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

    清代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朝代，也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对于它好像不得不话分两头、各表一枝，才能说得客观公正、不偏不倚。清朝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但它没能完美收官，而是最终将中国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末之辱，辱国殄民。明末天下大乱，李自成、张献忠揭竿而起，农民起义未给百姓带来任何益处，爆乱彰显出的人性之恶却令人发指。嗜杀与动荡，让原本倍受摧残的百姓生活变得更加苦难深重。清军入关挥师南下，打着替崇祯皇帝报仇的旗号，保全了华夏大地领土的完整。中国没再重返五胡十六国和五代十国的大分裂局面，清军之功又功不可没。满人尚武强悍，清初平定三藩之乱和准噶尔部叛乱、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清代版图幅员辽阔，比现在的疆域要广大许多。讽刺的是二百多年后，破败的晚清又把祖宗打下的大好江山，一块一块割让出去。清军入关就严明军纪，提出对待人民秋毫勿犯，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如此看来好似政权开明宽容。然而清军屠城之血腥，又与成吉思汗当年的惨绝人寰如出一辙。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广州大屠杀、四川大屠杀等，清兵转战烧杀37年，人口从明天启三年的5165万锐减到顺治十七年的1900万，减少三分之二。清朝重视华夏文化和道统，皇帝带头祭拜孔子，大兴科举。然而，清代文字狱却是极端严苛和血腥，知识分子不得已只好学术转向，一头钻到故纸堆里研究小学、训诂和考据。

    就说编撰《四库全书》吧，就不知该怎么评价才算妥当。在乾隆皇帝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和学者，耗时十三年编成一套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当时为编撰该书，共计消耗3800多人抄写。可谓盛世编书、文治武功，彰显国家实力和皇帝荣光。与明成祖朱棣主持《永乐大典》有得一拼。《永乐大典》号称“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那是由皇帝主持、内阁首辅解缙总编的一部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典籍。如此看来，乾隆帝主持编撰的《四库全书》，貌似也算堂皇盛世下的文化功绩。然而，编撰全书时毁掉大量古籍和文献，其中包括网罗搜集来的民间献书。并且在编撰此书过程中，也有大量篡改史实的现象。即：编著巨著《四库全书》，既保留了大量文献书籍，也篡改毁掉了大量文献书籍。故有学者愤而称其为“四库毁书”。鲁迅先生曾对此书进行过严厉抨击，他也说过“满清杀尽了汉人的骨气廉耻”如此激愤之语。但鲁迅先生也在他晚年的杂文里提到，编撰全书时销毁掉的大部书属于乱七八糟的书。鲁迅先生算是给全书说了公道话，然而即便是乱七八糟的书就该毁掉吗？评价此书和论述那段故去的历史，最好还是极其冷静和理智，不带任何主观立场和情绪，是怎样就怎样陈述吧。历史也只有“历史”，才能给出最公允的结论。到了清末，外国人进来了，西方观念进驻中国。失败的清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受到动摇，清政府风雨飘摇。李鸿章在《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和《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分别提到：“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朝入关以来，一直悉心学习汉人文化并汲取历朝历代失败经验，治国安邦，克勤克俭，渴望江山千秋万代。

    孰料？当清廷把所有着力点和关注点放到内患上，却忽略风向已变，大势之下外患重于内忧。故而李鸿章高瞻远瞩提出战略转移，清朝这艘巨轮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路向何方？走向君主立宪，还是走向共和？希图扭转时势颓局的志士仁人，各个长袖善舞，一时间天下纷纷扰扰。艺术是依托时代的寄生物种，它永远伴随时代的迁延而变种变异。系统梳理中国美术史，历朝历代的画风演变都遵循相对稳定的发展模式，看得出其间的脉络和内部规律。独有清代美术，由于清中晚期西方观念的渗入，美术之花除了内因变异外、还有与西方外因的狭路相逢。清代画风，呈现多方纠缠的跳跃式发展。中国美术这艘承载千年中国文化和文人精神的飘摇之舟，又该路向何方？思索之余，还是首先回看清代画风的似水流年吧。阐释清代画风，需要分别从清初、清中期和清末三个阶段逐一道来。清初，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画家是王时敏。王时敏代表的是一个画家群体，也是被清代皇家认可的主流画风之画坛盟主。王时敏，原名王赞虞，字逊之，号烟客、晚号西庐老人，江苏太仓人，生卒年为1592-1680。他出身显赫，祖父是明代内阁首辅王锡爵。王锡爵曾任明神宗万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武英殿、建极殿大学士。而据王氏谱牒记载，王锡爵又为北宋真宗时期宰相王旦的后裔。王时敏的父亲是王衡，一身真才实学。他在王锡爵执政期间，为避官宦出身之嫌不参加科考。明代文学家、书画家，著有《小窗幽记》的陈继儒曾评论王衡：“不幸生于相门，为门第所掩，又为数十年功名所缚”。王时敏就出身在这样的家庭里，可谓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得天独厚的祖荫，滋养他的艺术功底。

    他的确倍受珍爱。祖父王锡爵老来得孙，含饴弄孙，悉心栽培。画学上，他请来董其昌亲自教授孙子学艺。董其昌何许人，能得到他的亲自调教，孤高非凡的见地首先就高人一筹。董其昌在官场上曾得到王锡爵的一手提携，从而荣升南京礼部尚书。他自然感恩回馈，倾囊传艺。王时敏也得到了父母的珍爱，因为他自小身体不算壮实，家人就不建议他苦读经书、参加科考。在那个时代，读书人不参加科考，实在太非主流了，好比如今的高中生不參加高考一般。王时敏作为官后代，他有这样的任性资本。王时敏在全然的、自由自在的诗情画意境界里熏习文学与艺术。《国朝画征录》，是清代第一部断代画史，编纂方法仿《史记》，讲体例，注重第一手资料。这部画史记载王时敏：“姿性颖异，淹雅博物，工诗文，善书法，尤长于八分，而于画有特惠”。可见王时敏天资聪颖，见多识广，诗文俱佳，尤其擅长隶书和绘画。他的绘画起底，遵循董其昌的教学思路，深究传统技法，注重摹古。这个“一味摹古”，可说是贯穿王时敏一生画学的宗旨性纲领。不管是否改朝换代，天子是谁，一味尊古摹古渗入到他的骨髓里。王家古画真迹收藏丰硕。此外，王锡爵和王衡父子结交了当时众多的文化名流和文人雅士，他们之间也相互交流藏品。董其昌就以家藏古帖名画繁多而闻名于世。历史上，北宋画家李成的画作传世甚少。李成的画迹在北宋时期就已鲜见，大艺术家米芾曾提出“无李论”之说。而王时敏就见到过李成的画作真迹。一位大师级艺术家，终其一生的艺术之根要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王时敏自小就能见到艺术世界的海阔天空，并在这样的土壤里孕育、熏陶和成长，滋养己身。

    王时敏曾摹遍家藏的宋元真迹，逐一精研，功力极其稳健扎实。他尤其对黄公望山水最为追慕。此外，他也用心临学倪瓒、董源、巨然、王蒙诸家，中年后他多取法董其昌。这样的画学功底，让他的作品在立意、布局、用笔、线条等方面，都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出身贵胄之家，他不必为生计所累、为科考中举所牵绊。王时敏学画的贵气和孤傲决绝也一以贯之。他说：“古法渐湮，人多自出新意，谬种流传，遂至邪诡不可救挽”。说此话，活脱脱贵族“学院派”腔调。“自出新意”，应该与明代画学的一派另类画家有关。明中晚期后，民间艺术市场建立了。民间书画市场一旦形成，对画风演变和画家个人生活，影响很大。画家可以不必考科举、走仕途，而靠卖画就能谋生。画家由此摆脱皇权对书画市场的强势垄断，自由创作的风气和土壤出现了。画风由此转变，狂放、变形等“自出新意”也就应运而生。出生与成长的背景不同，王时敏走向另一条路，他捍卫经典和传统。他主张仿古，反对创新，把宋元名家的笔法视为至高标准。这种思想得到清代皇帝的认可，被皇家定为“正宗”。由于这样的绘画宗旨，使他的作品笔墨含蓄、气韵高雅，但构图千篇一律、缺乏新意。他的画规范、严谨、正统，但极其清贵。那一种雅，就算与原作真迹相比，也毫不逊色。这是他无有牵挂的贵气生活，滋养出的与世俗生活拉开距离的超脱气息。他不必上山修道，就能修炼不劳心人间烟火的超然美。王时敏流传下来的真迹不少，读其仿古画作，总感觉比原作更细、更精、更柔、更轻、更远。尽管他提倡一味摹古，但画作也流露出个人性情和气质，并非照搬原貌。这大约让王时敏颇为无奈。

    王时敏在画学的不断积累和实践中，总结出自己的绘画思想：“摹古是绘画的最高原则”。得出这一结论，自然有它的形成背景。王时敏忠诚摹古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首先是他得天獨厚的深厚家学。王时敏的家学太渊博了，从童子功起，他就能见到不少画家穷尽一生也见不到的名作真迹。见到古画古风是缘分，对于画家来说，那是拿金山银山都换不来的福气。王时敏睁眼看世界的最初，就能集中见到大量古画古帖。幼年的心灵冲击将伴随人的一生。幼儿记忆和原生家庭刻录下的烙印，会在成年后进入潜意识深处，挥之不去。王时敏太懂得古画古迹的妙用了，那是他心中的永恒的泰山和丰碑，值得穷尽一生相守和追随。其次是他拜师董其昌。董其昌的画风书风，以典雅著称于世。师父的喜好往往左右弟子的认同感。再直白些阐释，一张白纸般的初学萌童，是被师父等父辈们一路“洗脑”走来的。熏习的力量无穷巨大，跟谁像谁、跟谁学谁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书画风范清雅高洁的董其昌，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那一笔清丽淳厚的书画作品让弟子膜拜也顺理成章。王时敏沿着董其昌的学画道路一路前行，最后再追加上临摹董其昌画作。虽然师父董其昌强调以古人为师，但不能机械蹈袭。但到了王时敏这里就走向了极端，他认为古迹名作便是昆仑泰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足矣。其三，王时敏是从明末过渡到清初的跨朝代画家。作为高官贵胄的前朝遗民，他应该有些“政治敏感性”。作画不像为文和作诗，少了对文字狱的恐惧和担忧；但忠诚古风传统，终归是条保险坦途。清朝皇家厚爱董其昌的典雅，馆阁体大行其道，也证明了王时敏的画风与皇家喜好风向一致。

    忠诚摹古没什么不对。古典永远是永恒的经典。1680年，王时敏逝世，作为系统总结梳理中国传统画学的一代宗师，他的绘画作品也成为了昆仑泰山，指引画学后辈。在王时敏逝世一百年后的1780年，在地球的另一边法国，也诞生了一位未来的画学宗师。他就是法国19世纪新古典主义的典范画家安格尔。安格尔代表保守的学院派，与当时新兴画派尖锐对立。他与王时敏一样，热衷并忠诚古典技法，致力于再现古典美。安格尔和王时敏的学艺模式也相似，他们都经历了大师巨匠的亲自教授。安格尔师从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大卫，并学习意大利古典传统教育。这样的画学履历，让安格尔理解古典绘画的法则和门道更为深刻。东、西两半球的二位画家，虽然矗立在不同的绘画空间里，但他们都信奉经典、画风严谨、功力深厚、作品典雅。并且俩人承担的诟病和争议也如出一辙，忠诚古风是否落伍？一味遵循古典、沿袭前人是否止步不前？不管是画坛潮流还是音乐潮流、或者是其他什么潮流，包括时装潮流，总是在复古摹古和离经叛道之间来回穿梭。复古是一股清新之风，宁静淡泊；叛逆是一阵新锐之风，前卫张扬。不同潮流，又能分出什么算对或不对呢？这不是高下立判的命题。那不过只是一阵风而已。今朝刮东风，明朝刮南风。有人倾慕东风的清凉飒爽，也有人迷恋南风的温婉缠绵，都是不同人的不同品味罢了。即便是同一个人，也会在不同年龄和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热衷喜好和欣赏品味。天地间，或许唯一常态化和一成不变的风向潮流，也只有“无常”是也。

    作者简介：

    王彧浓，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