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振夏中共石油战线首任厂长
呼东方
“埋头苦干”，这几个字，是毛泽东亲自题给陈振夏的。
作为中共石油战线上的第一位厂长，他凭着一股韧劲和钻劲，逐渐由外行向内行转变，带领延长石油厂创造了一个个奇迹。正如毛泽东对他所说的那样：你是边区埋头苦干的典范，延安之所以能大放光明，离不开你的贡献。
延安时期，延长石油厂产生了中共边区石油战线首任厂长。
他就是陈振夏。
在陕甘宁边区被封锁的日子里，延长石油厂生产的汽油、煤油、擦枪油、油墨、凡士林等石油产品，保障了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而油厂本身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对此，陈振夏功不可没。
来自崇明岛的工程师
1972年，陈振夏退休时，他的独生女儿和女婿都在北京工作，组织和亲友们都希望他在北京定居，但他坚决要求回到他最初参加革命的地方—上海崇明岛。
陈振夏是崇明县港东乡人，出身贫苦人家。幼年时代开始就在上海的模范工厂当实习生，长大后当过工人。1925年起在中华电器制造所工作，随后又在上海招商局工作，做过工程师和轮机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投身抗日救亡斗争，参加了江阴沉船封港行动，被当局列为“危险人物”。
1937年，陈振夏在武汉认识了杜重远，逐渐接受了共产党的主张，觉得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于是便想到延安去。
杜重远写信给叶剑英，经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介绍，1937年年底，陈振夏到达中共西安办事处。
1938年1月4日，陈振夏抵达延安。在延安住了二十多天后，陈振夏心里开始焦急起来，专门跑去找李富春要求工作。其实，陈振夏并不知道，已经有个重要的任务就要落在他的身上。
李富春要他和一同来的胡华钦先到延长石油厂去看看。陈振夏没想到，此后他的人生与这个当时算是中国仅有的油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33年底，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陕北地区的土地革命战争迅速发展起来，而位于延长、永坪的产油区处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边缘地带，受持续的“围剿”与反“围剿”战争影响，陕北的石油开采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
1935年4月底，陕北红军解放延长接收油矿时，只有一口井出油，每天采油仅250-300公斤。而“机器工具材料有破坏者，有失散民间者，也有移到机械厂作修理材料者，余留部分也不全。”
1936年1月28日，毛泽东率领红军赴山西东征路过延长县，专门视察了延长石油厂，他对延长县委书记高朗亭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谭生彬说：“石油厂要尽快恢复生产。由于油料没有保证，已造成短时间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我已致电周恩来和左权、聂荣臻想办法，尽快搞到石油。”
此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克服了种种困难，组织力量重新开采石油，恢复了石油生产。据时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行长、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的毛泽民的报告记述：仅在1935年12月至1936年2月的三个月中，延长油矿共生产原油约7万余斤，炼制的石油产品有挥发油400斤、汽油2000斤、头等油2.5万余斤、二等油1.35万斤，以及大批油墨、石蜡、凡士林等，“除充分供给了红军与机关需用外，最近还大批运输出口。同时，在这一时期，打完了永坪第三井，现在正着手打第四井。三个月共盈利2000余元”。
但到1936年6月，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和影响，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红军大部队主动撤离了瓦窑堡，暂时放弃了延长油矿。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进驻后，延长油矿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陈振夏到达陕北时，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陷入困境。特别是被称为边区“两宝”的延长石油和定边的盐严重短缺。中央军委军工局将石油开发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延安并无石油专家，军工局便将目光投到了搞机械出身的陈振夏身上。
兴家立业的“起家井”
到了延长石油厂，陈振夏的第一印象是这里的多数油井已经完全处于荒芜状态，“采油的机器设备散落在方圆百里的农村、山林”。陈振夏一边向边区政府及军工局报告，请求地方政府协助，将失散的设备器材收集起来，一点点运回厂区，一边做石油厂附近村民的工作，因为有很多机器的散件已被村民们占为己有。
机器零件收集回来后，陈振夏带领工人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才拼拼凑凑地安装起一些必要的器材设备。
此时，以为完成了任务的陈振夏准备返回延安，却接到军工局指示，让他继续留下来担任油矿工程部主任。
这一任命让陈振夏非常诧异，“这是负责采油炼油的技术干部，我长这么大连油井都没有见过，更不要说打井采油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痛快地“服从组织安排，迎着困难上”。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想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雄，想到前方抗日杀敌的英雄，就增加了无比的力量和信心。”
接受任务的陈振夏开始向工人请教，他跑到采油现场了解采油炼油技术，“凭着一股韧劲、钻劲，埋头苦干，逐渐由外行向内行转变”。
当时已经开打的新井在开工后不久，就因缺少燃料被迫停工。陈振夏带领工人们上山砍柴，开荒种地，在解决燃料问题的同时，也解决了粮食问题。
陈振夏偶然听到老工人讲，永坪一口报废多时的井，其实地下还有油。他接受老工人的提议，将这口井再打深了一些，石油果然冒了出来，每天能产200多公斤。
这让陈振夏深受触动。他一面继续开发利用废弃的老井，另一面计划新井的位置选择。位置定好了，但打井时断时续，直到1938年8月才打了200米。新打的井出水很旺，却没有出油，很多工人失望地说：当年美孚公司都下了结论，说没有希望打出油。我们这么简陋的技术，不是白费力嘛！
陈振夏找来老工人和懂地质学的技术人员一起合计，这年年底，他们将机器移到了西山洞。
油井架通常是用钢材做，可边区钢材奇缺，陈振夏按老工人的土法，以木代钢。除井架角柱用钢管外，其余都以坚硬木材替代，钻机底座、传动装置的承力立柱和横梁，用的也是硬木。
1940年新春来临时，延长石油厂油笛声响彻云霄，延长十九井开工了。“这是共产党政府自己打的第一口油井，只许成功！”由于设备落后，速度很慢，一昼夜只能打一公尺左右。陈振夏带领工人们日夜奋战在打井现场。
经历了两个季度的日日夜夜，这口井终于出油，日产原油1.6吨。延长油矿自清末以来打过多口井，从未有过这么高的产量，是名副其实的“旺井”，工人们将其称为兴家立业的“起家井”。
有了这口井，油厂的经费总算有了着落，整个延长石油厂得以起死回生。
中共第一位石油厂厂长
1940年，中央军委军工局任命陈振夏为延长石油厂厂长。在中共党史中，他被称为“中共石油战线上的第一位厂长”。在此之前，延长石油厂的厂长要么是由白区留用人员暂代，要么就是由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都是有名无实。而陈振夏第一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专职厂长。
担任厂长的陈振夏，很快就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起家井出油后，当时边区有领导主张，让油留在井里储蓄起来。但老工人却告诉陈振夏，油井里的油不陆续抽出，便会停止油流的来源。于是，陈振夏硬是顶住来自上层的错误主张，向军工局提出反对意见。
油矿生产出来的油经过加工，运往边区各急需的地方。陈振夏还请教老工人，开展土法采炼石油，使产量不断增加。
1941年，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边区经济完全断绝了外授，中央军委军工局把延长石油的增产问题列为重点任务之一。当时给陈振夏下达了硬指标，油厂产量应比上年增长三倍以上。
军工局把边区懂地质和勘探方面的工程师陆续派到了延长石油厂。特别是从清华大学地学系毕业的工程师汪鹏奉，被陈振夏当作师父，亲自陪着他走访老工人，翻山越岭地跑遍了延长县周围三四十里的山山水水，终于在一个叫七里村的山村测定了井位。
1941年秋至1943年初，延长石油厂先后打了五口井，其中两口井都是超历史记录的特大旺井，七一井日产量16吨，七三井每天出油11.6吨。到1943年底，延长石油厂生产原油1279吨，创历史新高。陈振夏超额完成了军工局下达的硬指标，“比上年增长远不止三倍而是十一倍，相当于1935年前十四年的总和”。
油厂产量剧增，厂里原有的贮油罐根本不够用。工人们挖了星罗棋布的地池，还是装不下。炼油部工人们更是日夜加班，由过去三天一锅改为一天炼一锅，却连地池里存放的原油也炼不完。
党中央和军委迅速采取对策，后勤部命令每个部队及机关团体，务必贮存足够半年用的油量。而早在1942年底，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中就曾指示，“增加煤油生产，保障煤油自给，并争取一部分出口”。
边区大量出产石油的消息传到山西，阎锡山的部队也拿枪支弹药、粮食、药品、布匹等渡过黄河来交换石油产品，边区的石油成功地打破了敌人封锁。
但陈振夏并不满足于此，他撰写了《延长石油厂目前的改良和今后的发展计划》一文。并且设计制造的打捞工具，排除了许多严重的钻具落井事故。他设计了制蜡机和编芯机，大大提高了制蜡的速度和蜡烛点燃的质量。他和老工人一起改建的烘蜡窑和冰窖，以土代洋，花钱少、效果好。
为了解决燃料供应的困难，他多次去石马科调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41年办起了煤窑，这一举措使石油厂需要燃料的百分之六七十得到了保证。他还带领工人们新打了12孔石窑洞、一大间工房、一口冰窖。1943年，为了适应制造和修理的需要，陈振夏在厂里成立了修理部，用旧管材制做了一台锅炉、四台炼油锅，加强了提炼原油的能力。他带领技术人员在困难的物质条件下，提炼了动力机应用的润滑油和黄油等。
此时，正如延安革命纪念馆记载的：延长石油厂渐成规模，汽油、煤油、柴油、蜡烛、擦枪油、油墨、黄油、凡士林等石油产品，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后方，运往党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部队、学校、机关、团体。
毛泽东盛赞的劳动英雄
随着延长石油厂产量的不断提高，边区很多人把延长石油厂称为“功臣油矿”。而陈振夏的名字也在延安和边区传开了。
1942年春，中央军委召开边区技术人员座谈会，陈振夏汇报了延长石油厂的工作。中央领导对他的工作情况十分满意，毛泽东亲自点名接见了他与顾光、徐文杰等人。
在与陈振夏交谈时，毛泽东特别询问了他的出身和经历，赞赏他从国统区投奔延安的革命行动的同时，更赞赏他努力开采石油使边区摆脱了经济封锁。
1944年5月1日至25日，延安召开《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大会》，边区政府颁发给陈振夏“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的奖状。
会议进行到5月22日，毛泽东亲自为陈振夏题词：埋头苦干。
据说，这可能是毛泽东为中国石油惟一的题词。在当天的颁奖仪式上陈振夏走向主席台，毛泽东将亲笔书写的“埋头苦干”题词送到他手里，以浓重的湖南口音说：你是边区埋头苦干的典范，延安之所以能大放光明，离不开你的贡献。
也在同一天，中央举行招待会欢迎与会代表，毛泽东出席招待会并作了《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演讲，讲话中表扬陈振夏说：“像沈鸿同志、陈振夏同志，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心和共产党员一样，都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艰苦奋斗的。”
大会发布了《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大会宣言》，号召边区的厂长、工程师、技师及全体职工，向特等工业模范学习，其中的一段是要向陈振夏学习的：“要学习石油厂厂长陈振夏同志，他埋头苦干以身作则，关心工人生活，注意职工教育，亲身参加生产，虚心向群众学习采石油的技术，恢复旧井，打出新井，大大提高了石油产量。”
边区《解放日报》还发表了陈振夏先进事迹专题报导，赞扬他“对本身业务非常尽职，终日不倦”，“把专门的技能与群众的伟大创造结合起来，从来不以技能自私，从来没有门户之见”。
这年年底，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大会隆重开幕，评选出新一届特等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陈振夏再次被授予“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称号。边区政府把毛泽东题写的“生产战线上的英雄”奖状颁发给了陈振夏，这是陈振夏第二次荣获毛泽东的题词表彰。
1945年2月，陈振夏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埋头苦干”的延长精神
从1938年前往延安，到1948年离开陕甘宁边区，陈振夏在延长石油厂工作了近十年。在这期间，他不仅给陕甘宁边区建设起一个高产能的延长石油厂，也给延长石油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重庆谈判”后，毛泽东一回到延安，就号召解放区军民加紧生产积极备战。陈振夏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带领工人冲破重重封锁，从张家口、承德一带运回大量管线器材，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打成五口油井，还有两口井打了一半，因为备战紧急，中途停了下来。据《延长文史资料》载，“钻速之高，交井之多，创自打第一口井至今三十九年来的最高纪录。”
1946年内战开始后，胡宗南部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从三面合击延安。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按毛泽东的部署主动放弃延安。延长石油厂接上级指示，实行“坚壁清野”，即便延长落入国民党手中，也什么东西都得不到。
当时，调往晋绥军区后勤部帮助工作的陈振夏得知工人们舍不得将自己吃尽千辛万苦树立的井架推倒，将正在出油的油井填平，便打通石油厂的电话来说服全厂的职工：“毛主席讲了，要用延安调换整个中国，我们暂时把油厂拆了，不久的将来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派，油厂就永远是我们的了，而且还要大发展，这是以小的损失，换取大的彻底的胜利，是一本万利。油矿里所有的东西通通坚壁清野，连一滴油、一支蜡烛、一寸管子、一颗螺丝钉，也决不给敌人留下。”
油厂干部职工按照陈振夏的安排，发动职工家属抢在撤离前将油井填塞，井口犁平。陈振夏还叮嘱职工们在坚壁清野前做好恢复生产的准备，记录下机器设备隐藏的确切地点，逐一做上暗号。
这年冬天，延长收复回来后，不到三个月时间，遍地野草、断壁残垣的矿区，井架又高耸，汽笛又鸣放。
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胜利，中央从延安抽调一大批优秀干部支援新解放地区。1948年春，陈振夏惜别自己埋头苦干了近十年的延长石油厂，前往冀热辽边区工作。
1949年全国解放后，陈振夏先后被调到河北石家庄农机厂、石家庄动力厂和保定机床厂任副厂长、厂长。他在保定待了近二十年，一直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兼办公室里。这期间，他还担任河北省第四届政协常委、保定市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1972年退休后，陈振夏回到了故乡崇明县港东乡。当时组织上给他300元安家费，并要给他新建房屋，他都不要。他说：“我出身乡村，在延安住窑洞，现在住这样的房子已不错了，和群众相比，我的住房还算是好的。”
晚年的陈振夏生活俭朴，家里陈设简单，睡普通木床，穿打了补丁的衣服，一根皮带用了四十七年。1973年，他将变卖两间住房所得650元全部交了党费，还把乡下老家三间房屋送给生产队开店。
陈振夏认为，“共产党员姓‘公不姓‘私”。“不徇私情不特殊”，是他的处事准则。他晚年还曾被崇明县推选为县第五届政协常委。
1981年8月21日，陈振夏因病逝世，终年77岁。
如今，在陈振夏曾为之呕心沥血的延长石油厂，一代一代延长新职工都要接受老厂长当年“埋头苦干”精神的革命历史教育。而当年的延长石油厂，如今也已发展为陕西省属国有大型企业—延长石油集团。
（本文采写中参考了和谷、路小路所著《中国百年油矿》以及陆茂清《毛泽东两次题词表彰的崇明人》等文章，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