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希腊女性在丧葬仪式中的作用
裔昭印
关键词 古希腊,丧葬仪式,女性,性别关系
中图分类号 K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20-0012-07
丧葬仪式是西方古典史研究中引人关注的课题,它对于理解古希腊社会风俗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人类学者和古典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在20世纪初,法国人类学者罗伯特·赫尔兹(Robert Hertz)改变了葬礼人类学研究的实证主义方法,运用新的视角研究人类的葬礼,指出了葬礼在心理层面的作用。他把葬礼看作一个漫长的仪式过程,也就是身体分解和改变的过程。在他看来,死亡是一种社会现象,只有当这一过程完成,社会才能恢复往日宁静,战胜死亡。1958年,意大利人类学家埃内斯托·德·马提诺(Ernesto de Martino)研究了意大利南部卢卡尼亚(Lucania)乡村的哀悼仪式,认为哀乐是一种象征性的个人和群体合作习俗,超越了“存在危机”。①法国古典学者让-皮埃尔·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研究古希腊的葬礼,他把死亡与荣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认为对于个人的社会重要性诸方面——地位、成就、人际关系等来说,死亡仪式是最明显的指示器。②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妇女与性别史研究的兴起,西方古典学者逐渐重视女性在古希腊丧葬仪式中扮演的角色,出版了一些相关的著作与论文。对于女性在古希腊丧葬仪式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们持有不同的看法。卡伦·斯蒂尔斯(Karen Stears)对古希腊重要城邦雅典的死亡仪式进行研究,利用性别和血缘研究雅典女性在葬礼中的职责,得出了一系列乐观的关于女性地位和权力的结论。在她看来,雅典女性通过参加丧葬仪式的活动可能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打破了女性作为次要性别的观念。③赫里·哈梅(Kerri J. Hame)通过对古希腊有关葬礼的悲剧作品和城邦丧葬法令的分析指出,要避免误读古希腊悲剧女主角克吕泰墨涅斯特拉、美狄亚和安提戈涅在丧葬仪式中的作用,认为古希腊男性成员对丧葬仪式实施了控制。④玛利亚·塞瑞纳·米尔托(Maria Serena Mirto)则认为,古希腊男女两性在哀悼仪式和共同的纪念活动中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男性控制了丧葬仪式公开的一面,并担负着与生者交流的任务,塑造他们个人在共同历史中的地位,女性则被留下来执行实际的工作以及一些私人的事务。⑤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探讨了古希腊丧葬仪式问题,①但对女性在古希腊丧葬仪式中的状况及其作用尚未做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拟利用古希腊文献和墓葬考古等资料对古希腊女性在丧葬仪式中的作用做一探讨,分析她们积极参与丧葬活动的原因,从而考察当时希腊城邦社会性别关系的特征。一
古希腊人十分重视对死者的安葬,认为这不仅关系死者灵魂的安息,而且牵涉城邦和家庭成员的安危。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在研究古希腊罗马宗教与制度时指出,埋葬死者的礼仪出自有关灵魂的远古信仰。为了让灵魂可以在地下度来生,必须用土来掩埋与灵魂不可分离的身体,无坟墓的灵魂意味无居所可住,便最终成了野鬼孤魂。这个野鬼孤魂,像恶鬼或幽灵一样四处飘荡,到处去扰袭活人,带去疾病,破坏庄稼,还用鬼影来吓人,这一切都无非是为了让人知道,他的身体和灵魂需要一个葬礼仪式。②他还说,古人畏不葬更甚于畏死,因为这与永乐及永远的幸福有关。③
《荷馬史诗》多处涉及死亡问题和葬礼,它生动地叙述了古希腊人对葬礼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死后不葬的恐惧。《伊利亚特》提到,阿基琉斯(Achilles)在睡梦中遇到了帕特罗克洛斯(Patroclus)的灵魂,帕特罗克洛斯乞求他尽快掩埋自己的躯体:
快把我埋葬,好让我跨进哈得斯的门槛!
那里的亡魂、幽灵把我远远地赶开,
怎么也不让我过河加入他们的行列,
使我就这样在哈得斯的宽阔大门外游荡。④
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Odysseus)入冥府时遇到了遗体未被安葬的埃尔佩诺尔(Elpenor)的灵魂,埃尔佩诺尔同样焦急地恳求奥德修斯为自己举行葬礼,说道:
你不要留下我未受哀悼和葬礼便离去,
启程返家园,免得因为我受谴于神明,
而要把我同我的盔甲一起焚化,
在灰暗的大海岸边为我堆一座墓丘,
让后代人把我这个不幸的人纪念。⑤
希腊古典时期不少悲剧作家的作品,如埃斯库罗斯的《七将攻忒拜》、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和欧里庇得斯的《腓尼基少女》等,都提到古希腊城邦存在让重罪者死后无葬的严厉惩罚。⑥在这些作品中,最典型的是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安提戈涅》,它深刻地说明了当时古希腊人的丧葬观念与习俗。该剧是在宗教习俗与城邦法律的尖锐冲突中拉开帷幕的。安提戈涅(Antigone)的哥哥波吕涅克斯(Polyneices)借岳父的兵力回国和他的兄弟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争夺王位,结果两兄弟自相残杀而死。此后,克瑞翁(Creon)以舅父的身份继承王位,他为厄忒俄克勒斯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礼,而把前来夺权的波吕涅克斯宣布为叛徒,禁止任何人埋葬或哀悼他。克瑞翁是国王,他的禁令就是城邦的法律。然而,根据当时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埋葬死者是亲人的神圣义务,否则就会触犯天条,使死者的阴魂无法到达冥界。安提戈涅认为,神律高于人间法律,为了兄妹手足之情和遵守神圣的天条,她公然违抗克瑞翁的禁令,勇敢地用沙子掩埋了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并为他举行了必要的仪式。被激怒的克瑞翁判安提戈涅死罪,把她关押在形同坟墓的石窟里。不过,克瑞翁在听到先知忒瑞西阿斯可怕的预言后,决定释放安提戈涅,并下令正式埋葬波吕涅克斯,为他堆起坟墓,以避免不安葬死者给自己带来厄运。然而,这一决定已经为时太晚,安提戈涅在囚禁她的石窟中自杀。而她的未婚夫海蒙(Hemon),也是克瑞翁的儿子,在发现安提戈涅自缢身亡后,自杀殉情。⑦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其《希腊史》中讲述了多位雅典将军由于在海战胜利后没有打捞安葬遇难桡手而被处死的事件。该书提到了两项法令,其中一条法令称,无论是谁,只要他犯有背叛雅典人民的罪行,就要被带上镣铐,在人民的面前接受审判。如果他被判有罪,他就会被抛下巴拉特隆(barathron),使其死无葬身之地;他的财产将由邦国没收,其中1/10交给雅典娜女神。另一项法令规定,倘若有人背叛了他的城邦,或者劫夺了诸神的一座圣殿,他将在法庭上受到审判,如果他被判有罪,他的尸体不得葬于阿提卡境内,财产将由邦国没收。因此,古典史家的记载也证实了当时希腊城邦存在着对重罪者不予安葬的法令。在信仰灵魂和崇拜死者的古希腊人看来,这种法律惩罚比死亡还要令人畏惧。①
在古希腊,丧葬仪式被用来纪念死者,同时也与生者相联系。古希腊人试图通过这样的仪式让死者离开,并给亲属和共同体留一个记忆。他们的丧葬仪式是以一出三幕剧的形式呈现的,大致由吊丧(prothesis)、出殡(ekphora)以及安葬(interment)三个部分组成。②吊丧包括净化、停灵等仪式,在这期间,死者的仪容得到整理,遗体被清洗,涂上油膏,戴上冠冕,穿上一般为白色或是红色的干净袍子,躺在撒放着枝叶的棺材里。③
净化仪式后就开始停灵仪式,尸体被置于一张带高脚的木板状物上——长餐桌、床、板等均可。尸体缠以冥布,躺在地毯状的厚褥子上,再盖以白布。死者的头被用枕头垫高,为防止死者下巴张开,人们有时还在死者头上缠以布带以固定下巴。④
在举行停灵仪式期间,家族成员通常会举行传统的挽歌仪式向死者告别。死者的亲友一般轮流吟唱挽歌,挽歌的主题表达了生者对死者的哀思和悲痛。在《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诀别时,哀嚎并呼喊着同伴的名字。⑤在一些古希腊的陶瓶画和坟墓装饰板画上,画着死者躺在棺材里,脚朝左,可以据此推断死者脚朝门,因为人们从门开始向前进行丧葬游行。在这些画中妇女们哀嚎着,扯着自己的头发、捶着头和胸,表达自己的悲痛之情。⑥
古希腊人在家中举行了吊丧仪式以后,接着举行出殡仪式,一般是在举行葬礼的第三天,送葬队伍在日出前出发,把死者的遗体运到墓地。不少古希腊陶瓶画生动地描绘了古希腊人出殡时的场景。死者除了头部外都被严严实实地盖了起来,被抬棺人抬着或被马车拉着。男人们走在队伍的前列,女人们在后面跟随着。⑦
当送葬队伍到达墓地之后,便把尸体放在地面,举行埋葬死者以及最后的仪式。古希腊人安葬死者时采用把尸体火化后的骨灰埋到墓里,或者土葬尸体的方法。火葬和土葬都会有随葬品,包括日常用品、财宝、献祭的动物等,在特殊的场合,可能还有人殉。考古学家在优卑亚西海岸發现的勒夫坎地(Lefkandi)的墓葬,被断代于公元前10世纪中期,它包括两个墓葬坑,在其中一个坑中找到了4匹马。其他随葬品包括一个青铜罐,在罐子里面装的是亚麻织物包裹的战士骸骨,他的旁边是一具装饰了许多珠宝的女性骸骨,在这个女性头旁边的是一件象牙柄铁质刀。⑧荷马在《伊利亚特》中提到,12个特洛伊犯人和作为战利品的动物一起在柴堆上作为殉葬燃烧——两只狗和两匹马——同样,绵羊和牛的脂肪摆在尸体的旁边,用来加速柴堆的燃烧。⑨
埋葬死者是古希腊人举行安葬仪式的高潮。根据西塞罗的说法,从阿提卡第一任国王刻克洛普斯(Cecrops)时代开始,人们在墓穴封土时就习惯性地举行一个简单仪式:在泥土中洒大量的水果以及果实,以保障死者的安眠,同时净化土地以便生者重新使用土地。古希腊文献经常提到死者的亲人在墓穴前奠酒,考古发现的墓穴边的酒杯和其他容器证实了这一点。⑩进行完这些祭奠仪式之后坟墓便要关闭,这项仪式也标志着生者与死者的分离。
在埋葬死者后,哀悼者们一般就回到死者家里去,而死者家在吊丧期内进行了布置,一个容器被置于门口,提示该屋子有死者,警示路人屋子避免被瘴气所传染。容器里有从外面取来的水,哀悼者们在离开死者家时,就在容器里净手离开。
一般说来,最终的葬礼宴会(perideipnon)和葬礼赛会意味着葬礼的结束。在希腊古典时代,葬礼宴会在死者的家里举行。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描述了色雷斯富人的葬礼顺序,依次为:吊丧、哀悼、宴会、埋葬以及葬礼赛会。①古希腊的葬礼宴会是死者亲友聚集一起并回忆死者的场合,它不仅增强了亲属之间的凝聚力,而且也具有仪式上的意义。米尔托指出,古希腊葬礼宴会强调了族群的团结,宴会结束也是死者家庭和亲属回到正常生活的标志。②
在古希腊亡者死后的第九天,死者的亲友们会再次在坟墓聚集举行拜祭仪式。雅典官方的哀悼时间一般持续30天才结束,古希腊其他地方持续的时间则依据当地的习俗。葬礼仪式结束后,古希腊人每年还会为失去的亲人举行周年拜祭仪式,古希腊的葬礼花瓶的瓶画表现了这些仪式。在一只阿提卡的白底细颈油瓶(lekythoi)上,描绘了死者的亲属把奠酒倒在墓碑和纪念物上,然后摆上供品、丝带以及花冠的拜祭活动的场景。③另一只公元前475年到公元前450年间的白色陶瓶,绘着两位妇女站在墓地拜祭的情景。站在左边的女子用左手揉搓着自己的眼睛,右手则握住一条罗纹发带,准备把它挂在墓碑上。另外一个女子则提着一个装着祭品的大篮子,上面挂着缎带,她将用各种发带和篮子里的陶瓶来装点墓碑。④二
古希腊女性往往被排斥在城邦政治生活之外,但是她们在宗教领域,包括在丧葬仪式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从荷马时代到古典时代,古希腊女性始终积极地参加家庭去世亲人的丧葬活动,大量的文献和陶瓶画、坟墓装饰板画资料表明,古希腊女性在整理死者仪容、净化、哀悼等丧葬仪式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古希腊人进行吊丧的过程中,为死者整理仪容和净化尸体是女性亲属的重要职责。罗伯特·加兰特(Robert Garland)指出,在帕特罗克洛斯及以后时代的葬礼上,女性占据大多数,陶瓶画上女人出现的频率揭示了这一点。⑤在古典时代的陶瓶画所描绘的葬礼场面中,人们可以看到她们为死者净身、涂油膏、穿衣。处理尸体时,女性亲属的首要职责就是合上死者的眼睛和嘴。接下来,她们就清洗尸体,涂油、穿上寿衣和盖上被子。尸体在棺材里的脚朝着门的方向,头下面要枕上枕头。然后,她们用植物、花环或者装饰尸体。⑥《伊利亚特》在描写葬礼时提到,女奴奉命清洗赫克托耳(Hector)的尸体,给它涂上油膏,并为之穿衣。⑦根据柏拉图的记载,当苏格拉底即将喝下致命的毒药之前,他表示是时候让自己去洗澡洁净身体了;他认为在喝毒药之前清洁身体是很好的,这样的话,女人就不用在自己死后为清洁尸体操心了。⑧柏拉图的记载进一步说明了清洁尸体是女性在丧葬活动中的重要任务。
按照古希腊丧葬传统,哀悼主要是女性的职责。根据《伊利亚特》的描述,在赫克托耳丧生后,他的父亲普里阿摩斯(Priam)和母亲赫卡柏(Hecuba)与整个特洛伊的人们一起,为他哀悼。他的母亲抓扯自己的发丝,除去熠熠闪光的面纱。赫卡柏主持妇女方面的哀悼工作。当赫克托耳的妻子安德洛玛克(Andromache)得知她丈夫死去的消息时,她退去所有的头饰并嚎啕大哭,而其他妇女则加入了她的行列。赫卡柏和安德洛玛克扑向载着他尸体的马车,紧抱住他的头,哭喊着,撕扯着自己的头发。⑨当帕特洛克罗斯被带回阿基琉斯的营帐时,女奴布里塞伊斯(Briseis)放声痛哭,文中写道:
布里塞伊斯,看起来就像金子塑的阿芙洛狄忒一般,
当她看着帕特洛克罗斯被尖利的青铜洞穿时,
她奋力扑向他,并大声恸哭着,
用自己的双手抓扯着自己的胸膛、细嫩的脖颈和美丽的脸庞。⑩
古希腊的陶瓶画、坟墓装饰板画等艺术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女性哀悼死者的情景与姿势。在反映荷马时代希腊丧葬仪式的艺术作品中,哭丧的妇女簇拥在尸体架周围,而站在右边的男人们每隔一个就会有一个哭丧妇女在其中。①吊丧是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希腊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一只公元前450年到公元前425年间的陶瓶上描绘了一位年迈的妇女,站在棺材架头部的一边,她将自己的左手放在身体上,或许是要将男性死者的头部支撑住,以把枕头放在死者的头下。②在一些来自于公元前6世纪晚期的水罐(loutrophoroi)的颈上,女性在哀悼仪式中把自己的手举过头,她们的手臂相互连接。在描绘丧葬仪式的陶瓶画的两个场景中,参加哀悼的女性的头发都散着,手正在有节奏地捶打着胸部和挠着两颊,直到两颊流血。③公元前650年至前480年,雅典的不少用于丧葬的赤土黑像装饰板画,表现的是在吊唁和出殡时的妇女,她们撕扯自己的头发并且举起双手。在一块塑有凸起图像的赤土装饰板画上,描绘了一位逝去的女子躺在尸体架上,在她头部的位置有一位女子拉扯着自己的马尾辫,并将另一只手抚在额前的头发上,在她旁边,另一个女子也用一只手抚着自己前额的头发。公元前6世纪画家埃克塞基亚斯(Exekias)绘制的丧葬饰板画非常出名。在他制作的一块饰板上绘着一位死亡的年轻女子,另外一块系列饰板描绘着一群妇女,其中5个坐着,3个站着,共同围着一个处于中心的坐着的女子,她的头部被身上的宽松长衫遮住。处在中心位置的女子显然是最为主要的悼丧者,其他的妇女都簇拥着她。画面上表现的是葬礼刚开始或者结束后的场景,妇女们露出默默悲伤的表情。④
古希腊悼丧女性的形象不仅被表现在陶瓶和装饰板画上,还会被制作成小陶俑,作为丧葬仪式的用具而被留在墓地,这些小陶俑通常会被嵌制在更大的陶器上。考古学家在雅典的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墓地发掘出一只公元前6世纪黑像陶器碗,发现在它的碗沿上镶嵌着两位将双手放在头顶的悼丧妇女陶俑。考古学家在雅典的凯拉米克斯墓地和塔纳格拉(Tanagra)也发掘到一些单个的赤土女性小陶俑,其中一个女性小陶俑来自塔纳格拉,她坐在墓碑旁边,用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对死者进行哀悼,其身边有一只提水罐。⑤
古希腊人的哀悼主要以仪式化的挽歌方式进行,女性在吟唱挽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挽歌有很多形式,最有个性的形式是“古斯”(goos),其主题是“生者共有的记忆以及失去的痛苦”。《荷马史诗》提到过“古斯”,它是一种由死者亲属和朋友即兴演奏的挽歌。在荷马时代,仪式化的挽歌是轮流吟唱的,雇来的歌者率先歌唱正式的挽歌,女性亲属吟唱“古斯”紧随其后。这两部分的伴奏中,女性演奏者发出一声悲鸣作为副歌。在古风时代,挽歌是以合唱的形式出现的,到了古典时代,根据悲剧中的描述,轮流吟唱的挽歌被称为“科姆莫伊”(kommoi),由主办人和合唱团体轮流吟唱,也许有音乐伴奏。挽歌的吟唱包括围绕棺椁的动作,在几何陶时期的陶瓶上所呈现的挽歌中,在棺椁周围有人间歇性地做出一些动作。⑥
轮流吟唱挽歌的结构包含一系列的个人哀悼,这些哀悼伴随着合唱副歌,包括呻吟、嚎哭和带有情感的慨叹。古希腊女性的哀悼表达了她们个人的情感,《荷马史诗》中的女性在失去了亲人后,作为死者的母亲、妻子、弟媳和恋人,每个人都强调了对于死者的惋惜和个人与家庭的悲哀。当时女性的哀悼还表达出战争中女性的不幸与希望。女奴布里塞伊斯哀悼帕特洛克罗斯时说出她的希望,她希望把自己从羞辱的劳役中解脱。帕特洛克罗斯的尸体展现了战争中丧亲对她的影响:他征服了她的城邦,她的丈夫和三个兄弟都死了。她作为一个奴隶活着,需要重建她的关系网。帕特洛克罗斯曾确认阿基琉斯能够娶她,重新燃起她将作为合法的妻子而获得尊严的希望。布里塞伊斯的哀悼,由其他的奴隶重复,反映了战争中被俘女性的悲伤与希冀。⑦
大量的文献和墓葬考古证据说明,古希腊女性是丧葬仪式活跃的悼丧者,她们在与此相关的仪式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除此之外,女性参加出殡和埋葬等仪式,使她们从私人空间步入公共空间,从家庭进入到城邦的公共世界中。三
为什么古希腊女性在丧葬仪式中起重要作用?在笔者看来,这首先是与她们的性别角色相联系的,作為母亲或者女儿,她们联系着家庭血缘集团,不但关系到家庭血脉、身份、财产的传承以及家庭记忆与传统的延续,而且也影响到城邦的正常运转。古希腊城邦不但是一个公民集体,也是一个封闭的宗教祭祀集团。公元前451或450年,雅典公民大会通过了伯里克利提议的法令,规定只有父母双方都是公民的人才能享有公民权。公元前403或402年,这一法令又重新颁布,①从而加强了对雅典公民权的控制。在这样一个排外的共同体里,担负着繁殖公民义务的雅典妇女对于城邦和家庭的延续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雅典妇女才能生育公民的规定,使得妇女的身份成为确定男性的公民身份和有无家庭财产继承权等问题的分界线和重要依据。即将成为官员的雅典人在接受资格审查时,不仅要报出父母和祖父母的名字,而且要回答是否有家庭神阿波罗和住宅神宙斯,以及这些神座在哪里,还要说明有无家族坟墓以及这些坟墓何在,②以证明他们具有完全的公民权。公元前4世纪,雅典演说家德莫斯提尼(Demosthenes)在其演说辞中提到了雅典人欧克西塞奥斯(Euxitheus)在因公民权被剥夺而起诉时,对法庭说道:“为了我母亲的缘故,我请求你们解决这个案子,恢复我的权力以便将她葬在我们祖先的坟墓里。不要拒绝我,不要使我成为一个没有国家的人;不要切断我与这么多亲戚的联系,使我完全被毁灭。与其离开他们,我宁愿杀死我自己。这样,我至少可以被他们葬在自己的国家里。”③由此可见,死后入葬在家族的坟墓里,在古代雅典人心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参加家族葬礼的权力则与女性所联系的亲属集团(anchisteia)密切相关。
归于德莫斯提尼名下的《诉马卡尔塔图斯》演说辞提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有关丧葬的立法,其中规定只有亲属集团的女性才有资格参加家族的丧葬仪式。作者在这篇演说辞中,把对手的妻子和母亲没有在吊丧和出殡过程中出现作为有力证据反对他对于财产的声明。④这些事实说明,古希腊的哀悼权与公民权和财产继承权相联系,联系着血缘集团的女性参加丧葬活动的权利关乎家族成员身份和财产继承权的界定。正确的丧葬仪式需要合适的死者亲属成员出席,而合适的丧葬仪式参加者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家族财产提出声明。
其次,古希腊人对于生育、死亡等仪式产生的污染的恐惧,是古希腊女性能够参加丧葬仪式的宗教心理因素。在古希腊人中普遍存在着对污染的恐惧,他们把生孩子和死亡这些日常生活中的生理现象,看作是在仪式上受到污染(miasma)。因为除了在生育与死亡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現血等污染性液体流出的现象之外,新生命的降生以及家人的去世也会改变人们的生活常态,使社会发生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他们失去了原有成员或者接纳了新成员。在他们看来,仪式上的污染会引起神的厌恶。因此,当时人们不但将在神庙里出生或死亡看作是一种亵渎,与此相关的人也会在一段时间被禁止对神进行敬拜。⑤古希腊人认为,那些靠近死者的人,会通过身体、血缘或婚姻的联系而受到污染。在他们看来,死亡污染的源头是“触碰死尸”。然而,“触碰尸体”是丧礼仪式中必需的一部分,如前所述,古希腊的女性要为停灵准备尸体、整理死者仪容、清洗尸体等。此外,和死亡一样,生育也被认为是污染的来源。
对于出生和死亡带来的仪式上的污染,古希腊人也会采取一系列的净化仪式来解决问题。古希腊人把生育看作是对家庭的污染,他们认为生产行为本身就是不洁的,新生儿的母亲污染了自己。任何接触了新生儿的女性都会有3天的污染期,孩子出生时在场的人则会污染5天。因此在孩子出生的第5天、第10天和第40天,古希腊人会举行一系列的净化仪式。⑥当死亡发生时,死者所在的房子也被看作受到了污染,一种特殊的水容器会被放在外边,供出来的人进行净化,这一容器成为有死者房子的象征物,被用来警告外人不要进入。放在容器里的水是从邻居家里取来的,因为死者家中的水已经受到了污染。据说,在葬礼结束时,新火也会被从邻居家中取来。停放尸体的地方和接触尸体的哀悼者同样被要求净化。在尤利斯(Iulis)城,尸体抬出去的那天早晨,死者的房间要喷洒海水。①
女性生育孩子的能力使她们被视为潜在的污染源和被污染的对象,同样由于这一原因,古希腊人往往认为女性更能够处理死亡所带来的污染。有学者指出,由于妇女不可能逃脱生孩子所带来的污染,而男性可以摆脱,所以她们可能更适合处理死亡所带来的污染。也有学者认为,掌握社会权力的男性尽可能地让妇女面对污染,因为这是可怕的、需要避免的。换句话说,女性是“被迫”面对死亡的。②在笔者看来,古希腊妇女由于性别因素、生育能力和在亲属集团中所处于的特殊地位,往往会直面家族成员的死亡,她们对于有污染危险的丧葬仪式的参与一般是自愿的,这种参与对凸显其家庭地位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第三,古希腊人对男女两性情感表达差异的看法也是女性得以深度介入丧葬仪式的原因。在古希腊人看来,女性在哀悼过程中会失声痛哭,表达比较情绪化,这是她们女性特质的体现;而男性哀悼者则表现得比较克制,显示了其阳刚之气。在雅典的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到男性和女性表达悲痛时方式的区别。妇女们散乱地围在尸体的周围,披头散发,捶胸顿足,痛苦哀嚎。她们的行为与男性有序的哀悼礼仪形成强烈对比,这种哀悼方式显然比男性的更夸张,更为情绪化。一只约公元前500年的阿提卡黑像双耳细颈陶瓶的瓶身上有一幅由悼丧者组成的带状图案,所有悼丧者都身着黑色,瓶颈部环绕着的4位悼丧妇女,正敲打着自己的额头并撕扯自己的头发。在瓶画表现的主要场景里,6名妇女优先围绕在男性死者的尸体架前;在尸体的头部和肩部的位置,两名妇女正撕扯着自己的头发。而3名蓄着胡须的男子在尸体架的尾部站成一排,举起他们的一只手向死者致哀,十分克制地哀悼着,他们的冷静和克制显然与躁动和哀恸的妇女悼丧者形成了对比。③
根据普鲁塔克的说法,当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Philip II)被刺杀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德莫斯提尼面带愉快的表情,头戴花环盛装出席议事会会场,当时雅典演说家埃斯奇尼斯(Aeschines)对他进行了抨击,指出当时德莫斯提尼的女儿夭折不过6天,作为一个父亲,他的这种行径对子女毫无亲情可言。普鲁塔克反对埃斯奇尼斯所认为的只有哀悼恸哭才是挚爱子女、用冷静沉默来忍受丧子之痛则应受谴责的观点。在他看来,德莫斯提尼的行为值得赞扬,因为他把哭泣、哀悼和忧伤留给妇女去做,自己一心以城邦的利益与兴亡为己任,这才是男子汉的作为。④男女两性在哀悼中表现出的情感与文化差异,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作品《请愿的妇女》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剧中提到,忒修斯(Theseus)与阿德拉斯托斯(Adrastus)决定让母亲们远离尸体,将她们排除在葬礼之外,直到火葬之后再把骨灰瓮交给她们。他们为自己做法所找的借口是,把妇女们从见到儿子变形的尸体的巨大悲痛拯救出来,以便在埋葬的时候,给她们的儿子最后的安慰。⑤
古希腊的艺术作品和演说辞、悲剧等文献资料建构了男女两性在丧葬仪式中表现悲痛的性别差异,把过度情绪化的哀悼看作是女性特质的表现,并把它与女性的怯懦、缺乏自我控制的性格相联系。与此同时,它们塑造了在吊丧中能够控制情感的男性阳刚形象,将之与冷静、克制的男子气概相联系。然而,在古希腊人的丧葬仪式中,与男性在悼丧中的隐藏情感相比,女性的哀伤与哭泣更加引人注目,她们对失去亲人痛苦的直接表达与男性有克制的哀悼都是葬礼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女性在丧葬仪式中展现的悲痛情感是解决由死亡所引发的社会危机的一种手段。四
虽然女性在古希腊的丧葬仪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总体说来,古希腊人的丧葬活动还是由男性主导的。古希腊人的丧葬仪式分为公共葬仪和私人葬仪。除了前文介绍的主要在家中进行的私人葬仪之外,城邦还举行隆重的公共葬仪,主要为纪念战争中阵亡的将士。早在《荷马史诗》中,阿基琉斯就在战场上为帕特洛克罗斯举行了盛大的葬礼,特洛伊人也为赫克托耳举行了隆重的葬礼。①在希波战争之后,希腊各城邦的公共葬仪变得更加完善,形成了复杂的程序,包括葬礼前游行、祭奠仪式、葬礼上的演说、葬礼后的餐会等。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男性往往与公共空间相联系,女性的活动领域则是家庭的私人空间。公共葬仪不是在家中进行的,而是在公共空间,如广场、公共墓地等场所举行,男性无疑是一系列相关活动的主角。在家中举行私人葬仪中,女性在吊丧中起到比较突出的作用。到了出殡时,送葬队伍进入城邦的公共领域,这时就由男性带领队伍,并抬着尸体,女性跟随其后。埋葬或火化尸体也是男性主导的事务,他们负责搬动尸体与献祭牺牲,并挖掘坟墓或监督坟墓的修建。在古风时代晚期和古典时代的希腊,女性在悼丧中的行为受到城邦法律的限制,在出殡时她们被迫与男人们分开,独自步行跟在车的后面。②因此,女性在丧葬仪式中受关注的程度有所降低。
隨着城邦平民与贵族斗争的加剧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防止贵族炫耀财富,尤其是规范悼丧女性的行为,从古风时代晚期开始,雅典、尤利斯等城邦颁布了殡葬法律,规范丧葬仪式。已知古希腊最早的关于丧葬的律法,是前文提及的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的法令。根据德莫斯提尼、普鲁塔克、西塞罗(Cicero)等古代作家的记载,梭伦的立法规定:吊丧只能在屋内举行,出殡在黎明之前进行,男人应当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女人跟在后面;参加守夜和送葬的女性应当是死者表亲或堂亲以内的亲属,或者超过60岁者;只有特定范围之内的亲属可以在出殡后返回死者的家中,参加丧礼宴会;如果死者因暗杀身亡,同样范围内的亲属有责任替受害者复仇,起诉杀人者;妇女出门时,包括参加葬礼,所穿衣服不许超过3件,携带食物价值不许超过1奥玻尔(obol),携带篮子不许高过1肘;禁止服丧的人毁容,守丧不得痛哭流涕或不停歇地吟唱单调的挽歌,禁止任何人在别人的丧礼中表示哀悼;禁止女性悼丧者撕扯自己的脸颊或者击打自己。③
这一立法旨在简化丧葬仪式,规范悼丧者的行为,防止富有者举办过度奢侈的葬礼,控制职业哀悼者和家族成员的数量。但是其中大多数法规都针对女性,不但对女性哀悼者的身份作出了界定,也对她们的行为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力图使她们在葬礼中能够“举止得体”。
关于梭伦立法对葬礼仪式上哀悼行为的影响,考古发掘的图像与铭文资料能够提供有用的信息。几何陶时期的器皿上表现的吊丧是一个盛大的场景,有大量的悼丧者。随后的出殡去往墓地的送葬队伍,可能多达五六架战车,以及众多徒步的悼念者。在公元前6世纪梭伦立法之后,吊丧的场景则通常被描绘在长方形的饰板画或双耳长颈高水瓶(loutrophoros)上,后作为陪葬品。这些图像表明,此时参加悼念的人数明显减少。铭文资料证明,此时的悼念者符合梭伦立法中仅限近亲参与哀悼的规定,送葬活动也在黎明前的黑暗之时举行,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④
在公元前5世纪爱琴海沿岸的凯奥斯岛(Keos)上,尤利斯城邦关于丧葬的立法基本上是大力禁止奢侈铺张,禁止“显摆的”葬礼。在葬礼过后,除了那些已经被死亡所污染的妇女,没有女人会去到死者的房子,而已被污染的妇女仅仅指死者的母亲、妻子、姐妹、女儿以及另外5名妇女,她们是从女儿的孩子和表亲或堂亲中选取的,没有其他人在场。⑤
加姆布律昂(Gambreion)关于丧葬的立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加姆布律昂人通行的法律规定:参加葬礼的妇女要身穿干净的灰色衣服,男人和小孩也要穿上灰色的衣服,但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也可以穿白色的衣服。为逝者准备的丧葬仪式要在接下来的3个月内完成,在第4个月时男人们要完成他们的悼丧,女人们要在第5个月完成。妇女的悼丧仪式结束后,便加入到法律规定的游行队伍中。
妇女监察官(gynaikonomos)在庆祝播种节之前的净化仪式上要为遵守法纪的妇女祈福,而对于那些不遵守法纪的或者被认为邪恶的妇女则会被给予相反的待遇,将会连续十年被禁止向任何神祇献祭,原因是她们对神不敬。①
约公元前400年,德尔菲的拉比雅代(Labyadai)氏族关于丧葬的立法旨在规整其成员的悼丧行为。该法令规定:放置在墓上的物品价值不得超过35德拉克玛,裹尸布要用厚的,并且是灰色的;如果这些条款没有被遵循,要罚50德拉克玛。尸体应该静静地被运送到下葬地点,不能将尸体停放在一条道的岔路口,直到尸体被葬在墓地后,才可以在死者的家外恸哭;一旦尸体抵达其最后安息的地方,就不再禁止为其吟唱挽歌和哭泣,只有死者本人才能够被悼念。②
古希腊城邦不但颁布了限制与规范女性丧葬活动的立法,还设置了“妇女监察官”一职,管束妇女并用相关法律规整其行为的官员。这一官职大约出现于公元前4世纪,这类官员重点关注的是妇女在丧葬仪式和宗教节日上的行为,即她们出门参加社会活动时的品行。公元前4世纪塔索斯(Thasos)的一条法令规定,没人可以为在战场上被杀死的人举行超过五天的葬礼。因此,该地妇女监察官的一个职责是惩罚那些为死者悼丧超过五天的妇女。在雅典,妇女监察官有向女性罚款的权力,并可以把罚款的数额展示在凯拉米克斯(Kerameikos)的悬铃树上。③这显然带有惩罚的意味,也是对被惩罚者的一种侮辱。
上述希腊城邦和氏族有关丧葬仪式的法律规定,把关注的重点放在了女性悼丧者的身上,目的在于限制她们在丧葬仪式中夸张的、过于情绪化的哀悼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女性在葬礼中的影响。妇女监察官一职的设置进一步加强了对女性在丧葬和宗教仪式中行为的约束,表明了男性在这些仪式中所处的支配地位。当然,这些限制还与希腊城邦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
古希腊人的丧葬仪式体现了城邦性别关系的特征,男女两性在哀悼和纪念活动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总的说来,古希腊男性在丧葬仪式中仍然占主导地位,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雅典、尤利斯等城邦颁布了主要针对女性悼丧行为的殡葬法令,规范丧葬仪式。这表明当时女性在宗教领域的丧葬仪式中仍然处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然而,她们是城邦和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家庭与城邦传承、对死亡仪式污染的恐惧和对两性情感表达差异的看法等原因,古希腊女性在葬礼中起到了比较重要的作用,而她们活跃的丧葬活动加强了城邦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其家庭和社会地位。
【责任编辑:王向阳】
On the Role of Females at the Funerals in Ancient Greece
Abstract: Ancient Greek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burial of the deceased. Their funeral rites generally included prothesis, ekphora, interment and other procedures. Females were active mourners and played the key role in cleaning the remains of deceased, mourning, purification and other rites. The funeral rites of ancient Greeks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der relationship in the city-states. Generally speaking, males in ancient Greece dominated the funeral rites.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social order, Athens, Iulis and other city-states promulgated funeral regulations mainly aimed at the mourning behavior of females and regulations about the standardization of funeral rites. Ancient Greek wome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funerals because of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and city-state, the fear of the miasma of funeral rites and the ideas of different expression of emotion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 Their funeral activities strengthene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private space and public space in the city-state, and also highlighted their domestic and social status to some extent.
Key Words: Ancient Greece, Funeral Rites, Females, Gender Relationsh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