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
张志洲
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文化的重要性愈来愈凸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为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齐头并进的新要求。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也专门辟有“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部分，这两份国家政治生活中最高层级的文件都阐述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同时也都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指明了道路与方向。十八大报告还进一步强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必须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这些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与话语，既精辟地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功能，也赋予它在国家现代化以及崛起进程中以新的时代责任。
然而，这样的文化角色功能能否发挥好，这样的文化时代责任能否承担好，中华文化的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能否得到快速有效的提升，以及中华传统文化能否成为中国崛起令人骄傲的身份标志，却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文化自信。遗憾的是，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经历，文化自信不足甚至文化自卑情结是中国社会一个长期存在的客观问题。如果不解决好文化自信的问题，那么再光辉灿烂的文化也可能只被当做黯淡无光的传统，再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可能只被视为国民精神的痈疽或国民生活的“酱缸”。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国民的文化自信心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在打开国门通向世界之后，便捷的信息流通与人文交流却带来了许多不恰当的中西比较，削弱着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感。文化自信的问题，不仅事关国家文化发展繁荣政策的成效，而且从根本上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前景。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上述重要文件与领导人讲话，在阐述中华传统文化重要性与发展政策的同时，强调了文化自信的问题。《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国家政治话语层面提出了“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在论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时指出，一定要“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则在讲话中指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文化自信的问题既已在政策层面上提出，学理的研究就应该及时跟上，这就是本文写作主题的由来。
文化不自信及其成因
中国的文化自信问题，或者说文化不自信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在古代，中国文化自成一体，以儒释道相互交融为体系特色，虽然佛教文化来自印度，最初传入中国也曾产生文化碰撞与冲突，但终被原有文化所消化和融合，而形成新的整合性的中华文化体系。此后的一千多年历史中，虽有蒙古族与满族等“外族入侵”并建立王朝，但如同更长远历史上不断发生的周边少数民族被容纳进中华文化体系一样，这两个“外族政权”也在文化上被中华原有文化体系所同化。中华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以儒家核心文化为主体的体系持续同化并融合外来文化的过程，由此呈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这样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必然是一个自信满满的体系。而且，在古代东亚地区，中国是实力最为强大且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与朝贡体系中“天朝上国”地位相对应的，是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与传播力。与西方国家依靠殖民历史而强行推广文化侵略根本不同的是，古代“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而形成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传播形式。概括而言之，古代中华文化没有遇到过外来文化强有力的挑战，对外是春风化雨式的文化传播，对内是一个高度自足的文化体系，这两方面都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来源。
中国文化自信的危机始自近代。鸦片战争开启了西方列强入侵的中国近代史。不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之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中华文化对于外来西方文化的基本应对策略，文化主体性未失。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近半个世纪的洋务运动失败，而且意味着中国文化自足性的丧失。此后，不管是康梁维新变法所意图的政体改良，还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政治革命，不管是延续数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还是西式教育制度的引进，不管是“以日为师”、“以俄为师”还是“以西方为师”的背后，均反映了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危机。这种危机演变至新文化运动，期冀以“德先生”、“赛先生”来改造中国的启蒙思路，虽然其时代进步的意义和使中国跟上文明世界步伐的诉求不容否认，但是不管是陈经序“全盘西方”的主张，还是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等人废除汉字的极端之论，甚或鲁迅对“吃人”礼教的批判和废除中医的呼告，在“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显然都失去了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平常心。在近代备受外来列强侵略欺凌、“亡国亡种”危机日深、改良无果、共和挫折的背景下，新文化运动的一代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激愤之词有可理解之处，但无疑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沉痛历史面前他们将传统文化当做了中国落后的总病根。虽然后来因“救亡压倒启蒙”而使新文化运动落潮，但那个年代也是中国文化自信危机的一个典型年代。新文化运动未完成的任务，也成为了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其间的一致性就是中国文化自信的危机，传统文化成为“革命”的对象。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之后，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自信终于回潮，这不仅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国家力量提升带来对于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也由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判断、中国与西方关系走出冷战缓和了中国与西方政治对立关系后，得以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中国自己的文化。在1990年前后，也就是全球性冷战体制终结前后，在西方因“赢得胜利”而兴起“历史终结”思潮，以及抛出“文明冲突”的同时，中国文化自信回归出现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一是季羡林先生提出了“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的观点；二是费孝通先生在日本一些社会学家召开“东亚社会国际研讨会”为他庆祝80寿辰时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虽然这两位著名学者和思想家的文化思想有所差别，但都以不亢不卑的态度表达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强烈自信。尤其值得说明的是，他们两人都在年轻时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年代，后来又都留学西方“取得真经”，一生历经中外文化冲突和对比。他们在晚年表达出来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信成为了中国文化自信回归的重要信号。20世纪90年代之后，在普通大众层面，民族文化自信心的回归也通常被认为是兴起了一种“民族主义”，这固然不当，但即使退一步说这是世界“民族主义”浪潮中的一脉支流，它也是以文化自信心为底色的“文化民族主义”。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国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及其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并非只有一种立场。中国文化自信的回归虽然是总体上的主流心态，但是文化自卑主义情结与放弃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主张也有很大的“思想市场”，并由此形成了一波波的文化激荡现象。20世纪80年代，柏杨所著《丑陋的中国人》成为畅销书，其文化反思的背后是文化自卑主义；《河殇》电视系列片的主题，是呼喊放弃中国的“黄色文明”而去拥抱西方的“蓝色文明”，其基本的观念仍然是“中国文化是落后文化”的浅陋认知，并且接续上了前人“全盘西化”的论调。直到今天，中国文化思想界与学术界，仍然存在影响和力量不可小觑的“西化派”，抛开其政治意图不说，其对中国人能按自己的文化思维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实现社会发展不抱希望，根本上还是文化自信的缺失。
近代以来，对中国文化不自信的多数论调，都有一个“西方中心主义”的本质，而其之所以拥抱“西方中心主义”，表面上看是对“西方先进文化”的认同而对“中国落后文化”的抛弃，但心理形成的长远诱因却是近代西方的强大和中国国力弱小在认知上的反映。显然，这里有一个由“实力认知”转化为“文化认知”的逻辑。不幸的是，将国家实力的强势等同于民族文化的优势，却是一种混乱的逻辑，或者说是对实力原则的臣服。其实不难发现，在一个国家的文化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实力的兴衰是经常的事，而文化发生巨大变革了，实力却没有变化的事例也比比皆是。这当然并不是否认文化对于国家力量发展的作用，比如当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国际趋势相适应能促进其发展、不相适应则可能阻碍其发展的内在关系，而是说不能简单地将国家实力的强弱与文化的先进还是落后相等同，要厘清其间真实的逻辑关系而非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西方中心主义的信奉者面对西方的强势实力而将西方的文化定为一尊，对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对于中国与世界的价值视而不见，一概对中华文化的价值精神与社会发展功能不抱信心，只能是一种西化的奴隶心态。
概括而言，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在中国文化自信强势回归的同时，还存在大量的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的对中国自身文化不自信的现象，这种不自信在很大程度上又成为消解中国文化自信心的“负能量”。时至今日，以西方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文化不自信在许多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比如，由于西方文化是一种基督教文化或宗教文化，而中国文化被认为是一种非宗教的世俗文化，于是便有某些学者提倡用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来改造中国，仿佛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形成的世俗文化是可以随意鄙弃的敝屣，而西方基督教文化是求之不得的瑰宝。又如，2006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就是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将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原因是“龙”在英语文化中为“dragon”这一“在西方世界被认为是一种充满霸气和攻击性的庞然大物”。其目的虽然是为了在国际上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但是这种说法完全不顾中国文化中龙所具有的与西方“dragon”极其不同的含义以及中华民族对于龙图腾的美好感情，以西方文化来裁剪中华民族的图腾，不能不说是一种丧失了中华文化自信心的“文化逃避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下的文化不自信，还有另一种变形形态，就是按照西方现代文化中的某些特征和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对应的思想和言论，以证明“西方文化中有的我们中国文化中也有”。事实上，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有着自己的思维完整性和内在逻辑一致性，而以西方文化为标准来“抠”中华文化完整体系中的某些词句和表达，结果只能是断章取义。这种断章取义的目的无非是要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同质性”而获得西方认同，却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自在的表现形态。
在知识精英层面之外，自觉或不自觉的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文化心理，也渗透到中国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形成了中国社会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以洋为高大上”的扭曲心态。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多元文化的包容固然是正当的，但失去中国自身文化主体性的观念和做法却是可怜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心态的另一面，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不自信，已经严重侵蚀着中国的文化心理。
文化比较优势与
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
要改变文化不自信的现状，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对内凝聚国民、对外传播优秀价值的功能，首先必须重建中国的文化自信。今天的国民文化心态，毕竟与近一个世纪前新文化运动时期不同，文化自信已经出现总体上的回归态势，而且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有力的事实也推动着国人文化自信心理的成长。不过，既然西方中心主义仍然普遍存在并成为中国文化自信最主要的消解力量，那么要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就必须在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之中来说明自身优势，并以比较优势作为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基础。以下试从四个方面来说明中华传统文化相对于西方文化的优势所在，希望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能从这些方面看到重建文化自信的“正能量”。
其一，国家实力增长与中西文化比较。近代中国文化自信的逐渐丧失，源自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西方列强不断入侵下中国的被动挨打困境。不断“挨打”的直接原因在于中国比之于西方列强的实力差距，而实力积弱的原因则被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知识精英们以一种曲折的逻辑与文化的落后相挂钩。“落后就要挨打”所隐含的逻辑就是：文化落后不能带来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实力不强所以挨打。在那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对国家强大实力的渴望无疑是当时的国人所最迫切的，但也因此使“中国文化不利于国家实力增长”成为“常识”。这种认识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致直到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讨论中国文化是否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问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写于20世纪初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正是在那时的中国学界流行，该书第一个基本观点是中国文化缺乏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精神”。在现代社会，由于经济是国家实力的基础，讲一种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也就等于说其不利于国家实力的增长。然而，改革新时期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在三十多年里取得了西方在几个世纪里才取得的经济成就，并带来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于是，“中国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或不利于建立强大实力国家的“魔咒”也就被打破了。历史以自己的耐性证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相比，其对于经济发展和国家实力增长的功能，不仅不处于劣势，而且具有明显的优势。那么，原来将实力积弱归罪于中国文化落后而导致文化自信丧失的论调，也该一扫而光，文化自信由此可以重建。
其二，国家哲学、和平文化与中西文化比较。以民族主权国家为基本单元的现代国际体系，又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形成于西方，由欧洲而外溢至全球。这一体系的构建原是近代战争频仍的欧洲为了避免战争、创建国家间和平关系的秩序。然而，这一体系却不能避免战争，既避免不了近代欧洲国家之间频繁的王权战争和霸权争夺战争，更引爆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即使在和平时期，战争的幽灵也始终在国家之间游荡，国家间各种争夺与竞争更是这个体系的家常便饭。为何几个世纪以来一个以实现和平为目的的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却避免不了战争？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作为其单元的西方国家奉行的是“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这种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以“人性恶”为基本假设，而将国家视作“集体的人”，信奉“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原则，同时在主权为最高权力的幌子下尽行弱肉强食之实。由此可见，西方“理性自私”的国家哲学根本上不利于世界和平的维护。直至冷战后时代，发动战争最多的仍然是以“理性自私”为国家哲学的西方强权。与之相比较，中国文化是一种和平文化，“以和为贵”，在国际关系中讲求关系的协调与利益的协调，而非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文化具有“天下情怀”，讲求“天下为公”，不讲利益的独占，不以建立世界霸权为政策目标。过去，中国提出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又倡导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今更将“中国梦”定义为一个“和平梦”。中国的和平文化和天下观念，比之西方的“理性自私”国家哲学，在建立世界和平，引导和平、合作、发展、共赢的国际关系方面具有文化价值上的巨大优势。在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的21世纪的今天，这样的和平文化应该是我们对中国文化抱有自信的价值源泉。
其三，中国世俗文化价值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比较。在中国与西方实力相差巨大的时候，由于西方是基督教宗教社会，而中国是世俗国家，中国的世俗文化也成为一些国人失去文化自信的理由。但事实上，西方基督教文化是一种一神教文化，宗教不宽容是其内在特点之一。尽管现代西方国家都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宗教包容的要求，但也只有借助于现代法律治理才能压制住其宗教不宽容的本质冲动。在国际政治中，由于世界上还存在非西方的一神教宗教国家，如中东的伊斯兰教国家，这两种一神教国家之间的冲突就更容易发生。这是我们在国际政治中最常见的冲突，而且相互理解与包容更难达成。相比较之下，中国因自身的世俗文化特性，在国内社会中更容易达成世俗人际关系上的包容。中国世俗文化的形成基础是古代农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由于定居的农业文明特征，中国文化重视人际关系与伦理价值，讲求长幼有序，崇尚和谐共处。同时，农业文明“靠天吃饭”的重要特点还促使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奠定了认识基础。可以说，正因为文化的世俗性，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负担的国家，并由此为中国的发展赢得更多机会。中国人有宗教信仰，但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也是与世俗文化有机融合的，并没有形成宗教负担。因为如此，中国可以和世界上所有类型的国家和平共处，也可以向所有文明类型的国家学习，博采众长，大胆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是一个宗教国家往往难以做到的。中国改革开放后斐然的发展成就背后，就有“没有宗教负担”的学习与政策实施。这对于一个宗教国家来说，是难以实现的。由于没有宗教负担，中国在国际政治中也不会以宗教的理由而走上与他国的极端冲突之路。可见，中国文化的世俗性、包容性实际上是国家发展的福音，也应该是增强中国文化自信的理由。
其四，全球化时代中国“消极文化”与西方竞争性文化比较。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主导着世界，西方文化中的竞争性也成了国际文化领域的主流特征。竞争性文化固然有诸多积极的作用，但它也包括了国内社会关系的各种“折腾”，国家之间的争权夺利甚至兵戎相见，还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予取予夺。西方竞争性文化在能带来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军事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人类跨入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动力。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乱象丛生，需要治理，但西方文化因竞争性特征而本身成为全球化的动因，在提供治理全球性问题方面的价值作用有限。而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却包含着与西方竞争性文化截然不同的独特价值类型——“消极价值”，可以为深受竞争性文化浸染、并饱受全球化时代文化焦虑的人们提供不同的行为价值与审美取向。如老子讲的“清静无为”、“不敢为天下先”，庄子讲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孔子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迁在《史记》里阐述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以及日常话语中的“酒香不怕巷子深”、“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安贫乐道”、“清心寡欲”、“吃亏是福”、 “万物皆空”、“知足常乐”、“墨守成规”等等，这些中国文化的“消极价值”针对全球时代人生意义稀释、普遍情感焦虑有着明显“疗效”，对于治理全球性乱象也有着独特的价值优势。要重建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中国文化的自信，不可忽略此类独特的“消极价值”。
结 语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五千年绵延不绝文化的国家，中国文化凝聚着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智慧。近代一百多年的不幸遭遇不过是中国文化历史长河中一段插曲。经过苦难的时代之后，中国又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中国文化又凤凰涅槃，浴火重生，这正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生命力的证明。对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既是当今时代的命题，也是对历史负责的回应。如果说近代历史上出现的国人对中国文化自信的削弱或丧失有着特殊背景，那么，今天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的国人，就不应在重建中国文化自信的事业上再有犹豫。
处于东亚一隅的古代中国文化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它的光辉灿烂与博大精深，它的独特价值与思维方式，成为生活在其中的国民具有文化自信的充分理由。儒家文化圈的形成是古代中国文化对于周边世界的贡献，今天的中国文化则要在更广泛的全球性世界中传播价值、贡献文明力量，这是时代的新课题。但纵观中国文化与当今世界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文化的比较，我们不仅能看到自身的优势，更能增强文化的价值自信。21世纪已然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的文化生态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深刻变化，国际文化交流日益活跃，文化优势的互补与文明的互鉴渐成潮流，近代之前那种完全的文化自给自足已不再可能。但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不仅不能丧失，反而应该加强，因为这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标志，只有在文化传统的定位中，我们才能知晓我们是谁以及去向哪里。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渊源，但是它所包含的线性文化历史观却早已失去合理性。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大步前行，它不仅要求中国文化自信的强力支撑，也必将反过来大力推进中国文化自信的强势回归。中国文化自信的重建正当其时。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海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