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视域下的初盛唐文化政策刍议

    摘 要本文通过爬梳史料，总结初盛唐时期与宗教相关的文化政策的新特点，探究其与这一时期帝王对宗教态度演化轨迹的相关性，并对皇权在宗教与文化领域的贯彻情况做一概览，从而深入分析朝野文士对帝王与宗教关系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论证其与当时文化风貌演变的联系。

    关键词初盛唐，宗教，文化政策，皇权

    中图分类号K24 ？眼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62-05

    中国上古时期神道与王权合一，原始的宗教所敬的是以“天”为代表的自然界，如《易·观卦·彖辞》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禺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也。”①东汉末年，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那就是中国本土的道教和传入的佛教。中国封建君主制社会讲求“法自君出”，在动乱的魏晋南北朝，诏敕体现了彼时最直接有效的管理方法，以佛道人士作为对象的诏敕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的。李渊开国到安史之乱之间的初盛唐时期，佛道发展已然成熟，三夷教等也在这个时候传入，宗教情态十分复杂。这一时期的宗教管理更趋于纵深化、系统化，而宗教对当时帝王制定文化政策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本文试以初盛唐文化政策中的宗教因素为切入点，梳理出初盛唐宗教与文化政策的大致演化轨迹，对这一时期帝王如何在宗教与文化领域贯彻其意志的情况做一概览，并深入分析朝野文士对帝王与宗教关系的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文化现象，论证其与当时文化风貌演变的联系。

    一、初盛唐文化政策中的宗教因素

    佛、道文化，最终在以儒家思想为基石的中国，以辅助王化的形态得以生存繁荣。汉末三国期间，两教对士大夫阶层的渗透日益深入，以《牟子解惑论》为代表的士大夫解析佛道教义的论著始行于世，其中对佛、 道分而论之的阐述，意味着时人对两教的教义已有了明辨的能力，也为两教与皇权的关系提出了“阴翊王度”这一延续千年的基本准则。初盛唐时期佛道思想已被文士广为接受，这助推了中国古代文化掀起走向自觉独立后的又一个高潮。初盛唐的帝王出台的文化政策制约着当时文化的发展，身为陇西贵族的李唐家族有其独特的家学渊源，他们本身就精于诗歌创作，因此作为一个文人群体，他们所进行的文化活动和其折射的文化观念引领了当时的文化思潮，而其文化政策、文化活动与前朝相比有一个很显著的特色就是加入了很多宗教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皇权主持下的宣教论谈

    唐高祖李渊在幸国学释奠时，命儒学博士徐旷讲《孝经》，佛家僧人慧乘讲《心经》，道士刘选喜讲《老子》。儒学博士陆德明随方立义，遍祈其要，李渊点评道：“三人者诚辩矣，然德明一举辄蔽。”②太宗在贞观十四年（640年）也曾幸国子监，观释奠时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完毕后孔颖达又上《释奠颂》。太宗则借机大征天下名儒为学官，数幸国子监，让他们讲论，对精通五经的予以晋升，结果四方学者云集京师，甚至一些外国的贵族子弟都要入国学，升讲筵者八千余人。可见，当时“三教论谈”是帝王彰显“三教无阙”政策的一个平台，虽然在形式上给予三教以平等地位，却仍是以儒学为主，以方便对佛道协调一统。

    到高宗朝，佛道矛盾凸显，尤以“老子化胡”一说真伪问题辩争最为激烈，于是高宗令随驾的道士李荣与僧人静泰等辩论，也曾“召贾公彦于御前，与道士沙门讲说经义”。①其后武则天也曾在载初元年（689年）“命侍臣及僧道等以次论战，日员乃罢”。②以辩论的形式平衡佛道的观点冲突，是高宗、武后时期宣教论谈的主要方式。

    玄宗与前朝平衡佛道不同，虽打着三教并重的旗号，行的却是宣扬道教思想的事宜，他下诏：“每至三元日，宜令崇玄馆学士讲《道德》《南华》等诸经，群公百辟，咸就观礼。庶使轩冕之士，尽宏南郭之風;寰海之内，咸为大庭之俗。其崇元馆大学士宜赐物一百匹，学士赐六十匹，直学士四十匹。宫内先配住道士各二十匹。”③如此老庄思想就成了文士的必修课，更加深入士人文心。

    2.重大历史文化工程中的宗教内容

    初盛唐帝王多重文兴道，相继设立了弘文馆、昭文馆、集贤院等机构，不断搜检书籍，编撰著述，丰富完善精神层面的建构。

    武德五年（622年）天下初定之时，秘书丞令狐德棻就奏请李渊道：“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④高祖李渊采纳了其建议，命欧阳询、令狐德棻、陈叔达等人撰《艺文类聚》，至武德七年成书100卷，将有事出于文者，故事居其前，文列于后，俾夫览者易为功，作者资其用，可以折衷今古，宪章坟典。对于宗教，《艺文类聚》特辟出专章，搜罗了佛道教故事、诗文各两卷。武则天建立武周后，令张昌宗召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等26人分门撰集《三教珠英》，《唐会要》记载武后因“《御览》及《文思博要》等书聚事多未周备，遂令张昌宗等二十六人同撰，于旧书外更加佛、道二教……”⑤该书1300卷，也由此形成了“珠英学士”文人群体，这些人成为了当时文化传播的中坚力量，而书中多涉佛道，这些御用文人也必然精通宗教的典籍。

    玄宗朝更胜从前，宋代欧阳修语历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⑥开元五年（717年），秘书监马怀素上疏称：“省中书散乱讹缺，请选学术之士二十人整比校补。”玄宗立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命人搜访逸书，选吏缮写，并且命令国子博士尹知章、四门助教王直、直国子监赵玄默等二十六人于秘书阁一同刊校。开元六年马怀素去世后，玄宗下诏命秘书官并号修书学士，草定四部。但因“人人意自出，无所统一，逾年不成”，⑦玄宗便任命元行冲代怀素综理秘书省，继续勘校四库书籍，并且限三年为期。至开元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元行冲如期完成《群书四部录》200卷，此工程浩大，据《唐会要》记载：“时集贤院四库书总八万一千九百九十卷，经库一万三千七百五十三卷，史库二万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库二万一千五百四十八卷，集库一万九千八百六十九卷。”⑧开元二十三年，侍中裴耀卿到集贤院书库看书后对人言：“圣上好文，书籍之盛事，自古未有。”⑨玄宗朝对文人思想影响最大的还是对道教经典的挖掘注疏，仅开元年间，玄宗就下令搜访道教经籍，勘正校误，共辑经书3744卷。由此编成了《开元道藏》，玄宗还下令要求广为传写流布。

    3.科举取士制度的新变

    初盛唐帝王编纂类书目的多是为科举提供参考书目，唐代的科举试题中不仅有《左传》这样的儒家经典，更有《老子》等道家经典，甚至涉及佛教治理理论，形式包括表奏、诗词等，王维、王昌龄、孙逖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借此登科。

    孔颖达撰成《五经正义》后，经长孙无忌进表，高宗准许每年明经依此考试。咸亨五年（674年），在武后的提议下，每岁明经策试《孝经》《论语》和《老子》。武周后又罢黜举人习《老子》的政策，改习武则天所撰的《臣轨》。长寿三年（694年）有道策问题目为：“我皇光膺天授，托降阎浮，弘八解之要津，启四禅之幽键，济含生于彼岸，证圆果于中天。绀宇巍巍，缁徒翼翼，莫不誉高澄、什，声重安、远，振三翻于辨囿，悟两谛于谈筵。飞锡烟蒸，乘杯雾委，兰艾因而或揉，玉石由是难甄。迹虽选于玄关，名乃编于白屋。若欲令沙汰，促以金科，将恐乖智海之弘规，匪提河之遗范。然则经行之所，在释氏而含容;朱紫分区，谈王化而期切。施张之术，去就何从？”①是对如何治理佛教的一个讨论，也就是对当时取士的文臣设置了一道门槛，要求他们必须有一定的佛学修养，由此武周年间考取功名的庶族文士必然会对佛教进行深入研究。

    玄宗推行文教兴国政策，始设纳卷制度，开元二十一年，“制令士庶家藏《老子》一本，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两条策，加《老子》策”。②即要求参加科举考试的文人家家都要有《老子》，并减少儒家经典、增加道教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分量。他还将《老子》列于诸经之首，诏曰：“王者天其祖，学者父其师。义有尊崇，情归孝敬。况我玄宗，道要无名，象先犹龙莫测。昔尝问礼，烹鲜有论，历代攸尊，永惟重元，众教之父者也。朕缵承圣绪，祗服玄言，乙夜观书，将求於道。虽理归绝学，信无取於筌蹄，然垂代作程，义必存乎文字。俾之大顺，亦合礼经。其坟籍中有载玄元皇帝、南华等真人犹称旧号者，并宜改正。其馀编录经义等书，亦宜以《道德经》列诸经之首。”③开元二十九年，玄宗要求在科举加试《庄子》等道教经典：“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④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又提高了庄子等道教先师的地位：“庄子号为南华真人，文子号为通玄真人，列子号为冲虚真人，庚桑子号为洞虚真人。其四子所著书改为真经。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员，学生一百人。”⑤由此丰富了文人必修的道教典籍。天宝十四载，玄宗亲自注疏《道德经》，并下旨颁《御注老子》《义疏》于天下，借助解释经典，表达了自己“妙本”“坐忘”的治国修身的理想。

    二、与文化政策迹轨并作的政教关系

    初盛唐时期，文化政策出现了以上新特点的同时，当时的帝王对宗教的态度、认知和管理也有着相应的嬗变。

    最能体现当时帝王倾向的就是为僧道排序的诏敕。初唐几位帝王，李渊、李世民、李治基本上遵循的都是道先佛后的准则，至武周时期，出于对佛教势力的亲善以及区别于唐制的需要，武则天曾将佛教置于道教之先，但李显、李旦的相继继位很快又恢复了道教为尊的地位，到李隆基在位时更是将崇道活动推到顶峰，而这背后有深刻的政治考量。

    由于在南北朝末期僧团人数骤增，寺院经济消耗巨大，且隋朝对佛教礼遇优于道教。李渊登基后认为佛教“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趣喧杂之方。缮筑崎岖，甍宇舛错，招来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近鄽邸，邻迩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⑥遂下令淘汰僧道“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馀天下诸州各留一所，馀悉罢之”。⑦这对佛教利益撼动巨大。武德八年，李渊又下诏为儒释道排序：“老教、孔教，此土之基;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今可老先，次孔，末后釋宗。”⑧但这些政策颁布不久就发生了玄武门之变，随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后并没有继续推行。直到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才颁布了《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昭告天下李唐为老子后裔，要尊祖，提出：“自今以后，斋供行立，至於称谓，其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⑨确立了道先佛后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被沿用了半个世纪之久。

    李治在位时也基本延续了其父的宗教政策，并下《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诏》，⑩进一步打压佛教。直到武则天建周时，因佛教势力多有助力，并且武则天在其母亲等人的影响下对佛教也产生了信仰，更为了别于唐制标榜改革，遂在天授二年（691年）三月，颁布《释教在道法之上制》，改为佛在道先。①但很快，因僧道矛盾日益尖锐，武则天为平息争端接连下诏书遏制佛教的过度膨胀，一是《禁僧道毁谤制》，提出“自今僧及道士敢毁谤佛道者，先决杖，即令还俗”。②二是《僧道并重敕》，肯定了“老子化胡”的传说，指出佛因道而生，又抬高了道教地位，要求佛道合齐并重。③在李旦登基后的景云二年（711年），又再次强调了道教的地位，颁布了《僧道齐行并进制》。④

    玄宗在执政之初就对道教颇为亲厚。武则天崇佛使得佛教经济急速扩张，《唐六典》记载玄宗朝“凡天下寺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三千二百四十五所僧，一千一百一十三所尼”，是当时道教规模的约三倍。开元二十九年五月，玄宗皇帝颁布《崇礼玄元皇帝制》，⑤确立了道教“圣人立教”的至尊地位。玄宗还嫌不够，天宝八载为老子加册“圣祖大道玄元皇帝”。⑥后来连老子的父母都得到了追封，“母益寿氏已崇徽号曰先天太后，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为先天太皇”。⑦玄宗这一系列的举措将道教崇拜推上了顶峰。

    相应的，宗教管理机构也几经变迁。唐初官位名称皆依隋制，设三公六省九寺，其中鸿胪寺是掌管宗教事务的机构。鸿胪寺承自周制，鸿胪寺卿为从三品，掌管宾客及凶仪之事，统领典客、司仪二署。而天下寺观三纲，及京都大德的推举补充，也是鸿胪寺负责的内容。⑧后因武周代唐，武后为提高佛教地位，将佛教事务改由祠部管理。按《旧唐书》职官志记载，祠部郎中是从五品官员，主要从寺院、僧籍上对佛教进行管理。玄宗即位后，为显示道教与李唐的宗亲关系，改由宗正寺管理道教事务。⑨宗正寺是因为《星经》有宗正星而得名，自秦代已有，掌宗属。宗正卿一员，是从三品官员，管理皇家九族六亲的属籍，由这样的部门掌管道教当然是对道教的抬举，这样道教的宗亲地位从管理制度上得以确立。

    从以上初盛唐宗教政策的嬗变可以看出，这几位帝王都非常重视宗教，宗教势力也很深入地介入了唐代政权的斗争，两教依附皇权多出于为各自争取利益，这与中国宗教发展轨迹有关。卿希泰的研究表明，初期道教宗师就多以参与起义叛乱的方式扶植政权，如成汉政权的建立，就与巴蜀李家道的宗师范长生扶持有关，刘宋政权的更迭因佞信巫道而起。但自丹鼎仙道学说的成熟化之后，道教参政的方式便改为以炼丹养生事帝王，以仙道之说附雅士。⑩而据任继愈等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帝王对佛教的尊崇更优于道教，战乱频仍的年代，人们都深陷苦难，王公贵胄也多以举行大规模的法事、开凿石窟造像等方式祈福，我国现存的石窟造像工程无一不始出于这一时期。{11}此时帝王布施僧尼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梁武帝更是四次“舍身”布施，致使大量的田地钱财流入佛门。有了这些前朝积累的经验，到了隋唐时期，宗教势力已深谙攀附皇权的重要性。因此在李氏起义的时候道教不仅以人力物力对其支援，而且承认李氏为“老子后裔”，成为李氏夺取政权的一个强有力支撑;武则天在代唐之时也借助了佛教“弥勒下生”的谶言为自己的登基加以注脚;而扼制武周时期迅猛膨胀的佛教势力，更是玄宗重新扶持道教的直接原因。这些都是决定初盛唐帝王的宗教倾向的客观因素。又因为唐代对宗教组织的管理，大体上是基于协助皇权“教化民众”这一目标来设置和完善的，所以在在文化政策的制定上也就有了相应的折射。

    三、初盛唐文化政策对文坛风貌的影响

    初盛唐时期的文化政策中体现了帝王的宗教政策、信仰倾向，对当时的文坛风貌有着深刻的影响。最显著的一点是“终南捷径”的盛行。“终南捷径”之典出于《大唐新语》：“卢藏用始隐于终南山中，中宗朝累居要职。有道士司马承祯者，睿宗迎至京，将还，藏用指终南山谓之曰：‘此中大有佳处，何必在远！承祯徐答曰：‘以仆所观，乃仕宦捷径耳。藏用有惭色。藏用博学工文章，善草隶，投壶弹琴;莫不尽妙。未仕时，尝辟谷练气，颇有高尚之致。及登朝，附权要，纵情奢逸，卒陷宪网，悲夫！”①欧阳修也曾评价这种现象曰：“唐兴，贤人在位众多，其遁戢不出者，才班班可述，然皆下概者也。虽然，各保其素，非托默于语，足崖壑而志城阙也。然放利之徒，假隐自名，以诡禄仕，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途捷径，高尚之节丧焉。”②

    这种利用道士身份，攀附皇权的例子，在玄宗朝更为多见。比如，玄宗在登基后不久便授道士叶法善为鸿胪卿，封越国公，授予金紫光禄大夫;授予张果、姜抚等人银青光禄大夫;授予王希夷朝散大夫。另外，玄宗“选朝官有词艺学识者，入居翰林供奉别旨，于是中书舍人吕向、谏议大夫尹愔首充焉”。著名道士吴筠、尹愔就在此列。史书记载尹愔因精通庄老而被玄宗看重：“（尹）愔博学，尤通老子书。初为道士，玄宗尚玄言，有荐愔者，召对，喜甚，厚礼之，拜谏议大夫、集贤学士，兼修国史，固辞不起。有诏以道士服视事，乃就职，专领集贤、史馆图书。”③而吴筠更是因為举进士不中，不耐沉浮于世而出家访道，因为善著述，颇有诗名，而被玄宗征召，“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但对于道法、修仙之事吴筠其实并不精通，“筠之所陈，但名教世务而已”。可见当时很多文人也都是道表儒里，假借好道之名，求取的是统治者的关注和认同，从而实现自己用世的抱负。

    初盛唐文化政策所产生的更加深远的影响，则是通过科举将佛道思想浸染到希望被帝王将相纳入视野的整个文士阶层。比如，在诗歌上，王绩、李白等人将庄子提出的“逍遥”思想作为诗歌的主题，并在眼界上实现了高远，在处事上实现了“大化”，对自己天然的“存在”实现了认可，接纳并不以他人的标准而改变的“自我”，这样的价值体系得到了强化，丰富了盛唐文人的生活范式。散文创作上，早年傅奕反佛的思想也影响了韩愈等儒学大家，针对中晚唐佛教泛滥的情况，韩愈提出了反佛的论调，而他的檄文夹叙夹议，义理深刻，促进了散文的发展，使之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另外，唐传奇中也有颇多宗教因素。玄宗朝的名相张说就是撰写唐传奇的第一人，他的作品原著都已散轶，但在《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事类赋注》等书籍中转引较详，比如《镜龙图记》就是描写玄宗诏道士叶法善以镜龙祈雨，并命道士画家吴道子画下镜龙图赐给叶法善的故事。唐代文人，特别是中下层文士，通过纳卷、行卷考取功名，畅通了仕途，也因科举制度对儒家之外的宗教文化有了深入的理解，也正是唐代这种以博学宏词取士的科举制度，使得唐代文人全身心地投入文化的创作，才有了唐代文坛的繁荣局面。

    综上所述，初盛唐文化政策受到帝王对宗教的态度的影响，进而，又在素材、形式、作家群体、乃至审美风尚等多方面深刻地影响了唐代文坛的创作发展，也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给养，使得唐朝成为了文学发展史上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

    【作者简介】王珺，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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