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之洞、李端棻、严修与贵州教育近代化
安尊华?张命春
摘 要：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因素较多，既有救亡图存等时代思潮的影响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先贤的引领与积极支持。李端棻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袖、总设计师，张之洞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导师、赞助家，严修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衔人、实干家。他们皆为贵州教育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其精神值得发扬，其思想值得传承，其宝贵经验永远是贵州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财富。
关键词：张之洞 李端棻 严修 贵州 教育近代化 贡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93-100
在西方，近代化主要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标志；在中国，近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教育近代化是贵州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无近代化的人，则难建成近代化社会。教育近代化“指的是与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换言之，它指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1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京、津、沪、粤、闽等地先后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当时贵州十分闭塞，直到1894年严修到贵州担任学政，在贵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方为黔人所知晓。从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十年间贵州教育改革成就显著，新式学堂数量多，门类齐全，变革深刻，形成了自明代贵州建省以来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推动因素众多，既有救亡图存等时代思潮的影响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先贤的引领与积极支持。
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要求
贵州教育能实现近代化，首先与时代的要求有关。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中华帝国开始丧失其独立地位，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与此同时，世界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也开始与中国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不断促进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演变。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教育岌岌可危。
1894年以后，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教育界新出现的教育改革思潮迅速成为新时代的推动力量。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教育强国根本”的口号。1他们积极倡导新学，主张将改革传统教育作为变法之本，并由此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维新教育运动。戊戌变法失败，教育改革运动没有取得成功。然而，维新志士对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宣传，对科举八股文的抨击和对洋务教育的反思，在国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学制的要求和设想，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面对列强的凌逼和形势的巨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透过惊心动魄的民族危机，意识到更深层次的教育危机，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历程中，中国的传统教育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贵州教育开始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
二、近代社会思潮的启迪
近代社会涌现的各种思潮对于启迪贵州教育具有积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各种的社会思潮。其中主要的有维新变法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不对教育界产生影响，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则深远。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們看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2 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3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力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是其代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并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民力、国力，进而达到抵御外敌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4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此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强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5于是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企业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亦是“教育救国”论者，原因在于，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自然地合二为一了。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给贵州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激起了兴学育才的热潮。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亦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或以性命去惊醒“当道”的兴学自强者。另外，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贵州教育的变化。
三、教育改革家的积极推动
贵州教育要实现近代化，与教育家的引领和實践密不可分。在传统教育向近代化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贵州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从传统教育改革的历史性探索到近代化教育启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贵州近代教育得以顺利发展，离不开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人的积极推动。
（一）李端棻发端教育近代化
李端棻（1833～1907），字宓园，贵州省贵筑人。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入翰林院编修，从此一生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同治六年（1867）起，李端棻先后担任过山西乡试主考、提督云南学政、后升任监察御史，光绪十五年（1889）以内阁学士衔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光绪十七年（1891）任山东乡试主考，光绪十八年（1892）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之后，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期间升任礼部尚书。作为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李端棻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甲午战争，中国丧师辱国。列强群起，攘夺权利，国势岌岌可危。朝野志士均在进行深刻反思。在“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思想指导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他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只重考试，不重教育，不能培养出大批时事所需人才。在奏折中，他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提出大学、中学应互相衔接和划分专业；为了配合新式教育的开展，政府还要做好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件大事。希望以此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以雪国耻。1是时风气未开，他敢于抨击旧教育之要害，并提出改革传统教育、建立近代学制的具体方案，足见其开明思想和远见卓识。
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吹响了摧毁传统教育的冲锋号。历史证明，他的教育改革方案成为百日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改革传统教育的指南。“其请自京师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则后来停罢科举，专注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府州县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自二十者入学，则后来各府州县两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自学选诸生二十五岁以下者入学，则今日各省中学堂之办法也；其请立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则后来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分斋讲习，等其荣选，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则后来学部考试京外各学堂暨出洋留学毕业生与举贡、殿试以进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也。其请设藏书楼，则后来开设图书馆之办法也。”2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他的《请推广学校折》，实为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发端。
李端棻对教育的另一贡献是识拔一批改革人才。在任工部侍郎时，一次就举荐人才数十人，所举者“皆一时名士”，在清末及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戊戌变法时期，他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他积极参与策划，屡上奏折，提出许多改革时弊的方案。百日维新中，他被光绪帝任命为礼部尚书，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又内定为勤懋殿首席参政，与康有为、梁启超、徐致清等一起议定新法。他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1其维新思想影响和启迪了当时流寓京师的一大批贵州籍人士。1895年，康、梁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各地举人纷纷签名支持。现残存的603人名单中，贵州有95人，占签名举人的六分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李端棻被贬戍新疆，1901年赦归贵阳。他认为贵州要摆脱贫困落后，必须从改革传统教育着手。回籍以后，他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其改革思想。他主讲经世学堂期间，利用教育阵地，向贵州青年一代宣传民主、科学思想。1902年他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05年他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将贵阳府中学堂改办为贵阳中学堂。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领袖，他为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
（二）张之洞用具体行动支持贵州新教育近代化
在洋务派教育家中，对贵州教育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芗涛、香涛，晚号壶公、抱冰。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7岁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聪明好学，文思敏捷，11岁时在安龙招堤半山亭临席而作，以700余言的《半山亭记》文惊四座，成为安龙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其父张锳曾任贵州兴义知府，在任期间发展教育，兴办书院，扩建试院，撰修《兴义府志》，在地方颇有政声。同治二年（1863），张之洞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步入官场。1867年起，他先后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学官，在各地倡导兴建书院，培育人才。十年的学官生涯，使张之洞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张之洞是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
在张之洞前的康有为曾明确提出，要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科学教育的因素。张之洞的一生，我们大体以中法战争为分界线，分成两个时段。此前，他是一个守旧的封建官僚和清流党人。与洋务大臣致力于发展洋务学堂不同，张之洞潜心于举办传统书院，鼓励士子攻读经史诸子，撰写《輶轩篇》教人如何磨砺品行、读书作文，又著《书目答问》，指导士子治学门径，而不涉及西学书目。虽有教育热忱，但他缺乏洋务新学的精神。
从1882年起，张之洞的思想开始变化，他向洋务派转化。是年，他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改任两广总督。身份的变化是他教育思想变化的原因。他完成了从一个学务、谏议官向一个政府官吏的过渡。角色变化，使他从以往的坐而论道转向讲求实际，关注现实。他逐渐转向开办新式学堂。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陈述当时列强威胁中国的情况：“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设机器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均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生机夺尽，民何以生？”3他认为，要打破传统的取士方式，那意味着要改革科举考试的模式，由此传统教育要发生改变。他的《创设储才学堂折》云：“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臣今拟就江宁省城创设储才学堂一区，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1张之洞认为选派留学生很有必要，国内完成学业，但观摩少，收效差，要选士子赴国外学习，学成以供国家使用。他在《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中说：“第念仅在中国学堂肄业，观摩既鲜，收效过迟”，“学成归国，除拔擢任用之外，悉令充学堂教习，转相授受。”2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变化，是建立在1897年他派姚锡光、张彪、黎元洪等人到日本考察学校，获得详细信息之后，换言之，他全面了解日本近代教育的思想与实践之后。
当然，对于传统教育，他仍采取整顿的方式，比如1887年他设立广雅书院，1890年他在武昌设立两湖书院。从广雅书院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教学，后者增加算学和经济学两门。两书院的分类和教学内容可看出，张之洞仍以中学为核心。1898年以后，他改革书院的课程，设立了西学课程。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系统阐发洋务派关于“中体西用”的主张。“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教。”他认为，人才之兴衰，关键是于教育，政治体制是“表”，是次要因素。要改良社会，只有从教育入手。“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自强来自教育，传统教育的“经世致用”作用已不合时宜，要用新型教育培育“识时之俊”“济时用”之才。该篇还提出，中国效法日本等国家，举办普通教育，“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3另外，张之洞重视培育专业人才，兴办士、农、工、商、兵五学以及矿学、铁路学。
1902年10 月31日，张之洞接任署理两江总督之前，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充分认识到国家富强取决于教育，兴学校是下手处：“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4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中体西用”。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1904年1月颁行，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学制。1905年，张之洞还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对清末民初的政局和文化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2.张之洞对贵州近代教育的支持
由于张之洞幼年曾随父在贵州生长和学习，对贵州怀有特殊感情。步入仕途后，张之洞一直把贵州视作第二故乡，十分关注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1859年，张之洞在京与莫友芝相识，从此结为知己。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得知郑珍已经去世，便招其子郑知同到四川学政府作幕僚。1887年调任两广总督，开设广雅书局，又函招郑知同出任书局总撰，并嘱其将家中所藏书稿全部刊刻问世。具体地说：
一是关心支持严修对旧式书院的改革。严修受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很深。在贵州任学政期间，严修仿照张之洞在四川設尊经书院的办法，改革贵阳的学古书院，在课程设置上，坚持孔孟的“义理”之学，又增设算学、格致、英文、地理等。并将张之洞的《尊经书院记》翻印数百份，分发给学官和学生学习。当时贵州缺乏数学教师，严修曾致电张之洞，希望能够代聘通微积分者赴黔任教，张之洞立即派郭竹居到学古书院教授算学。郭竹居（字广文），荔波籍，贵筑举人，其父任兴义府学教官时，张之洞曾往受业。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将郭竹居调到幕府“使充水陆师学堂稽察，兼教习汉文。”郭竹居长期跟随张之洞接受洋务教育，思想开明，学兼中西，尤精通数学，曾著《勾股细草》《代数细草》《张文笺注》等书。张之洞派其回黔任教后，严修非常欣赏，称郭竹居“颇习洋文，通算法”，“于中外情形，泰西学术大略能言之。黔中有此人，庶几一开风气乎！”1在郭竹居的执教下，学古书院的数学水平大为提高，与外省同类学堂不相上下。
二是积极推进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严修在贵州时，曾向张之洞表示，要委派一批贵州高才生到湖北学习经史、时务、算学诸科，学成后回贵州任教，以改贵州教育的落后现状。后来，尽管严修已离开贵州，但张之洞并未忘记此事。
1906年，张之洞让幕僚安龙人宋绍锡从湖北函寄《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回黔，说自己幼年随父在兴义知府任内（时兴义府治在安龙）读书，因“念先人旧治地”，愿为振兴贵州文教做出贡献。他表示愿意出资为贵州建立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各一所，并要求贵州选派学生前往湖北学习。为了改变兴义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张之洞要求兴义府选派年龄在30岁以下，文理兼通，品德向无恶劣嗜好者十人，到武汉两湖高等师范学堂学习完全师范7年，毕业后回乡充任教师，所有学生的学费、旅费、伙食费，全部由他承担。安龙最后选派了9人到两湖高等师范学堂学习，学成后多数都回贵州任教。
在贵州推广“新教育”期间，张之洞还提议将兴义府城书院改为中学堂，附设高等小学堂，并捐银1000两，置田租56石，以供兴义府中学堂修缮校舍、添置课桌椅之用。又捐银3000两，从日本购买中小学教材、实验仪器和教学标本等，并派专人将这批教材、仪器和标本千里迢迢运到兴义府城，捐赠给兴义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当时的贵州，由于财政拮据，新教育举步维艰。张之洞的这些支持，不啻为贵州新教育的发展解了燃眉之急。
张之洞对贵州教育的支持，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国家教育战略和具体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举办教育中所需要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得周全。比如他为贵州捐资，是其重视教育在富国强军战略地位的体现。
（三）严修通过改革贵州传统教育，促进贵州教育近代化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自幼勤奋好学，光绪九年（1883），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1894年到1897年，严修奉命到贵州担任提督学政。在贵州期间，严修曾写有《蟫香馆使黔日记》）九大册，详细记录了其使黔期间的生活、工作和治学情况，为我们研究清末贵州教育改革提供了珍贵史料。
与许多谋求民族独立，向往富国强兵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严修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教育改革上，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他多次对朋友说：“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2严修能够较早看到世界潮流和国势衰弱的严峻，并勇敢地走出迂腐营垒，率先在贵州改革旧教育，造就新人才。他在贵州期间，关心民生疾苦，改革传统教育，剔除士林积弊，积极倡导新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贵州传统教育迈向近代化立下了开创之功。
其一，扫除科场积弊，改革考试制度。长期以来，贵州的学校教育和全国一样，空疏陈腐。严修上任之初，就发表《观风告示》，向贵州教育界宣布自己的督学纲领是“读书将以致用”。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严修还在《劝学示谕》中批评了旧式教育的空疏，为了革除空疏腐化的学风，严修对科场考选制度进行了改革，考试命题除按传统办法从“四书”“五经”中选题外，也考一些和当时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题目，并在考试中增加了算学科（笔算和珠算）。3在严修的督导和改革下，贵州学界一改清末的陈规陋习，黔中“士林蒸蒸向学，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4
其二，创办官书局，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贵州社会十分闭塞。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严修上任后，首先就无偿地将自己从京师带来的14大箱100多函书籍，存入省城书院供生员阅读，一面仿天津官书局例，在贵阳创设官书局，引进和刻印中西图书供贵州学子购读。官书局的创办，为贵州引进新书刊，传播新思想提供了方便；对贵州士子开阔视野、活跃思想、转变学风，产生了积极影响。官书局集采购、刻印、借阅、指导为一体，将李端棻等维新派设立藏书楼的设想化为具体实践，“实开都中强学会改官书局之先，黔士遂广沐其泽”。1
其三，改革书院，为贵州培养了第一批新式人才。1896年，严修在贵州部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对学古书院（原正习书院，又名南书院）进行改革。从全省各府、县学生选调40名高材生入院，进行分斋讲授。在课程设置上除传统的经史外，增设时务、数学、英文、格致、地理等有关西学课程。尽管严修的教育改革思想大体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但改革后的学古书院无论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上看，都具有近代学校的色彩，因而后人将其称为经世学堂，并视之为贵州近代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于1897年3月30日开学，比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还要早半年。
严修在经世学堂培养的学生，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学兼中西的新式人才，后来大都有所作为。如唐桂馨，中进士后，任清朝度支部主事；钟昌祚，字玉山，后入武备学堂，曾留学日本，任贵州自治学社社长，法政学堂堂长，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张寿龄、熊范舆等人，都曾经是贵州近代军政界和经济界的活跃人物。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生在严修“教育兴国”的思想影响下，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如周恭寿，留学日本回国后，筹建贵阳官立两等小学堂10所，任贵州教育厅长，贵州大学校长，毕生致力于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尹于忠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为贵州培养了大批近代教育人才；黄禄贞创办算学馆、达德学校，是贵州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还有创办时敏小学的顾定基、徐天叙等，他们都曾经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
其四，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改革科举制度。严修在贵州视学期间的又一重大贡献，就是酝酿并完成了他“请开经济特科”的奏折。在贵州期间，严修对传统教育的空疏腐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此，他和贵州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终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政府应该改革科举制度，加试经济特科，以选拔经济人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二十四日，严修向光绪帝上了《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他建议改革科举制度，打破常规擢拔谙通西学科技的人才，具体是：设立经济特科以选拔实用人才；录取名额和考试期限不作硬性规定，视具体情况和国家需要而定；考试仍凭保送；保送宜严责成；人才录用可以不拘资格；赴试宜用公费解决。在科举制度逐业已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尚未找到替代当时教育制度的良策，严修的建议不啻为改革科举制度提供了一条新思路。该折是严修基于整饬贵州教育的实践而取得理论成果。2此外，贵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1
结 语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具有远见卓识大臣的推动下，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始在贵州广为传播，落后的教育面貌缓慢地发生改变，新型知识分子逐步成长，由此引起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亦发生转变，从而推動了贵州教育近代化。他们不但促进贵州教育近代化，而且为中国教育近代化亦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献身教育、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值得发扬，其大胆革新教育的思想值得传承，其培植人才的经验永远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
The Survey on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Gui Zhou on Zhang zhidong，Li Duanfeng， and Yanxiu
An Zunhua Zhang Mingchun
Abstract：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uizhou's education，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province， but also the leading and active support of the sages such as Li Duanfen， Zhang Zhidong and Yan Xiu. Li Duanfen is the leader and chief designer of Guizhou'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Zhang Zhidong is the tutor and sponsor of Guizhou'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Yan Xiu is the leader and doer of Guizhou'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ll of them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uizhou's education. Their spirit is worth promoting， their thoughts are worth inheriting， and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is always the wealth of Guizhou people and even of all mankind.
Key words：Zhang Zhidong；Li Duanfen；Yan Xiu；Guizhou；education modernization；contribution
摘 要：推动贵州教育近代化因素较多，既有救亡图存等时代思潮的影响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先贤的引领与积极支持。李端棻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袖、总设计师，张之洞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导师、赞助家，严修是贵州教育近代化的领衔人、实干家。他们皆为贵州教育近代化做出巨大贡献，其精神值得发扬，其思想值得传承，其宝贵经验永远是贵州人民乃至全人类的财富。
关键词：张之洞 李端棻 严修 贵州 教育近代化 贡献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8）02-93-100
在西方，近代化主要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标志；在中国，近代化是指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及其所引起的整个社会各个层面的变化。教育近代化是贵州近代化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无近代化的人，则难建成近代化社会。教育近代化“指的是与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农业经济基础和封建专制政体相适应的传统教育逐步向与近代大工业生产和资本主义发展相适应的近代新式教育转化演变的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换言之，它指的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通过多次的教育改革，学习、借鉴西方教育经验，改造、更新传统教育，努力赶上世界先进教育水平的历史过程”。1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教育思想开始在中国传播，京、津、沪、粤、闽等地先后开办了许多新式学堂。当时贵州十分闭塞，直到1894年严修到贵州担任学政，在贵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近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方为黔人所知晓。从1901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十年间贵州教育改革成就显著，新式学堂数量多，门类齐全，变革深刻，形成了自明代贵州建省以来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高峰。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推动因素众多，既有救亡图存等时代思潮的影响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先贤的引领与积极支持。
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时代要求
贵州教育能实现近代化，首先与时代的要求有关。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2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依仗军事侵略的胜利，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野蛮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中华帝国开始丧失其独立地位，逐步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与此同时，世界先进的科技、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化教育也开始与中国社会内部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相结合，不断促进中国从传统的农业国家向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国家演变。在西方文明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教育岌岌可危。
1894年以后，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进一步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国教育界新出现的教育改革思潮迅速成为新时代的推动力量。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为救亡图存，提出“教育强国根本”的口号。1他们积极倡导新学，主张将改革传统教育作为变法之本，并由此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维新教育运动。戊戌变法失败，教育改革运动没有取得成功。然而，维新志士对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文化的宣传，对科举八股文的抨击和对洋务教育的反思，在国人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们所提出的关于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学制的要求和设想，为清末“新政”教育改革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面对列强的凌逼和形势的巨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透过惊心动魄的民族危机，意识到更深层次的教育危机，要求改革传统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斗争历程中，中国的传统教育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转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贵州教育开始了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
二、近代社会思潮的启迪
近代社会涌现的各种思潮对于启迪贵州教育具有积极作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大地，风雨飘摇，动荡不安。深重的民族危机，迫使爱国志士纷纷提出拯救民族于危亡的思想和主张，形成各种的社会思潮。其中主要的有维新变法思潮、君主立宪思潮、教育救国思潮和实业救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及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等。每种思潮的出现，无不对教育界产生影响，而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影响则深远。
早在甲午战争时期，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的维新派就大声疾呼：要救国，必须改革教育！因为他们意识到要改变中国的处境，当先变法，但要变法就要找到本原，而本原就在教育。在他們看来，今天形成“北托于俄，南摄于英、法，东割于日本，岌岌几不国”的局面，其“所以倾败之由，在民愚之故”，2 并明确指出是科举制度与传统的汉学、宋学、词章之学使“朝无才相，阃无才将，疆无才吏，野无才农，市无才商，肆无才工”，3成为无益于国、无益于民的废物。因此，他们竭力主张，欲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改革教育。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洋务派官员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是其代表。
与教育救国思潮同时出现，并对教育界有着直接影响的还有实业救国思潮。实业救国论者主张通过举办实业、振兴商务来增强民力、国力，进而达到抵御外敌入侵之目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郑观应、张骞、汤寿潜、汪康年等。郑观应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并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出结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4其他如张骞等也持此论，认为应以实业教育为自强基础。
应该指出，在19世纪90年代末，实业救国思潮的声势并不大。到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垄断组织和财政资本的统治业已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5于是他们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加剧了中国殖民地化程度，这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重要原因。1895～1898年，一度出现投资设厂的热潮，其中有不少企业因此而获利颇丰，这在客观上给许多人以无穷的诱惑，许多官僚、地主和商人也纷纷加入投资近代企业的行列。可见，有利可图也是实业救国思潮高涨的内因之一。然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实业救国”论者往往亦是“教育救国”论者，原因在于，当为了发展实业而兴办教育以培养实业人才时，两者就自然地合二为一了。
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思潮的出现，给贵州教育界带来极大的冲击，其最直接的结果是激起了兴学育才的热潮。许多人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走进教育界并为之奋斗终生，亦有不少人或募集资金，或捐献巨款兴办学校，或以性命去惊醒“当道”的兴学自强者。另外，女子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军国民教育思潮等在某种程度上引起贵州教育的变化。
三、教育改革家的积极推动
贵州教育要实现近代化，与教育家的引领和實践密不可分。在传统教育向近代化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贵州和全国一样，经历了从传统教育改革的历史性探索到近代化教育启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贵州近代教育得以顺利发展，离不开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人的积极推动。
（一）李端棻发端教育近代化
李端棻（1833～1907），字宓园，贵州省贵筑人。同治二年（1863）中进士，入翰林院编修，从此一生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同治六年（1867）起，李端棻先后担任过山西乡试主考、提督云南学政、后升任监察御史，光绪十五年（1889）以内阁学士衔出任广东乡试主考，光绪十七年（1891）任山东乡试主考，光绪十八年（1892）出任全国会试副总裁。之后，任刑部侍郎、工部侍郎等职。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期间升任礼部尚书。作为晚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李端棻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甲午战争，中国丧师辱国。列强群起，攘夺权利，国势岌岌可危。朝野志士均在进行深刻反思。在“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的思想指导下，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日 （1896年6月12日），李端棻向光绪帝上《请推广学校折》。他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猛烈抨击科举制度只重考试，不重教育，不能培养出大批时事所需人才。在奏折中，他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并初步提出大学、中学应互相衔接和划分专业；为了配合新式教育的开展，政府还要做好设藏书楼、创仪器院、开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游历等五件大事。希望以此来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以雪国耻。1是时风气未开，他敢于抨击旧教育之要害，并提出改革传统教育、建立近代学制的具体方案，足见其开明思想和远见卓识。
李端棻的教育改革方案吹响了摧毁传统教育的冲锋号。历史证明，他的教育改革方案成为百日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实际上是“新政”时期清政府改革传统教育的指南。“其请自京师及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则后来停罢科举，专注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府州县选民间俊秀子弟年十二自二十者入学，则后来各府州县两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自学选诸生二十五岁以下者入学，则今日各省中学堂之办法也；其请立京师大学堂，选举贡监年三十以下者入学，其京官愿学者听之，则后来大学堂、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之办法也。其请分斋讲习，等其荣选，一归科第，予以出身，亦如省官，则后来学部考试京外各学堂暨出洋留学毕业生与举贡、殿试以进士出身，除授翰林部属等官之办法也。其请设藏书楼，则后来开设图书馆之办法也。”2创建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北京大学。他的《请推广学校折》，实为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发端。
李端棻对教育的另一贡献是识拔一批改革人才。在任工部侍郎时，一次就举荐人才数十人，所举者“皆一时名士”，在清末及民国初年的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大作用。戊戌变法时期，他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向光绪帝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严修等18人。他积极参与策划，屡上奏折，提出许多改革时弊的方案。百日维新中，他被光绪帝任命为礼部尚书，主持全国的教育改革。又内定为勤懋殿首席参政，与康有为、梁启超、徐致清等一起议定新法。他成为当时著名的维新派官员，“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1其维新思想影响和启迪了当时流寓京师的一大批贵州籍人士。1895年，康、梁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各地举人纷纷签名支持。现残存的603人名单中，贵州有95人，占签名举人的六分之一。
戊戌变法失败，李端棻被贬戍新疆，1901年赦归贵阳。他认为贵州要摆脱贫困落后，必须从改革传统教育着手。回籍以后，他以开启民智为己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其改革思想。他主讲经世学堂期间，利用教育阵地，向贵州青年一代宣传民主、科学思想。1902年他发起创办贵阳公立师范学堂；1905年他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提请贵州巡抚林绍年，将贵阳府中学堂改办为贵阳中学堂。作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领袖，他为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确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2
（二）张之洞用具体行动支持贵州新教育近代化
在洋务派教育家中，对贵州教育发展影响较大的是张之洞。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芗涛、香涛，晚号壶公、抱冰。祖籍直隶（今河北）南皮。张之洞出生于贵阳六洞桥，7岁随父到兴义府城就读，聪明好学，文思敏捷，11岁时在安龙招堤半山亭临席而作，以700余言的《半山亭记》文惊四座，成为安龙文化史上的一段佳话。其父张锳曾任贵州兴义知府，在任期间发展教育，兴办书院，扩建试院，撰修《兴义府志》，在地方颇有政声。同治二年（1863），张之洞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开始步入官场。1867年起，他先后任浙江、湖北、四川等省学官，在各地倡导兴建书院，培育人才。十年的学官生涯，使张之洞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1.张之洞是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
在张之洞前的康有为曾明确提出，要把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手段，其论著《大同书》和《长兴学记》基本上是采纳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中许多科学教育的因素。张之洞的一生，我们大体以中法战争为分界线，分成两个时段。此前，他是一个守旧的封建官僚和清流党人。与洋务大臣致力于发展洋务学堂不同，张之洞潜心于举办传统书院，鼓励士子攻读经史诸子，撰写《輶轩篇》教人如何磨砺品行、读书作文，又著《书目答问》，指导士子治学门径，而不涉及西学书目。虽有教育热忱，但他缺乏洋务新学的精神。
从1882年起，张之洞的思想开始变化，他向洋务派转化。是年，他出任山西巡抚，1884年改任两广总督。身份的变化是他教育思想变化的原因。他完成了从一个学务、谏议官向一个政府官吏的过渡。角色变化，使他从以往的坐而论道转向讲求实际，关注现实。他逐渐转向开办新式学堂。洋务运动后期的张之洞，教育救国的思想十分明晰。他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得以长治久安，能否得以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人才，而人才日多，则国势日强。1895年，在其《吁请修备储才折》中，更是提出了“广开学堂”的见解，陈述当时列强威胁中国的情况：“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设机器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均沾，外洋之工作巧于华人，外洋之商本厚于华人，生机夺尽，民何以生？”3他认为，要打破传统的取士方式，那意味着要改革科举考试的模式，由此传统教育要发生改变。他的《创设储才学堂折》云：“古者四民并重，各有相传学业，晚近来惟士有学，若农、工、商无专门之学，遂无专门之材，转不如西洋各国之事事设学、处处设学。臣今拟就江宁省城创设储才学堂一区，分立交涉、农政、工艺、商务四大纲。”1张之洞认为选派留学生很有必要，国内完成学业，但观摩少，收效差，要选士子赴国外学习，学成以供国家使用。他在《选派学生出洋肄业折》中说：“第念仅在中国学堂肄业，观摩既鲜，收效过迟”，“学成归国，除拔擢任用之外，悉令充学堂教习，转相授受。”2张之洞教育思想的变化，是建立在1897年他派姚锡光、张彪、黎元洪等人到日本考察学校，获得详细信息之后，换言之，他全面了解日本近代教育的思想与实践之后。
当然，对于传统教育，他仍采取整顿的方式，比如1887年他设立广雅书院，1890年他在武昌设立两湖书院。从广雅书院按经学、史学、理学、文学四门教学，后者增加算学和经济学两门。两书院的分类和教学内容可看出，张之洞仍以中学为核心。1898年以后，他改革书院的课程，设立了西学课程。
1898年，张之洞发表《劝学篇》，系统阐发洋务派关于“中体西用”的主张。“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教。”他认为，人才之兴衰，关键是于教育，政治体制是“表”，是次要因素。要改良社会，只有从教育入手。“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自强来自教育，传统教育的“经世致用”作用已不合时宜，要用新型教育培育“识时之俊”“济时用”之才。该篇还提出，中国效法日本等国家，举办普通教育，“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中、小学以备升入大学堂之选。”3另外，张之洞重视培育专业人才，兴办士、农、工、商、兵五学以及矿学、铁路学。
1902年10 月31日，张之洞接任署理两江总督之前，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充分认识到国家富强取决于教育，兴学校是下手处：“国势之强弱在人才，人才之消长在学校。环球各国竞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今日中国欲转贫弱为富强，舍学校更无下手处。”4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中体西用”。他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1904年1月颁行，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学制。1905年，张之洞还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对清末民初的政局和文化教育产生深远影响。
2.张之洞对贵州近代教育的支持
由于张之洞幼年曾随父在贵州生长和学习，对贵州怀有特殊感情。步入仕途后，张之洞一直把贵州视作第二故乡，十分关注贵州文化教育的发展。1859年，张之洞在京与莫友芝相识，从此结为知己。1873年，张之洞出任四川学政，得知郑珍已经去世，便招其子郑知同到四川学政府作幕僚。1887年调任两广总督，开设广雅书局，又函招郑知同出任书局总撰，并嘱其将家中所藏书稿全部刊刻问世。具体地说：
一是关心支持严修对旧式书院的改革。严修受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的影响很深。在贵州任学政期间，严修仿照张之洞在四川設尊经书院的办法，改革贵阳的学古书院，在课程设置上，坚持孔孟的“义理”之学，又增设算学、格致、英文、地理等。并将张之洞的《尊经书院记》翻印数百份，分发给学官和学生学习。当时贵州缺乏数学教师，严修曾致电张之洞，希望能够代聘通微积分者赴黔任教，张之洞立即派郭竹居到学古书院教授算学。郭竹居（字广文），荔波籍，贵筑举人，其父任兴义府学教官时，张之洞曾往受业。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后，将郭竹居调到幕府“使充水陆师学堂稽察，兼教习汉文。”郭竹居长期跟随张之洞接受洋务教育，思想开明，学兼中西，尤精通数学，曾著《勾股细草》《代数细草》《张文笺注》等书。张之洞派其回黔任教后，严修非常欣赏，称郭竹居“颇习洋文，通算法”，“于中外情形，泰西学术大略能言之。黔中有此人，庶几一开风气乎！”1在郭竹居的执教下，学古书院的数学水平大为提高，与外省同类学堂不相上下。
二是积极推进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严修在贵州时，曾向张之洞表示，要委派一批贵州高才生到湖北学习经史、时务、算学诸科，学成后回贵州任教，以改贵州教育的落后现状。后来，尽管严修已离开贵州，但张之洞并未忘记此事。
1906年，张之洞让幕僚安龙人宋绍锡从湖北函寄《为开办学堂派人来鄂留学敬告父老书》回黔，说自己幼年随父在兴义知府任内（时兴义府治在安龙）读书，因“念先人旧治地”，愿为振兴贵州文教做出贡献。他表示愿意出资为贵州建立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各一所，并要求贵州选派学生前往湖北学习。为了改变兴义文化教育落后的现状，张之洞要求兴义府选派年龄在30岁以下，文理兼通，品德向无恶劣嗜好者十人，到武汉两湖高等师范学堂学习完全师范7年，毕业后回乡充任教师，所有学生的学费、旅费、伙食费，全部由他承担。安龙最后选派了9人到两湖高等师范学堂学习，学成后多数都回贵州任教。
在贵州推广“新教育”期间，张之洞还提议将兴义府城书院改为中学堂，附设高等小学堂，并捐银1000两，置田租56石，以供兴义府中学堂修缮校舍、添置课桌椅之用。又捐银3000两，从日本购买中小学教材、实验仪器和教学标本等，并派专人将这批教材、仪器和标本千里迢迢运到兴义府城，捐赠给兴义中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当时的贵州，由于财政拮据，新教育举步维艰。张之洞的这些支持，不啻为贵州新教育的发展解了燃眉之急。
张之洞对贵州教育的支持，是其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把国家教育战略和具体规划紧密地结合起来，举办教育中所需要的各个环节都考虑得周全。比如他为贵州捐资，是其重视教育在富国强军战略地位的体现。
（三）严修通过改革贵州传统教育，促进贵州教育近代化
严修（1860～1929），字范孙，直隶天津人。自幼勤奋好学，光绪九年（1883），考中进士后，授翰林院编修，补国史馆协修。1894年到1897年，严修奉命到贵州担任提督学政。在贵州期间，严修曾写有《蟫香馆使黔日记》）九大册，详细记录了其使黔期间的生活、工作和治学情况，为我们研究清末贵州教育改革提供了珍贵史料。
与许多谋求民族独立，向往富国强兵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严修把变法图强的希望寄托在教育改革上，认为“欲强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他多次对朋友说：“方今之势，非自强不能自存，非人才不能自强，非讲学不能育才，尤非尽人皆冥志朴学不能有成，而济时艰。”2严修能够较早看到世界潮流和国势衰弱的严峻，并勇敢地走出迂腐营垒，率先在贵州改革旧教育，造就新人才。他在贵州期间，关心民生疾苦，改革传统教育，剔除士林积弊，积极倡导新学，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为贵州传统教育迈向近代化立下了开创之功。
其一，扫除科场积弊，改革考试制度。长期以来，贵州的学校教育和全国一样，空疏陈腐。严修上任之初，就发表《观风告示》，向贵州教育界宣布自己的督学纲领是“读书将以致用”。为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严修还在《劝学示谕》中批评了旧式教育的空疏，为了革除空疏腐化的学风，严修对科场考选制度进行了改革，考试命题除按传统办法从“四书”“五经”中选题外，也考一些和当时社会现实联系紧密的题目，并在考试中增加了算学科（笔算和珠算）。3在严修的督导和改革下，贵州学界一改清末的陈规陋习，黔中“士林蒸蒸向学，见闻一变，非复前之固陋矣。”4
其二，创办官书局，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技术。由于山川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贵州社会十分闭塞。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严修上任后，首先就无偿地将自己从京师带来的14大箱100多函书籍，存入省城书院供生员阅读，一面仿天津官书局例，在贵阳创设官书局，引进和刻印中西图书供贵州学子购读。官书局的创办，为贵州引进新书刊，传播新思想提供了方便；对贵州士子开阔视野、活跃思想、转变学风，产生了积极影响。官书局集采购、刻印、借阅、指导为一体，将李端棻等维新派设立藏书楼的设想化为具体实践，“实开都中强学会改官书局之先，黔士遂广沐其泽”。1
其三，改革书院，为贵州培养了第一批新式人才。1896年，严修在贵州部分开明知识分子的支持下，对学古书院（原正习书院，又名南书院）进行改革。从全省各府、县学生选调40名高材生入院，进行分斋讲授。在课程设置上除传统的经史外，增设时务、数学、英文、格致、地理等有关西学课程。尽管严修的教育改革思想大体不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但改革后的学古书院无论从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管理上看，都具有近代学校的色彩，因而后人将其称为经世学堂，并视之为贵州近代史上的第一所新式学堂。经世学堂于1897年3月30日开学，比黄遵宪、谭嗣同等人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还要早半年。
严修在经世学堂培养的学生，是贵州历史上第一批学兼中西的新式人才，后来大都有所作为。如唐桂馨，中进士后，任清朝度支部主事；钟昌祚，字玉山，后入武备学堂，曾留学日本，任贵州自治学社社长，法政学堂堂长，是贵州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而刘显世、刘显潜、刘显治、张寿龄、熊范舆等人，都曾经是贵州近代军政界和经济界的活跃人物。此外，还有相当多的学生在严修“教育兴国”的思想影响下，终身从事教育工作，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如周恭寿，留学日本回国后，筹建贵阳官立两等小学堂10所，任贵州教育厅长，贵州大学校长，毕生致力于贵州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尹于忠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任贵州省立师范学校第一任校长，为贵州培养了大批近代教育人才；黄禄贞创办算学馆、达德学校，是贵州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还有创办时敏小学的顾定基、徐天叙等，他们都曾经为贵州近代教育的发展立下过汗马功劳。
其四，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折》，改革科举制度。严修在贵州视学期间的又一重大贡献，就是酝酿并完成了他“请开经济特科”的奏折。在贵州期间，严修对传统教育的空疏腐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为此，他和贵州教育界的有识之士终日探讨这一问题，认为政府应该改革科举制度，加试经济特科，以选拔经济人才。光绪二十三年（1897）九月二十四日，严修向光绪帝上了《奏请设经济专科折》。他建议改革科举制度，打破常规擢拔谙通西学科技的人才，具体是：设立经济特科以选拔实用人才；录取名额和考试期限不作硬性规定，视具体情况和国家需要而定；考试仍凭保送；保送宜严责成；人才录用可以不拘资格；赴试宜用公费解决。在科举制度逐业已走到穷途末路，清政府尚未找到替代当时教育制度的良策，严修的建议不啻为改革科举制度提供了一条新思路。该折是严修基于整饬贵州教育的实践而取得理论成果。2此外，贵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积极作用也不可忽视。1
结 语
总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李端棻、张之洞、严修等具有远见卓识大臣的推动下，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开始在贵州广为传播，落后的教育面貌缓慢地发生改变，新型知识分子逐步成长，由此引起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风气亦发生转变，从而推動了贵州教育近代化。他们不但促进贵州教育近代化，而且为中国教育近代化亦做出了巨大贡献。其献身教育、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值得发扬，其大胆革新教育的思想值得传承，其培植人才的经验永远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
The Survey on the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in Gui Zhou on Zhang zhidong，Li Duanfeng， and Yanxiu
An Zunhua Zhang Mingchun
Abstract：There are many factors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uizhou's education， such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saving the nation and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province， but also the leading and active support of the sages such as Li Duanfen， Zhang Zhidong and Yan Xiu. Li Duanfen is the leader and chief designer of Guizhou'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Zhang Zhidong is the tutor and sponsor of Guizhou'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Yan Xiu is the leader and doer of Guizhou'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ll of them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Guizhou's education. Their spirit is worth promoting， their thoughts are worth inheriting， and their valuable experience is always the wealth of Guizhou people and even of all mankind.
Key words：Zhang Zhidong；Li Duanfen；Yan Xiu；Guizhou；education modernization；contribu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