽挟有私心，但仍比花氏所展现的意图更为真挚而纯粹。另一方面，如果说像基督“福音”之类的外来思想，时人借镜之时尚需细加区分、仔细辨别，而《酷刑逼供论》所展现的人文精神则更趋合时代潮流，易为人所接受。从此处说来，在与“目标”文明相契合的道路上，佛弼氏凭借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已略胜了一筹。

    从后续的历史进程看，译者本人佛弼氏，其声名尚沉寂于史海，那么作为一个工具，《酷刑逼供论》在改善意大利形象上恐怕也是徒劳无返。然而该书的另一译介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它是否如佛弼氏所愿，对中国刑讯的改良有所翊赞呢？一般论之，19和20世纪之交，晚清士人在渴求西学上从侧重的夷情洋务转变为有体系的西方政治法律。该书的问世，符合这一时代潮流并且抓住了清末废除酷刑的契机，应不会轻易瘗于历史陈迹之中。然则发掘该书在促进近代中国刑讯制度的废除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基本会陷入泥沼之中，原因在于缺乏直接的证据。事实上，无论是北大还是徽博所藏此书，皆不越十叶，为一小册子，这固然与仅取原作一节译出有着先天性关联。再深究之，译者本欲适逢其时地推出该书，紧要之下也无暇他顾，故其译介更看重的是便于宣传推广，以收立效之功。光绪三十一年，清廷谕令全国大幅缩减刑讯，佛弼氏志愿可谓已然实现，然该书指向单一，缺乏丰富内容与完备体例的致命问题未曾补就，故而渐趋淡出世人视野也不难理解。但有趣的是，在《北华捷报》1936年11月11日刊登的关于佛弼执礼的讣闻中，却提到了该书的作用：

    By translating the twelfth chapter of Becarias celebrated treatise of “Crimes and Punishments” into Chinese， Com. Volpicelli contributed largely towards the official abolition， in 1904，of judicial torture.①

    讣闻中提到1904年中国正式废除刑讯可能是记载失误。《北华捷报》言，佛弼氏译介《酷刑逼供论》在促进中国司法酷刑的正式废除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条记载见于讣告，不排除有美饰逝者的成分，但也不能盲目地抹杀它作为间接证据的价值。另外，该书现存两版，分藏两地，至少说明了在刊刻之后并未湮没无闻，而是有了一定范围的流播，其作用应当有所发挥。佛弼氏在自序中曾言：“华人之阅是编者，肯细心披览，绎其意义，吾知其必继日本而改良，将酷刑逼供之法立刻删除也。”“吾知中邦衮衮诸公尽力经营，殚心研究，以革除此例，俾中邦更进于文明，则又仆之所厚期乎。”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他的期望并未落空。

    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特定人物的活动，活跃在近代中意交流格局下的佛弼执礼，其行为的评定让人犹疑难决。在中意交流史上，他虽鲜有人提及，并且成就不及马可·波罗、利玛窦、郎世宁三人，但他却在清末民初之交接续了18世纪后意大利人未曾在华留下鲜明足迹的空白，在彰显意大利存在的同时也展现了人性光辉的一面，那么对他的讨论便有了学术价值。作为久任意大利驻华多地领事，佛弼氏的活动必然围绕意大利在华利益展开，他的一些行径也必然遭受国人唾弃。但纵观其一生，倘若考虑他侨居中国近五十载，甚至远超出在母国岁月的事实，从而认为他对中国抱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和期许，也是不难理解的。他虽时以殖民者身份出现在国人视野中，但著述引进西方的学术与思想也有所成效。客观论之，对近代中国革除宿弊，走向进步，不无襄助之功。尤其是《酷刑逼供论》的译介虽夹杂着个人私心，但在研究近代“西政”东渐及贝卡里亚法学思想的传入上所展现的文献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在发掘佛弼氏其人其书体现于史料之上的具体价值的同时，我们更不应忽视其背后所展现的文化意义。属意于近代来华西士的多维研究已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盖因它既能示人以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精彩画面，又能提供一个全新视角以审视近代中國的社会面貌及发展历程。作为一个活跃在中意交流格局之下的领事官、汉学家，佛弼氏与传统的意大利人物研究者笔下的传教士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他的身份和带有政治目的的学术译介为我们全面了解近代中意交流提供了一个官方性且更有价值的视角。从此处出发，对佛弼氏的研究，若纳入近代中意关系史研究中，便清晰开来，颇具有时代感。进而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中西文明的交流互动在佛弼执礼身上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加接近“中国心灵”的趋势。

    【作者简介】孙车龙，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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