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及其嬗变
摘 要为供济东三省经费所需，清朝中央岁拨“东三省官兵俸饷”，由盛京户部赴京师领解以备支用，由是形成系统的“赴京领饷”制度。清前期该制度运转有序且日臻完善，有效改善了东北地方入不抵出的财政困局。清中后期以来，因中央财力匮竭，制度渐趋废弛，东三省俸饷筹措日艰。“赴京领饷”制度的兴衰隆替与清朝财政盈缩有着密切的因应关系，其制度变迁更对清代东北地方财政运作、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关系演变，以及清朝东北边疆经略产生深远影响。
关键词清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东三省官兵俸饷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6-0052-10
财政是重要的国家治理工具，既从属于政治，又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始终为施政者高度重视。在清代经济史、财政史相关研究中，东北经济史与地方财政是学界关注较多的话题之一。①但就研究时段而言，既有研究对晚清东三省财政讨论颇多，而有关清前期东北地方财政体制、财政运行及其与清朝中央财政关系等问题，则存在一定的研究盲点。②
清代东北地区作为满洲发祥地，其治理格局有别于内地直省与其他边疆地区。在清末东三省建省前的二百余年间，东北地方实行以将军都统制为中轴、郡县为附属的旗民分治管理体制，而清廷于“龙兴之地”盛京则特设盛京五部、奉天府尹等陪都机构，通过特殊的政治体制以统领与经略东北大后方。就财政管理而言，作为五部之首的盛京户部职掌东三省钱粮政令，“供应三陵，给发奉天、宁古塔、黑龙江等处官员、兵丁俸饷，及驿站钱粮、绸缎布匹等项”，成为“三省钱粮总汇”与财赋枢纽。③东北地方形成以盛京户部为主导的财政管理体系。④
盛京户部每年最大宗的经费收入，为清朝中央财政拨付的“东三省官兵俸饷”（以下简称东三省俸饷）。⑤由于东北地区本地财政入不抵出，清政府将东三省经费纳入国家财政的供给范畴，每年向盛京户部拨付此款以弥补东三省财政缺口（详后）。在财政流转上，东三省俸饷采取预拨制，每年由盛京户部“约计一年所需，预为请领”，经户部核议后拨给，继而由盛京户部遣员赴京师领回贮库，以备东三省各项支用。所有饷银支销，岁终题销报部。①以上系统的财赋运转流程，即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
从制度层面看，“赴京领饷”是衔接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的制度保障，而在国家治理层面，“赴京领饷”之制则体现出清代国家之于东北地方的治理方略。因此，对于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的探究，不仅是关涉清代东北地方经济史、财政史的重要论题，更为我们理解有清一代东北边疆治理、东三省與关内一体化进程等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鉴于相关研究尚付阙如，本文拟对“赴京领饷”制度的缘起、制度运行及流变作以梳理。在此基础上，以东三省俸饷筹措为切入点，考察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关系及其演变。
一、经制经费不敷与“赴京领饷”的缘起
一项新制度的出台既是施政者对新局势的把握，亦是其对旧有制度修正、转换的结果。“赴京领饷”作为清朝特有的一项财政制度，其肇创一方面有着统治中心转移而因地制宜的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则是清廷着力缓解东北地方经制经费不敷，②以国家财力供给“龙兴重地”的现实选择。
清初迁都后国家权力中心的转移，是“赴京领饷”产生的直接动因。自顺治元年（1644年）从龙入关，清朝将王朝架构移植于京师，旧都盛京建制悉裁，原有帑藏数百万两亦前后“挽运不绝”，盛京库储既空。③与此同时，为镇守留都，清廷又以内大臣为盛京总管，统率八旗左右翼，列置驻防。但盛京驻防兵丁钱粮筹措成为一棘手问题。在辽沈政局初定而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将之纳入中央财政的供给范畴，由国库拨付。如据内阁大库档案记载，顺治十三年二月，户部拨付盛京周围驻扎官兵春季俸银、披甲人役钱粮等共计银2.75万两，七月又拨秋季俸饷银等2.5万两，皆系“自京城起送”。④可见，彼时盛京户部尚未创设，盛京驻防官兵俸饷系由户部遣员解送，而并非由盛京方面赴京领取。顺康之际，清朝统治者加意经营东北边疆故地。设官建制方面，清廷于顺治十六年设立盛京户部掌司盛京钱粮、田土诸务。在中央统筹与调度下，盛京户部全权对接陪都乃至东三省与京师的各项财政往来。“赴京领饷”之制在很大程度上是清廷对既有筹饷、解饷方式的灵活调适。
东北地方经费之不足，是“赴京领饷”制度产生的客观原因。如前所述，东三省长期面临着入不抵出的财政困境。顺康时期，伴随东北边疆经略的推进，东北地方生齿日繁、旗民杂处，“赋税、刑名、简练士卒等事有饶于昔”。⑤东三省军事、行政、民生等各项财政支出日增，而财政收入却远不敷支用。为保障东北地方经制收支有常，清朝唯有通过财政补给予以接济。众所周知，清代财政历来重京畿而轻外省。如直省地区每年所征赋税除准许留储少量外，余款皆报解国库或候户部指拨，作为国家经制入费。但东三省由于财政先天入不敷出，其本地财政收入不仅全数抵充兵饷，每年仍定期接受由中央拨付的财政补给，即东三省俸饷。
究其原因，这与清朝对东三省的定位及其相对保守的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一方面，东三省为清朝“根本之地”，清朝统治者为确保其在东北地区的统治利益，乃长期施行“封禁”。“封禁”遏制了关内汉人的移民潮，造成东三省人口-土地比例低、农业开发进程缓慢。且在“封禁”区隔下，东北区域与中原地区的相对隔绝状态，间接导致东三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另一方面，东三省作为满洲发祥地，清朝统治者始终给予其经济政策倾斜。如赋税方面，施行轻课低税甚至无税以加惠东三省旗民。就田赋而言，清政府向东北旗人分拨大量旗地且只取低赋，东三省民地之赋亦“轻于东南各省数倍十数倍不等”。⑥而东三省颇具规模的皇庄、官庄，则因用之祭祀御供而概不课税。又如清朝的基本财政收入盐课一项，东三省盐税除晚清时期短暂征课外，长期处于无税状态，“无课者百七十余年”。①至于各项杂税等，与直省地区相比亦可称之薄赋。凡此种种，可见清廷于东北地方薄敛恤民的经济恩养之策。
诚然，清廷对东北边疆的施政与治理，无不与其维护、巩固“龙兴之地”根本地位的政治考量密切相关，但“封禁”与相关经济优惠政策却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间接导致东三省自主创收能力较低，本地财政收入长期保持较低数额。以奉天而言，盛京户部岁收奉天地丁钱粮、旗地租赋及各项杂税等名目虽多，但“通共计之不过十八九万两，将敷经常杂款支用”。②吉林、黑龙江则由于较少或较晚开辟财源，赋税收入长期为数甚微。而较之财政收入，东三省经制支出则为数甚钜。仅以东三省官兵俸饷而论，有清一代东三省始终为清朝重要的兵源集结地和转运站。③因屯聚重兵，东三省仅岁支八旗俸饷一项即需银90～100余万两（参见表1），其本地财政收入显然难以自给，遑论文官俸廉、工程修造等其他各项经费开支。
为弥补东北地方财政收支的巨大差额，清政府动用国家财力，每年按期、定量向盛京户部拨付东三省俸饷作为必要性财政补给。正如朝鲜燕行使所言，“外三省所出地丁钱粮不当兵饷，每年京中发银饷来”。④就拨款数额而言，清代前期国家财政相对充盈，在东三省经费需款渐增的情况下，中央拨款持续稳定。如康熙前期，户部岁拨银“八十五万二千六百四十八两八钱”。⑤康雍时期，随着兵源不断扩大，俸饷支出有所增加，岁拨饷银增至100余万两。如雍正五年（1727年）十二月，盛京户部侍郎王朝恩疏称，“每年给发盛京等处一年两季俸饷及供应三陵，共计银一百一十一万四千九百两”。⑥乾嘉时期，中央岁拨东三省俸饷经制化，定为每年“部拨”饷银120万两，“遇闰加增十万两”。⑦若遇征调东三省八旗兵或清帝东巡谒陵，清廷在拨付东三省俸饷的同时仍增拨相应款项。⑧
总之，为推行东三省边疆治理、弥补东北地方经费不敷，清代国家以中央财政对东三省实施财政援助，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应运而生。
二、“赴京领饷”的流程、规制及运转
制度是规则化、固定化的管理。作为连接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的一项重要财政制度，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涉及盛京与京师多衙门间的职能联动。具体而言，此一财赋流转过程主要包括盛京户部预请俸饷、户部核议与筹拨银两、盛京户部遣员赴京领解等环节，充分反映出清代国家宏观财政调度下中央财政与东北地方财政的互动与流转。
（一）预请俸饷
预请俸饷亦称“请饷”，是“赴京领饷”的首要步骤，即盛京户部在综合库贮实银及预估翌年财政收支情况的基础上，向中央请求相应的财政拨款。
首先，为保证饷银及时拨解，清廷对盛京户部请饷与领饷时限有严格规定。顺康时期至雍正初年，盛京户部于每年十一月前请饷，并依照春、秋两季放饷之期，每年两次赴京领饷。雍正五年，盛京户部侍郎王朝恩以夏季领饷“正值两水”，车辆难行，议准“并作一次领来”，仍按两季分發。①乾隆时期因领饷常有迟误，清廷进一步明确了请饷、领饷时限。乾隆四年（1739年）定，盛京户部十月初旬具题请饷，饷银十二月末前务须解回盛京。②乾隆十六年，正式将请饷时间提前至八月，并规定盛京户部须于十月前派员赴京，限十一月前运回。③乾隆四十四年定制，盛京户部每年七、八月间请饷并遣员赴京，须于九月十五日前抵京，十二月初十日前返抵盛京。④
其次，具体到请饷流程。东三省俸饷采取预拨制，起初，请饷由盛京户部侍郎及银库司官具题请领，自乾隆四十三年盛京将军兼管盛京户部银库事务后，改由盛京将军、盛京户部侍郎联衔具题。预请之时，盛京户部呈报东三省翌年需费总数及银库实存银数，据此声明请饷数额。例如，乾隆三年，盛京户部侍郎双喜等题报：明年预备三陵祭祀及拨发东三省驻防官兵俸饷等应需160余万两，“今查库内现存银四十三万一千余两内，除贮库备用银二十万两不动外，尚不敷银一百四十万两”。明晰请饷数额后，继而呈报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官役名单，以便到时交接。据档案所载，此次盛京户部委派郎中伊灵阿、员外郎穆和琳带领银库官役赴京领饷。⑤
至嘉庆初年，请饷方式改题为奏，同时在内容上增加了报告翌年预收暨可供抵扣款之项。例如，嘉庆五年（1800年）八月，盛京将军晋昌、盛京户部侍郎成书请饷150万两，奏曰：
查（盛京户部）库内……共有银三十六万余两，仅敷秋季俸饷及各项经费银两之用。至辛酉年（即嘉庆六年）春秋二季吉林、黑龙江等处俸饷及出征官兵资装，约须银七十八万六千余两;盛京本省俸饷约需银五十余万两，红白事赏银六万两，冬围资装银一万九千五百两;供应三陵祭祀、采买果品，以及兵部喂马草豆，工程、恤赏、祭祀、埋葬等项经费银十四万七千余两。以上共约需银一百五十一万余两。虽尚有岁收余地租、杂税等项银共十万余两，系每年至岁底始能全收，不能应春秋两季散放，仅可归并下年动用。奴才等再四筹画，奉省实无别项闲款可以动支，合无仰恳天恩，赏发帑银一百五十万两，以备明年官兵俸饷之用。⑥
综上可知，预请俸饷本质上是盛京户部秉承“量出为入”原则，结合东三省历年收支情况与库存情况，向清朝中央提交的财政预算。其核心作用在于明晰请饷数额，请求中央财政拨付补给。值得注意的是，有中央财政作为后盾，盛京户部“以支定收”的请饷原则，与清朝国家财计制度“量入为出”的宗旨恰恰相反。
（二）户部核议
待盛京户部请饷文书递至中央，“赴京领饷”进入户部核议环节，即户部对盛京户部请饷数额进行审批，议定最终拨款数额及其来源（有关部拨外省协饷，详后）。按例，户部山东清吏司掌核东三省钱粮政令。核议阶段，山东司在汇查盛京户部册档、核实库存的基础上，综合比照其历年收支与请饷情形，形成初步意见。随即由户部堂司官等核议拨款数额、具体来源，最终交由皇帝批复。核议过程中，除依照请饷之数拨发银两外，仍有核减与临时增拨银两之情形。
其一，户部依据东三省各衙门奏销册档，扣除应行抵扣之款。定例，东三省各衙门有应缴部库之款，但由于解赴京库往返费时，均令就近解交盛京户部归款。是故，户部核议之时，往往将借支、抵扣各款于“发解银两内照数扣留”。①如雍正元年，盛京户部请领翌年东三省官兵春季俸饷银等54.3万两。户部核议之时指出，盛京户部本年已收存宁古塔将军咨交生息银8.2万两，部拨俸饷应照数核减，遂实拨银46.1万两。②另外，嘉道军兴、国用不敷之际，户部常压缩预请款项以撙节财用。如嘉庆三年，盛京户部请饷110万两，部议“减去银四十万两”，改以盛京户部及奉天府尹库存余地租钱补足核减之额。③
其二，因临时应急或归补借支款项，户部于预请俸饷之外增拨钱款。例如，雍正九年，宁古塔将军奏报地方军费不敷，请求中央拨款。部议以“（盛京户部）现在库贮银两无多”，遂拨部库银30万两，“交与现今盛京户部差来领饷郎中成德领回，行文盛京户部分发吉林、乌喇等处”。④又如乾隆四十五年，户部除拨付东三省俸饷银150万两外，另拨元宝银50万两，用以补足此前修缮奉天城工动支之款。⑤
由上可见，户部核议环节以钱款奏销为基准，通过稽核会计而核定拨款之数，反映出清朝“统收统支”的集权式财政管理模式，更是清朝中央财政与东北地方财政对接的核心一环。
（三）赴京领解
核实应发饷银后，户部预先筹措及装兑银两。待盛京户部委员来京，随即进入领饷与解饷环节。通常情况下，户部自外银库调拨银两给付东三省俸饷。领饷之时，盛京领饷司员、户部银库司员等协同交兑银两。届时，盛京户部银库司员“携带该处平砝”，与户部司员“眼同弹兑足数”。⑥交接完成后，饷银悉数装入工部统一定制的银鞘，并将饷鞘全数“封口装箱，粘贴印花”，一一开单编号，以备究查。乾嘉道时期，除动拨户部库银外，清朝统治者曾屡次拨付内帑供给东三省俸饷。此项银两，即先由内务府广储司、造办处等与户部银库司员弹兑装鞘，继而交与盛京领饷司员按定例交接。⑦
银两装鞘后，领饷官役起运饷鞘，随即进入解饷环节。“赴京领饷”历年领银甚钜，且运途迢遥，为慎重帑项，清廷派遣诸多衙门官役护送，于运送环节层层设防。顺康时期，清廷规定盛京户部“赴京领饷”由盛京户部司员一人领衔，库使一员协助，另派奉天将军衙门护送官一人、拨什库兵丁30人，偕同赴京领解。⑧雍正时期，改由盛京户部银库副关防、司库各一人，带领本库楼军及将军衙门甲军等赴京领饷。乾隆四十年，盛京户部侍郎喀尔崇义以帑项攸关“应设法周防”，奏准裁去司库，改以盛京将军衙门协领一员“协同管解”。⑨道光十七年（1837年），加派吉林、黑龙江将军衙门官兵全程跟同防护。⑩除东三省领饷官役外，清廷仍指派户部、兵部官员伴送出京，以期首尾兼顾。此外，凡运饷途经之州县、旗署官弁，亦有“按站押送，递相交替”的护送之责。至于运饷车辆，由户部牌行五城兵马司雇觅，所需车价、路费均报部核销。{11}
有关饷银押运细节，官书档案记载未详，朝鲜使臣“燕行录”可资参考。由于“赴京领饷”经由两京驿路而行，朝鲜使团于使行往返之途时常逢见运饷车队。乾隆三十年，洪大容等路逢领饷车马，见其皆载“大柜”，中皆贮银，“五十车为一百二十五万两”。{12}乾隆五十八年，李在学亦逢“四十大车载银子往沈阳”，每车“上建小黄旗，书‘上用二字”。{13}道光时期使臣金景善于奉天中安堡“路见大车百余辆，皆载大柜”，称其“为关东兵支放之资”。{14}由此可见，运饷之时饷鞘悉数装箱，且据领饷多寡，拉运车辆数目不等。至于运饷车辆所竖小旗，或系标识，或为编号。
因车多路远、人员纷杂，解饷无疑是“赴京领饷”過程中最为耗时，而又极易出现纰漏的一环。乾隆四十四年，盛京户部副关防和清在京患病告假，高宗以“续行拣员接领，未免辗转需时”，谕令由领饷司员盛京户部主事永泰督办，同时加派户部官员护送。①盛京方面则遴选干员二人前往接护，“沿途文武官员一体照派兵役护送”。②遇极端天气，更须严密设防。嘉庆十年，解饷正值大雨，“道路泥泞，车辆难以速行”，盛京将军富俊乃增派协领二员随同递解。③此外，解饷过程中官役侵盗饷银之事亦时有发生。《户部则例》明载，“赴京领饷”人员有运解之责，“毋许自行开箱”。④雍正七年，领饷兵丁入夜后私自开箱窃银，旋为随行官员拿获。鞫实后，相关人员以“擅离职役”例均被加以重典。⑤乾隆四十一年，盛京户部赴京领取部拨俸饷及内务府拨付备存银共170万两。解运途中，盛京户部副关防勒尔瑾与库使人等伙同侵银分赃，最终引发盛京户部银库亏空案。⑥
待饷银运抵盛京，“赴京领饷”流程结束。其后，盛京户部银库官员拆解饷鞘，将银两收兑入库，盛京将军、盛京户部侍郎则全程监督，“眼同该关防等装箱，粘贴将军、户部印封”。⑦银两收贮后，吉林（宁古塔）、黑龙江二省应需饷银，则由盛京户部“转行给发”。⑧每年十一月，两将军各派协领、佐领等预赴盛京守候，俟饷银押解至奉天，由其各自领回，存贮将军衙门银库。⑨此中，盛京户部起到了财赋中转的枢纽作用。
三、“赴京领饷”的缺废与东三省俸饷筹措
得益于雄厚的国家财力，清前期盛京户部“赴京领饷”制度呈常态化运转。伴随中央财政的源源接济，东北地方经费充实而稳定，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大为改善。⑩但另一方面，不容忽视的是“赴京领饷”制度为东北地方所带来的财政依赖之弊。由于东三省财用长期以来主要依托清朝国家财政补给，而未能通过新辟财源及财税扩张等手段实现地方经费自筹，导致对中央财政援助的高度依赖，为晚清东三省财政危机埋下巨大隐患。
清中后期以来，军需、河工、灾赈等经制外支出剧增，清朝国库见绌。岁拨东三省俸饷愈发无从如额以给。为保证“根本重地”经费所需，清廷除依循“部拨”，仍多方开展财政调度，或调拨内务府款项，或指拨直省地丁、盐课、关税等。其结果是，“赴京领饷”之于东三省俸饷筹措的角色、作用不断弱化，渐趋为外省协饷所取代。随着“赴京领饷”制度的缺废，东三省财政规模由盈而缩，加之其对外部财政补给的高度依赖，东北地方财政屡屡陷入危机。
嘉庆朝是“赴京领饷”制度由良性运转至运作不利的过渡期。其先后经历了从常态到中断，续因财力缓解而逐渐规复的嬗变过程（参见表2）。大体而言，嘉庆前期为平定“白莲教”，清朝国库日绌一日，东三省俸饷筹措益艰。如预筹嘉庆四年东三省俸饷之时，部议将预请数削减近四成，仅实拨银70万两。此后数年间，清廷将户部库银优先留备平定“白莲教”军需，仁宗乃多次降旨动用盛京户部“永远存贮元宝银”支发东三省俸饷，“赴京领饷”持续中断。{11}至嘉庆中叶，虽军务渐弭，而国库仍不甚充裕，“赴京领饷”乃旋停旋启，内务府拨款与外省协饷则较多地参与到东三省俸饷筹措中。如嘉庆十三年，盛京户部预请翌年饷银120万两，部议照数拨发，而仁宗以库款拮据，降谕：“所有东三省俸饷，着该部于外省各关税筹拨银数十万两，即由各该处解赴盛京交纳。”经户部筹议，指拨天津关税银及河东、长芦等处盐课银凑补俸饷。①至嘉庆后期，河工、军需等非经制支出相对减少，中央财政压力有所缓解，盛京户部“赴京领饷”旧制得以恢复。不过，与雍乾时期相比，此时东三省俸饷筹拨不再由户部独立承担，而变通为户部与内务府协拨，②或酌量垫用盛京户部存贮款项。如嘉庆二十一年所拨饷银160万两中，户部拨银100万两，余银60万两由养心殿造办处、圆明园银库、宁寿宫银库等凑补。③要之，因嘉庆朝中央财力见绌，历年东三省俸饷灵活采取部拨、内务府财政援助及外省协济等筹措手段，“赴京领饷”旧制已难为继。
道光一朝，清朝国库“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财用紧绌更甚。④为供济东三省俸饷，清廷仍综合调拨户部、内务府、各省及盛京户部款项凑补。但较于此前，协饷调拨频次及规模均甚之。外省协饷已成为东三省俸饷来源的主体，“赴京领饷”退居次位。从历年俸饷筹措情况来看，道光初年“赴京领饷”之制尚能存续，但接踵而至的水患河工修造与回疆军需致使清朝中央财政进一步吃紧，无力负担东三省饷需。如道光三年盛京户部请饷110万两，宣宗即以国库不敷，谕令调拨浙江、湖南、山东、山西藩库地丁，及九江关、浒墅关关税银凑拨东三省俸饷。①至道光四年筹饷之时，户部奏报外库仅存银520余万两，支放京师八旗俸饷及杂款等尚形短绌，不宜再向盛京户部拨付巨额俸饷。最终，部库仅拨银30万两交与盛京户部官员赴京领回，余款则动用盛京户部元宝银100万两。②道光中叶，清朝财力不济的局面仍未有明显改观。而观之历年东三省俸饷筹措，由“赴京领饷”所得占比愈少，取之各省地丁、盐课、关税等之协饷占比愈高。鸦片战争后，清朝财政困顿，“赴京领饷”在户部与内务府财政的协作下得以勉力支撑，但二者凑拨之款多不足以负担每年俸饷之半，筹款主体全赖于外省协饷的竭力支援。如道光二十六年，东三省俸饷124.6万两，除拨内务府广储司、造办处银30万两外，其余90余万两均系外解各省地丁、盐课等项，协饷占比高达75%。③
咸同以降，清朝国库亏空已极。清廷将东三省筹饷的财政重担全面摊派至各省，“赴京领饷”之制完全废弛，东三省俸饷筹措主要依赖外省协饷。④为筹措东三省俸饷，户部依循“开源节流”的思路，一面令东三省将所有应征款项“尽数抵充该省俸饷”，⑤一面将筹饷压力分摊至更多的省份，指拨之款亦由先前之地丁、盐课、关税，扩及厘金、旗租以至驿站存剩银、河工存余银等。但随着战局的演进，各省尚无暇自顾，更疲于应对各项筹饷任务。接到解饷部文，“或将例解银两借词任意迁延”，或告以罗掘已空、无款可筹，甚或屡催罔应。⑥例如，咸丰二年（1852年）十月，部拨九江关税银13.3万协济盛京户部，监督义泰方筹得银6.5万两即被粮台截留，户部遂改拨长芦盐课抵解。而余银6.8万两，却因各处屡请改拨而成为欠饷。⑦又如咸丰四年，部拨东三省俸饷98万两，至次年五月实际解到者未及半数。据盛京户部奏报，河东欠解盐课银25万两，山东未解地丁等银13万两，陕西藩司、长芦盐政及天津、九江等关协饷亦有不同程度的积欠。⑧至咸丰末年，各省欠解盛京户部历年东三省俸饷已达120余万两。⑨至同治九年（1870年），盛京户部仅存银3700余两，无力维持最基本的财政运转。⑩
伴随“赴京领饷”制度的终结，东北地方财政运转失去了基本的制度保障。而外省协饷的筹饷模式，则致使东三省沦为被动“受协”省份。{11}光绪元年（1875年）迫于盛京户部库款空虚，盛京将军崇实奏准酌定“东三省的饷”70万两，归入户部大饷，作为各省每年必须按数筹解之款，再由奉天派员赴户部支领。{12}然而，从筹饷情况来看，户部仍采取指拨协饷的方式，令各省垫付“的饷”，甚至按照各省收支大略预行指拨预收款而非实在贮库银两，不惜寅吃卯粮（参见表3）。此外，光绪初年正值东北边防孔亟，清廷除拨付东三省俸饷外，每年仍加拨北邊防经费、东三省练兵费数百万两。相关经费筹措实际仍摊派至各省，故在很大程度上对东三省俸饷筹拨造成一定的挤压。在空前的财政压力下，各省经费支绌可以想见，协饷积欠是以日甚一日，“叠经奏咨严催，终未扫数清解”。①至光绪末年，日俄战火蔓及东北，边疆形势岌岌可危。东三省官兵因兵饷短绌而兵心涣散，“武备难期振作”。②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事变后，盛京户部银库被俄军占据，“旧有款项业已荡然无存”，一切财政开支只得敷衍了事。③至光绪三十二年，各省协饷积欠已逾370余万两，东三省经费奇缺，财政近乎崩溃。④
“赴京领饷”缺废时期，各省协饷的解送大致有两种情况。其一，户部核议盛京户部预请饷银之时，将分拨银两分别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各按应需数目，指款专拨”。⑤届时，各省将协饷解送至奉天，由盛京户部收贮。俟饷银全数报解，再由盛京户部知照吉林、黑龙江将军派员领解。⑥其二，各省先将协饷汇解于直隶，续由直隶官员解送至盛京户部。如道光四年，各省协饷到境，直隶总督蒋攸铦即遣员将饷银分15批递解出关，于奉天宁远州交送盛京户部。⑦咸同以降，协饷解送又发生一些新变化。例如，由于军兴后现银运送不畅，官运官解的协饷转由地方票号汇兑。⑧再者，随着晚清海运业的兴起，海路与陆路解饷方式并行，如同治十三年，浙江筹拨地丁银2万两“解沪附搭轮船运津”，再由天津解至盛京户部。⑨
综之，随着清中后期以来“赴京领饷”制度的运转失灵，东北地方支柱性财源乏匮。制度缺废与经费竭蹶的财政困境不仅直接影响到清廷在东北地区的施政效果，更对东北地方经济、社会、民生、边防等造成极度消极的影响。
四、结论
财政为庶政之基。“赴京领饷”作为一项财政制度，其嬗变与清朝财政盈缩有着密切的因应关系，对清代东北地方财政运作、中央与东北地方财政关系演变，以及清朝东北边疆经略产生深远影响。
“赴京领饷”始于满洲入主中原后对“根本之地”的经营与维护，是清朝统治者培护满洲根本、推行东北边疆治理的政治产物。基于本地财赋入不敷出的现实需要，清政府以国家财政为后盾，对东北龙兴之地施以丰赡供养。从制度发展脉络上看，康雍时期随着东北边疆治理的推进，清廷因地制宜地对“赴京领饷”的运作规范加以调整。经因革损益与不断完善，乾隆时期“赴京领饷”各项规制渐趋合理化，并形成定制。制度建构的同时，得益于清前期中央帑藏充盈，清朝国家财政通过“赴京领饷”的有效中转，源源不断地补给东三省军事、行政与社会、民生所需，不仅极大地缓解了东北地方需费而无帑的财政困局，亦为维护地方基层社会运行，保障清朝大后方秩序的稳定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清中后期以来，清朝财政日趋恶化。中央财政补给的波动导致“赴京领饷”制度由平稳运转而脱逸旧轨，东三省俸饷筹济维艰。财政绌乏之际，清廷多方调拨国库、内帑及各省协饷，三者间的彼此协调反映出清代国家为筹措东三省经费、推进边疆经略的不懈尝试。但受制于财力匮绌，户部、内务府与省级财政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产生裂痕，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赴京领饷”的制度演变。咸丰军兴后，“赴京领饷”制度已名存实亡，取而代之的协饷因户部财政调度能力的衰弱而失去“酌盈剂虚”之效用。自此，东三省俸饷筹措日益成为清朝中央与各省地方沉重的财政负担，东三省经费支绌甚至数度陷入财政危机。
清末新政时，清政府从行政体制、财政管理、兵备边防等方面着手，挽救危局。财政改制方面，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先后裁并盛京户部、奉天粮饷处、税捐总局等财税机构，改以奉天财政总局统筹全省之财政。光绪三十三年，奉天、吉林、黑龙江改立行省后，三省各设度支司作为本省财政总汇之枢，具有近代意义的地方财政运作格局初步形成。在整合财政机构、统一财权政令的同时，东三省仍通过筹办垦务、发展实业、振兴商务、整顿币制等举措大力推行经济新政，财政收入规模不断扩张，不仅逐渐实现地方经费自筹，摆脱了对中央及外省财政援助的严重依赖，东北经济亦由此向近代化迈进。①
【作者简介】何永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清代财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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